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底，父亲过世七个星期了，我和母亲才被从西哈拉监狱释放出来。我们回到了在卡拉奇的家——克里夫顿70号。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一切还是原样，但又都不一样。刻着“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律师”的铜制名匾依然挂在克里夫顿70号大门一侧。在这块铜牌的上方是另一块铜匾，因年代久远而退色，上面刻有祖父的名字“沙·纳瓦兹·布托爵士”。1953年我出生后没多久，祖母建造了这座两层平顶小楼。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因为距离阿拉伯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清凉的海风不时地吹来。谁会预想到悲剧和暴力竟会降临到这个平静的院落? 每天都有数百名悲痛的悼念群众聚集在花园里。园子里的椰子树、芒果树，还有开着红、黄花朵的树木反衬出卡拉奇的光秃荒凉。还有更多的人在大门外耐心地等待，准备向领袖的家人表示慰问。母亲还在守丧，不能接待外人，让我替她招呼来吊唁的人们。 家中的一切是那么熟悉，让我们的噩梦更加恍惚。家人说，父亲遇害的头两天晚上，军队再次突击搜查了克里夫顿70号，连房顶和花园都不放过。他们打开了母亲的保险箱，把父亲柜橱里的衣服翻了个遍。“你们有搜查令吗?”一个家人问道，他还停留在军管前的法制观念下。“我们是搜查队的，还要什么搜查令。”一个军官答道。他们折腾了10个多小时，弄得家里一片狼藉。他们还从我的卧室抄走了多封私人信件和两个黑色手提箱，里面装有银行支票，作废的支票还有我整理的用于驳斥当局诬陷父亲的证据。 “你们这里有秘密的柜子和文件，把它们交出来！”军官们向家人喝令。家人们回答说没有，就遭到野蛮殴打。在搜查时，家里的仆人都被锁在接待室里。清晨，来送牛奶的人被关了进去，接着送报纸的也被关了进去。后来军人们气急败坏，“在这张纸上签字！”一名军官对一个家人吼道，但遭到拒绝。“你看到你们主人的下场了！”军官威胁道，“你要是不签，想想会有什么后果！”那个家人吓坏了，只好签了字。 就在搜查毫无结果时，一辆卡车轰隆隆地驶进院门，士兵们从车上卸下一块红地毯，又卸下很多文件，摆在地毯上，然后叫来媒体拍摄这些针对父亲的新“证据”。很多人认为，当局正在企图给父亲捏造一个新的罪状，因为最高法院已经一致建议把死刑减缓为终身监禁。搜查队直到傍晚才离开，他们带走了所谓的“证据”，还抢走了我们的许多私人财产，其中包括父亲收藏的古代地图。 一回到克里夫顿70号，我就准备去老家拉卡纳给父亲上坟。当局得知我的计划后，就取消了既定航班，于是我改乘火车。每一站都挤满了前来看我的群众。没有车站的地方，人们就躺在铁轨上，迫使火车停下来。“报仇！报仇！”群众大声呼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大选中击败齐亚!”我对群众们说。看到有这么多人支持，我倍受鼓舞。虽然当局声称“布托的力量连同人民党的力量已被埋入坟墓”，然而这汪洋大海似的人群是最有力的明证。 再回到卡拉奇，我便忙着会见人民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支持者，10分钟见一批，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9点。每隔几小时，我还到院子里接待来吊唁的群众。他们一看到我和已经过了守丧期的母亲，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没有想到我们母女俩还能从囚禁的折磨中，从父亲遇害的悲痛中坚强地挺过来。他们看到我们出现在眼前，似乎立即充满了新的希望。一批人群走出院门，另一批又紧接着进来。 夜里，我就埋头于组织、政策性事务，处理控诉及政治拘捕的问题，并整理一些摘要给母亲看。我感到如果没有三位朋友的帮助，我是不会，大概也不可能处理好这么多的工作。她们是我的校友萨米娅和曾为反对父亲死刑而奔走呼号的两位年轻女士阿米娜和娅斯敏。西方媒体把萨米亚和娅斯敏称为“查理的天使”，而我确信，就算真正的“查理的天使”在这样大的工作量下也会不堪重负。一天晚上，我抱着一份报告睡着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把牙刷、牙膏都拿到书房里去了。 