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壁（白腾飞之子）： 我们老家在北京。我们住在石驸马大街，院子有三十亩地那么大，分成东西院儿，有亭台楼阁。当时一个月月租是六十块大洋。我父亲白腾飞（1890—1948，回族，桂林人。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24年回国，先后任教于无锡国学专科学院、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抗战爆发后回桂林， 1938年任广西大学校长。194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在任期间，调查政府官员违纪贪污案件和消极杭日行为，曾上书蒋介石痛陈时弊。——编者注）曾经在日本留学十一年，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一直在大学里当教授，也算是文化界的名人。小时候记得他攒了很多字画书籍，有一间屋子那么多。 1937年7月，我们全家正好不在北平，乘船去威海度假了。船靠岸后，报纸卖号外：“七七事变”爆发了，我们很快返回北平。当时城里已经有日本人了，他们通缉我父亲，要他出去帮日本人做事。我父亲当然不愿意，想流亡香港。那时我母亲正怀着我六弟，没办法跟他走，只好让我父亲一个人先走。他化装后到了前门火车站。日本宪兵把守得很严，他恰巧碰到留学时候的日本同学。他们过去是很好的朋友。真没想到，那个人在北满铁路局做官。父亲说自己有病，准备到北戴河去休养，那个日本同学说：“那你就坐我的车走吧，我送你到北戴河。”父亲说：“我想坐船去。”他说：“那我就送你到大沽口。”他还对父亲说，两国开战了，你要没有地方去，就来北满找我。就这样戏剧性地，父亲乘船从大沽口去了香港。 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们还留在北平。我那时候十来岁，记忆当中，北平还是挺乱的，不过那个乱的程度呢，日本人还能镇住。卢沟桥一仗以后，城内就听不见枪响了，大家只是说少上街，街上净是日本兵走来走去，汽车开来开去。那种气氛让人感觉，反正是这个国家不行了，好像要亡国了一样。 母亲生下了老六，刚满月，我们就准备离开北平。走的时候，字画书籍全扔下了。那时候日本人检查很严，带不走，全完了！上车还是按座位坐下，还有卧铺，逃难的人也不是很多。大概是1937年12月吧，我们全家乘火车先到塘沽，然后又乘船到了香港找到父亲。 我们在香港住在最好的半岛酒店，呆了一个星期，大概在1938年元旦的时候，我们就来到桂林。父亲当时就认为香港早晚也有一战，而桂林地处西南大后方，日本人不会很快过来。当时的文化人基本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香港和桂林。虽然战乱不断，但一直到1944年，我们全家都没有离开过广西。 刚到桂林的时候，我们家的东西仍然很多，连人带行李运到了两大卡车。桂林当时物价天天涨，一天一个价，但金库还算是满的，用广西的毛钱就可以买到金子，还算歌舞升平。穷人一般不来，都是有钱人为避难而来。刚开始，日本人的飞机也不经常来。桂林有一个防空司令部，武器虽然不是很好，但还有一些高射炮和机枪架在山顶。日本飞机要投弹就得俯冲下来，桂林山多，飞得太低了，容易撞在山上。日本飞机来了，警报一响，人们就跑到山洞里去了。他们也就是胡乱扔几个炸弹，炸死炸伤的人不多，炸毁的建筑物也不多。轰炸完了，还有人把自来水管子挖出来，打磨一下接着卖，发战争财。 我父亲一生从事教育，全家到桂林之初，邀请他的人就来了。黄旭初当时是广西大学的代校长，他一定要我父亲当校长，他说：你作为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名教授，又是广西籍，你不担任校长，谁担任？父亲开始不肯，后来想想，也应该为家乡做点事，便同意了。接任的时候，他们有约在先，你让我当校长可以，教学你不能干预。黄表示赞成。父亲想按照北平大学的模式来搞广西大学。北平大学和北京大学那时是两回事。抗战爆发以后，因为估计到学者和文化名人早晚会往桂林这边，父亲就给一些人发了聘书，聘了像李达这样的进步文人。国民党里就有人说，这个白腾飞要在桂林搞“红色大本营”了。 李达是曾经上过国民党通缉名单的，共产党十一人小组的成员之一。我父亲聘他，国民党桂系很震惊。虽然桂系有反蒋的一面，但它也有反共的一面。他们害怕白腾飞真的在广西大学搞起一个“红色大本营”。于是父亲的校长职务很快便给免了，他在任为期不过一年多一点。而有一些教授接到聘书来了还没上任，像李达来了以后，课都没上。这样的人很多。广西省政府不负担他们的费用。我父亲就自己掏腰包出路费，让他们回去。为什么他这一生对朋友、对学生如此厚道呢？他有一条信念，钱我有，但不能够留给子孙后代，留给子孙后代就是害子孙后代。他最后死时，连埋葬费都没有。