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变革 法治 包容 1. 春秋时代的政治求变潮流很强大,反对政治变化的潮流也很强大。 求变潮流上至庙堂,下至井社,所有社会阶层几乎都对现状不满,都在追求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具体变化。反对变化的主要力量则是旧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精神上自觉追奉王道礼治的某些社会保守力量。求变精神催生的社会变化潮流与社会保守力量普遍碰撞,使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渐渐发生着一种质的变化,质的提升。 在国家时代,政治文明的变革是社会进步潮流的轴心。 2. 君权高于族权的礼制规范,是周人政治文明走向高度成熟的表现。由于国家权力超越了氏族权力,国家权力便具有了普遍的社会基础,具有了广阔的天下理念。这样的国家权力系统,对于兼容其它族群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土地人民,具有一种内在的强烈追求。这样的文明形态,天然的自发的要求包容,要求扩展。中华民族强大的融合能力,广博的包容能力,从周代宗法制确立国家权力的至尊地位开始,便摆脱了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的追求状态。这一文明特质的确立,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发展,具有恒久的奠基意义。 3. 周平王时期,王权对社会的调控全面失效,国家最高权力已经在实质上处于了真空状态,混乱与争夺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只要国家最高权力处于实质上的真空状态,必然导致剧烈的政治争夺,进而必然弥漫为全社会的大争夺。这种争夺,以混乱无序的方式开始,在整个社会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又历经长时期的社会利益整合之后,才能重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 4. 卫国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任何时代的深刻变革,都不能寄希望于单纯的政治折腾,而应该着力于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变革。也就是说,社会与国家的文明新生,绝不是简单的权力更迭所能替代的;只有基础性的社会变革,才是文明发展与国家新生的根本出路。 5. 在整个中国古典文明史上,战国时代的国家效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由此创造了新思想、新技术能够顺利滋生并迅速走向社会的良性土壤;这一社会环境,又进一步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性的大爆发。一个时代,如果没有政治文明的率先改变与实质性进步,国家范围内的沉闷环境,就会使新思想难以滋生,更难以传播;各种生产技术的发明,就难以走进生产实践;其结果,必然是遏制社会创造力。 6. 每每在文明大转折的历史时期,社会竞争便会表现出特别复杂深刻、多面交织的广阔性与特殊性。虽然,守旧势力与新兴势力之间的生死存亡的竞争,是时代的主流;但是,新兴势力之间,守旧势力之间,也都在同时进行着剧烈的主导权与实际利益的竞争。与此同时,社会其余阶层也会以各种各样的常态与异态卷入其中,从而形成波澜壮阔的种种因素的相互交织。所谓历史主流的把握,所谓文明本质的体现,所谓意识自觉的形成,都会在这种分外复杂、分外深邃的局势中,考验着每一个社会政治集团的认知水准。这是人类历史的永恒现象,是生存竞争法则彻底化的必然表现。 惟其如此,同一阵线中不同集团的竞争,是文明发展史上最大的常数之一。 7. 韩国申不害的变法实践,有两个基本方面:“内修政教,外应诸侯。”用当代话语说,一是对内整肃社会,二是对外强兵备战。这两个基本点,都是法家推行变法最基本的历史目标与实现方式。在面对全社会的变革实践中,不以推行法治为根基,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太史公所说的最低目标——“国内以治”。申不害将法治的功能归结为两个基础:一是赏功制度化,二是任用官员制度化。这两个制度,是战时法治的两个基本方面。第二则论说,申不害明确了法治的三个实践原则:一是明法——法律要人人皆知,明确无误,大力推行;二是正义——法律必须具备正义性,遏制人性之恶;三是任法不任智——以律法为准绳,而不以人的智力评判为准绳,明确地反对人治。 8. 与申不害同一时期的大法家商鞅,在《商君书•画策》篇中,对国家政治灾难提出了分析。