齐亚在下令杀害我父亲之前，为了安抚民众，再次许诺要举行选举，把国家从军事独裁恢复为文人政府。但他会坐视人民党赢得选举吗?他曾经公然宣称，“既然剥夺了某些人的权利，就不会再送还给他们，”只有当选举有“积极结果”时，他才能接受。 齐亚之前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困境。1977年他推翻父亲后宣布要举行大选，当他看到人民党即将在大选中获胜，又取消了大选，并且逮捕了政党的所有领导人。这次齐亚又会玩什么伎俩呢?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9月份，地方选举首先进行，人民党大获全胜。全国大选将紧接着进行。齐亚为了让他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择手段要赢得全国大选。我们很清楚齐亚将在选举中大肆舞弊，竭力阻止人民党获胜，因此党的干部齐聚克里夫顿70号召开会议，讨论是参加大选，还是抵制大选。想到父亲的教诲，我重申说，“决不能放弃选举的战场。”不论形势多么不利，也不管规则将被如何扭曲，我们要始终形成一个有力的反对派。不出所料，选举规则被完全扭曲。当人民党公布了参加大选的决定，齐亚随即改变了规则。 “你们要先进行政党注册，否则不能参加选举。”当局告诉我们。 但我们拒绝注册，注册就等于承认了齐亚的军政权。 “我们作为独立人士竞选。”我们毫不示弱。然而我们也知道，如果大选时没有政党的标志，在一个官方公布的识字率为27％，而实际仅有8％的社会里，这将冒多大的风险。 当局得寸进尺，又弄出新的规则：“独立候选人必须获得51％以上的投票。” “没问题，”我们说，“我们照办就是。”。 但是，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1979年10月15日，在大选日期前的一个月，应党内一些高级官员的要求，人民党再次在克里夫顿70号召开会议，重新讨论是否要抵制大选。党内两种意见势均力敌。“抵制！抵制！”党的一些领导人向我母亲呼吁。我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在私下里叫我“傻小丫头”，但我还是要出来讲话。“齐亚不断修改规则，表明他已经丧失信心。”我争辩说，“而此时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我们已经在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也一定能在全国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一直争论到深夜，人民党党内才以微弱多数维持参加选举的决定。 第二天，齐亚得知了我们的决定后，神经差点绷断。这位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立即又将1977年的故伎重演，宣布取消大选，并且再一次派兵包围了克里夫顿70号。“房子被包围了。”那天深夜家人告诉我。我赶快把自己辛苦收集整理的所有政治文件——党的文件、党员名单、信函、狱中人员名单等——统统倒进浴缸烧掉。我不能让当局的迫害轻易得逞。几分钟后，士兵们闯进房间，用枪口指着我和母亲，把我们押送到我们在老家拉卡纳乡下的住宅奥-穆尔塔扎。我们将被监禁在这里整整六个月。 我在奥-穆尔塔扎的走廊里来回踱步。自从两年前的军事政变以来，这已经是母亲第9次、我第7次被政治监禁，然而我还是无法适应这种强制性的隔绝。每被监禁一次，我的愤怒就增加一层。我26岁，是年轻鲁莽了点。但我相信不管我年龄多大，愤怒的感觉都会一样，被囚禁在奥-穆尔塔扎尤其如此。 奥-穆尔塔扎曾是我们家庭的核心。我们经常从世界各地回到这里过寒假，在斋月结束时来这里过伊德（开斋）节，每年都在这里祝贺父亲的生日，世世代代在这里举办家庭成员以及亲友们的婚丧大事。而如今，奥-穆尔塔扎却成了我和母亲的准监狱。 当局对西方媒体说，我们是被“软禁在家”，这根本就是掩人耳目。在巴基斯坦，“软禁”的待遇是很宽松的，被软禁的人可以同亲友见面、接受记者采访、打当地或长途电话、阅读书籍，有时甚至可以短暂地开车外出或在外与人会面。然而，根据他们的规定，奥-穆尔塔扎俨然就成了监狱，“监狱规则”在此全部适用。我们的电话被切断，我和母亲不能出院子，不能会见客人，只允许妹妹萨娜姆偶尔来看看我们。 院墙内外都有卫兵把守，他们来自西北边境省帕坦族人边防军，是一支准军事部队。