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的同学们,每谈到志愿,不是说我要做什么吏,便是说我要当什么官。当官为吏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而我却认为官吏都是强盗、是坏人,视之为自由民权的敌人。所以与其说他们讨厌我,毋宁说我更讨厌——不,不如说蔑视他们。可悲的是众寡悬殊,四面都是官军,只有我一个人是贼兵。不仅不能进求一战,还不得不经常退居于防御的地位。并且在教员当中还有两个梳发髻的神风连②的余党。尽管他们是温厚诚笃的君子,但在我这胸怀狭窄的自由民权者心目中,觉得受他们的教诲,就如同向敌人求怜乞食一样,非常不愉快。于是在四面楚歌声中,我想出了一条妙计,托辞说服母亲,想从这个环境逃脱出来。逃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位于诧麻原头③的大江义塾。在当时顽固守旧的社会中,唯有它别树一帜,鼓吹自由民权思想以培养人才。 大江义塾是德富苏峰④先生创办的私塾,于是我就成了苏峰先生的弟子。先生是自由民权主义的鼓吹者,他采用极端自由放任的教育方法。先生不准弟子们称他为老师,令直呼他的名字。因此我们不称德富老师而呼猪一郎先生。课程虽由教员和猪一郎先生规定,却没有制定任何塾规,因而学生们便自己议定了塾规。这就是所谓“自治之民”了。同学们莫不乐于遵守塾规,奋勉学业。有的凌晨即起,足踏寒霜练习击剑;有的三更夜半,卧在被中探头读书。既有淇水老师⑤手抚白髯坐在破席之上讲授《道德原理》,又有猪一郎先生口沫横飞地讲述法国革命史。而且每逢谈入佳境,学生们便不由得呼啸起舞,甚至有拔刀砍柱者。尽管如此,猪一郎先生对这近乎狂乱的举动,并不制止。难怪我有脱出重围回到家园之感。特别使我惊异的,是每星期六举行讲演会的情景,不仅是年岁大的学生,甚至十二三岁的黄口孺子,也成了讲坛上的辩士。人人以辩士自居,理无不可,但其滔滔雄辩,却使人惊异。滔滔雄辩亦不足为怪,而其口中竟常征引罗伯斯比尔、丹顿、华盛顿、克伦威尔诸人的事迹,摭拾柯布甸与白莱特⑥的学说,眉飞色舞、反复驳难,真使一派天生的自由民权家也为之逊色。我当时虽也自认是自由民权家,唯仅知自由民权为好事,所谓大将豪杰与贼军叛徒者,与自由民权并不背离而已。至于其他,就不大了了。更何况什么克伦威尔、罗伯斯比尔、柯布甸、白莱特等,简直毫无所知。所以我虽然很想登讲台发表议论,却又无话可讲,于是唯有装病推托,或借辞登山郊游来逃避。我这天生的民权家,至此可谓技穷计绌了。 不错,大江义塾的确是我的理想之乡,不,是处远比我的理想更进一步的自由民权的天国,因此我非常庆幸能得其所。只是,星期六的演说,是我唯一担心的事。托辞患病只能逃避两三次,到了五六次也就不好意思了。那么主动地登上讲台吧,怎奈又无话可讲。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便自创一说道:“人到了必要的时候都能成为雄辩家,但是,事先练习,却不过是优伶之所为。”我这样高抬自己,才得维持自己是天生的自由民权家的声价。而这种论调终于变成了我的新信仰,并进一步把修炼文章也归纳到这个理论中去,而放弃了钻研。我的文章所以拙劣,是有原因的。 我既然把练习讲演和修炼文章都看作是艺人的勾当,所以以前使我黯然失色的那些讲演家和文学家,在我的心目中现在也都是艺人了。也就是说六十多个同学,无一不是艺人,这还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呢?由是敬畏之心,一变而为轻蔑之念。不久,又有一个疑问涌上我的心头。他们开口便倡自由民权,提笔就论忧国爱民,公然表示为此不惜牺牲。他们的内心果真如此吗?这样就把一个本来应向自己提出的疑问加于他人,应向自己责问的难题求诸旁人。这究竟是为了发现他人的短处以自我安慰呢,还是想要看见旁人的缺点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由于有了这个疑问,便读不下书、睡不着觉,以致心烦意乱。我终于去找我认为是塾中第一个真诚的人松枝弥一郎,请他给我解开这个疑团。我问道:“你为人真诚我是知道的,但是,不惜一死来报效国家,造福人民这种言论,是否出自真心,而无半点私情?或者是多少受到一些功名心的驱使呢?请你对我说出真情实话。”他听罢,哈哈大笑道:“一个人岂能没有名誉心呢?人的一切活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名誉心。以我来说,全身为的都是名誉心。”他的确吐露了真情。我听了这番话不胜惊愕,想不到他这样的人也竟然如此!因此我又问道:“那么,猪一郎先生呢?”他断然回答道:“猪一郎先生追逐名誉之心比我们还要强烈。”这时我脸上可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他似乎有意安慰我说:“不必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劳神!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只要能立大功,扬盛名,则死亦何憾?