论说的核心强调了一个最根本的法治原则——法律是不能自动作为的,必须由君主官员等特定人群组成的权力体系来推行;所以,权力体系中的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明白无误的按照法律行动;个人行为是否以法律为准则,是国家或治或乱的最根本的界限。防止国家政治灾难的唯一出路,是使法律政令成为必须见诸于每个国家官员实际行动的最高准则;使政令必须成为实际执行的政令;法律政令只要明白无误地贯彻于君主行动,贯彻于官员行动,国家就不会有混乱灾难。 这一思想,与管子的“言室满室,言堂满堂”的政治阳光化主张,完全一致。 9. 秦国变法的整个过程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就在第一批法令全部完成而即将颁布之前,商鞅做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行动——徙木立信,取信于民,揭示了“大政在野不在朝”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 改变国民整体生存方式的变革如果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无异于空中楼阁。秦国变法的全面性与彻底性,曾经在这个封闭的西部国家激起了普遍的不满,甚或某种形式的反抗;可是,秦国社会很快理解了变法,并最终心悦诚服地实现了举国再生。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商鞅变法在一开始立定的方针——“法以爱民”,变法以取信于民为本。假如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官府抱有深刻地疑虑,任何社会变革都将是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10.真正植根于社会深层利益合理化的全面变革,无论发动者与主持者的个人命运如何,变革本身所培植的强大生命力,足以构筑战胜历史倒退力量的最坚实根基。变革的生命力,在于变革本身的正义性与深刻性;越是植根于社会利益合理分配的深刻变革,其生命力就越是强大;即或是变革的反对力量,也无法推翻这种深刻变革所巩固下来的历史成果。 11. 赵国灭亡,给我们提供了的两方面的历史教训:其一,一个国家的生存强度,首先取决于政治文明的发达程度;其二,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无法挽救一个腐朽而脱离人民的政权。 12. 秦帝国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较量,是中国文明史上内涵最为广阔丰富的一页。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之一。 13. 对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中国与西方自古便有着巨大的不同。 第一, 中国没有出现过神权统治,从来没有过神治社会。 第二, 中国历史上,有过世界古典文明时期独一无二的礼治社会。 第三, 中国的古典法治社会极其短暂,只有战国秦与秦帝国这个时段的150余年。 第四, 中国的人治社会,占据了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段。 第五, 中国的治国方式的内在构成,远远复杂于西方社会;各种治国方式的历史选择、 相互替代、相互渗透,也远远复杂于西方社会。 14. 秦帝国在反复辟领域中的历史缺陷,是我们民族一面永恒的历史镜子。国家行为选择的正义性,不能以一种历史退步政策,去反制另外一种历史倒退行为。不能以文化专制的政策,去反制复辟势力的弥漫传播。我们应该寻求一种正义的途径,去反制历史的倒退力量;而不是为复辟倒退辩护,同时斥责反复辟一方的专制政策,最终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变革 竞争 1.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引用了《周书》的四大支柱论后,以民众的目光对当时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描述:农、工、商、虞(山泽经济)四大领域是人民生计的源泉;这个源泉广大通达,则人民富饶;这个源泉狭窄矮小,则人民穷困;四大领域活跃开放,既可以富国,也可以富民;对于人民,由贫致富的道路应该是自由的,不要剥夺任何人的权利!民众有能力就富,没有能力就穷。那些王侯大贵族们尚且害怕贫穷,更不要说编入户籍的匹夫平民了!天下人等要求富裕的愿望是不可遏止的,贵族要富,平民也要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天下壤壤,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是其时的民间商旅盛况。 2. 