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本出版的小集子取名为"心路历程"。当时这个题目好像是我自己创造的，而后又由余光中翻成英文The Journey Within，已成常用词了。（不知道我是不是该有版权？）当年写《心路历程》还是壮年，一晃眼，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也许是应当回顾自己心路的时候了。 "我们走过的路"对我而言，也许有些反讽的意味，因为不是能走路的人。但是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也有许多心灵的路程，必须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踏过去。大多数人在心灵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坎坷崎岖，同时也可能经历到在坦途上奔驰的乐趣。可惜的是很少人有机会去反省自己的过去，回顾已经走过的漫长路程。这次是一个机会，让我着着实实地回头想想，这大半个世纪我曾走过什么样的道路。 什么叫轰炸，什么叫流亡 当然，没有一个人能完全记得他幼小时候的所见所闻及所思。在我的经验中，我真正有意识的心灵经验，似乎是在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之前的一切都显得模糊了。可是我永远忘不了的是有一天早晨，家人带我到大门口，说是今天我们要送刚到的军队出征上前线。我也看到家人忙忙碌碌地煮开水，把一桶一桶的开水提到门外去。站在门边台阶上一望，一排一排坐在地上的军人望不见边，他们的步枪一堆一堆架在路边上，像小山似的。身上挂了两颗手榴弹，交叉着两条子弹带，背上都有背包。这是湖北的沙市，时间是在七七事变后不久。从早到晚，一批批的战士步下码头，登轮往江下驶去，而另一批部队从街的那边来接替刚开拔的那一批部队。父亲在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些人是真正的出征了，不是调防。母亲口念佛号，说："阿弥陀佛，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够回来。"平常她是不宣佛号的，但是那天，我看见她很虔诚地为这些军人在祈祷。很快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轰炸，很快地我们就知道什么叫流亡，很快地我懂得母亲所说的"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还能回来。"这个鲜明的印象，使我领悟到生与死的界限，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当时年纪还幼小，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只晓得这些人成批成批地开拔出去，或许永远不回来了。这幕景象，从此切开了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下一个阶段就是八年的颠沛流离，八年的炮火与灾难。过了没几个月，我们必须从沙市撤退，江轮上万头攒动，早就没有插足的余地，江轮已经开航，无数的小划子还是载满了人，在拼命地追赶已经开动的轮船。轮船边上满满的是长长的船篙，搭住了江轮的舷，盼望还有一线机会，可以送一两个人上去。没有警报，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一次次地俯冲，一次次地绞射！甲板上和江面上，处处都有鲜血，处处是死伤。往后，在万县的大轰炸里，我又一次见到血光与死亡。从防空洞回家的路上，这边的电线上半个尸首，那边的树干下一条大腿。女尸的头已经没有了，婴儿还在哺奶……一次又一次，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竟必须要从这种残酷的景象中，学习到何谓人生，也学习到是一个中国人就躲不过炸弹与机枪；死的人没有任何罪，只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父亲以仁者用心平衡我的黩武思想 在抗战期间，我没有进学校，也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我的教育片片断断，并不完整。不过先父的书架就是我的书房。先父出身海军，尔后担任文职，对史地特别有兴趣，因此我也得到机会，接触到许多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因为我没有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阅读大半是自己瞎摸而来。父亲常常只告诉我说："这本书你可以自己看看"，"下面这篇文章你要多加注意"，他并没有解释文意和辞句给我听；他给我的指导，是文章里的意义。我记得在重庆南山万松丛中，一盏油灯，父亲在阅读，我在书桌边上打横，也在尝试阅读。父亲最喜欢阅读的一些书籍，包括古代名将的传记，以及名臣的奏议，在碰到比较不常见的人物时，他会解释这些人的背景和作为，因此那时候我居然有机会知道吴玠、吴璘、辛庆忌这些人的事迹。马援、岳飞当然更常见了。