在父亲时代，有特种部队在奥-穆尔塔扎值勤警戒，为的是不让外人随便进入，而现在边防军驻守在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看住他的遗孀和女儿。齐亚想要使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忘掉有个叫布托的家族。 在巴基斯坦，报纸几乎不再提我们的名字。1979年10月16日，齐亚第二次宣布取消大选并逮捕了我们母女俩，从那开始，他就不断增补军管条令，对媒体实行全面审查。根据第49号军管法令，任何出版物的编辑如果被认定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或者损害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将被判处10记鞭刑和25年监禁。 我们党的报纸《平等报》，在拉合尔一市的发行量就超过10万份，也被当局关闭了，印刷机器被查封。其他报纸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如果不与政府合作，就会被关闭查封，或者停供政府控制的新闻纸，禁止刊登广告等等。接下来的六年里，报纸极少刊登我父母和我的照片，也很少正面提到我们。如果军事审查官发现有对我们略显同情的文章，便把它们从送审的底稿上删去。有时候报上会出现整栏的空白，编辑用这个办法让读者们知道值得登载的新闻已经被审查官删除。 面对人民党的强大力量，齐亚进一步收紧了政治上的限制。自1977年实行军法管制以来，参加政治运动的人都遭到监禁和鞭打。1979年10月6日，军管当局又颁布法令，说政党本身就是非法的，显然是准备彻底消灭人民对我父亲政策的支持。齐亚的第48号军法管制令说得更露骨：“在巴基斯坦所有政党及其团组、支部和派别……都不得存在。”任何政党的任何党员，或任何在私下交谈中称自己是某党党员的人，将被判处14年监禁，没收全部财产，鞭打25下。从那时起，媒体只要提到人民党，总在前边加上“不再存在的”字样。因此，我和母亲就成了“不再存在的”民主社会中“不再存在的”政党的“不再存在的”领导人。 奥-穆尔塔扎家里挂着祖父1931年在伦敦参加印度问题圆桌会议的照片，还有父亲每年过生日的照片。我们家族的历史大多都渊源于此。父亲和他的三个姊妹出生在这里，拉卡纳邻村的接生婆来到祖父修建的女眷闺房接生了他们。虽然那座古老的房子已经被位于卡拉奇的另一幢更现代的房屋所代替，但我们一直觉得奥-穆尔塔扎是布托家族的根。 前门两侧墙上贴着蓝、白瓷砖，拼画出莫亨焦达罗的男女人像。莫亨焦达罗离拉卡纳很近，是公元前2500年高度发达的印度河文明遗址。小时候，我曾以为这个古老的城市叫“莫吉焦德罗”，是因它在信德语中的意思是“我的地方”。我和弟弟妹妹都以此为豪：居住在莫亨焦达罗的文明遗址旁，居住在孕育生命的印度河岸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感到自己与历史紧密相连。我们的家族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712年穆斯林对印度次大陆的入侵。我们的一位先祖曾在日记里详细记述了家族发源的情况，但这些日记在曾祖父时的一场洪水中被冲走了。我们小时候曾听说，我们的祖先是拉其普特人，印度教武士阶层。穆斯林入侵印度时的时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也有人说，我们的祖先是阿拉伯征服者，那时候阿拉伯人经过我们的家乡信德进入印度次大陆，因此信德也被称为“通向伊斯兰的大门”。 在现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各地，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自信德最大的部族之一——布托部落。他们里面从农民到地主，各种阶层的人都有。我们家这一支直接源自著名的布托部落首领萨达尔·达都·汗。信德北部的几个村庄，如蒙塔兹叔叔居住的米尔布尔·布托还有我家祖坟所在地加西·胡达·巴克什·布托等，都是以先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曾拥有信德的大片土地，主导当地的政治好几百年。我家在加西·胡达·巴克什·布托附近的瑙达罗的还拥有房舍，我父亲和弟弟们常去那儿过伊德节，用传统节日食品——甘蔗和花瓣水做的米饭来招待宾客。但从我祖父时起，我们家族的真正中心开始转移到拉卡纳的奥-穆尔塔扎。