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和菲尔坐在舰艇的储藏室里,突然舱门砰地一声打开了,走进一群醉醺醺的、满脸兴奋的人来。其中一个问他们,日本是否能够打赢这场战争。 “不会,”菲尔回答。 有人照着菲尔的脸就捣了一拳,然后再次猛地挥拳过去。他们又问路易,哪个国家能够取得胜利。 “美国。” 这群水手蜂拥而上,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了下来。不知是谁砸到了路易的鼻梁,只听到咔吧一声。这时,一名军官跑了进来,扒开人群,喝令他们出去。路易的鼻子顿时鲜血直流,他摸到了一个深深的伤口,一根骨头朝外露了出来。 这名日本军官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告诉他们,这群水手刚刚搜刮了他们登船时上缴的钱包,看到路易的钱包里面转折一张小小的剪报。虽然这张《檀香山日报》的剪报已经被钱包染成了紫色,但还是能够看清有关路易在威克岛空袭行动中表现英勇的报道。这名军官告诉他们,这艘舰艇上约有一半船员当时都在威克岛,他们停靠在岸边的舰艇被美军击沉。 他们对自己刚才的殴打表示懊悔。过了一会儿,舱门再次打开了,两名水手走了进来,小声咕哝着向路易和菲尔道歉,然后伸手摸了摸路易的伤口,并且递给他一瓶日本清酒。 路易和菲尔再次分开了。路易被锁进一名军官的船舱。每过几天,就会有一名举止怪异的水手皮笑肉不笑地钻进船舱问道:“打你一下给你一块饼干,好不好?”说完,他会用手背的关节猛敲路易的脑袋,接着递给他一块饼干,然后悄悄地溜走。趁着这个水手没有出现的功夫,路易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用手指使劲夹紧自己的鼻子,努力固定那根突出的骨头。百无聊赖的路易在船舱中四处翻寻,竟然发现了一瓶清酒。于是,他偷偷地啜了一小口,确保没有人能够注意到瓶子里面的酒少了。有一次,路易刚刚拿起酒瓶,舰艇上突然拉响了警报,他一下子喝了太多,反正肯定会露馅的,索性一下子喝了个底朝天。在接下来的航程中,船舱里就只剩下这个瘦骨嶙峋的美国战俘和一个大腹便便的清酒空瓶。 船在日本本州东岸的横滨停了下来。路易被蒙上双眼带了出去,他感到自己踩到了坚硬的土地。来到日本以后,透过眼罩的一丝缝隙,路易瞥见的第一个词就是“雪佛兰”,贴在一辆汽车的毂盖上。他被带到了一辆汽车前。 就在这时,一阵脚步声和喊叫声传了过来,他身旁的士兵突然立定不动了。路易心想,过来的一定是一名军官。路易感到,这名军官抓住自己的上半身推进了汽车的后座。当他挣扎着想要把腿也伸进来时,这名军官举起手电筒砸向他的脑袋。路易鼻子上受伤的骨头再次断裂开来。他记起了船上的那瓶清酒,心中暗想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这瓶清酒的主人。接着,路易和菲尔一起挤在汽车的座位上。 雪佛兰呼啸着穿过崎岖不平的乡村。一个小时以后,汽车忽然停了下来。有人猛地按住路易的头部,让他弯下腰去,然后解开了眼上蒙着的布。这里是一件浴室,路易心想大概自己已经到了战俘营里,不过菲尔却不在自己身边。他的面前放着一个木盆,里面的水散发出一阵酸臭的消毒液的味道。有人命令路易脱光跳进去,于是他跳进木盆,感到水热乎乎的,这是他离开瓦胡岛以后第一次洗净自己的身体。 冲洗完毕以后,路易按照命令重新穿好衣服。一个人拿着剪刀走了过来,横七竖八地剪掉了他的头发和胡须。接着,路易被押解着经过走廊,在一扇门前停了下来。卫兵让他进去听候指令。 路易走进屋里。因为关着灯,他只能依稀分辨出一个平民装束的男人的背影。随后有人啪的一声打开电灯,那个人转过身来,路易看到了他的面孔。 他就是路易大学时代的朋友吉米•佐佐木。 “我们又见面了,”佐佐木说道。路易吃惊地盯着他,对于佐佐木从事间谍活动的传闻,路易一无所知,所以当他在敌军的营地里见到他时,顿时感到目瞪口呆。佐佐木亲切地看着昔日的同学,虽然事先知道路易会来,但是看到骨瘦如柴的路易时,他还是大吃一惊。佐佐木半开玩笑地告诉路易,他的秃头看起来可真丑。 接下来便是一场奇怪的、令人蹊跷的谈话。佐佐木问路易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的,然后便开始回忆起他们在南加州大学的日子。他们曾一起在学生会用餐,一起到操场上观看十美分一场的露天电影。路易惶恐不安地等着佐佐木问自己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但是他始终只字未提,而只是表达了一下对于日本赢得胜利的信心。佐佐木告诉路易,他是日本海军的一个平民雇员,军方任命他负责对所有来到日本本土的战俘进行审讯。他还说,自己的军衔相当于海军少将。 路易被人带到了外面。