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百色张发奎的司令部开了一个庆功会,我是跟着我父亲去的。我坐在下面。那些国民党高官在台上大吹了一通抗战的功勋后,我父亲也在台上发言,他竟然大骂国民政府的这些军政要员不抵抗,把这些将军一个一个点到。他说:“向华(张发奎的号)你无能啊,特级上将,指挥不力”;夏威“不威”,“威在哪里啊?还利用军车做生意”;“韦云淞,你弃城而逃,不顾抗战”。后来,听说张发奎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杀掉我父亲,但蒋的一个亲信反对,他说我父亲在教育界威信很高,怕社会影响不好,不妨利用他的刚直做点事情。因为蒋介石没有下暗杀令,所以他们在下面也不敢把我父亲怎么样,我也不用担惊受怕,反而觉得骂得很痛快。张发奎他们虽然心里恨他,但对他还是得笑脸相迎。 1948年我父亲因病去世,临死的时候,他交代两条遗言:一是,他一生从事高等教育,希望他的八个儿女都也能受到高等教育,他嘱咐我母亲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个是,他身无分文,也知道家里面没钱,要我们千万不要离开桂林,讨饭也要在桂林讨,如果回到北平难免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桂林至少还有很多人相熟。他还说,不久就会解放,解放以后你们的生活必然会安定的。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们上学要靠奖学金、助学金,多少年来,就靠我父亲的朋友,主要是马叙伦、郭沫若、李达这三个人帮助,他们月月寄钱给我们。我读书读到一半就解放了,后来就靠助学金上学。说心里话,如果没有共产党,我们这八个兄弟姊妹绝对是完不成学业的。 吕铃: 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四川老家。日本投降的时候,我坐车回重庆的学校,看见大家在狂欢。我母亲总是说,你父亲再晚走那么几个月,就能见到今天了。母亲的这句话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 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就带着我回到了她的娘家四川铜陵。我母亲家是个有钱的财主,回到老家以后,一开始生活还可以,很多亲戚朋友对我们母女非常好,母亲见人就送东西:我父亲的军装、衣服都送亲戚了,还有她结婚时候的一些衣服,那候丈夫死了不可以穿红的了嘛,也送人了。当时手上也有几个钱,有点黄金,可是,七弄八弄不久就什么都没有了,黄金也没了。有人叫她去做生意,结果遭土匪抢了,没钱了,我们家的这些亲戚朋友开始一天天疏远我母亲。后来没办法,她只好靠织毛衣、纺棉花维持生活。后来就越来越差了,亲戚朋友不上门,没办法,我母亲就做点小生意,靠炒蚕豆啊、炒花生啊、做米酒啊维持生计。母亲总是哭,有一段时间还沉醉在打牌里,日子简直没法过。我的心情也压抑,一直到了十六岁我才会笑。那是在重庆,当时我母亲在人家里当保姆,有一次忘了是因为什么事情。我一下子笑了,有一个叫李处长的人看见说,吕玲笑起来多美呀,多漂亮啊!我才知道我笑起来很美,才知道我会笑。我从小就压抑,很小就开始到山里面挑水,到河里面挑水;要洗衣服,我必须要做这些事情,那时在我的思想上就只有一个想法:早日长大,养活母亲。我后来辍学回家,帮母亲忙,就是为了早点进入社会自立。 那时候,我们家乡有个人是白崇禧的下属,我母亲就到重庆去找白崇禧,见到他了。他带我母亲开着小汽车到了一个机关,开了一个抚恤证明,说要帮助我母亲找工作。我母亲一直记在心里。但以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父亲临走前,曾跟母亲说过,“万一我殉国了,不要担心生活,政府也会照顾你们,史书也会有记载”。但后来,并没有任何人想起过我们,更不会有人照顾我们。父亲牺牲使我经受了很多磨难,也许由于这样的磨难,我更成熟了。 陈皓林: 知道父亲不在了,当时家里没有一个成年男子,几个母亲也不知道怎么过下去,哭得很厉害。等我的那个叔叔回来以后,他们就商量该怎么办。为了生存,他们决定全家回到梧州去。那儿当时还有两个小店铺、一间旧房子。三个母亲商量:“我们姐妹谁也不离开,要一起把这些孩子抚养大,让他们受好教育。”三个母亲真的没有一个离开,都留下来了。 1946年的七八月份吧,我父亲被追认为上将。因为是追认的,所以后来很少提到。大概一年之后,县里派一个姓蒋的代表,来送抚恤金,我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国民党发的是法币,还不是金圆券。