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首战:灭韩之战 1 统一之战为什么从韩国开始 秦统一中国的战争,是从公元前231 年开始的。这场历时十年的统一战争,第一个目标是山东六大战国之一的韩国。统一战争所以从灭韩之战开始,从总体上说,有三个方面的基本原因。 其一,自范睢在秦昭王时期提出“远交近攻”的对外战略,秦国就一直坚定自觉地将其作为对外大争的战略原则。依据“远交近攻”原则,韩国距离秦国最近,地处中原腹心地带,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从军事层面上说,首先灭韩,具有为后续的统一战争提供关外根据地的战略效能。这是军事战略层面的直接原因。 其二,此时的韩国,已经沦落为最弱小的山东战国。在秦国既往东出作战中,韩国已经早早丢失了黄河北岸以上党郡为轴心的绝大部分土地,所剩无几的零星飞地,更是无法获得实际控制权。在黄河南岸,韩国也只剩下都城新郑地带、南阳郡两大区域。即或这两大区 域,也是人口流散,军力衰微,无法提供有效的战争支持。从国力评判看,韩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奄奄待毙之国,灭韩之战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兵力,减少消耗。 其三,就秦国自身而言,统一天下的灭国之战,必将是一场艰苦漫长的战争,需要谨慎行事,从解决弱小国家入手,取得统一战争的新经验。虽然,山东六国都进入了沉沦时期;但是,毕竟六大战国都是在铁血大争中锤炼出来的曾经的强国,都有着相对坚实的历史传 统,也都有着曾经显赫一时的战胜业绩,与中小诸侯们不可同日而语。面对如此六大战国,秦国需要谨慎开端,取得一系列以统一中国为目标的新型战争的相关经验,寻求关于战后处置、安定局面的合适道路。此时,能够有把握顺利实现统一的第一个目标,无疑是此前已经对秦国“称臣”的韩国。 2 秦韩新对抗的历史脉络 从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一个十年开始,秦韩之间就开始了种种形式的较量。第一次较量,嬴政即位第三年,秦国上将军蒙骜率兵攻韩,夺取韩国13 座城池。 第二次较量,嬴政即位第六年,韩国发动五国合纵联兵攻秦,夺取秦国寿陵地带。这时,秦国出兵应战,韩国发动的合纵阵营立即退兵,结束了这次攻秦之战。 第三次较量,嬴政即位第七年,韩国发动水利工程“疲秦计”的实施。几年后,韩国的预期目标,倒是具有讽刺意义地完全实现了——治水工程确实吸引了秦国腹地绝大部分的精壮劳动力。可是,秦国却没有疲软,反而更加强大了。假如,其间的韩国足够强大,能够趁机发动大规模攻秦战争,或者能发动六国合纵攻秦,其结局也许是另外的情形。可是,历史无法假设。韩国依旧衰弱,山东六国也没有能力合纵攻秦。最终结果,韩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秦国公然建成了一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一举解决了渭北地带的旱灾威胁,使关中成为秦国号称“金城天府”的巨大粮仓。 由于郑国渠的建成,秦国拥有了当时最为强大的后援能力,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坚实的条件。而统一战争的第一个目标,恰恰就是韩国。这是人类古典文明社会一则具有世界意义的黑色幽默。 第四次较量,水工疲秦失败后,韩国策动了更见新奇的“弱秦存韩”计。郑国渠修成之后,秦国整军经武,韩国已经切实感到了亡国的危机。在巨大的危机面前,韩国君臣的权术癖好依然如故,心思只在谋划如何使秦国上当,如何使自己悄悄活下来。 对战国时代的变法强国理念,韩国上层充耳不闻,竟然再一次隆重推出了一则名为“弱秦存韩”的庞大权术自保谋划。关于这一谋划,当时的韩国君主韩安及其亲信构想的实施方略是,派遣一个大才名士,进入秦国,完成两大任务:一则,离间秦国君臣,以可能的诬陷与攻击手段,使秦国杀掉对山东六国进行外交攻势的大臣姚贾、顿弱,引发秦国的政治动荡,使秦国对山东六国的外交攻势搁浅。 二则,以韩国向秦国“称臣”为理由,将秦国的东进兵锋,转移到山川广袤的楚国,或者财富殷实的齐国,或者强兵善战的赵国,或者城高墙厚的魏国,或者寒冷偏远的燕国。总归是,不能使秦国对韩国开战,从而使韩国得以喘息,再图谋长远之计。 这一谋划的总体目标是两个方面:其一,引发秦国政治动荡,并将秦国的巨大兵力引向泥沼困境,从而削弱秦国力量,这就是“弱秦”。其二,保全韩国王族社稷,免除韩国灭国灾难,这就是“存韩”。这种削弱敌方以求自救的谋略,春秋战国时代的说法,叫做“用间”。灭韩战役发动之前,由于一个偶然的事件,韩国借势推出了法家大师韩非来担任这个“间人”角色,进入秦国实施“弱秦存韩”目标。 3 韩非入秦的悲剧命运 什么叫做“用间”?那个时代的“间人”是什么样的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间谍吗? 简单说,间人者,用间之人也。用间者,能够以谋略使敌国出现裂痕之人也。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其中有一篇名为《用间》,其篇名释义正是:使用“间人”,达到使敌方出现裂痕的目的。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我们可以作简单化的理解,间人就是间谍。但是,认真考察则不难发现,我们今天所说的间谍,更多的接近于古典时代的另一种职业人群——斥候,一种专门从事敌情搜集与传递的职业人士,或特定军人。而春秋战国时代所说的“间人”,除了刺探军情的职能之外,则更偏重于进入敌国完成重大使命的特殊人物,一种几乎完全脱离了具体的情报搜集行为的专业人才。 《孙子兵法•用间篇》,对使用这样的间人,有特别重大的说明: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孙子兵法》所以能将伊挚、吕尚这样的治国大才看作“间人”,其实际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杰出的大才,就不可能进入敌国上层,也不可能使敌国出现裂痕并削弱敌国。所以,“间人”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大才名士,否则不能完成“用间”的使命。 春秋时期,这样的“间人”,以越国大谋士范蠡为典型。范蠡主动追随越王勾践进入吴国,做了战俘。在吴国期间,范蠡多方谋划越王勾践的种种活动,与越国本土留守力量的种种活动相呼应,多方离间吴国君臣,得以使吴王沦落,使吴国衰弱。最终,范蠡的“用间” 大获成功,勾践回到了越国,并大败吴国,成为一时霸主。 在整个战国时代,这样的“间人”,先后有三个。第一个,是纵横家大师苏秦。第二个,是韩国水利大师郑国。第三个,是韩国法家大师韩非。这三个人的使命,有惊人的相似。苏秦进入齐国,是为了“存燕弱齐”——保全燕国,削弱齐国,为燕国引开兵祸。郑国入秦,是为了经济“疲秦”,拖垮秦国以减轻韩国威胁。韩非步苏秦、郑国之后,则是要在秦国实现“弱秦存韩”——削弱秦国以保存韩国的目的。 颇有意味的是,这三个使命完全相同的“间人”,其个人命运却完全不同。苏秦,是“间人”正剧——使命完成了,生命牺牲了。郑国,是“间人”喜剧——自身暴露了,赖以疲秦的工程却给敌国带来了巨大利益,自己竟因此而成为敌国的大功臣。韩非,是“间人”悲 剧——非但使命没有完成,自己的生命也牺牲了。 韩非子是如何走上悲剧性的“间人”道路的呢? (1)法家大师韩非子入秦之前的特殊经历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王族的庶出公子。