在一个大型的操场上坐落着几栋平房,旁边围着铁丝网做成的高高的栅栏。就像所有刚刚被带到这里的战俘一样,路易立刻发现,这个地方看起来诡异极了。平房前面聚着几群看起来弱不禁风的盟军战俘,约有两百多人。每一个人的眼睛都盯着地面,到处都是一片死寂。 有人押着路易来到距离其他战俘较远的一条长凳前。路易看到,菲尔就在不远处独自坐着,还有几名战俘坐在他们对面的长凳上,不过双手却藏在了身后,背着卫兵互相发送莫尔斯代码——拳头代表一点,手掌代表一划。当一名战俘朝他走过来时,路易转过头来。在这些战俘当中,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讲话。他告诉路易自己身处何方。 这不是一座战俘营,而是大船镇的一个秘密审讯场所。在这里,那些“利用价值较高”的战俘会被软禁在囚室里,忍饥挨饿、遭受折磨以及严刑拷打,直到他们吐露自己知道的一切军事秘密为止。由于大船镇几乎与世隔绝,所以日本人可以为所欲为。大船镇的这些人,他说,不能被称为“战俘”,而是在对日作战中“赤手空拳的斗士”,因此无法接受有关国际公约的保护。事实上,他们没有任何权利。如果他们“承认对日本犯下了罪行”,日军就会“按照规定”对待他们。在二战中,约有一千名盟军战俘被押解到大船镇,有些人在这里遭到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残酷折磨。 这个人告诉了路易这里的规矩。除了卫兵以外,他不能和任何人讲话,不能把手放进口袋里,或者与其他战俘进行眼神交流。无论何时何地,眼睛都要始终看着地面。此外,他必须学会用日语数数,因为每天早上集合点名时,必须用日语报数。如果想要上厕所,也必须一边鞠躬一边使用蹩脚的日语说:“Benjo kudasai。”每一个人都没有杯子,如果感到口渴,只能乞求卫兵把自己押到洗脸的地方。在这里的日常生活中,从怎样叠毯子到怎样系扣子,规矩无处不在。所有的人都必须互不联系、绝对服从,稍有反抗就会遭到一顿毒打。 只有一件事,日本人不能确定。在这个与世隔绝之地,他们不仅可以,而且已经采取任何手段虐待战俘,但是谁也不会知道。日本人强调,他们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在大船活下来。“他们随时都可能杀掉你,”这个人告诉路易,“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这里。” 夜幕降临时,路易来到营地,被带进一间小小的囚室。地面上铺着一层薄薄的稻草做的榻榻米和三张纸做的床单,这就是他的床。囚室里只有一扇窗户,但是窗户上没有玻璃,所以寒风嗖嗖地刮了进来。墙壁四面透风,地板上到处都是裂缝,屋顶搭着一块沥青毡子。眼看严冬即至,而路易却要住在这样一间用一个战俘的话来说连风都挡不住的牢房里。 路易在纸做的单子下面蜷缩起来。他旁边的牢房里还有几十个战俘,但没有一点声息。菲尔在走道远处的那一头,这是几个月来路易第一次距离他这么远。在这间关满战俘的小小洞穴里,路易突然成了孤身一人。 每天早上六点,铃声响起时,卫兵大喊集合,然后战俘们就会慌忙跑到外面的操场上。路易站在这队憔悴不堪的人们中间。卫兵们手中拿着木棒、肩上背着带有刺刀的步枪,不时做出咄咄逼人的姿势,或者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每天他们都被迫履行这种近乎疯狂的仪式:点名报数,向裕仁天皇鞠躬,匆匆忙忙地洗脸、上厕所,然后在五分钟内飞奔回来。接着,他们要回到牢房,任凭荷枪实弹的卫兵四处翻寻违禁物品,凡是毯子没有叠好、扣子没有系好或者做了其他不合规矩的人都要挨打。 吃早饭的时候,每个人只能待在自己的牢房里,接过一碗稀稀的、酸臭的、黏糊糊的东西。然后,卫兵会让他们每两人一组,拿着一块墩布一边跑一边擦拭长达150英尺的走廊,而卫兵则跟在他们后面不时地拳打脚踢。接着,他们要来到操场上,按照卫兵的要求跑步或者做出各种各样的姿势,直到最后晕倒为止。训练结束以后,不管天气如何恶劣,他们只能静静地待在操场上。唯一打破这里沉寂的就是从审讯室里传出的惨叫声。 除此之外,就是无休无止的殴打,有的人是因为抱着肩膀,有的人是因为露出了伤疤,有的人是因为剔牙,有的人是因为说梦话,而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听懂这些卫兵用日语发出的命令。只要有一个人犯错,其他几十个人就得站成一排,任凭卫兵用木棍敲打他们的膝盖。在大船,卫兵最喜欢的惩罚方式就是让战俘屈膝蹲伏——双膝弯曲、高举手臂——有时候甚至长达几个小时,凡是跌倒或者手臂放下的都要遭受拳打脚踢。如果有人想要帮助别人,必定会遭到卫兵更加用力的殴打,所以每个人只能默默忍受。在挨打的时候,如果有人下意识地低下头去或者遮挡面部,那么卫兵的踢打就会变得更加凶狠。“我唯一能够做的,”一个名叫格伦•迈克科内尔的战俘回忆道,“就是不让自己的鼻子从脸上掉下来,不让自己变得七零八落。”