春秋晚期凝聚成的时代精神,当时的政治家用了两个字概括——争心。这就是春秋时代的大政治家晏子的一句概括:“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私田经济打开了新的生存天地,使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族与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展开了真实的竞争。若干年后的战国时代,大法家韩非子以几近相同的词汇,概括了这种社会精神——“大争之世,多事之时。”这里,只有规模化程度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不同。这足以说明,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所以辉煌,所以不朽,是因为那是我们中国民族在跨入国家文明阶段后,第一次爆发出全面竞争精神的时代。 关于军事 关键词:尚武 生存底线 1. 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进入文明状态后对武事的自觉追求。没有尚武精神作为社会土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永远不会拥有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人类文明越发展,社会就越需要自觉的尚武精神。这是人类历史的精神逻辑,它适用于今天的我们,也适用于春秋晚期的当时社会。可以说,那时的君主与大臣,凡是能才者,都是文武两通的杰出政治家,很少没有上过战场的大臣。这种普遍的君王亲征现象,普遍的大臣征战现象,一直延续到秦帝国建立。尚武精神是春秋时代迈向战国时代的最为坚实的精神根基。 2. 依靠残酷杀戮与全面掠夺所取得的战争胜利成果,永远都不可能是稳固持久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主义,永远不会成为征服人心的正道。乐毅的燕军,以报复政策在先,及至萌生出铁血幻想,在被占领国推行相对仁政,为时已晚。燕国与乐毅的命运说明,复兴国家的变法,可以以复仇雪耻为第一动力,但却不能以复仇为最终目标;一个国家若没有更为高远的目标,变革与复兴所能迸发的历史张力就是极其有限的。 3. 齐国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是齐国所长期奉行的古典绥靖主义与孤立主义,是一个国家错误应对天下大局而导致灾难的历史典型。 国家的抗争精神,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国家的绥靖主义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也同样与是否贫穷是否富庶无关。绥靖主义无论出现在哪个时期,都一定是国家政策理念发生了变化。战国末期的齐国如此,后世宋王朝根更是如此。 古典绥靖主义严重瓦解了整个国家的抵抗力。这种瓦解,是武备长期荒废,国家忘记了战争,贵族沉沦于奢靡,军队丧失了战心,民众消散了兴亡意识。我们反对战争,可我们无法不面对战争。对战争高度警惕,是一个民族生存意识的底线。 关键词:合纵 连横 新潮流的需要,使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个崭新的战时外交学派——纵横家。其中,以苏秦为代表的“合纵家”名士所推动的“合纵”战略,推动山东六大战国成功实现了抗秦联盟集团,一度对秦国构成了空前强大的全面压力。六国合纵,是世界外交史上最早的国家共同体。另一面,以张仪为代表的“连横派”所推动的“连横”战略,使秦国成功地实现了对山东六国的分化,也成功突破了六国集团的强大遏制。这是世界外交史上最早、也最为成功的新兴国家的破交战。 合纵连横的邦交大战,贯穿了此后整个的战国历史。这一邦交战略体系的思想与实践,是中国的战国时代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之一。它所留下的历史结晶——《战国策》,是世界外交史上最为古老、最为辉煌的有关多极力量抗衡的百科全书。 关键词:梦贤、访贤、遇贤、思贤、任贤、选贤、尊贤 1. 战国初期,魏齐两国曾经有过一次逢泽会盟。魏惠王提出了要与齐威王比一比两国财宝。魏惠王是想借此展示魏国的国家实力以震慑齐国。所以,魏惠王亮出的国宝,是镶嵌了可以在夜间大放光明的一辆海珠王车。可是,在魏惠王催逼下亮宝的齐威王田因齐,却平静地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大意是:国家之宝是人才。齐国没有这样的珍宝,纵然有,也应该用之于民,藏于府库的财宝绝不是真正的财宝。可是,齐国有镇守边陲与都城的四大能才,他们使齐国平安,使君主无忧,这才是真正的国宝。 这是一则铭刻青史的不朽对话,也是战国人才理念的最出色总结。齐国所以能兴办稷下学宫,其根基正在于这样的人才理念。 2. 