他先天口吃,言辞不便。 韩非好学深思,秉性不群,孤傲冷峻。求学之年,大约在幼学之后,韩非作为王族子弟,没有留在韩国都城接受王室为王族子弟专门开办的官学教育,而是选择了私学道路——赶赴楚国兰陵,进入荀子大师开办的私人学馆修学。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之一,同时又是以私学教育闻名天下的大师。 就对社会伦理规范的主张而言,荀子推崇儒家,主张教化民众,主张遵守礼制。但是,就政治实践与治国理念而言,荀子则尊崇法家。他所提出的人性本恶论、法后王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构成了战国变法的三大基础理论。其中的“人性恶”理论,在人类社会进 入现代法治之后,仍然具有不朽的基础意义。这就是2300 多年以前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荀子。他既是法家,又是儒家,既不是法家,又不是儒家;说到底,荀子是最具有独立品格的一个理论大师,一个在政治哲学领域具有超越时代眼光的深邃思想家。 韩非进入荀子大师的学馆,是历史的幸运。 荀子晚年开办的兰陵学馆,学生中涌现了许多出色的人才。最出色的是两个,一个是来自韩国的韩非,一个是来自楚国的李斯。此后不久,荀子的这两个学生,都成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巨星。 就这两个人在修学期间表现出的才能看,《史记》中有一句记载:“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自己曾经说过,他不如韩非。这则史料可以说明,韩非的思想与学术才华,在荀子的学生群中是出类拔萃的。 请注意,这是韩非子命运的第一个转折——放弃官学,选择私学。 兰陵修学多年,韩非终于出山了,结业了。作为同学的李斯,选择去了秦国,要“游说秦王”而建功立业。可是,韩非却坚持回到了韩国,而没有选择去其他国家。当时的名士,尤其是修习法家的名士,无论是王族公子,还是出身庶民的布衣之士,几乎都是选择一个 大有发展潜力的国家去推行变法,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普遍道路,也就是李斯所走的道路。韩非回归韩国,在当时显然是一种特殊选择。 依据当时的实际,山东六国的任何一个其他战国,都比韩国的境况好出许多。以韩非的深思与洞察,不可能认识不到这一明显的大形势。韩非所以选择回到韩国,说明了三个方面的事实:一则,韩非忠于韩国,忠于韩国王族;二则,韩非对韩国上层还没有丧失希望,认 为还有挽救的余地;三则,韩非相信自己的政治才华,相信自己能扭转韩国的危局。后来的实践说明,韩非的生命悲剧,始终在这样的精神轨迹上运行着。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二个转折——舍弃他国,出山归韩。 回到韩国,韩非立即开始了变法强韩的努力。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安,请求在韩国实行变法。其具体的实施方略是:“修明法制,富国强兵,求人任贤,去除浮淫。”这是已经被战国变法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正当的强国途径。但是,以韩安为首的韩国上层势力,根本不听韩 非的变法主张。他们畏惧变法强国的遥远和艰难,他们只醉心于权谋政治,只醉心于以“奇术”鼓捣秦国,企图以极低的成本削弱敌人而保全自己。 历经反复努力,没有丝毫功效,韩国王室始终不理睬韩非强烈的变法主张。 终于,韩非愤怒了,也绝望了。于是,韩非离群索居,开始了发愤著书的理论家生涯。历经多年,韩非终于完成了对法家学说的系统化概括。在韩非发愤著书的过程中,他的《孤愤》、《说难》、《五蠹》等著名篇章,已经在天下流传开来了。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三个转折——放弃政治,发奋治学。 不知是必然,还是巧合,总归是韩非子的书被秦王嬴政看到了。 据《史记》记载:嬴政看到的韩非子的文章,正是《孤愤》、《五蠹》两篇。从基本内容上说,《孤愤》一篇,是对变法过程艰难酷烈所进行的论述,是对法家人士的悲剧命运所作的深刻反思。《五蠹》一篇,则是对危及国家的五种人群所作出的概括与分析。这两个方面,都是尊奉法家理念的秦国所长期关注的基本问题。 所以,年轻的秦王在读到如此两篇文章的时候,对作者激赏有加,拍案感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知道了,便对秦王介绍说,“此,韩非所著之书也!”年轻的秦王由此得知,韩非子这个法家大才竟然就在距离最近的韩国。于是,这位秦王采用了强势索才的方式——发兵攻韩,逼韩国送韩非入秦。 可是,秦国大军还没有开出,韩国就已经答应了。原来,骇恐之极的韩王安这才惊讶地发现,韩非竟然还有如此之大的名头,如此之大的用场。于是,这个醉心权谋政治的韩国君主,立即紧急召见了韩非。在一场极其秘密的计议之后,韩王很快作出决定:任命韩非为韩国特使,进入秦国“用间”,推行弱秦存韩计。《史记•秦始皇本纪》对这一事实的记载,是一句话:“韩王思之,与韩非谋弱秦。” 请注意,这是韩非命运的第四个转折——变身“间人”,离韩入秦。 (2)韩非入秦之后的“间人”活动 韩非入秦的时间,是公元前233 年,秦王政十四年,亲政的第六年。 这时的秦国,郑国渠虽然已经建成,但仍然处在大举盘整的重新振兴时期。这时的秦王嬴政,只有27 岁,对韩非入秦显然抱有极大的希望与寄托。这种寄托,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期待:一则,期待与韩非共同谋划秦国的振兴道路;二则,期待与韩非共同谋划秦统一中国的应有战略;三则,期待韩非成为秦国庙堂的栋梁重臣,为即将起步的统一大业同心奋争。也就是说,秦王嬴政的“得见此人,虽死不恨”的感喟,绝非是对私人情谊的期待,而是一种基于国家使命的功业期待。可是,韩非入秦后的基本作为,距离秦王嬴政的期待,却 是太大了。 韩非以大师之身“用间”,其进入秦国后的作为,主要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韩非首先对秦国的外交分化战,提出了猛烈的攻击。 韩非的方式,首先是针对秦国外交大臣姚贾进行全面诬陷,力图促使秦国杀掉姚贾,从而消除秦国外交攻势的威胁。姚贾、顿弱,是统领秦国外交的两位大臣。从史料记载的实践活动看,姚贾主要负责对魏、韩、楚三国的外交分化战,对韩国威胁最大。顿弱则主要负责赵、燕、齐三国的外交分化战。其间时有穿插,姚贾也曾在北方的燕国活动过。 韩非以固有的贵族意识,对姚贾进行了三个方向的攻击与诬陷: 一则,攻击姚贾的卑贱出身,图谋使秦王鄙视姚贾;二则,诬陷姚贾有政治野心,图谋使秦王怀疑姚贾;三则,诬陷姚贾接受外国大臣贿赂,私吞外交经费,图谋使秦王仇恨姚贾。以当时山东六国的政治通则,如此三个方向的罪行指认,秦王必杀姚贾无疑。但是,这一事件的发展结果,却是讽刺性的,我们已经在姚贾被重用的故事中看到了。这次攻击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暴露了韩非,也损伤了韩非。 第二件大事,韩非对秦国“先取韩国”的战略,正面作出了否定。 这次的具体方式,与攻击外交战的方式基本相同——直接瞄准该战略的提出者,对其主张提出正面驳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此前提出“先取韩国”战略的,恰恰是韩非的同学李斯。