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在1958年第一次土地改革之前，布托家族是信德省雇用农业工人最多的雇主之一。与信德省其他大地主一样，我们家的土地是以平方英里而不是以英亩来计算的。小时候，我们喜欢听关于查尔斯·内皮尔的冒险故事，他是1843年征服信德的英国人。“这些是谁家的土地?”查尔斯坐车在信德巡视不时地问他的司机，而每次的回答都一样：“布托家的。”“当我们开出布托家的土地时叫醒我。”他命令说。过了很久，他自己醒了，感觉奇怪，问道：“这片土地是谁家的?”司机还是回答说：“布托家的”。由此产生了内皮尔的一句“名言”：他在征服信德后向英国军事总部发了一份急件，诙谐地说：“我造了罪孽。”（英文读音与“我拥有了信德”相同）当时我们这些小孩子以为他说的是实话，而不是双关的俏皮话。 父亲还常喜欢讲述关于家族的其他故事。“你们的曾祖父米尔·古拉姆·穆尔塔扎·布托当年是一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那时候他21岁。”父亲开始讲我们最爱听的一个故事，“在信德的所有女人都喜欢他，其中包括一位年轻的英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国女士。在那个时候，与外国人结婚是被禁止的，但他无法阻止她的感情。有个名叫梅休的英国陆军上校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立即召见你曾祖父。” “这个英国军官根本不管他是在拉卡纳，是在布托家族的地盘上，也不管布托家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更不管我们的家族传统，他眼里看到的只有我们棕色的皮肤。” “‘你胆敢勾引英国女人！’上校警告站在面前的古拉姆·穆尔塔扎，‘我要教训教训你。’说着便拿起了皮鞭。正当上校举鞭要打你们曾祖父时，他夺过皮鞭，反而把上校抽了一顿。上校大呼救命，钻到了桌子下面，直到你曾祖父昂首大步地走出办公室。‘你快逃跑吧。’曾祖父的家人和朋友们催促他，‘英国人会来杀你的。’于是你们的曾祖父带着一些随从离开了拉卡纳，那位英国女人也坚持跟他一起走。” “英国人很快就追了上来。‘我们分散开！’古拉姆·穆尔塔扎命令随从们说，‘一小队人跟着我，其余的护送英国女士走，决不能让她落到英国人手上，这可是荣誉问题。’他们朝不同方向奔跑，来回穿过印度河以迷惑紧追不舍的英国人。那位英国女士无法像你曾祖父那么快的奔跑，追兵离她这一队人越来越近了。为了骗过英国人，随从们挖了个坑道，躲在里边，并且在洞口用树叶作了伪装。但英国人还是发现了坑道，你曾祖父的朋友们绝望了，他们曾向古拉姆·穆尔塔扎保证过绝不让英国女士落入他手。他们不能忍受这种耻辱，让敌人把她抓走。就在英国人要抓到那个女人时，随从们万般无奈于是杀死了她。” 听到这里，我们都睁大了眼睛，但是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的曾祖父逃到了独立邦巴哈瓦普尔。但是当英国人威胁要攻占这个邦时，曾祖父谢过邦里的头人的热情招待，又再次横渡印度河到阿富汗王国寻求庇护，他在那里成了皇室的贵宾。英国人恼羞成怒，侵占了他所有的土地，拍卖了家族的房屋和所有家当，像丝织地毯，进口丝缎和天鹅绒做的沙发，纯金纯银做的盘子，在宗教节日里为上千名家人和门客做饭的大锅，盛典活动时用的刺绣帐篷等等。古拉姆·穆尔塔扎竟敢反抗英国人，简直无法无天，必须受到惩罚、严厉的惩罚。英国人跟上帝一样，在印度的部分地区，当地居民不能和英国人走在一条街上，不能跟英国人顶嘴，更别说打英国人了。 家里最终还是同英国人达成了妥协，古拉姆·穆尔塔扎回到了拉卡纳。但他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得了重病，一天天消瘦。乡医怀疑他中了毒，但没人能找出毒源在哪。你们的曾祖父有专门的品味师来检查他吃的饭和喝的水，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最后他还是中毒身亡，年仅27岁。后来查出来毒源是他的水烟斗，饭后他常常吸的水烟斗。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我很喜欢听这些自己家族的故事，弟弟米尔·穆尔塔扎和沙·纳瓦兹也一样，他们因此还取了跟先辈相同的名字。祖先们历经艰辛苦难，由此形成了我们家自己的道德准则，这也是父亲生前一直遵照不渝的：忠诚、荣誉和原则。 