那时的货币还不太贬值,给的是六万,一次性的,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六万元吧。抗战的时候,我们梧州的那个家被炸掉了,我们就用这笔钱又把房子重修了起来。我叔叔在梧州做点小生意,搞一个皮箱小作坊,靠着他,全家基本上能够维持下去。我们读书也是在梧州,但是我们家兄弟姐妹多,实际上没有几个读到最后,有的读到小学,有的读到中学,都没有读下去,就我一个,上了大学。 建国之后,说句实话,我们一直不敢太说我父亲的事。有人说我们是国民党反动家庭,我们是反动家属,反正我总觉得同那些出身好的人有很大的区别。后来等我们读书之后才知道,我父亲虽然算不上英雄,但也是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上前线的,是和日本人打仗牺牲的,不是在内战中牺牲的,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我们不再为他感觉羞耻,平静了很多。大概也就是从高中的时候起吧,我就开始收集有关我父亲的材料,我总感觉爸爸应该值得怀念,虽然有人说他是一个反动军官。 因为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能读上大学,真是一个奇迹。在那种情况下,我要考大学,并不能光成绩好就行了,我在学校表现必须非常优秀,各方面都无可挑剔才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上级就说,你要写一篇批判你父亲的文章,看你的文章,再考虑政审是否通过。写这个文章得昧着良心啊!怎么批判啊?批判什么东西呀?什么是反动派啊?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上面把这篇文章还给了我。 阚培同: 父亲去世后,全家生活没了着落。我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我二哥抗战胜利以后就读于国民政府的海军军官学校,还没毕业就解放了,他跟着学校跑到台湾去,没了联系。全家没有收入怎么办?长兄为父,大哥必须支撑起整个家庭。大哥那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他只好一面念大学,一面在中学当老师;他既要解决自己的学费,还得供养我们。解放前他大学毕业了,毕业后,他申请支援东北建设,要去沈阳。他一走,我们在柳州不好办啊!干脆举家北迁跟他去了。我小学毕业读中学是在沈阳读的,读大学也是在沈阳。 刚解放的时候,我们日子还可以。我上初二那一年正好是“反右”,我开始感受到出身对我的影响了。它后来影响到了我的入团、升学、毕业分配,所有的事情都受到了影响,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比如,我在考虑报考大学志愿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一下“国民党子弟”的出身。我得尽量避免报考那些日后可能受阶级成分影响的专业。我喜欢音乐,沈阳就有个音乐学院,我不敢考,文科我都不敢考,最后选择了农业机械,我总得念个大学吧,干一行爱一行吧! 1965年我大学毕业,在城市里找不到对口的工作。我们毕业的时候,号召支援边疆,一个教授说,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是北大荒农场,中苏边境那一带的国营农场,南方没有什么前途,到那儿去吧。当时还怕不批准,写了三次申请,批了。我们一行五人,换了两次火车到了一个叫密山的地方,从密山再往北,见不到房子,一片荒地,没有人烟!我们五人从来没有到过这么荒凉的地方:今后怎么生活呢,心里没底!你也不能把行李扔下打道回府呀!我们又转了几次汽车、马车,才到了地方。一个茅屋,炕还是湿的,连灯都没有。我们就找个空墨水瓶,装点柴油,弄根线伸进去,点着了当灯用。北大荒的生活开始了。 我开始对那个生活相当不适应,尤其不适应那高粱米,其次是苞米面;第一次吃真是咽不下去,我一个馒头能吃一个小时。不过那时我们青年学生听党的话,再艰苦不放在心里面,怎么艰苦都不要紧。那个时候大学生是太好用了,不讲条件,不讲价钱,你指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扎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忍了。干活累了,我就唱歌给大家听,因为文化生活太贫乏,除了样板戏就是语录、选集,我能唱歌,爱唱抗战歌曲,很受大家欢迎,有时也唱苏联的、英美的歌曲;记得唱的最多的一首歌叫做《葡萄架下歌舞欢天》。 