虽然如此,韩非要完成存韩使命,便别无选择。这次,韩非不是当面向秦王进言,而是 以更为郑重也更为擅长的方式,正式上书秦王,驳斥李斯的方略。 这次上书,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则,韩非对“先取韩国”的战略提出了正面否定,罗列了诸多不利方面;二则,韩非提出了自己对秦国用兵方向的谋划,罗列了诸多有利方面。 关于第一方面,韩非的批评有三个方向。 首先,霸权道义方向。 韩非指出,韩国已经事秦三十余年,与秦国郡县没有区别。以战国邦交语言论,所谓“事秦”,就是向秦国称臣,承认秦国的霸权地位,并向秦国纳贡。在上书中,韩非将韩国的地位说得很是卑贱,“出则为扦蔽,入则为席荐”——出门是你的扦子雨伞啊,归来是你榻上的枕席啊。同时,韩非又将韩国说得非常忠顺,秦国每次出兵,韩国必追随其后。结果是,韩国结怨于山东,战果却全都归了秦国。即便如此,韩国每年还要向秦国纳贡,实在与秦国的郡县无异。韩非的所有这些描述,实际上都在表达一种潜在的抨击:以春秋战国五百余年形成的霸主道义传统,霸主国对已经称臣的附属国,历来只能保护,不能灭国。秦国若要灭掉奴仆一样的韩国,是有悖于霸主道义的。 其次,战事得失方向。韩非指出,韩国虽小,但对战争是有准备的,秦国不可能很快灭韩。对此时的韩国状况,韩非的描述是:“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战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最后,韩非得出结论:“秦国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也就是说,从战事得失方面说,秦国不可能很快灭韩,至少一年不可能灭韩。依据战国实践,一年不能打赢一场战争,其后果有可能就会非常严重。 再次,后患方向。韩非在上述设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演出了灭韩之战诸多方面的不利。第一种不利,若不能很快灭韩,而只是拔一座或几座城池退兵,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秦国的霸权威望就会大大受损,天下会因为轻视我们而摧毁我们的兵力。请 注意,韩非很讲究论说方式,他是以秦国臣子的身份说话的,用的是“我”这个称谓,而不是“秦”这个称谓。所以这样做,是韩非着意要表现出一种自家人立场的真诚,使秦国不怀疑自己的动机。第二种不利,韩国必然抵抗,则魏、赵、齐三国必然救援。如此,秦国将多面受敌。第三种不利,秦国只有两万乘兵车的战力,进不能胜赵,退不能灭韩,其后果将会非常严重——“秦必为天下兵质矣!”这是对秦国的严重警告:秦国军队会成为山东战国的战争人质,随时可能覆灭! 上述三个方面,是韩非对秦国灭韩之战的后果推演。 依据当时的实际形势,韩非的描述与各国实际状况差异很大。对于韩国,韩非是夸大过甚,尤其是夸大了韩国的备战状况,更夸大了韩国的政治状况。对于天下大形势,韩非则夸大了山东六国的实际状况,尤其夸大了山东六国的相互救援能力。对于秦国的国力军力,韩非则是严重估计不足。后来统一战争的实践表明,灭韩之战真正开打,几乎是一次小战就结束了。六国相继灭亡,也没有发生过任何形式的合纵救援。 这种很低劣的错误,是韩非只能如此,有意为之吗?抑或是韩非长期蜗居,对天下大势确实已经很生疏了?也许,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历史谜团。 但是,韩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他在上书中依然继续着既定的脚步。 既然灭韩不利,那么秦国怎样做才是有利的呢?按照这样的论说逻辑,韩非提出了自己制定的对秦国有利的谋划。转折的方式,是以卑贱的说辞开始的——“今,贱臣之愚计”,而后提出这则谋划。在战国名士的上书中,以“贱臣”自称,是十分罕见的,甚或是绝无仅 有的。如此非常方式,只能说明韩非是有意为之。韩非对自己谋划的秦国东出方略,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的—— 首先,是正面谋划。要求秦国派出特使进入楚国,以重金收买楚国权臣,使楚国相信这样的事实:赵国向魏国派出了人质,联合魏国欺压秦国;秦国准备与韩国合纵,讨伐赵国;楚国应当进攻魏国,否则便是与秦国为敌。韩非进一步分析,指出了这则谋划的有利后果是:“我一举而二国有亡形,楚、魏又必自服矣!”至于韩国,韩非提出的解决方法是:“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也就是说,韩国迟早是秦国的,等最难的国家解决了,一封王书就可以平定韩国了。 其次,是反面分析不这样做的严重后果。韩非首先指出了一个事实:秦国与赵国相抗衡,但赵国有齐国这个盟友。若秦国再背叛韩国,又没有与楚、魏两国同心,如此,则秦国力量不敌。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下,韩非指出了严重后果:“若一战不胜,则祸构矣!” 最后,韩非以论说谋略的方式,指出李斯的《平韩书》是危险的,劝诫秦王要警惕那些出谋策划者。这里,韩非的关键说辞是:“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伐之心,至殆也!今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幸熟图之。攻伐大计,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韩非上书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冷冰冰的“用间”精神——为达目的,无所忌讳。 对于韩非的这件上书,秦王嬴政没有直接反应,而是立即下发给了李斯。 作为政治家的李斯,既明白韩非用心,也明白秦王意图。李斯的做法是,与韩非一样,也郑重上书秦王,直接驳斥韩非的《存韩书》。 这件上书论断鲜明,毫不含糊。从论述结构看,分作了四个层面。 第一层面,李斯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总体看法,“臣斯甚以为不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坚决不同意韩非主张。其次,李斯从总体上指出了韩国的存在对秦国的危害:“秦之有韩,若人有腹心之病也;韩虽臣于秦,不可信也。”所以,应该先除去这个心腹之患。 第二层面,李斯针对韩非为秦国谋划的“先下楚赵”方略,进行了具体剖析,严厉驳斥。李斯认为,按照韩非的谋划,秦国将陷入不可预测的泥沼之中。因为,韩国不会服于秦国的道义之举,而只会服于强力手段。韩非所以如此谋划,根本在于,韩国表面向秦国称臣,实际则与楚国有密谋。同时,赵魏齐等国也必有呼应。届时,韩国这个腹心病将必然发作,鼓动合纵,秦国将重新陷入退缩崤山与函谷关的困境。 第三层面,李斯指出了韩非的动机,是恶意迷惑秦国。李斯的说法很犀利:“(韩)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交亲,则(韩)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李斯对韩非个人动机的攻击, 也许有些不那么准确。但是,李斯对韩非上书目的的揭露,却显然是符合实际的——韩非以实现韩国之利为目标,而试探秦国。接着,李斯着意提醒秦王,必须对韩非的言论与文章提高警觉,“臣视(韩)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韩)非之辩,而听其 盗心,因不详查事情”。 