古拉姆·穆尔塔扎·布托的儿子沙·纳瓦兹爵士，也就是我的祖父，第一个开始把布托家族带出封闭了整个社会阶层的封建习俗。他那个年代，布托家的人只能和家族内的人结婚，也就是堂表兄妹之间通婚。伊斯兰教规定妇女有权继承财产，家族内部婚姻便成为保持土地不外流的唯一办法。这种“交易婚姻”曾使得父亲和他的表姐阿米尔结亲。那年父亲只有12岁，而新娘比他大八、九岁。开始父亲坚决反对，直到祖父给他弄来一套英国板球他才罢休。他们结婚后，阿米尔就返回娘家过日子，父亲继续回学校上学。族内强制婚姻很不公正，对妇女而言尤其如此，父亲对这些有深切的感受。 阿米尔还算幸运的，她至少还结了婚。而布托家族的好多女性终生未嫁，因为本家族内没有合适的堂表兄弟。我的姑妈们，也就是祖父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就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后来尽管家族内部强烈反对，祖父还是允许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女儿和族外人结婚，但那还也不是恋爱婚姻，而是严格的包办婚姻。一代人之后，我的妹妹萨娜姆成为布托家族女性中婚姻自由的第一人。没有想到的是，我自己倒是循规蹈矩，接受了家里的包办婚姻。 我祖父被视为思想开明进步。他重视孩子的教育，甚至送女儿们去上学，这在其他地主看来简直是丢脸的事。很多封建地主根本不考虑送儿子们去接受教育：“我的儿子们有地，他们的收入绝对有保障，永远不会成为别人的奴仆。我女儿也会继承土地，她们有丈夫和兄弟们的照料，为什么还要去自找麻烦去接受教育呢?”封建思想都这么认为。 祖父曾在孟买的英国统治政府里任职，亲眼看到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和城市穆斯林给社会带来了非凡的进步。沙·纳瓦兹爵士想通过教育自己的孩子，为信德其他的地主树立一个榜样。惟其若此，独立的巴基斯坦在1947年印巴分治后才不会停滞落后。他不理会周围人的惊疑，坚持送我父亲出国留学。父亲没有让祖父失望，以优异成绩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接着又到牛津大学基督学院攻读法律，并取得英国林肯法学会注册律师资格。他学业有成后归国投身律师行业。 我母亲出身于城市工业家这个新兴的阶级，他们的思想比地主阶级要开放进步得多。当时布托家族的女性仍然封闭在面纱之下，几乎不能跨出深宅大院半步，偶尔出门也要用黑袍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而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则随意在卡拉奇大街上逛来逛去，从不戴面纱，还自己开车。她们是伊朗富商的女儿，上过大学，在巴基斯坦成立后，甚至当过妇女准军事部队——国家卫队的军官。这样的公开抛头露面对布托家的女性来说是不可能的。 母亲1951年结婚后，便像布托家其他女性那样钻进了面纱里。起先她每周只可以离家一次去探望娘家。但是陈规旧俗让每个人都感到厌倦。我祖母想出门又没有司机的时候，就经常叫我母亲给她开车。全家人一起回奥-穆尔塔扎老家的时候，父亲总是坚持和母亲住在一起，而不去为男人专设的居室。修建克里夫顿70号时，就没有设分开的妇女居室区，但我祖父买下了70号对面的房子用来接待他的男客人。更加开明的新一代人开始在巴基斯坦生根发芽。 在男权的社会传统里，男孩儿总是比女孩儿受宠，不仅受教育机会多，就连吃饭也先吃，而母亲和姐妹们却要在一旁等着。在我们家，绝对没有这方面的歧视。要说有的话，就是我得到了最多的关照。作为四个孩子中的老大，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1953年6月21日，我出生在卡拉奇。一生下来时，我的皮肤呈鲜明的玫瑰色，就马上得了个小名“萍姬”。弟弟米尔·穆尔塔扎晚我一年出生，妹妹萨娜姆1957年出生，小弟沙·纳瓦兹1958年降生。作为长女，我从一开始就在家里享有特殊的、甚至有些孤独的地位。 我4岁那年，父亲28岁，他就第一次被伊斯坎德尔·米尔扎总统派往联合国。此后父亲在阿尤布·汗总统内阁任商业部长，能源部长、外交部长、驻联合团代表团团长，前前后后长达七年。那一段时间，他和母亲就很少在家。 我经常从报纸上看到父亲，也经常亲眼看到父亲叱咤国际舞台：他在联合国为巴基斯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伸张正义；他1960年同苏联谈判经济和技术援助协议；他1963年从北京带回边界协定，和平地解决了750平方英里争议领土的问题。