春秋战国之世,国家竞争剧烈化,对优秀人才的需求大为紧迫,各国君主都在或强或弱地强调着、彰显着自己对贤士的渴求。尤其是战国时代,无论各国实际使用人才的程度如何,都在高调宣扬“尊贤”。战国君主中,大有实际不用贤士的君主,但几乎没有一个敢于在行动上、语言上不尊贤的君主。但是即使是这样,秦国向天下各国都发出文告,以“求贤令”这种特定方式搜求人才,却仍是空前之举。它打破了此前两千余年有针对性的个体求贤的经验主义传统,第一次以文告征召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向社会普遍地搜求人才。此后两千余年,直到当代社会,这种面对社会征召政治人才的方式,依然是最主要、最通行的方式。 3. 魏国的人才大流失,要害是敬迂腐虚名,排斥真正的人才。魏惠王所奠定的国家人才传统是:敬重享有名望的学问大师,但却排斥猜忌真正的有用人才;对于潜在的尚未成就功业的年青人才,魏国更是一律拒绝。也就是说,魏国君主决策层既没有自觉发掘人才的意识,也缺乏发掘人才的辨识能力。这种敬贤,实际目的是博取自己的为政声望,而不是基于国家的真实需要。魏国式的人才意识,具有历史的迷惑性,是最值得警惕的国家人才误区。 关键词:强公室,塞私门 厚德载物 1. 吴起整肃吏治,总原则是“强公室,塞私门”。当时,楚国的官场规则与习俗,完全受旧贵族政治势力的主导,比吴起所熟悉的新兴的三晋国家要混乱腐败许多。为此,吴起推行了三项政策:其一,奖励公正而忠于职守的官员,树立“行义之风”。从制度层面保证了:私事不能妨害公务,对谗言要认真查核,使其不能伤害忠于职守的官员;其二,杜绝私风干扰政事。对私人活动升官者,对社会广为流行的贿赂公行、私交主宰公务的堕落风习,给以严厉惩罚;其三,禁止纵横之士游说于私家势力。纵横策士游说于大国之间的私家势力,是大国发生政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禁止言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2. 秦帝国的《为吏之道》从内容看,是秦帝国对所有官员的吏道准则,附在法典之后,实际也是官员的行法准则。这部守则以现代排版方式计算,大体有2110字。 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审当赏罚…… 审知民能,善度民力,劳以率之,正以矫之…… 毋喜富,毋恶贫,正行修身,祸去福存。 吏有五善:一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 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 吏有五失:一曰见民倨傲(官架子太大); 二曰居官善取(贪污敛财); 三曰贱士贵货(轻视人才,看重金钱); 四曰兴事不当(追求政绩工程,与民有害); 五曰善言惰行(说大话不做实事)…… 能审此行,无官不治,无志不彻,为人上则明,为人下则圣; 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 志彻官治,上明下圣,治之纪也。 除害兴利,慈爱万姓;毋罪无罪,无罪可赦;均徭赏罚,毋使民惧。 赋敛无度,临事不敬,苛难留民,决狱不正,废置以私,兴事不时 ……(凡此诸行),戒之戒之,言不可追;思之思之,谋不可遗。 这些职业操守与道德要求,渗透着华夏民族久远的“厚德载物”的历史传统,也深深渗透在法家政治理念与法治实践之中,绝不仅是某一家学说所认定,或仅只有某一家所坚持。 关键词:原生文明 强势生存 国家意识形态 文明大爆炸 文明忧患意识 神秘文化 1. 神秘文化,历来是特定文明形态的精神折光,也是近古文明与后来古典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那时的社会,所以风行神秘文化,其根本意义并不在于一定相信它的正确性,而在于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政治需要。从社会各方面说,接受神秘文化者,都有着各自的心理需求。兴衰归于上天,既方便王权推托责任,又方便史家解释历史,更可使图谋替代者找到一种举事理由,还可使民众获得一种善恶有报的精神快感。各方乐于接受,神秘文化也就堂而皇之的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2.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是一个文明大爆炸时代。正是战国时代的大争精神,催生了层叠林立的原典,造就了接踵比肩的巨人,生发了深刻壮阔的变法浪潮,锻造了令人目眩的古典战争的最高水准,推动了超大型工程领域的绝顶登攀。所有这一切,都直接推动秦帝国实现了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跨越。 从历史遗产的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赖以前进的统一文明的框架,我们所熟悉的社会生存方式的基本传统,我们最主要的价值观体系的历史根基,我们在整个古典文明时期所达到的民生工程领域的最高峰,我们赖以筑成精神支柱的民族经典之林,都产生于战国时代。 