第四层面,李斯为了最终证实“韩国事秦”的虚妄,也为了最终证实韩非的虚假谋划,对秦王提出了两个针对性的验证方式。 其一,验证“韩国事秦”之真伪的方式是,李斯自请担任赴韩特使,召韩王来秦晋见。如果韩王不来,“事秦”之说自然虚假;如果仅仅派遣一个臣子来,也是虚假,则秦国可以“深割”韩国之地;如果韩王与臣子都不来,则韩国无疑应当讨伐。 其二,验证韩非谋划的虚假性的方式是,派蒙武统率东郡之兵,进驻中原地带,但不宣明目标。若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都不动,则证实韩非所说的秦国进军的后患完全虚假,也证实山东六国自顾不暇,不可能有哪一国来救韩。届时,可以立即惩罚韩国。 接到李斯上书,秦王嬴政立即作出反应,派遣李斯入韩。结果是,韩王连李斯见都不见。李斯给韩王写了一封警告信,之后回到了咸阳。显然,李斯对韩国的判断是正确的,韩国是不可能真正向秦国称臣的。 第二个验证,即蒙武进军中原的方法,究竟实行了没有,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3)韩非死于云阳国狱之谜 之后,史料呈现的基本事实是:秦王“未信用韩非”——李斯、姚贾两大臣提出了处置主张——秦王接受——韩非下狱——韩非当年死于秦国云阳国狱。 让我们先来简单地看看,这个过程中所涵盖的基本事实。 第一个环节,秦王“未信用韩非”。未信用,就是说秦王既没有相信韩非,也没有任用韩非。为什么这样?背后的原因,当然是秦王看到了李斯所说的事实,对韩非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当然不可能任用韩非为秦国重臣。必须明确,这是秦王基于事实的国家利益判断。 直到此时,李斯、姚贾对韩非尚未提出任何处置主张。 第二个环节,李斯、姚贾之议。从国家利益与大臣职责出发,李斯两人提出治罪韩非的主张,是完全正当的。两人提出治罪韩非,所秉持的基本事实是:秦国要统一天下,要搜求人才,所以才争取韩非。但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这是无法改变的。既然不用韩非,自然也不能滞留韩非,因为韩非是特使。若放回韩非,则必将对秦国大业构成后患。 第三个环节,李斯姚贾提出,“以过法治罪韩非”。什么是过法?就是过失犯罪。“过失”这个概念,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意义与今天完全一样。其出典,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宥其罪戾,赦其过失。”李斯提出以“过失罪”处置韩非,自然不会 是必死重罪。李斯、姚贾动议的结果是,秦王批准了,廷尉府将韩非下狱了。 第四个环节,韩非死于云阳国狱。关于韩非之死的直接原因与具体过程,《史记•韩非列传》记载的过程是:李斯派人秘密给韩非送去了毒药,并胁迫韩非自杀。韩非本想向秦王陈述,却无法晋见,于是自杀了。秦王很快后悔了,派人特赦,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之死,成为一桩被冷冻了的历史公案。 所以是公案,是因为大有疑点;所以被冷冻,是两千余年没有历史质疑。这桩公案的核心,是将韩非之死归结为同门李斯的陷害,归结为李斯的个人犯罪行为。从历史事实所呈现的基本面看,《史记》的这种说法疑点太多,经不起分析推敲。 最值得怀疑的有五个要点。 其一,与背景事实相距甚远。此时的李斯,刚刚进入秦国高层政治不过三五年,其爵位与具体职司还都不明确,只是参与谋划大计,或执行某些重大事务,这就是《史记》所说的“李斯用事”。从后来的发展看,李斯此时在秦国的根基与权力,还都正在成长之中,远远 未达到能够秘密胁迫秦国政治要犯自杀的地步。 其二,犯罪事实值得怀疑。以秦国执法之严,李斯私送毒药与国狱政治要犯,并胁迫其自杀,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其过程很难实现,事后更难保守秘密而逃脱惩罚。然以《史记》说法,李斯非但实现了犯罪,而且事后既没有被发现,也没有被惩罚。这,显然太过荒 诞了。 其三,缺乏犯罪动机。此时的李斯,已经从战略谋划上战胜了韩非,也从基本事实上证伪了韩非。从个人利害权衡,李斯已经在这场同门竞争中获得了全面胜利。更重要的是,秦王也已经不再信任韩非,而且已经下令关押了韩非。在这样的情况下,李斯还要冒着犯罪被杀的风险,去密送毒药并胁迫韩非自杀,这显然不构成真实的犯罪动机。 其四,事实逻辑荒谬。依据当时的基本事实,李斯、姚贾共同提出以“过法”(过失罪)处置韩非,事实上便是主张对韩非采取宽大处置。因为,若以“用间罪”处置韩非,韩非必然是死罪。李斯、姚贾若要真正置韩非于死地,对秦王提出以“用间”问罪于韩非,既是光明正大的,又是合乎秦法的。以《史记》的说法,李斯是公开主张宽大,事后却秘密暗杀,这同样是太过荒诞离奇的。 其五,后续事实可疑。以秦王嬴政一贯渴求人才,一贯爱护功臣的秉性,必不会轻易治罪于一个天下大才。既然下令治罪韩非,必然是认定韩非的行为对秦国构成了真实的危害。先下狱,再后悔,与秦王嬴政的毕生作为距离太大。退一步说,若秦王真正后悔了,则必然是发现了韩非对秦国有价值的一面。此时,若韩非已死,则追查毒药来源是一个必然环节。顺此追查,李斯犯罪是很容易被查出来的一件事。果然李斯犯罪,秦王嬴政安能容忍? 那么,可能的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 综合种种因素推定,这桩公案的基本事实真相,最大的可能是:韩非心思周密,入秦“用间”,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下狱之后,韩非羞愧、愤怒、绝望,便以自己藏匿的毒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传入山东,便流变成了李斯、姚贾陷害的口舌故事。百余年之后,司 马迁采信了这一传说,写进了史书。 4 韩国无抵抗灭亡 公元前233 年,韩非死于秦国云阳国狱。 韩非一死,秦韩关系就急转直下了。所谓急转直下,是说两国关系因为韩非之死而摆脱了一个时期的周旋纠缠,进入了直截了当的最后解决阶段。从秦国方面说,就是已经确立了先灭韩国的战略,并且立即着手实施军事准备。从韩国方面说,则失去了一切虚与周旋的可 能,只能作出最后的选择了。 韩国的最后选择是:立即派出特使,向秦国称臣。 秦国接受了韩国称臣,但并没有放弃紧锣密鼓的军事进攻准备。年余之后的九月,也就是公元前231 年的秋天,韩国进一步妥协,主动向秦国割让整个南阳郡。秦国派出内史郡郡守嬴腾,为南阳郡代理郡守,率军接受割地。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 年,嬴腾率军进攻韩国都城。小战之后,秦军攻占新郑,俘获韩国君主韩安。随即,迅速占领韩国全部土地城池,设立了颍川郡。至此,韩国宣告灭亡。 秦统一中国的壮阔进程,就此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和平岔道:灭燕之战 1 秦燕关系之历史脉络 秦统一赵国之后,大军移驻赵燕边境,开始筹划灭燕之战。 以时间排序,秦军北移,应该是公元前228 年秋冬的事。 灭赵之后,赵地亟待处置的大事有三个方面:其一,对被俘的赵国君臣的处置,也就是安定政治局面;其二,赵地正在大饥荒之际,紧急救荒,恢复生产,以安定民众;其三,对流散赵军以及逃亡代地的赵嘉势力,决定后续应对策略。 举凡政治、军事应对,秦国的处置都很成功,史料记载也相对明确。值得注意而又被史书所忽视的,是秦国对战后赵国社会的稳定方略,也非常成功。