卫兵的殴打,他还写道,“过于狠毒,因此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刻。” 到了晚上,路易回到牢房,默默地在黑暗中咽下自己的晚饭。他不能说话、吹口哨、唱歌、敲打、诵读,甚至也不能朝窗外张望。卫兵始终在窗外踱来踱去进行检查,当他们终于度过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之后,黎明到了,他们又开始新一轮地呼喝、奔跑和挨打。 在大船镇,就像散布于日本及其占领领土的数十座战俘集中营一样,那些担任看守的卫兵无一例外都是日军中的渣滓。许多人因为无法执行一些最基本的任务而从部队淘汰了出来,还有一些人干脆就是精神不正常。按照这些战俘们的说法,大船镇几乎所有的卫兵都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笨头呆脑,其二就是虐待成性。 当时在日军中,人们对于体罚早已司空见惯。日本士兵中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铁不打不成器,人不打不知礼。” 另一句谚语说:“不挨打的士兵成不了好的士兵。”对于所有的日本士兵,尤其是下级士兵来说,挨打几乎是每天一项不可避免的功课。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地位微末的集中营卫兵才会如此热衷于暴力,才会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在这些处于他们魔掌之下的无助的战俘身上。因此,日本历史学家才把这一现象称为“压迫转移”。 再加上当时日本社会中的两种普遍观念,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一种人认为,日本无论是从种族上还是道德上都比其他民族更加优越、更加“纯正”,因此天生就应该统治其他民族。就像盟军士兵往往在本国受到种族主义思想影响而敌视日本人一样,日本士兵和国民也因为受到了政府的极端灌输,对于他们的敌人持有某种强烈的偏见,认为他们乃是一群凶残低劣的野兽或者可怕的“盎格鲁—萨克森魔鬼”。因此,这种种族主义思想及其衍生的仇恨以及恐惧心理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于盟军战俘的无情虐待。 在日本的军事社会中,所有的公民从小就被灌输了关于宁死也不能被俘的思想。1941年,对于那些即将沦为阶下囚的广大官兵,一份日军电码直言不讳地表明了态度:“记住,要首先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作为一名士兵,与其被俘而苟且偷生,不如誓死而光荣就义。”因此,在许多毫无胜算的战斗中,几乎每一名日本士兵都顽抗到底、宁死不屈。在盟军士兵中,每1人阵亡,就有4人被俘;而在日军士兵中,每120人阵亡,只有1人被俘。每当战败在即,为了避免被盟军生擒活捉,日本士兵甚至不惜集体自杀。即使是少数不幸落入敌手的将士也往往会谎报姓名,好让家人以为自己已经捐躯疆场。对于上述观念,日本人始终深信不疑,这一点从史上著名的“千人自杀之夜”事件中便可窥一斑。1944年,在澳大利亚考拉镇的军营里,数以百计的日军士兵纵火烧毁牢房,在机关枪的扫射下前仆后继,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自杀。对于那些屈膝投降或者战败被俘的日军乃至盟军官兵,大多数日本人都会感到轻蔑和嫌恶。因此,在这种观念所制造的氛围中,人们认为虐待、奴役甚至屠戮囚徒或者战俘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是人心所向。 一些深受极权统治毒害以及种族主义和歧视战俘思想灌输的卫兵很容易就会堕落成为虐囚者,即使是那些对这种文化偏见颇有微词的人们也难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于多数士兵来说,看守战俘无疑是一件令人感到不安的差事,因为其职责就是剥夺他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有些卫兵甚至认为,迫使战俘在最不人道的条件下勉强生存,乃是这些无耻之徒的应有下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心安理得。事实上,正是那些对虐待手段感到惶恐不安的日军士兵对战俘实施了最惨无人道的暴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悖论。 