母亲经常跟他一起外出，把孩子们留在家里让管家和我照看。父母总是对我说：“你是老大，要照顾好弟弟妹妹。” 我那时候才八岁，然而每当父母出远门，我便名义上成了一家之主。母亲发给我买食品和日用品的钱，我就藏在枕头下边。尽管我在学校才刚刚开始学习加法，但每天晚上我都站到厨房里的小板凳上，煞有其事地跟忠诚的大管家巴布一起核对账目。账目到底平不平，我现在记不得了。还好用钱数目不大，那时10个卢比大约合2个美元，就足够全家人一顿饭的开销了。 我们家的传统是教育至上。就像祖父对他的要求一样，父亲也要我们成为榜样，成为有教养的、进步的新一代巴基斯坦人。三岁那年，我被送进詹宁斯女士幼儿园。到了五岁又被送进耶稣和玛利亚女修道院，那是卡拉奇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用英语授课。我们在家里也经常讲英语，很少讲父亲的信德语或母亲的波斯语，国语乌尔都语也讲得不多。在学校任教的爱尔兰修女们把学生分派到各个以崇高品质命名的教室，如“守纪”、“谦恭”、“努力”、“服务”等，但她们并不是要我们皈依基督教。学校是这些传教士们很可观的收入来源，因此她们不会在宗教信仰上开罪穆斯林家庭。这些家庭富裕而有远见，乐意送孩子们来接受先进的教育。 “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好好学习。”父亲经常训导我们。等我们年龄稍大一些的时候，父亲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下午放学回家后给我们讲数学和英语。无论父亲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他总要打电话来了解我们的学习成绩。很幸运，我是个好学生。父亲还为我设计了一个宏大计划，他要让我成为布托家族第一个留学海外的女性。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将来你们都要收拾好自己的行囊，走向四方。我送你们去机场，为你们送行。”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开始对我们四个讲这个话。“萍姬离家时会是个乱蓬蓬的小不点儿，到学成回家时就会变成一个身穿莎丽的漂亮姑娘了。沙·纳瓦兹一定会在箱子里塞太多的衣服，关都关不上，我们只好把巴布叫来坐在上面。” 在我们家，我们姐妹俩跟弟弟们享有同等机会。其实伊斯兰教对妇女也没有歧视。我们很早就听说，是因为男性垄断了对宗教的解释才束缚了妇女的发展机遇，并非宗教本身对女性有所限制。实际上，伊斯兰教在女性问题上从最开始就非常开明。先知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阿拉伯人经常杀掉女婴，先知于是严禁这种罪行。先知还要求给予妇女接受教育和继承财产的权利，这些要远远早于西方国家。 碧比·哈迪佳是第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她是一个做生意的寡妇，雇用了先知穆罕默德，后来和他结了婚。乌米·乌玛拉在早期的穆斯林对敌战斗中，与男人并肩作战，用自己持剑的右臂救了先知穆罕默德一命。恰德·碧比是南印度阿赫迈德纳格尔邦的女统治者，她打败了莫卧儿王朝的皇帝阿克巴尔，并迫使他签订了和平条约。努尔-贾汗是贾汗吉皇帝的皇后，印度的实际统治者，她以杰出的治国才能闻名于世。在穆斯林历史上，有许多女性像男人一样在社会上扮演公共角色，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伊斯兰教从来没有阻挠这些女性追求自己的事业，当然也不会阻挠我。“我发现有位女性统治着他们，她拥有一切，她握有强大的王权。”《古兰经》里的一章还说，“男人们的所得要被重新分配，女人们的所得归她们自己所有。” 每天下午的日常学习后，阿訇就来到家里给我们讲授宗教和经文。能够诵读阿拉伯文的《古兰经》并理解其含义，是最重要的课程。我们得花费大量时间来克服阿拉伯语的困难。阿拉伯语字母写法跟我们的国语乌尔都语类似，但语法和意义完全不同，就像英语和法语之间的区别。 “天堂在母亲的脚边。”阿訇给我们讲解《古兰经》，举述《古兰经》的这一训令，要我们孝敬父母、遵从父母。很自然，母亲也经常拿这一圣训来教导我们。阿訇还教导我们，现世的行为将决定来生的命运。“你们必须越过一个烈火熊熊的峡谷，上面的桥是一根头发丝，你们知道头发有多细吗?”