秦国的社会安定方法,主要是三方面的政策:其一,以秦国太原郡为后援根基,对赵地救荒;其二,迅速设立郡县官吏,督导民众尽快恢复农耕畜牧;其三,将原来赵国工商业的巨头家族,迁徙到秦国大后方的蜀郡。最主要的巨头家族,是赵国最大的冶铁业巨头卓氏、郭氏族群。后来,迁到蜀郡临邛的卓氏继续致力于冶铁,在西汉初期又成天下巨富。 实践证明,这种处置政策,快速有效地安定了战后赵地。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赵国故地始终没有出现乱局。逃亡代地的赵嘉政权,因为无法得到赵国故地民众的支持,五六年之间便迅速枯竭,变得不堪一击了。 战后安定举措,几乎每一方面都需要军事行动的配合。只有在冬天到来之前,秦军主力才有条件移师北上,一边整修,一边筹划灭燕之战。 秦燕关系,是战国时代一对比较特殊的国家关系。从两国根基上说,燕国是西周的开国大诸侯,是一等一的老牌贵族大邦;秦国则是东周的开国大诸侯,是典型依靠自身血战立国的后起实力之邦。 王族血统的燕国,素来以周室王族嫡系诸侯自居,贵族做派十足,除了与周公旦的鲁国、太公望的姜氏老齐国,以及后来由周成王分封的王族诸侯老晋国保持着传统的盟邦关系,燕国与天下其余诸侯国都是淡漠而疏远的。 秦国,则因为直接崛起于西部戎狄区域,素来被中原诸侯视为另类。即或秦国努力向中原诸侯群靠拢,也难以被中原腹地的老诸侯群完全认同,难以做到邦交和睦。正因为如此,春秋时代的秦、燕两国,便始终以不同原因的奇特姿态落落寡合于天下。秦、燕两国之间,也是水油不沾,疏远而陌生。 从各自的实力发展看,在春秋中期,秦国曾经在秦穆公时期称霸一时,实力扩展略强于燕国。但是,进入春秋末期与战国初期,燕国向东平定东胡,向南吞并蓟国,其发展势头又远远超过了与魏国苦战的秦国,跻身于山东六大战国。从战国时代的天下大格局来说,当时的燕国,是周室王族大诸侯中的仅存之邦,其进取精神远远超过了其余的王族诸侯。论战国初期的国家实力,燕国超过了秦、韩两国。在赵武灵王变法之前,燕国实力与赵国不相上下,甚至在国土纵深、成军人口数量方面,还略略强于赵国。否则,燕国不会在秦国崛起之后 承担合纵发起国的角色。 直到秦国崛起之后,秦、燕两国的关系,才有了种种戏剧性的转折。 面对秦国崛起的强大攻势,山东六国产生了合纵锁秦的战略合作。最初的合纵发起,恰恰就是燕国。这就是说,燕国已经自觉地将秦国看作强敌了。秦国则恰恰相反,为了打破孤立,推行了“连横”战略。苏秦创立的“合纵”战略,其核心主张是将南北六大战国连成一片广袤的国家同盟区,从而封堵、遏制,直至摧毁秦国。张仪创立的连横战略,其核心主张则是在东西之间结成定点盟约,实施破交战,分化并突破六国封锁。 如此大形势下,遥远的燕、齐、楚三国,自然成了秦国推行破交战的重点国家。从此,秦国打破了与遥远的燕国的疏远,开始了主动结好燕国。秦惠王中期,由张仪主导,秦惠王之女嫁于燕国太子,也就是后来的燕易王。 秦惠王末期,秦惠王幼子嬴稷与惠王之妾芈八子,进入燕国做了单方人质。所谓单方人质,就是燕国不派出人质作为交换,而只有秦国一方向燕国派出人质,以保证秦国不侵犯燕国的盟约效力。显然,这时的秦国,必须依靠与燕国的邦交盟约打破孤立。 秦昭王初期,秦国又接受了燕国乐毅提出的合纵破齐战略,出兵助燕攻齐。 从总体上说,在秦惠王、秦武王,直至秦昭王中期的数十年之间,秦燕两国的关系,是秦国主动结好燕国,而燕国则摇摆不定,时而加入合纵,时而与秦连横。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秦昭王后期的秦长平大战后,秦国居于超强地位,天下格局为之大变。秦燕两国的关系,也因此而颠倒过来——燕国开始主动结好秦国,以争取最大限度地排除秦国进攻燕国的可能性。并以秦国牵制赵国,使赵国不能威胁燕国。基于这样的战略目标,秦王嬴政即位初期,也就是吕不韦领政时期,燕国派出了太子丹作为单方人质进入秦国,以保证秦燕盟约的实现。而秦国则派出张唐入燕,做了燕国丞相,掌控了燕国的政事权。 可是,秦强燕弱的基本格局,决定了两国关系必然向着不利于燕国的方向变化。 此后,因为连续四件大事,秦燕关系急剧恶化了。 第一件事,吕不韦领政时期,秦国接受了少年名士甘罗的谋划,以甘罗为使臣,说动赵国攻燕而秦不为援;其后,赵国攻取了燕国30 座城池,秦国分得了其中的11 座城池。这是秦国明显的负约行为,由此开始,燕国仇恨秦国了。 第二件事,秦王嬴政亲政初期,秦国大将樊於期对赵作战失败, 逃亡到燕国。燕国收留了樊於期,拒绝了秦国的遣返要求。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第三件事,由于樊於期事件,两国中断邦交,秦国软禁了燕国人质太子丹。 第四件事,秦王政十五年,公元前232 年,太子丹秘密逃出咸阳,回到燕国。 上述史实,便是秦燕两国五百余年之间的关系演变脉络。 2 大军压境 燕国的尴尬应对 到太子丹逃出秦国而回到燕国的时候,燕国已经是风雨飘摇了。 王翦大军压境之时,燕国是燕王喜二十八年。这时的燕国政事,由太子丹主持。太子丹从秦国逃回燕国,此时刚刚过去了五年。这位燕国太子在秦国做了十余年人质,这时已经三十岁上下了。燕王姬喜的为政秉性,看似胸襟开阔,实则心地狭小,此所谓外宽内狭。后世 三国时代的袁绍,与其颇为相似。惟其如此,太子丹在名义上执掌国事,实际的军政财大权却仍然掌控在燕王姬喜手中。 面对秦国大军压境,燕国庙堂一片恐慌。《史记》记载的当时情形是:“燕君臣皆恐祸之至。太子丹患之。”在如此举国惶惶不安的形势下,太子丹的焦虑是双重的:既忧秦国大兵压境,又忧庙堂惶恐而没有对策。此时的燕王姬喜,在史料记载中几乎销声匿迹了。依据燕国历史推理判断,燕王姬喜一定是持续着他的迂阔,持续着他的自负,耽于享乐,根本没有意识到亡国灾难的来临。 燕国的应对之策,是在太子丹主持下完成的。太子丹集团的抗秦谋划,有两则基本对策。其一,军事对策。燕国与赵嘉的代国联手,组成燕代联军,合兵抗秦;其二,秘密对策。以政侠名士荆轲为献地特使,秘密刺杀秦王嬴政。 (1)燕国军事对策的实施:燕代合兵抗秦 在军事历史的背景上,燕赵两国悬殊很大。在七大战国中,燕国的军事实力大体只能居于三流,仅仅略强于后期的韩国。赵国,则是与秦国并称的超一流军事强国。在一百余年的战国大兵争中,赵国已经成为山东六国的抗秦屏障。对于燕国,赵国尤其是直接的保护屏障。因为赵国的存在,燕国非但极少遭受秦国的进攻,而且还得到秦国着意结盟的巨大邦交利益。即或在秦燕关系恶化之后的数十年间,秦军也很少直接进攻燕国。这也就是说,燕国军队几乎从来没有与秦国大军正面交过手。燕国的安全,十有八九是因为躲在赵国这座大山的背后。 这里,历史却表现出一种无理性的复杂与荒诞。 燕国最喜欢反复纠缠的国家,这恰恰是赵国。燕国的对中原战争,除了燕昭王时期的乐毅破齐之战,几乎全部都是背后鼓捣赵国的战争。可是,燕国的纠缠与进攻,每次都被赵军打得惨败。赵国方面,只要能腾出手来,总是要发动进攻战,狠狠教训一下燕国。虽则如此,赵国却始终不能吞灭燕国。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又因为秦国的存在——秦国需要赵国背后有一个敌人,因而绝不会坐视赵国灭燕。但是,如今赵国已经灭亡,燕国的大灾难也就迫在眉睫了。 当此之时,燕国与代国的赵军残部联合抗秦,不失为太子丹集团的明锐谋划。 但是,两军联合作战的具体实施,却无法保证战略谋划的有效性。根本的原因,在于燕国军队虽然数量远远大过代赵势力,但却无法在这场关乎存亡的战争中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即或此时的“代军”只是残部,其实际战斗力,其将帅的统御作战能力,也远远强于燕国军队。另一方面的事实是,燕国在与赵国的长期纠缠中,稍有作战实力的精锐大军,都已早早被赵军摧毁殆尽了。此时的燕国,能够集结的军力,只有仓促赶来的辽东地带的边军,以及都城地带与要塞地带的防护军。 