党支部书记、一把手…… 我一直是编翻译稿的,对著作稿的编译不太熟。从干校回京后虽然主持过历史编辑室,但大都是通俗读物,而且当时是彻彻底底的“为政治服务”,很少有学术性的事情。至于编期刊,尤其外行。 现在一下子到了“思想解放”的第一线,当然很惶恐。但是,上面很看重我,让我当编辑室里的“第一把手”后来又是编辑室里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老前辈一大批,但都不是专职人员,是兼差。而且,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老前辈越来越忙,外面兼职日益增加,包括范用在内,都不大顾得上我们了。 我有五十年代上半期人民出版社党的领导(曾彦修、王子野、陈原等)下管理三联编辑部的经验,知道做事要适当放手。这实际上也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经验。我于是拼命侍奉几个党外的老前辈,如冯亦代、史枚、丁聪等。我的确是小心侍奉他们,这不仅是工作需要,也因为他们确有可学习之处。例如冯亦代,这位老先生对文化界的熟悉,鲜有其比。只要遇到文坛上的麻烦事,他总有善解之途。至于史枚,寡言少语,然而从五十年代直到现在,我一直待之如师长,他对我是很放心的。因此,他乐于同我说真心话,知道我不会泄漏。 编辑部里,唯一会与我作对的,是一位包遵信先生。包兄原在中华书局,后来调入出版总局的审读室。当时《读书》杂志名义上是同出版总局审读室合办的,所以他常驻编辑室。此公个性极强,不善与人相处。他是学中国古典文献出身的,有专业训练,自然更不把我看在眼里。他出口必说:你懂什么?知道我是工人出身,又偏偏当上支部书记和行政领导,所以极不服气。他处理稿件又极专断,不讲情谊,没一点客套。但我也有对付之法。主要是,在有他在一起议事时,我常常讲那些“三脚猫”的外国话和外国故事。陈原老人家当然听了很知情,冯亦代当然会同情,史枚也不反对,这位“小老包”(有时还加上范公)只能瞎瞪眼,眼看着我的意见被通过。这类招数,说实话,多半得自陈原,但只是身教,并非言传。 后来,这位包大人日益走红,兼职日多。他主编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年头的重大贡献。不久,他又得到别的委任,于是就离开编辑部了。不论如何,此公思维敏捷,行动果断,实在少见。但是另一方面,又喜独断专行。在他眼里,我自然只是一个“伪君子”而已。但是我不觉得难受,能把这摊子维持下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