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1979年4月4日凌晨，在拉瓦尔品第中央监狱，他们杀害了我父亲。我和母亲被囚禁在西哈拉废弃的警察训练营里，离拉瓦尔品第有好几英里远，但在父亲遇害的那一刻，我心有灵应。那晚母亲给我吃了几粒安定片，好让我挨过痛苦长夜，可是在凌晨两点，我突然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不——”我大声尖叫起来。“不！”我感觉无法呼吸，我也不想再呼吸了。爸爸！爸爸！当时天气很热，我却全身发冷。好冷啊，我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我和母亲已经没有话来互相安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在空荡荡的警察营里抱成一团，准备天一亮就送父亲的遗体到老家祖先的墓地下葬。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我在守丧，不能见外人，你告诉他。”看守进来时，母亲神情恍惚地说。她现在成了寡妇，要和生人隔绝4个月零10天。 我走到外屋，水泥地破裂不堪，霉臭味刺鼻，这算是我们的起居室。 “我们已经准备好和总理一起走。”我对看守说，他站在我面前，神情紧张。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埋了。”他说。 我如同挨了当头一棒。“没有家人在?”我痛苦地问道，“就是军管当局的脍子手也应该知道，陪伴死者，悼念祷文，见死者最后一面，是我们家属的宗教权利。我们向监狱长要求过……” “他们已经把他送走了。”看守打断了我。 “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看守不吭声。 “他走得很平静。”他到最后才说，“我把遗物带来了。” 他把父亲在死牢里那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样样拿了出来：一套沙勒瓦尔(肥裤子)和卡米兹(长袍衫)——父亲直到死前一直穿着它们，父亲是政治犯，拒绝穿囚服；一个餐盒——父亲最后十天绝食后就没再用过；一套铺盖——床上的断铁丝划伤父亲背部后才给他使用的，还有一个喝水的杯子…… “还有他的戒指呢?”我强忍悲痛问看守。 “他有戒指吗？” 他假装在包里和口袋里摸索了半天，最后拿出父亲的戒指交给了我。最后的日子里，这枚戒指经常从父亲枯槁的手指上滑掉下来。 “很平静，非常平静。”他不停地念叨着。 绞刑怎么会平静呢? 当局不给我们供饭，家里帮工巴希尔和易卜拉欣也跟我们一起到了监狱。他们走进屋子，巴希尔一下子认出了父亲的衣服，脸色变得刷白。 “呀，真主！呀，真主！他们杀害了主人！他们真的杀害了他!”巴希尔尖叫起来。没等我们来得及阻止，他已经抓起一罐子汽油倒在身上，准备点火自焚，母亲赶紧跑上去拦住他。 我木然地站在那里，不相信父亲已经遭遇了不幸，也不愿意相信。这绝对不可能：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第一位由人民选出来的巴基斯坦总理，就这样离开了？巴基斯坦自1947年诞生就一直处在将军的独裁之下，是父亲第一次为国家带来了民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数百年来一直受控于部落头人和封建地主，是父亲实施了国家的第一部宪法，给人民带来法律保障和公民权利。过去人民只能通过暴力和流血来推翻将军们的暴政，是父亲建立了文人政府的议会制度，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 不，这不可能。“布托万岁！布托万岁！”当父亲第一个作为政治家走访边远贫困村庄时，数百万人欢声雷动。当他的巴基斯坦人民党胜选执政后，他便着手实行现代化，把少数封建地主世袭的土地分配给广大贫苦农民，扫除千百万的文盲，把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保障工人最低工资，实行就业保险，禁止歧视妇女和少数民族。父亲执政六年，给陷于萧条昏暗之中的国家带来了光明——直到1977年7月5日凌晨。 原被认为忠于我父亲的陆军参谋长齐亚·哈克将军，却在深夜派军队推翻了我父亲，以武力攫取了政权。这个军事独裁者，尽管使用了枪炮和催泪弹，实施了军法管制，却没能镇压住父亲的支持者；尽管把父亲囚禁在死牢里，却无法摧垮父亲的意志。齐亚·哈克，就是这个丧心病狂的将军，把我的父亲生生害死。齐亚·哈克，就是这个独裁者，将继续残暴地统治巴基斯坦九年。 我全身麻木，站在看守面前，手里捧着那一小包遗物，这是父亲留下的所有东西了。父亲洒有古龙香水的衣服仍然散发着幽香，尊贵的幽香。我紧紧地抱住衣服，突然想起凯瑟琳·肯尼迪在她父亲遇害后很多年，在拉德克利夫还穿着父亲的大衣。人们经常拿我们这两个政治家族作比较，现在我们又有了新的可悲的相似。那晚，还有后来的许多个夜晚，我把父亲的长袍衫压在枕边，想和他靠得近些。 我感觉整个人都空了，生活支离破碎。近两年来，为戳穿齐亚军管当局给父亲捏造的罪名，我竭尽全力斗争。我同人民党一起，为了准备齐亚在政变时允诺的大选，不懈地努力。但后来齐亚看到人民党即将取得胜利，取消了大选。我被军管当局逮捕过六次，并被多次禁止踏足卡拉奇和拉合尔。母亲也一样，父亲被囚禁期间，母亲是人民党代主席，八次遭到拘禁。六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被关在西哈拉，此前，我们被关押在拉瓦尔品第六个月。