如此形势之下,即或代国赵军愿意将联军指挥权交给燕国,燕国庙堂与燕军将帅也对与秦军作战完全心中没谱。故此,关于燕国发动的燕代联军抗秦,《史记•秦始皇本纪》反而是以赵军的视角记载的: 王翦尽取赵地,得赵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 赵公子嘉率其宗数百人之代,自立为王;东与燕合兵,军上谷,大饥。而以燕国史料为蓝本的《燕召公世家》,则根本就没有记载燕代联军抗秦之事。 应该很清楚,燕代两国联军组成之后,代国的残存赵军是居于轴心地位的。这支联合大军的部署是:全军驻扎于燕国都城西北部的上谷(今河北怀来地带),先行整训磨合,再图抗秦作战。恰恰在这时,代国、燕国都发生了大饥荒。显然,这一灾难对燕代两军,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后来的战争实践看,此时的燕代联军还完全没有成熟的作战计划,以至来年春天的战争开始之后,两军很快就被各个击破了。 这就是联军组成后的战略态势——秦军强大,而燕代联军隐患多多。 (2)太子丹的秘密对策:荆轲刺秦的策划与筹备 司马迁在《史记》中,专列了《刺客列传•荆轲传》,至为详细地记述了荆轲刺秦事件的策划、实施过程,以及余波。应该说,这是《史记》中罕见的完整纪事篇章。如果说,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述中渗透了过多的文学因素,那也是因为这一事件直到百余年后的司马迁时代,仍然在广泛地绘声绘色地流传着,而不会是司马迁的个人附会。 让我们按照《史记》所载之事实,先来看看这一暗杀事件的策划与初期筹备。 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大体分为七个阶段。其中,策划筹备三个阶段,实施过程四个阶段。 前三个阶段中,首先是提出并预谋。这一阶段的史料缺乏,但可以明确推定,刺杀秦王政是太子丹的主张,当时处于绝密状态。因为,太子丹熟悉秦国,具有产生杀死秦王政才能制止秦军攻势的动议基础。 第二阶段,发现刺客人才,并将其确定为刺秦使命的惟一人选。太子丹在焦虑之下,找到老师鞠武求教——实际上就是寻觅刺客人才。鞠武举荐了“智深而勇沉”的隐士田光,太子丹立即秘密拜会了田光,询问抗秦大计。田光以年老精力衰竭,举荐了朋友荆轲。临别之时,太子丹叮嘱田光不要泄密,田光笑着答应了。之后,田光迅速见到了荆轲,告知了自己向太子丹举荐荆轲的经过,以及太子丹的叮嘱。末了,田光自诉太子疑惑自己,自己深感羞愧,就在荆轲面前自杀了。 自此,荆轲这个人物正式出场了。 事情在继续发展。荆轲又立即晋见了太子丹,告知了田光的死讯。太子丹大是感愧欷歔,诚挚地向荆轲诉说了燕国的亡国危机,又向荆轲吐露了自己设想的秘密刺秦计划,恳请荆轲担任这个献地特使,以完成刺秦使命。但是,荆轲却以才具不堪,明确拒绝了。之后,太子丹不屈不挠,反复叩拜,坚定请求,荆轲终于答应了。至此,荆轲正式成为秘密刺秦的不二人选。 第三阶段,是太子丹集团秘密而紧张地准备。从荆轲答应刺秦之日起,焦虑不堪的太子丹,就立即着手秘密实施前期准备。这些准备与铺垫,主要是六项具体事宜。其一,正式拜荆轲为燕国上卿,为荆轲的重臣特使身份预先正名。其二,刻意雕琢太子丹与荆轲形象,以迷惑秦国。所谓刻意雕琢,是三方面的有意作为:一则,有意夸张性地厚待荆轲,以国家礼器铺排与荆轲聚会的礼仪;二则,刻意满足荆轲的各种小喜好,以赠送千里马马肝、美女玉手等惊人之举,以求名闻天下;三则,纵容荆轲铺排张扬,挥霍享受,有意做出“以金弹打渔”等惊人之举,以求流传列国。如此这般刻意雕琢,只有一个目的,使天下皆知燕国太子丹与上卿荆轲,是一对着意享乐的昏聩君臣,绝然没有死战抗秦之心,从而使秦国高层相信燕国献地的真实性。其三,精心制作出燕国督亢地区的古地图,一力使其繁难复杂,无从辨认,非详细解说不足以明白。这一要求,是为荆轲能够与秦王面对面创造条件。其四,搜求天下著名匕首。结果是,重金搜寻到了著名的铸剑大师赵国人徐夫人锻造的锋锐短剑——“徐夫人匕首”。精工淬毒之后,太子丹亲自试验效力,确认能够见血杀人。其五,荆轲亲自出马,激发在燕国隐居的秦国逃将樊於期的复仇之心,并许诺其代为复仇,从而使樊於期自杀。这一作为之目的,是以樊於期头颅作为献地之外的另一个诱饵,吸引秦王一定面见荆轲,以实现行刺。其六,精心遴选行刺助手。荆轲坚持以自己的一个知己同道为刺秦助手,却因时间紧迫,其人不能如期抵达。最终,太子丹选定了曾少年杀人,有勇士之名的秦舞阳做了助手。 上述六项秘密准备完成的时候,已经是深秋之时了。秦国已经大举屯兵燕国边境,燕国太子丹已经没有时间等待了。 3 惊心动魄的暗杀:荆轲刺秦 公元前227 年秋天的某一日,荆轲的特使车队终于南下了。 易水河畔,太子丹与所有参与密谋者,及荆轲的同道故交,都来送行,人皆白衣,悲凉哀痛如同送葬。荆轲慷慨悲歌,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悲壮之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现场是高渐离击筑,荆轲临机唱和。这则名唱,有三个声部:第一声部,先为一阵没有歌词的悲声长吟——“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第二声部,“荆轲前而歌曰”——荆轲大步向前,唱出了那两句流传千古的悲壮歌词;第三声部,“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就是说,两句歌词之后是高亢入云的悲壮长啸——羽声慷慨。慷慨悲怆地长啸,深深激发震撼了现场送行者,每个人的眼睛都要瞪裂了,每个人的长发都飞扬起来淹没了头上的高冠。之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荆轲一句话也没说,登上轺车就绝尘去了,始终没有回头看一眼。 (1)荆轲到咸阳之后的先期预谋活动 荆轲使团进入咸阳,先以重金与珍宝财货,收买了秦王嬴政的宠臣中庶子蒙嘉。蒙嘉替荆轲疏通,先行禀报了秦王嬴政。蒙嘉的说辞,翻译成现代话大意是这样的:燕国是真的恐惧秦国之威了,不敢举兵作对,愿意举国为秦国臣民;燕王愿意比照着做个郡县一般的小诸侯,向秦国纳贡,守住先王宗庙。但是,燕王不敢自己前来陈述请求,只有恭敬进献已经斩下的樊於期头颅,并献上燕国督亢之地;樊於期人头与督亢地图,已经封函装妥;燕王特意派特使前来献给秦王,期盼大王认可。 这则史料,除了说辞之外,事实部分的疑点很大。 疑点一,以秦政之清明奉法,小吏不可能承担疏通国事的重担。这个蒙嘉,只是一个低阶层书吏——中庶子,相当于现在的文秘办事员。以当时秦国的政治结构,邦交事务必须知会的是三个大臣:一是用事的李斯,其职务是长史——国君秘书长;二是顿弱、姚贾,两人统管邦交事务,下辖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当时秦王的生活事务,则由随行内侍赵高掌管。蒙嘉这样的底层吏员,连上述四个重要人物的任何一个都很难见上,更不可能轻易见到秦王嬴政,并承担如此重要的沟通。 疑点二,秦王嬴政的私生活向无荒诞,不可能有超越公事的“宠臣”。在《史记》的语汇谱系中,“宠信”是一个政治语汇;宠臣,则是一个非常暧昧的语汇,除了喜爱的直接含意,大多指向是同性恋。在《史记》的战国记载中,明确的秦国“宠臣”是两个:一个是秦孝公宠臣景监,一个就是这个秦王嬴政的宠臣蒙嘉。即或对后世知名度很高的内侍赵高,《史记》中也没有“宠臣”两字的说法。考察秦孝公毕生作为,宠臣同性恋之说,显然是很荒诞的流言。考察嬴政始皇帝一生作为,其宫廷事务的警觉重点一直是严防后党、外戚等势力干预国家政治。为此,始皇帝没有设立皇后,也没有预立太子。这样一个长期保持政治警觉性的君主,不可能将一个小小的文秘人员作为“宠臣”,更不可能允许其涉及国事。