在回忆起自己幼年的奴隶生涯时,著名的废奴运动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经谈到,自己主人的妻子不仅心地慈悲,而且从来都没有蓄养过奴隶。“她的脸上总是带着天使般的微笑,她的声音如同乐曲一样令人心旷神怡,”道格拉斯写到。这个女人不仅给予了他慷慨的母爱,而且还教他读书认字。在当时蓄奴体制的社会中,她的这种做法可谓前所未闻。但是,在丈夫喝令她必须按照对待奴隶的方式对待这个男孩之后,她很快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魔鬼”。就像百年之后大船镇的那些卫兵一样,按照道格拉斯的说法, “在滥用职权的致命毒害之下”,她最终选择了同流合污。 在大船镇上,比起北村陶治来,所有其他对战俘进行暴戾无情残害的日本看守都会显得相形见绌。假使在平时,北村应该不是一个清酒推销商就是一个电影编剧;而在大船镇,他却成了一名军医。由于热衷于折磨他人,他总是强迫那些患病或者受伤的战俘到自己这里接受“治疗”,而所谓的“治疗”就是拷打残害再加上严刑逼供。每到这时,北村垂涎的嘴角就会露出一丝狞笑。在大船镇,对于毒打战俘没有人比他更加津津乐道,因此人送绰号“屠夫”和“拐子”。北村块头硕大、健壮如牛,所以挥起拳头来就像一个重量级拳击手。也正因为如此,大船镇上人人都对其深恶痛绝、闻之色变。 虽然这种野蛮文化在无形中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仍然有些士兵拒绝参与虐囚的暴行。有一次,卫兵用木棍对一个战俘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痛打。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刻,这名卫兵突然被上级调离,并且由一个名叫広江(作者注:疑为一个名叫成岛広绘的日军中尉。)的士兵继续行刑。等到其他卫兵离开自己的视线以后,広江一边让这个战俘继续惨嚎,一边用木棍使劲敲击地面。直到“拷打”进行得差不多了,他们两个才结束了这出把戏。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広江,这名战俘只怕早就一命呜呼了。 広江此举堪称胆大妄为。在日本,无论是什么地方,对囚徒或者战俘慈悲为怀是一种天大的忌讳。一个居住在普善寺战俘营附近的孩子曾经对遭受羁押的战俘表示同情,然而她的言论却立刻激起了全日本的公愤。有时候,就连那些试图改善战俘生存条件甚至仅仅对他们流露出恻隐之心的士兵也会遭到上司的殴打。加野谕吉是另一所战俘营里的一个列兵,由于经常对战俘进行救助,所以深得人心。“当时,公众对战俘的看法非常苛刻,”他这样写到,“在执行任务时,如果让其他日本人误以为你心慈手软,那么你就要冒着一定的风险。虽然敌视或者歧视战俘是一种缺乏修养的错误表现,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级别低微的士兵来说,想要抵制这种风气却异常艰难。” 在大船镇,凡是心慈手软的士兵都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听说某个卫兵对战俘表示怜悯以后,一名军官立即挥剑向他砍去。一名战俘也曾经看到,有一个卫兵因为不肯殴打囚犯,所以每天晚上当他从厨房返回住处时,都会遭到其他士兵的集体围攻。 大船镇的战俘不但要遭到毒打,而且还要忍受饥渴。他们的一日三餐除了一碗飘着几片菜叶的菜汤,就是一碗甚至半碗发霉的米饭,有的时候米饭里还掺有大麦。这种伙食毫无营养价值和热量可言,更不用说含有蛋白质了。但是,战俘营却规定,对于那些被怀疑拒不如实招供的囚犯,要减少其口粮的供应,或者/同时降低伙食的质量。有时候,为了惩罚某个守口如瓶的战俘,整个营里的囚犯都要受到株连。这些食物里不仅有老鼠屎和蛆虫,而且还有许多沙粒和石子。没过多久,路易的牙齿就被硌得残缺不全,于是他把自己的囚饭戏称为“一堆垃圾”。 由于摄取的食物热量过低而且大都陈腐变质,再加上时常被迫接受体罚,这些战俘的生命已经危在旦夕。“每天只有大约500卡路里的热量,”一个名叫吉恩•鲍尔奇的战俘写到,“我们都快饿死了。”坏血病在这里司空见惯。由于食物里布满了寄生虫和病菌,所以几乎人人都患上了痢疾。最可怕的还是脚气,这是一种因为缺乏维生素B而导致的疾病,情况严重的就可能致人死地。脚气分为“湿脚气”和“干脚气”,这两种类型的疾病有可能同时发生。“湿脚气”会影响一个人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从而导致手足严重浮肿。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多数患者只能坐以待毙。