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天候-地理-人事,赈灾-治水-边防,构成了数千年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的主线。换言之,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地理大势决定了古代中国的走向。这些着眼于历史时期的论述,在早期王朝形成的探索中应当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自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以来,广袤的中国大陆上的先民们,上演了一幕幕具有连续进化特色的历史剧。其中国家社会产生前的史前时期所占的时间超过了一半,秦汉帝国以来两千余年文明时代的演变轨迹,应当继承了早期王朝乃至史前时期深厚的文化基因。在早期历史的研究中,积极地将考古成果转换为可供当代社会应用的知识体系,深入发掘“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环境与文化底蕴,无疑会更全面地澄清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轨迹。对中国历史的长程观察有助于了解最早的“中国”何以诞生。 肇始于二里头文化,以祖先崇拜为内核、重世俗功利、重王权而把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中原礼乐文明,何以能在严酷的社会竞争和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发展壮大,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而巫术色彩浓厚的其他非礼乐系统文化为何在其光灿一时的同时又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终致社会畸形发展而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其中的深层原因,仍是今后需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 通观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探索早期中国的历程,可以说,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地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同时又提出更多新的问题,引发我们不断地去思考、去探索。而这,正是考古学的魅力之所在。在对早期中国的探索中,还有许多谜团有待破解。有志青年不妨再踏着我们的足迹,去继续追寻祖先远去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