而始皇帝的个人生活,除了任用方士求仙之外,未见任何荒诞。以同性恋“宠臣”加于始皇帝,显然是后世流言进入了史书。 疑点三,此时的荆轲,正当身份是燕国特使,没有必要收买疏通。燕国的献地、献头及举国投降的请求,对秦国而言,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事。作为燕国特使的荆轲,完全没有必要放弃正大光明的外交途径,不经行人署——秦国邦交机构的上达,而费力地走收买小宠臣的秘密路径。太子丹长期在秦国做人质,不可能不了解秦国的法治之严。荆轲是政侠名士,为行刺秦王做了最周密的准备,也不可能对秦国政治的基本状况如此无知。因为,这种收买宠臣的做法,只能使这件名正言顺的邦交事务显得十分诡异,反而有可能使秦国警觉。这种愚蠢荒诞的举措,不可能出自荆轲。 综合上述疑点,小宠臣蒙嘉疏通之事,应当是一则虚妄的史料。 荆轲入秦之后的预先活动,其正当途径应该是很简单的:荆轲约见秦国邦交机构——行人署,申明特使请求;接待荆轲的行人署某长官,向秦王禀报了燕国使节来咸阳的事,请示秦王定夺;秦王很高兴,决定接见荆轲,并接受燕国投降。后来,山东六国以讹传讹,衍化出了荆轲重金收买秦王宠臣蒙嘉的故事,以神秘其事。再后来,太史公又依着传说蓝本,变成荆轲的实际作为,记入了史书。 (2)秦国以最高礼仪接见荆轲,决定接受燕国投降 对于特使荆轲带来的燕国将举国投降的重大请求,秦国显然是非常重视的。 为此,秦国以最高礼仪接待了荆轲——“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这一最高礼仪,是按照天子接见诸侯的规格设计的,其基本要素有三个:其一,地点是咸阳宫,秦国的最高政治殿堂;其二,秦王与所有大臣,都是“朝服”——正规礼服出席;其三,设置 象征天下诸侯大会的“九宾”——九方诸侯席位,以表示天下盛会。在这样的基本规格之上,礼乐钟鼓、护卫仪仗、车马迎送、典礼仪式等方面,自然都是相应的最宏大铺排。在礼仪已经大大简化的战国时代,这样的盛会显然是最为盛大的典礼了。 秦国的盛大应对,透露出一则重大的历史信息。秦国对燕国特使的真实性,是丝毫没有怀疑的。最为重要的是,对于燕国的举国投降请求,及其提出的三个条件——保留相当的土地人口,保留诸侯国资格,保留宗庙祭祀权,秦国是准备接受的。也就是说,与后来历史发展所展现的以战争方式统一六国的进程相比,这里出现了一个可能的转折——秦国准备接受一种和平统一的方式,准备以保留诸侯国为条件,实行有可能的非战争统一。请注意,此前的秦国,已经统一了两个国家——韩国、赵国。其中的韩国,也曾经有过类似燕国的请求,但是秦国拒绝了。后来的实际进展,也是以战争的方式兼并了韩国。那么,对于燕国的有条件投降请求,秦国为什么却接受了? 历史的直接答案,已经因为秦帝国文献的整体毁灭而无从考察了。但是,依据战国历史所表明的兴亡逻辑,我们仍然可以得出真实答案。这就是,秦国对于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也是力图避免的。对于赵国那样互相知底的长期对手,非战争不能统一,只有采取战争方式。对于韩国那样有长期摩擦的对手,秦国深知其称臣投降是假象,也只有以战争方式统一。而对于遥远的、接触也相对少的燕国,秦国对其国家性格的了解则是有限度的。因此,秦国相信燕国的举国投降是真诚的,没有必要非经过战争不可。 可以继续的推论是:假如燕国真的投降了,当时中国的统一,无疑就多出了一种新的模式——和平统一的模式。果真如此,秦帝国后来的统一文明则可能是另一番模样——只能实现局部郡县制加局部诸侯制。那么,文字统一,以及各种具体制度的统一,是否能够全面而彻底地实现,也就无法预料了。由此建立的中国统一文明,是否具有后来那种强大而坚实的生命力,同样也就未可预料了。可是,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一把淬毒的匕首彻底刺穿了。历史,依然在冷酷的现实逻辑中运行着。 (3)政侠行为:荆轲的咸阳宫行刺 荆轲刺杀秦王嬴政的故事,在后世中国几乎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要说的是,荆轲不是一个神勇高明的剑客,他只是一个具有浓烈兴亡意识的政治游侠——政侠。在战国时代,他们就是以墨家士子为代表的特殊团体——政侠群落。这种群落的人物,皆以挽救弱势政治派别或弱势国家为信仰,平民意识浓烈,人民性极强,敢于慷慨赴死,天下名声极大。历史主义地看,这样的政侠群落,无论其所维护的国家或派别,在历史发展中是否具有正义性与合理性,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烈士勇士。因为,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中,有着我们这个民族最基本的风骨节操——锄强扶弱,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最富牺牲精神。在后面,我们还可以多次看到,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中,山东六国涌现过大量的救亡勇士与众多的殉国烈士。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齐国灭亡后的田横八百壮士跳海殉国。历史的多面性与价值观的多元性告诉我们,作为统一中国的秦帝国,是一种正面的历史进步力量。作为挽救行将灭亡的祖国的烈士群落,同样也是一种正面的文明价值力量。同样正面价值的文明历史元素所构成的历史冲突,才是历史悲剧的灵魂。我们不能因为肯定了太阳,就否定了月亮,它们都是人类宇宙的不同侧面。 (4)荆轲行刺的具体过程解析 虽然,荆轲怀着必死的勇气。但是,他平庸的搏击术与剑术,却使他无法完成使命。 我们来看看,《史记•刺客列传》所描述的荆轲刺杀秦王的详细过程。 第一环节,展开凶器。“荆轲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第二环节,直接行刺。荆轲“左手把秦王衣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请注意,这个“揕”字,是刺的意思。但是,史料却没有用“刺”这个字。太史公有意用“揕”字,而不用“刺”字。合理推断:有可能这个“揕”是淬毒匕首的一种特殊的刺杀技法,而后世失传。故此,这个字所表示的实际方法,我们已经不知其详。这个环节是说,荆轲抢到匕首,直接就揕了过来。但是,在没有刺到秦王的时候,变化就发生了。 第三环节,秦王快速反应。“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固不可立拔。”这个环节,是秦王嬴政的一连串应急动作:瞬间大惊,瞬间突然站起,竟一下挣断了材质一流的精制衣袖,可见速度之敏捷,力量之强大。再后,秦王立即去拔只有盛大典礼才佩带的长剑。此所谓冠剑及身,是王者的最高威仪。但是,由于秦王是手抓剑鞘中间——操其室,剑筘又很严密,惶急之下一时无法拔出。 第四环节,荆轲追逐秦王。“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这个环节,荆轲的方法未见任何特异技能,只是寻常的追逐不舍而已。秦王的反应倒是非常专业,不是径直乱窜,是“绕柱而走”,也就是依托粗大的殿柱,和荆轲兜圈子。 第五环节,群臣惊愕混乱,徒手乱打荆轲。“群臣惊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也就是说,在一片惊慌中,大臣官员们只有追着荆轲乱打。随行太医夏无且,用随身药囊打到了荆轲。