从他自己阅读的地理书刊，我也逐渐知道中国边疆上屡次外人侵略的路线，以及中国人抵御的方式。当时我记得自己的一个"游戏"，是在中国的北方边疆地图上，一次次设计纸上作业，在那些地方抵御俄国的侵略；我也曾有野心，梦想今生能够让我派遣一支舰队开到泰晤士河口，要求英王出来道歉。幼年时候的梦想，今日回顾自然是幼稚不堪，而且强烈的民族主义已经狂妄到近乎黩武思想。不过，这也是人生成长过程的一段，是对是错，这段经验还是影响了我以后对事情的看法，以及我的性格。也许是受我身体的限制，不能在外面跳跳蹦蹦，所以少年时的侵略性，必须借强烈的黩武思想得到宣泄。 先父喜欢阅读名臣奏议，也喜欢解释给我听为何这篇奏议要如此写。我记得好几次他批评宋代名臣，品格都没有问题，但是都有责人太严的毛病，往往缺少一点宽容之心。他常摘出欧阳修《泷冈阡表》里的一句话："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他也常常引用"苟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些教训，使我慢慢了解何为仁者的用心。也许是先父已见我有一些黩武思想，所以特别提起这些宽容的思想来平衡我的偏差。 卷入同学间的政治辩论 胜利还乡，我进入无锡的辅仁中学就读。学校坐落在东林书院的隔壁，校区和书院只隔了一线短垣。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内战已经很激烈了，学生之间也已经因政治歧见而有许多的冲突。我也不例外，一样被卷入当时同学间的政治辩论中。辩论终于升级成为政治斗争。左派右派的职业学生及两派盲从的群众，不断地想要争取属于中间的学生。那时候我才真正体验到政治之可怕：昨日可以信托的朋友，明天变成背叛你、污蔑你的一个仇敌。我们的导师李康复先生，常常以东林先贤来规劝我们，我那时候还未能真正地明白政治的歧见，为什么非要演变成人身的攻击？明代东林的学者，都是政争的牺牲品，而眼前在我四周，又有那么多活生生的政治闹剧在上演，我才知道，理想常常可以被误用、被歪曲。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少年，本可以无忧无虑过一段欢乐的岁月，只是读读书、唱唱歌就够了，可是那个时代的青年，谁也不能逃避残酷的现实世界。 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 在台湾，进入大学才是心灵上得到真正解放的时候。在台大历史系，我有幸受教于当时最好的老师。从大学的历史课程里才知道文化的演变有其来龙去脉，也明白了思想不能纯粹从信仰而来，思想要从思考发展。举一例说，沈刚伯先生的西洋史，第一次引我进入宏观的历史，知道那些古文化是如何起落的。又譬如说，在劳贞一先生的秦汉史课堂上，我们常花上连续好几个星期，只在聆听他老人家考证玉门关的遗址。虽然玉门关不应当是秦汉史的全部，然而从他的研究过程，我们学到如何处理史料，如何判断证据。在李济之先生的考古学课上，无数青铜小刀的形状排成长长的表，看上去琐碎，然而它却真正教导了我们怎样从零碎的现象中归纳出文化演变的趋向。师恩深重，许多恩师的教诲，不能一一列举。我感激的是，他们不仅在专业的知识上教育我成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他们更在宏观微观双方面教导学生怎样思考、怎样判断、怎样分析与综合。 在美国研究所就读时，我的课程有极大的弹性。当时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集合了全世界包括埃及以及近东古代史的菁华。从对近东及埃及的研究，我才逐渐脱离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这是另一次的解放。从那以后，自抗战以来的文化沙文主义思想，才变成了只是幼年的一部分回忆。因为学校安排我住在神学院宿舍，我有幸与同住的舍友们交换宗教的讨论。那五年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打碎，又一次一次地重建。这番经历，我想是人生难得的经验。今天我有什么宗教信仰是次要的问题，我珍惜的是自己捣碎又自己拼合的反省过程。 还有继续成长的机会和需要 最近十余年来，我在海外执教，教的是中国史及古代世界史，也因此必须经常地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框架内去思考。听课的都是美国青年，对他们而言，古代东方太遥远了，所以我必须将历史与现实经验作比较，使他们能够了解历史对今日的意义。人类的文化经过许多文明相互交流，最后达到今日的全球性文化。这十几年来，真是所谓教学相辅，每多讲一次课，也等于给自己多一次思考，使我一方面记住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另一方面也是世界人类中的一个成员。我的性格当然是在中国文化中浸淫孕育而成，但我依然必须活在今日的世界大环境中，学习与其他文化孕育出的另一种人的相处之道。 现在我已经将近五十八岁，在中国旧日的观念里，可以算是老头子了！但我并不认为我的性格和思想已经定型，我还继续有成长的机会和成长的需要，还有更长的道路需要我一个脚步、一个脚步踏过去……人不可能离开他当时大环境的一切，归根结底，所有的经历总会变成他性格的一部分、思想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