阿訇讲起话来抑扬顿挫，引人入胜，“谁犯有罪孽就将掉进火里烧死，而行善者将跨过火焰，进入天堂，那里到处是奶和蜜，像水一样流淌。” 然而是母亲最先教会我们做礼拜的仪式。她对待信仰严肃认真，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在做什么事，每天总要拜倒在地做五次礼拜。我九岁时，她就开始带着我一起做礼拜。她轻轻地来到我的卧室领我做晨祷，我们一起净身：洗手、洗脚、洗脸，这样我们在真主面前才是纯洁的，然后面向西，朝着圣城麦加拜倒在地。 母亲和其他大多数伊朗人一样，是什叶派穆斯林，家里其他人都是逊尼派，但这从来不成问题。一千多年来，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和睦共处，互相通婚。我们之间的相同大大多于不同。从根本上说，所有穆斯林，不管属于哪个教派，都听从真主的旨意。我们相信天上只有一个神，那就是真主；先知穆罕默德是真主的最后一个使徒。这就是《古兰经》对“穆斯林”的定义，在我们家这一点最重要。 在回历正月，为悼念先知的孙子侯赛因伊玛目在伊拉克卡尔巴拉被杀害，我有时候穿上一身黑袍，跟着母亲还有其他妇女一块参加什叶派的宗教仪式。什叶派的仪式比逊尼派的更复杂。“跟着做，别落下。”母亲总会对我说。我的眼睛片刻不离讲演者，她声情并茂地再现着侯赛因伊玛目和一小队跟随者遭遇不幸的悲剧时刻。他们在卡尔巴拉遭遇伏击，并遭到侵略者雅兹德的部队暴虐地残杀，没有一个人幸免，连小孩儿都葬身在雅兹德的屠刀下。侯赛因伊玛目被斩首，他的妹妹泽娜布被剥去面纱，带进雅兹德的审判庭，她看到这个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暴君正在把玩他哥哥的头颅。但泽娜布并没有被吓倒，她坚强不屈，侯赛因伊玛目的其他追随者也是如此。他们的后裔便是今天的什叶派教徒，他们永远不会忘记卡尔巴拉的悲剧。 “听，襁褓里的婴儿哭着喊着要水喝呢。”讲演者唤起了人们的同情，“想象一下母亲听到孩子哭声时的心情吧!瞧，那个英俊的男子骑上马找水去了。他终于来在河边，跳下马，弯下身。看！看！敌人来了，正用利剑砍刺他们……”讲演者逼真的描述感人肺腑，妇女们听了后都悲痛欲绝，猛烈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我常常也泪流满面。 父亲决心要把自己的祖国和孩子们带进新时代。“孩子们还要在家族内通婚吗?”一天我无意中听见母亲问父亲。我屏息凝神等待父亲的回答。“我不想让儿子们再去迎娶堂表姐妹，然后把她们深锁在我们家的院墙里；我也不忍心让女儿们被活活困在其他亲戚的院墙之内。”父亲的话让我长出一口气，“先让他们完成学业，然后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未来。” 父亲后来对我第一次穿“布尔加”（穆斯林成年女子穿的一种罩着头的黑色长袍）的反应也着实让人高兴。那是在从卡拉奇去拉卡纳的火车上，母亲从包中拿出轻薄的黑色长袍，把它披在我身上。“你不再是个小孩子了。”她略带遗憾地说。对地主家的女儿来说，这是一个传统的身份转换仪式。我从此告别了童年，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失望的世界啊：灿烂多彩的天空和花草都离我而去了，一切都没有了生气，天地灰暗下来，周围的事物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下了火车，从头蒙到脚的“布尔加”让我走路都很困难，而且一丝风也透不进来，脸上的汗珠开始不住地往下滴。 “萍姬今天第一次穿布尔加。”当我们到了奥-穆尔塔扎，母亲对父亲说。停了许久，父亲终于说话了：“她不需要穿这个。先知都说过，最好的面纱是眼睛后边的面纱。让她用品性和思想昭示世人，而不是用衣装。”于是，我成了布托家族中第一个从终生的昏暗中解放出来的女性。 父亲总是鼓励我更多地去感触大千世界，但我有时候却心不在焉。1963年秋，我陪父亲乘坐外长专列出差。夜里我正在熟睡，他突然摇醒我说：“萍姬，快醒醒，出大事了，年轻的美国总统被刺杀了。”我当时只有10岁，只懵懂地听说过美国总统，父亲却把我拉起来坐到他身边，看他收阅有关约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最新报道。父亲曾在白宫多次与他会见，对他自由开明的政治观点非常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