这里,太史公特意交代了秦国的殿堂法度:其一,群臣上殿,不能携带任何兵器;其二,装备全副兵器的护卫郎中,陈列于殿外廊下,不奉命不得上殿。在这两条法度之下,一时没有人想起提醒秦王下令武士进殿。在大混乱的时间段,荆轲的徒手搏击术仍然未见任何特异之处,以致自己都无法摆脱徒手人群的围攻。 第六环节,秦王拔剑反击。“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这就是说,秦王虽然惶急,但却仍然保持着灵敏的耳目反应。在左右高声提醒下,秦王立即将长剑竖在背后,一举拔出剑来。拔剑之后,秦王立即反击,一剑就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虽有短兵器在握,却既未能反击,又未能躲过长剑一击。如此结果,只有两种可能:或者,秦王的剑术与力量都是一流的;或者,荆轲的本领实在平常。 第七环节,荆轲的最后反击失败,及其最后自诉。“荆轲废,乃引其匕首擿(掷)秦王,不中,中铜柱;秦王复击荆轲,轲被八创;荆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荆轲掷出匕首,以做最后的反击,但却掷到了铜柱上。秦王很恼怒,连续砍了荆轲八剑,但荆轲依然活着。按照嬴政一剑砍断荆轲左腿的力量,八剑若全力砍下,荆轲早已经是大卸八块了。荆轲所以在八剑之下尚能不死,只能说明秦王仍要留着活口,有意控制了击剑力量。这时,荆轲表现出最后的勇气与精明。最后的勇气,是满身剑伤而能张开大嘴谈笑;最后的精明,是为自己的平庸身手作出了似乎周到的辩解。但是,荆轲的最后辩解,却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如果真的一开始就不想杀死秦王,而要绑架秦王以订立书面盟约,并献给太子丹,那为什么还要给匕首淬毒,并且拿起淬毒匕首就直接刺杀?难道荆轲敢保证自己既能刺伤秦王,而毒性却不会置秦王于死地?以此后实践的展现,荆轲似乎还没有这样的神异技能。荆轲的说法,显然是 摆脱难堪的辩词。 第八环节,荆轲之死。“于是左右既前,杀荆轲。秦王不怡者良久。”乱局之下,已经上殿的武士杀死了荆轲。为此,秦王忧郁,很长时间里都不高兴。秦王嬴政不高兴的是什么?仅仅是荆轲的死吗? 4 刺秦效应:秦国放弃和平统一方式 刺秦事件,宣布了和平统一中国梦幻在事实上的彻底破产。秦王嬴政的心情沉重而忧郁,其症结只能在这里。因为,荆轲的刺杀事件,道出了一个残酷的历史事实:即或在同一根基的华夏文明圈,想要一个已经成型的王国政权基于天下潮流,放弃统治权或大幅度缩小统治权,而自觉归于统一政权,这只能是推进统一的强大力量的单方愿望。无论这种愿望的出发点具有何等的正义性,也无论这种愿望的实现可以减少多少流血牺牲,独立分治的政权都是不可能妥协的。 从黄帝、炎帝开始,天下从来都是以大规模战争的方式,实现联盟政权统一的。即或是夏商周三代千余年,天子王权诸侯制的松散统一,也是在大规模“汤武革命”式的战争中实现的。至少,从黄帝到战国的将近三千年里,还没有不经过“汤武革命”式的战争而能统一天下的先例。实现松散的王权诸侯制的统一尚且如此,今日的秦国, 要以秦国的法制推行于天下,实现新的统一,又岂能出现不经战争的自动归降?假如说,在荆轲刺秦事件之前,这种“盟约统一”的方式 似乎还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在荆轲事件之后,盟约统一的方式,则显然已经是荒诞的梦幻了。 从另一面说,春秋之世历经近三百年的天下动荡,华夏世界的诸侯分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再历经战国之世两百余年,七大战国形成的国家割据,已经趋于大体定型了。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些许小诸侯,已经可以忽视不计了。事实上,此时的七大战国,都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本制度与礼乐文字。原本具有松散统一文明的华夏世界,已经出现了分为七大板块进而渐行渐远的文明分裂趋势。在这样的大趋势下,要想有效地统一六大战国,并重新回到华夏统一文明的大道之上,已经不可能以非战争的盟约形式实现了。 秦王嬴政是否想到了这些,史料没有直接记载。 但是,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从荆轲事件之后,秦国全力以赴于战争统一,再也没有过接受某个战国有条件的盟约投降的事例了。请注意,最后的齐国投降,实质上是大兵压境下无条件的战场投降,而不是有条件的盟约投降。对齐国的政权处置,以及对齐王的处置,都同战争灭国后的其余五国没有差别。所以,统一齐国不是和平统一,仍然是战争统一。 从历史效果看,后来的秦帝国所以能雷厉风行地创建统一文明,遭遇的阻力相对小,尤其是顺利地创建中央集权制,以及覆盖整个华夏世界的全面郡县制,全面、完整、有效地统一文字等,并能够真正推行且彻底巩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战争统一所打下的坚实根基。 5 灭燕战役的实际进展 在这年秋冬之交发生荆轲刺秦事变之后,燕国的灭亡命运也就无可挽回了。 同年,王翦大军正式发动了对燕国的统一战争。 战争的进程没有丝毫波澜。燕代联军的大阵,在易水西岸被秦军一举击溃。次年,燕都蓟城被攻破,燕王喜及太子丹,分别率领残余兵力,各自逃到辽东去了。秦军大将李信,率部连续追击燕军残部,直到辽东。此时,代王赵嘉为了保留仅存的燕国盟军力量,给燕王喜 写了一件书札,说秦军所以急追燕军不舍,原因是仇恨太子丹,燕王若能杀死太子丹,并将头颅献给秦国,秦王必然会停止追击。昏昧平庸的燕王喜,终于显示了冷酷的本性。 这年冬天,燕王喜派出秘密特使,率兵寻觅到太子丹藏身的衍水河谷,杀了太子丹。之后,燕王喜便要将太子丹的头颅献给秦国。可是这一次,代王赵嘉与燕王喜的谋划都落空了。秦国李信部根本没有理睬太子丹被杀事件,而依然追击着燕王喜的辽东残部。可是,这一年的冬天,当时的中国北方气候骤然寒冷——“大雨雪,深二尺五寸”。若不是这一突然的天灾阻滞了大军行进,李信的秦军骑兵当年就能平定辽东。 四年后,也就是公元前222 年,大将王贲在秦军主力南下灭楚的同时,率领一支秦军进入辽东,一举俘虏了燕王喜,彻底解决了燕国的残余势力。同时,王贲部又西进代地,平定了代郡,俘虏了代王赵嘉,最后解决了赵国的残余势力。 至此,燕赵流亡势力被根除,两国宣告完整进入统一。 燕国的灭亡,是长期固守贵族政治传统的必然结果。所谓贵族政治传统最主要的表现,是政治上的迂阔性。迂阔政治的基本特质,是不识时务,漠视潮流变化,以老旧的贵族意识决策国事。燕国历史的四个基本转折,都充分表现了这种迂阔政治。其一, 燕王哙的复古禅让,导致了燕国长期内乱;其二,燕国长期与自己的屏障国赵国对抗,屡屡遭受惨败而不改弦更张;其三,燕国破齐,大肆攻杀掠夺之后,又企图推行王道化齐方略,致使战争长期化,导致最终失败;其四,灭国关头,以假投降为掩护发动荆轲刺秦事件,导致燕国最终灭亡。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选摘
书名: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
作者: 孙皓晖
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文景
副标题: 国家开端;文明爆炸;统一文明
出版年: 2012-1
页数: 852
定价: 11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103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