“干脚气”会影响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从而造成肢体麻痹、精神错乱、步履蹒跚甚至全身瘫痪。如果对湿脚气患者肿胀的四肢进行按压,即使是在压力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以后,肌肉上的凹陷处仍然难以复原,因此他们往往会产生错觉,认为自己的骨头已经开始软化。在某些情况下,湿脚气还会引起阴囊肿胀,有些战俘的睾丸甚至变得足有一块面包那么大。 在大船镇,卫兵的暴虐行径让人们不得不时刻担心自己是否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死亡在这里也早已屡见不鲜。对于路易、菲尔以及其他战俘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有盟军前来营救,但是即便美国真的打了胜仗,他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 1942年秋季,美国在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一举击沉日本的所有舰只,于是日军立刻将该岛所有的二十二名战俘斩首。在肖特兰群岛的巴拉尔岛上,所有的英国战俘被迫为奴,为日本人建造机场。根据一名日本军官的说法,1943年春,当美国即将打到巴拉尔岛时,日本当局发出指令,如果该岛失守,必须立即处决所有战俘。虽然美军最终并没有在巴拉尔岛登陆,但是作为对盟军轰炸此地的报复,日军杀掉了这里的所有战俘,约有70至100人。 路易来到大船镇一周以后,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开始对威克岛进行轰炸,而此前曾经沦为日本人奴隶的美军战俘仍然在该岛遭受奴役。日军误以为美国人很快就会攻占这里,因此下达命令将所有的战俘都蒙上双眼五花大绑后集体射杀,然后扔进一个洞穴里,只有一个人侥幸逃脱。三个星期以后,他再次被捉,并且被日军指挥官枭首示众。数年以后,人们才发现了这些战俘留下的一些痕迹。在这座小岛泻湖中间的一大块珊瑚上,其中一名战俘用手指刮出了这样一条信息: 98 美国 战俘 5—10—43 这些残忍的屠杀成了日本后来臭名昭著“杀光政策”的第一次实验。这一政策规定,无论出现任何情况,每一位集中营的指挥官都不能战俘重新落入盟军手中。如果盟军有可能开展营救行动,那么日军就要立即处决所有的战俘。“如果战争形势不利,战俘有可能获救,”1944年5月,日军向所有战俘营的指挥官下达了一道命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绝不让一名战俘落入敌手。” 当年8月,日本统帅部就这道命令发出声明,并且声明送至所有战俘营中: 随着战事日渐危急,重要的是必须确保所有战俘在重兵把守之下集中囚禁于目前地点,然后等待上级的最后指令••••••无论采取各个斩首还是集体屠杀等任何手段,可以对战俘进行集体轰炸、使用毒气或者毒药致死、溺水、斩首,或者视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总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绝不能让一名战俘漏网,必须将其全部歼灭,并且不留一丝痕迹。 当盟军浴血奋战,不断向日本推进时,大船镇以及其他集中营里的战俘都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如果盟军大获全胜,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日本的“杀光政策”。虽然这里的战俘对于此前发生的屠杀并不知情,但是大船镇的卫兵却一再幸灾乐祸地向他们重申这一威胁。就像其他战俘一样,路易深知,大部分卫兵在执行这一政策时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坚不可摧——第十九章 两百个沉默者
书名: 坚不可摧
作者: [美] 劳拉·希伦布兰德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原作名: Unbroken: A World War II Story of Survival, Resilience, and Redemption
副标题: 一个关于生存、抗争和救赎的二战故事
译者: 王祖宁
出版年: 2011-8
页数: 398
定价: 3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229043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