3. 从中国文明史的角度说,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典思想大爆炸,形成了我们民族最为坚实的文明根基。我们的文明所以五千年绵延不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成为世界上唯一生存发展在原住地区原住族群的原生文明,其直接根基所在,正是这场原典思想大爆炸所赋予我们的无比强大的生命力。迄今为止,构成我们民族文明特质的生命意识、存在意识、政治意识、战争意识、价值观体系等,都是在那个时代生成的。用当代语言说,我们民族整个世界观的根基,埋藏在那个时代,而不是别的任何时代。 4. 文明体系宏观结构的内在均衡性,决定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国家衰弱之时,我们有顽强的变法精神,即或它越来越陷于局部化。国家强大之时,我们有居弱理念,有收敛意识,使我们能够保持相对的清醒。外敌入侵之时,我们有独到的战争理念,有不畏任何强敌的战争艺术水准。和平来临,我们有坚实的实业生计传统,勤劳自立,我们和平崛起。我们既不畏惧战争,也不欺侮邻邦。 5. 秦始皇帝,在对待历史传统上,表现出了亘古绝今的骄傲。即使对三皇五帝这样的人神,也一概没有进行封赏。在后来的大出巡中,始皇帝除了曾经在云梦泽向九凝山遥遥拜祭了舜帝栖身地,在会稽郡拜祭了大禹陵,对其余神圣、圣王及其后裔,一概不予理睬。而舜帝与大禹,又恰恰是五帝之中最干实事、功劳又最大的两个人。不给六国王族遗民以安抚政策,基于政治制度而发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傲视一切既往神圣圣王及其遗存后裔,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 历史主义地看,对既往神圣的不予封赏,并不是帝国政治制度所必然要求的。在尊重历史传统的意义上,并没有超越神灵理念的始皇帝完全可以像后来的汉高祖一样,对存在于当时现实的深厚而久远的人神理念,给以精神价值的肯定;如此,既不影响政治文明的创新,又可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更为广阔的纵深性。之后两千余年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全球文明冲突的历史已反复证明:精神领域的软体战略,是任何一种文明能够长期存在并实现扩张的根本立足点之一;不自觉培养精神领域的战略意识,一个民族的文明是走不远的。 6. 我们的国家已经开始了富强崛起,我们的社会意识却没有忘记那个还远远没有解决的根基问题——我们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是什么?我们应该确立的历史传统是什么?我们继续前行的坚实根基在哪里?这种新的历史觉醒虽然还远远不够自觉,不够强大;但是它已经确定无疑地触摸到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根基——只有从文明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自己文明传统中的创造性基因,才能确立一个国家最成熟的社会精神。 7. 在剧烈的文明冲突时代,没有文明创造精神的确立,没有强势生存精神的确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站立起来大步前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只能在贴地涌动中寄希望于世界没有任何威胁,将自己的安全涌动确立在别人不侵犯的梦幻之中,一旦遭遇突变,这种文明必然走向衰落或者灭亡。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辉煌文明的消失,有过许多有为民族的突然消失。认真看看他们的足迹,根源莫不潜藏于强势生存精神的不断衰减之中。文明的忧患意识,是一个民族永恒的安全底线。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经典摘录-------关键词
书名: 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上中下)
作者: 孙皓晖
出版社: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文景
副标题: 国家开端;文明爆炸;统一文明
出版年: 2012-1
页数: 852
定价: 11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08103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