父亲是国民党,不管是抗日也好不抗日也好,到底是国民党的军官,那时候是一概而论了,父亲是国民党的,有个哥哥又在台湾,尽管他没打过共产党,他是青岛海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没毕业就跟随学校一起迁到台湾去了,这也不行。“文化大革命”我跑不了,绝对跑不了,就成了“阶级敌人”。他们让我批判我父亲,可我心里明白,我自己被批斗是我自己不能左右的,但我肯定我父亲是个好人。他们说我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我就和走资派、黑五类一起被揪斗、批判了大约有四个月。当时,我的最大罪状还是唱歌,你不唱毛主席语录歌、不唱样板戏,就是有罪,这个罪也同我家庭联系起来。我的歌本都被收缴了,还作为批判的材料。我唱《黄河大合唱》里的“黄水谣”都挨批斗。幸亏我呆的地方是北大荒,贫下中农比较多,不算很严酷。 在大城市就不一样了。我母亲和我兄弟姐妹在批斗中无一人幸免。当时我母亲已经七十来岁了,很老实的一个人,也被批斗。她在沈阳,红卫兵让她到台上去,向她脸上吐唾沫、撒沙子。最严重的一次,两个红卫兵在她耳朵两边各塞了一个鞭炮,点燃,爆炸!从那以后她的耳朵聋了。 我大哥在大学毕业后主动支援东北建设,还当过铁道部的劳模,到北京见过毛主席,因为家庭出身的关系也没有幸免。他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推板车拉木头,结果一根木头从高处掉下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得了脑震荡,最后他因为脑部的问题瘫痪,由偏瘫发展到全瘫,在床上躺了十年,死了。 幸好母亲挺过来了,虽然耳朵聋了,但命保住了。 吕铃: 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所以解放后一直不敢讲我父亲的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说我父亲不是抗日牺牲的。我母亲很生气,就和他们争论,我母亲的性格比较刚强,你打死我我也不认输;越是刚强,越受挫折。 1970年,她一个人偷偷跑到桂林七星岩,她要去找我父亲。母亲一个人到处打听,问那些老人,一个老人带她在山上草丛中找到了父亲的坟。母亲讲,陈将军的坟和阚将军的坟没有了,就剩了几个大窟窿,里面积满了水,都是“破四旧”给毁了,幸运的是我父亲的坟还在,只是侧边有个洞。我母亲自己在那儿待了很长时间。她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忠诚,我不知道。当年我父亲到安南驻防,曾给她买了一个宝石,她一直收藏着,没有打金子做戒指,一直到九十年代,她才把它做成戒指,始终戴在身边。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唯一纪念品。就是我今天戴的这个宝石。 我母亲对我父亲非常忠诚,她的性格也非常刚强,尽管生活艰难,但一直没有再嫁人。“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坚信党和政府会实事求是,所以她常年去北京上诉。没钱、没粮票,她精神都快垮掉了。她曾托一个人,希望他有机会把材料交给邓副主席,如果不成的话就毁掉。就这样不停地上诉。 白壁: “文革”时,整高干子弟的时候,把我也给捆了起来,算作“黑五类”,关了三个月。其实我1951年下半年才参加工作的,那时候还是学生,学生能有什么名堂呢?他们说我父亲在国民党里做过事,他们不说我父亲做的左翼的事。我心里知道,父亲是有功于人民的。当时全国都在搞大革命,大头儿都保不住,那么多共产党的老干部都被整了,我们这算得了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讲,共产党这一次失误了,但这个失误究竟不会很漫长。它过去功过都会有,不应该片面地光看“过”,也要看“功”,但要说真话,要让人人都认可。历史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 我现在是民革的成员。父亲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作过官,但他不是国民党党员,我也不是。“文革”结束后,统战部来找我,说党需要我,要我到民革去做海外联谊工作,把广西的这个海外关系网给恢复起来。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有我的担心。父辈的朋友、学生,都去世得差不多了,和我同辈的人也都年纪很大了,如果上下连不上,这个外联网络就肢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