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域里“二主”下的一仆 一九七八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改革开放了,大家都想做点事,我当然不甘心只担任一个资料室主任的闲职,内心不免骚动。何况,“文革”中要整垮我的几位,有的以后比较得势,在单位里当了领导。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在那里待下去了。当时,我比较接近的出版界的元老是陈原,跟他比较熟,于是向他多次要求到他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在一九八〇年初某一天下班的时候,范用找我谈,他说,听说你要去商务印书馆,现在不必去了,我让你留在这里负责《读书》杂志。我马上去跟陈原商量了一下,他同意了。事后我想,这大概是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的。 《读书》杂志的创办,我早已知道。范用在早些时候还问过我,他那时要调一个人到编辑室当主管,问我谁合适,我没回答。他又问我董秀玉行不行。董秀玉过去一直在出版部门,没有在编辑部工作过,所以范不了解。她在“文革”中也同我一样,参加过造反派“遵义兵团”。大概有人向范告发,说她在那里做过一个惊人的事情,就是整理过三联书店的“黑材料”,其中认为“三联”是“黑店”。范用问我有没有这情况。我向范解释,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至多是受骗上当。范用于是同意她到《读书》杂志来。 一九八〇年三月,我正式调去编《读书》杂志,职务名称是新成立的“三联编辑室”主任。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读书》杂志的实力十分雄厚。名义上是出版局研究室(那时的出版局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出版署)的杂志,由人民出版社代管。总头头是陈翰伯兼。他是老党员老干部,当年出版局的代局长,燕京大学毕业,埃德加斯诺的老学生。斯诺当年到延安,据说就是他张罗的。他一直在国统区工作,是一位老报人,国际问题评论专家,笔名梅碧华。但他在《读书》杂志不出面,居幕后,出面的是陈原,担任主编。但是陈原还要管商务印书馆,又是文字改革和世界语方面的领导,没有多少精力能放到《读书》杂志上来。因此,在实际事务上,范用起很大的作用。他没有任何名义,曾经一度担任过副总编。可是他起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比陈原大。他名义上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之所以进去工作完全是他安排的。他脾气耿直,人缘不佳,跟很多人有矛盾,跟陈原也有矛盾。我去了不久他就跟我讲,要我听他的,不要听陈原的。这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面临的一个僵局。我在组织上是范的系统,可在思想观念上一直同陈原比较一致。范用了解这些,所以特别警告我。范用还说,陈原要是有什么想跟当局和现状妥协的主张,你不要听他的;你可以问问他,创办《读书》杂志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我猜想,大概创办之初他们老头商量的时候,大家都讲过一些激动的话。我是范用系统的人,可以说一直是在他照管下工作、成长的,而这次又因我求陈原谋事,由陈原推荐给他。所以,由这开始,就注定我要处于一种“一仆二主”的处境了。 这些老头办《读书》杂志,有其历史原因。陈翰伯在四十年代就办过这名称的杂志。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是解放后的名称,过去这“三联”中的一“联”,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办有《读书生活》杂志。范用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解放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读书》,是那里唯一公开的刊物,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现在,老人们把《读书》定性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主管出版工作的领导人以后对我说过,这个刊物这么定性,只因为陈翰伯的原因才能被批准。因为照中国当年的规矩,只有像《红旗》那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 我那时搞出版尽管已有近三十年,但是从没编过杂志,更没有编过性质那么重要的刊物。现在忽负重任,加上头上已有“二主”,简直诚惶诚恐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