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东周诸子与古希腊智者之比较 春秋战国与古希腊时期都涌现出一大批贤哲学者，创造出一系列五彩缤纷的理论学说，尤其是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然而，这只是表象，它与古希腊智者的学识内涵差异很大，两者对中西方社会此后的发展产生了绝然不同的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中西方古代社会的基本发展道路大相径庭。 古希腊智者学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识。“哲学”这个词，希腊原意是“爱好智慧”，希腊人所说的“智慧”，包括一切科学和技艺的知识，所以，希腊哲学一开始主要研究的是自然哲学，智者们都对世界的产生与组成诸奥秘进行探索，提出自己的看法。如米利都学派诸人提出水为世界万物之原质，或气是万物的基质，或万物都出于一种简单的元质。赫拉克利特相信火是万物的原质。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都由数字组成，从而发现了一些数学和几何学定理。德谟克利特提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的种类是无限的，是永远运动着的。 到前五世纪，随着雅典民主制度的兴起，智者在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格言的启发下，逐步开始转向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由于上述文化传统关系，他们在研究社会、国家与政治、经济时，依然注重其中的知识与智慧问题。到亚里士多德开始将具体科学与人文哲学分离开来，不过依旧相当重视各类自然学科知识。我们知道，他不但在政治学、历史学、伦理学、修辞学诸方面成就斐然，在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医学各方面也同样成果累累，其《形而上学》一书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求知是人类的天性”。 而东周诸子学说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且大都鄙视自然学科知识。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维护周礼，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主张施行“仁政”，荀子主张性恶论而礼、法并重。儒家学子，虽然在一些政论问题上各有歧见，但在崇尚政治人伦之“礼义”，贬抑探索天地自然之“物理”和生产技艺这一点上却是一脉相通的，从而构成了“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学传统。老子主张“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提出许多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原理，包含君主南面之术，否定其他一切知识和技巧。庄子也要人们不必作无止境的知识追求，喜好虚无主义的逍遥。墨子思想的主要观点为“天志”、“尚同”、“尚贤”、“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等，主张专制主义统治体制。法家是权力崇拜者，君主的专制权威高于一切，除执着农、战，迷恋权术而外，几乎排斥其他所有的知识。 古希腊智者对各类知识都有探究的兴趣，不满足现状而不断深入研究，不但使科学文化不断进步，政治道德方面也以正义、智慧、善良、勇敢为目标。而东周诸子却把精力几乎都放在君主政治方面，都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绝对真理，不容弟子乃至他人有丝毫的怀疑，不但与科学无缘，且其政治主张主要建立在相关的伦理道德观之上，与宗法等级秩序内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求知与治政的出发点不同，其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角度完全不同，必然造成其理论学说在世界观本质方面的差异。所以，西方学子的核心问题是探究世界各个领域中的奥秘，而中国上古学子的核心问题是指导君主如何统治百姓，只有杨朱是另类。 产生这么大差异的社会背景： 古希腊智者先哲的社会地位是自由民，多为富有的奴隶主贵族，是私有制生产方式的独立操作者。他们无需为了生活去卖身投靠某些政治首脑，认为个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与国家政治生活无关。原子论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一句歌颂民主政治的名言：“在民主制度下贫穷生活也比在专制制度下享受幸福好，正像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他终身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学，在雅典居住时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正如他的另一句名言所说：“我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他并没有依靠这位帝王学生追求过任何政治权势。同时，一般古希腊城邦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他们也并不组成为某个行政首脑统一领导之下的“政府”，乃至也不形成对有关首脑的依属关系。加上一些城邦较为严密的监督机制，希腊公民参加国事活动并非能得到许多物质特权。所以，希腊智者绝大多数都终身研究学问，很少去担任官职而从政，这后来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总之，由于知识分子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独立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地思考着各种问题，而不为任何权势者或官方的观念所束缚。 而东周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迥然不同。由于当时由贵族领有制转向诸侯国所有制，一般士人没有独立的私有经济地位，需要依附于掌握经济特权的君主或贵族大官僚，而成为其政治上的附庸。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其学生子夏则宣布：“学而优则仕”。表明当时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而做官即帮助君主进行统治，所以，学习知识就是学习治政的本领。孔子一生凭其学识在不断求宦任官，他的学生子路、子贡等人也都在各诸侯国为官。孟子同样带领学生，曾一度为齐卿。荀子游学于齐，为稷下学宫祭酒，后适楚为县令。墨翟曾为宋大夫，许多墨家子弟也到处求仕为官。法家李悝、商鞅、申不害、李斯诸人，大都苦说君主而为各国重臣。老子也曾做过周朝的史官，更有许多道家学者与法家结合，阐发黄老经法之学，而为齐国的稷下学士。只有庄子身世较为扑朔迷离，略显隐士的风范。 当时数万之众的知识分子，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求食于君主、官宦之家，成为其忠实的臣属，为其出谋划策，乃至为了各自的利益，不惜出卖灵魂。纵横家的处世哲学便是不管何国何主，不择纵、横何策，有奶便是娘。法家商鞅进说秦孝公，连用帝道、王道、霸道诸说，以窥探统治者的口味。自然也有少数“从道不从君”的耿直之士，然而，世道的艰难，前途的坎坷，令他们往往改变初衷，就连孔子也会求宦于自己鄙视的鲁国季氏、卫国灵公，荀子甚至赞成要学会“恃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 中西方上古时代思想成就的区别，主要体现于其中的科学含量方面。在希腊智者的自然哲学思维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门科学的胚胎。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合一”的怪圈中，只产生一些技艺与“玄学”，与科学搭不上边。如天文学是占星术，数学是算术……直到后来的四大发明： 造纸与印刷术，为的是记载和传播有关君主政治的信息而发明的技术。火药，是道士为君主统治所炼长寿丹药过程中的附产品。而指南针，是风水先生在观察和预测某群体的有关政治命运时所用的玩弄玄虚的道具。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出现较早而其中却几乎不存在推动社会发展的潜力。中国士大夫阶层非但不屑懂科技，乃至仇视科技，这一状况到近代更为突出。 在社会人文研究方面，诸子百家都以传播已知真理的化身自居，而古希腊智者仍大多以探索者的姿态出现，两种思维言说方式的文化成果同样大相径庭。由于古希腊智者各自的经济地位与独立人格，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各异，基本上对各种政治制度都有相当程度的批判，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为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提出一些准则，为人类社会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奠下一定的基础。而东周诸子由于各方面的局限，只是对君主政治提出自己的各类办法，提倡各种以愚民为基石的“人治”主张与措施，大都把人的价值完全放入君主政治中去考量，基本以君主统治的安稳性甚至专制性作为其价值目标，认为个人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服从君主与社会的需要，基本不懂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这种百家争鸣的思想内涵实质是百家邀君主之宠。 在中西方上古社会思想界如此迥异的认识论世界观的演进之下，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成为西方社会知识者的一般行为准则，发展出一系列近代科学精神；而中国古代士人主要尊崇君主统治社稷的稳定是第一位的原则，主张实行愚民政策，担忧民智发展会对专制统治构成威胁，乃至动摇“国本”，所以，坚持“克己复礼”、“为尊者讳”诸信条，形成了“权力主宰”、“独尊儒家”的文化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