何必再顾虑其他呢。”然而,这些话并不能安慰我的心。我想,如果说为国家人民而死,那才是崇高的。如果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死,岂不是一种利己主义吗?是的,他们是所谓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连猪一郎老师也是如此的话,那么天下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我便成了一个独断的推理家。也就是说,我不仅蔑视同学,还蔑视了猪一郎先生。不仅是猪一郎先生,甚至也蔑视了天下的志士和古今英雄豪杰。不久,我反躬自问,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做了检查,发现我不知自由民权为何物,而竟大言不惭;不辨权利平等为何事,而竟放言高论。于是我的疑问便在一瞬之间,顿然解决。我不过是自由民权的奴隶,较之空弹珠泪、演说自由民权的同窗同学,更为卑鄙可怜。为此,我就不得不以蔑视同学的心情来蔑视自己了。是的,我蔑视自己。结果就颓丧失望,苦闷忧郁,以至于寝食俱废。呜呼!我抛弃了假我,却没得到真我。此心恰似断线的风筝,飘摇于空中,不知所之。此身宛如失群的羔羊,哀鸣于荒野,无所适从。最后,竟至于自暴自弃。以为在这五六十年的浮生中,哪有什么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唯一可做的,是任凭意之所欲,情之所动,了此一生而已。我拿起照别人的镜子自照,却发现了自己的丑相,不知不觉地陷入人生哲学的大怀疑之中。 啊!自暴自弃,是一个人最危险的境地。人到了无所求,无所欲,就会无所不为了。天下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住它呢?然而当他走不到应到的地方,取不到应得的东西,胸中便会为一片悲愁所填塞,内心便有说不出的苦楚。以苦逐苦,迷乱自生。迷苦错综,与日俱增。这样最后就会变得自暴自弃。在自暴自弃的内心深处,常会燃烧着悲观的火焰。但当这悲观的火焰在燃烧时,一旦触到真机,反可豁然进入正道。要不然,也就不过烧死以终罢了。因此我说,自暴自弃不一定是致命伤。这正是生死一发的歧路,唯有命运之神在主宰着。 我已经成了自暴自弃的孺子,站在这最险最苦的境地,我所为何哉?我好上了酒,故到市中去买醉。又思吃美味,故甘犯塾规,到鸡牛肉馆去大嚼。血气方刚,情窦初开的我,倘若当时有点金钱,又有同伴熟悉门路,说不定已经成为青楼买欢的狎客了。但是当时我一个月只有三块钱,连鸡、肉、浊酒尚且不能饱餐,又怎能作北里之游呢?但若要勉强而为,也未尝没有办法,那就是干盗匪去。我既然已摆脱了名誉的束缚,且进而冲破道义的藩篱,眼中再哪有是非善恶之分。加以自弃的情绪昂扬,就算做盗匪,于理亦无不可。然而我终能悬崖勒马,回顾过去,这是我稍觉安慰的事。 我原本认为是自由之乡的大江义塾,现在却变成了束缚我的不自由的地方。大江义塾的骗子们,看见我带着酒气归来,便大加责难。那些名誉的奴隶们,知道我出入鸡牛肉馆,更以恶言相向。而我这个自暴自弃的小子也瞧不起他们,不愿在那个环境留下去。于是我便借口学习德文,骗过母亲和大哥,离开了大江义塾,飘然一身,到首都去过流浪的生活。 【注释】 ①大江义塾,为明治初年欧化主义者德富苏峰在熊本所设的私塾,广泛传授和、汉、洋三种学问而以政治为教育的重心,兴盛时有学生三百名。师徒均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充分发扬自由自治的学风。滔天于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八月入学,至翌年三月仍有缴纳学费在学的记录。 ②神风连,亦称敬神党,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年)在熊本地方组织的政治团体,尊崇神道,排斥外国人,认为明治政府的政治有辱日本国体,掀起暴动,袭击镇台和县署,但不久即被平定。 ③诧麻原头在熊本市东部,现为熊本飞机场的一角。 ④德富苏峰(1863-1957),名猪一郎,熊本人。熊本洋学校及同志社肄业,为基督教徒。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创立大江义塾于乡里。早年思想相当西化,受英国曼彻斯特派学说影响甚深。后至东京创刊《国民新闻》及《国民之友》,逐渐转为国粹主义者,倡国权主义,为军阀侵华多所张目。 ⑤淇水老师,即德富苏峰之父德富一敬(1822-1914),德富家世代为肥后熊本藩的卿士,在横井小楠门下受汉学,担任大江义塾的汉学教授。 ⑥柯布甸(Richard Cobden,1804-1865)与白莱特(John Bright,1811-1889),十九世纪英国曼彻斯特派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贸易,要求废除谷物法。明治前半期,在日本显彰二氏的学说者为德富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