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了。大批进步文人来到桂林，桂林几乎成了抗战文化之都。桂系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也开始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3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人的海上的运输补给线被美国人切断了，日本本土也面临着美国B-29轰炸机的威胁。1944年春天，日本人突然动员五十万兵力开始了打通大陆线作战，从1944年春天开始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人就横扫湖南、广西，进逼桂林了。惨啊！老蒋命令桂林死守三个月。当时从军事上讲，桂林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守好了，三个月不成问题。桂林的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人，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两广抗战。——编者注），军团司令是夏威（广西人，从军后参加了广西境内的多次混战，成为新桂系主要成员，1939年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后参加桂南会战。——编者注），守城指挥是韦云淞（新桂系主要将领之一，桂林城防司令官。——编者注），他们都是特级上将、能征善战的人。 那时候我已经初中毕业了，事情记得很清楚。在日军逼近桂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逃难。是韦云淞下的撤退令，当时还不叫撤退，叫“疏散”，方向是四川。开始是发警报，通知全城要撤空。那种感觉现在的人想象不出来：你要不走的话就要挨枪子儿。虽然还听不见枪响、炮响，还没到这种程度，但是很慌乱。 这是我们全家经历的第二次逃难，北平的逃难还没有这样的恐惧感，那时只是想往南边跑，知道到南边有我父亲，而桂林的逃，不知道要去哪儿，也不知道逃到哪年是个头儿。我们全家要离开的时候听说快没火车了。谣言一会儿说这边打，一会儿又说那边打，可是谁也没听到枪炮声。非常恐惧！ 我们坐的火车挂的是两广监察使署牌子的专列，走得算是比较早的。火车是里三层外三层，上头下头，连车轮子底下都打了木板，有人坐在里头。车外头、车顶上也挂着人。沿途上实在是惨不忍睹，那个逃难的架势在北平没见过。东西全不要了，能挤上去就行了，也不用买票，吃喝拉撒睡全都不管了。你只要进去站在那儿了，或者坐在那儿就是那儿了，动不得。什么大姑娘小媳妇，隔着窗户，撅着屁股往外屙屎屙尿的，有的是。因为一出来就没位了，没地方了。经过贵阳去四川的火车走走停停。这个车一天能走多少里路，很难说。见到日本飞机就停，人呼啦啦下来往野地里跑，惨啊！ 逃难的时候，我父亲还在南宁。南宁撤退的时候，他说要往百色方向走，然后在凌云会合。后来就和我父亲音信不通了。我兄弟姊妹八个人，再加上我外祖母和我母亲，一共十个人就在池河下了车。想往凌云走，没有钱就卖衣服，东西也没什么人要，反正能卖一点钱就是一点钱，然后长途跋涉。我们经过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国民党宣传的土匪窝。我们逃难的时候看到山顶上都有人，而且人还不算很少，真是土匪。他们没抢我们，只是站在山上静静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有时候我们也请人挑行李，挑我弟弟妹妹，他们太小，走不动，我们又不能抱，整天地爬山，自己都顾不上。熬粥、煮饭就用脸盆。晚上找个东西稍微遮一点雨，风是挡不住的，四面是空的。我们越走，周围的人越少。往贵阳四川那边跑的人，基本上是有钱有势的人多，我们在那边没有亲戚。一路上那种乱！死人、传染病都有，投机商也有，卖高价食品的也有，真是逃难啊！ 就这样走了有二十多天吧，到了凌云。我父亲喜出望外，他以为我们全家都死了呢。因为有一个人告诉他说，我们全家都被炸死了。其实，被炸的是那辆列车。我们下车后不久，一车人都遇难，死的死伤的伤。 当时日本要攻打桂林的时候，上面又调来了三个将军，一个是陈济桓，原来打内战的时候，腿受过一点伤，退到二线了，一直在广西经营一个金矿。眼看着要抗战，他竟然自告奋勇，要求上前线。看着桂林摆这么大的一个阵势，以为是一个很好守的城市，就担任了参谋长。其实他走路一瘸一瘸的，作为负过伤的人，没有必要再参加这次战争。另外两个将军叫阚维雍和吕旃蒙。日军从东西南三面围攻桂林时，驻守的人数其实很少，桂林那时已经被包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