但是直到昨天，我才相信，齐亚真的会杀害我父亲。 谁来把父亲遇难的消息告诉弟弟们呢?他们现在流亡在伦敦，为挽救父亲的生命奔走努力。谁又去告诉在哈佛大学即将毕业的妹妹萨娜姆?我最担心她，她从来不过问政治，可现在和我们一起卷入了悲剧。她现在是一个人吗?我祈求她不要干出什么傻事来。 我好像是被生生撕裂了，这让我怎么活下去啊?尽管我们竭尽全力，却仍没能挽救父亲的生命。我感到孤独，绝望的孤独。“爸爸！没有了你，我还能做什么?”我曾问死牢中的父亲，我需要他的政治引导。虽然我有哈佛和牛津的政治学学位，但我不是政治家。但他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耸耸肩。 一天前，我见了父亲最后一面，见面时的痛苦让人无法忍受。没有人告诉他第二天清晨他就要被处死，也没有人通知那些一直为父亲求情的外国领导人们，包括吉米·卡特、玛格丽特·撒切尔、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英迪拉·甘地，还有穆斯林世界的沙特、阿联酋、叙利亚等国领导人。齐亚当局的懦夫们，谁也没敢把杀害父亲的日期对外公布，因为他们害怕人民奋起反抗。只有我和母亲知道，而这也是出于猜测和预感。 4月2日凌晨，我正躺在军用小床上，母亲忽然来到房里。“萍姬，”母亲呼唤我的小名，语气让我浑身发毛。“外面的军官说，今天我们俩应该一起去看你爸爸，这是什么意思?”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母亲也明白，但我们俩谁也不愿承认。他们允许一星期探视一次，今天该母亲去，而我应该要到周末。今天要我们母女俩都去，这只能意味着是最后一次了。齐亚就要对父亲下毒手了。 我的大脑在翻腾：必须立即把消息传出去，向国际社会和巴基斯坦人民发出最后一次求援，时间不多了！“告诉他们我身体不舒服，”我急匆匆地对母亲说，“就说如果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一定要去；如果不是，那么我们明天去。”趁着母亲去和卫兵讲话，我赶紧展开已经被我揉成团的纸条，又加了一句话：“我想他们今天是叫我们去见爸爸最后一面。”我草草写完字条，准备递给外面的一个朋友，希望她能赶快告诉党的领导人，让他们通知外交使团，并把人民动员起来，人民是我们的最后希望。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把这个立即交给娅斯敏，”我对忠实的家仆易卜拉欣讲，深知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没时间等哨兵开小差再行动了，易卜拉欣可能被搜查、被跟踪，但我顾不上这些了，现在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快！易卜拉欣，快去！”我催促着他。“跟卫兵说，你去为我拿药！”他立即跑了出去。 透过窗户，我看到军法管制部队的卫兵们在互相商量，然后用步话机通报我生病的消息，等待回复。易卜拉欣趁乱已经到了大门口。“我得快点去为主人贝娜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齐尔小姐拿药，得快点。”他对门卫讲，这个门卫曾隔墙听到我生病的消息。奇迹出现了，他们让易卜拉欣走了。我的双手颤抖，不知道消息能不能安全传达。 不久我听到窗外步话机里喳喳响了起来。然后他们过来对母亲说：“既然你女儿得了病，你们可以明天去探望。”我们为父亲又争取到了24小时。但易卜拉欣走后，大门立即被紧紧关闭，我们预感到不祥的事情即将发生。 反抗！我们一定要反抗！可怎样反抗呢?我感到如此无助，被关在牢笼之中，眼睁睁地看着死亡一步一步向父亲逼近。消息能送出去吗?人民会不顾政变以来的枪弹和刺刀奋起反抗吗?谁来领导他们?人民党的众多领导人都被关在大牢里，成千上万的人民党支持者也被关在牢里，甚至包括妇女，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谁只要提起父亲的名字就会遭到催泪弹和皮鞭的招呼。人民会不会响应我最后的呼唤?他们到底能不能听到我的呼唤？ 晚上8点15分，我和母亲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亚洲报道。我坐在那儿屏息聆听，满怀期待，浑身上下的每块肌肉都僵硬了。突然广播报道，我从监狱里送出了一条消息，说明天，也就是4月3日，我将同父亲见最后一面。消息终于传出去了！我等待着英国广播公司继续报道我呼吁人民奋起抗议的内容。但是没有，它却接着说这则消息还没有经监狱长证实，并引述父亲以前的一位部长的话说：“贝娜齐尔已经吓坏了”。我和母亲都不敢看对方，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 一辆吉普车载着我和母亲飞驰出西哈拉监狱，监狱大门急速地打开又关上。群众因恐惧而呆呆地站在保安部队后面，不知道他们的总理就要永远离他们而去了。我们被带进拉瓦尔品第监狱，经过又一次搜身，才被带到父亲面前。 “你们怎么都来了?”父亲问道，身后的牢房如同地狱一般。 母亲没有作声。 “这是最后一次了吗?”他问道。 母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我想是的。”我说。 父亲叫过站在旁边的监狱长，他从来都要监视我们的会面。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吗?”父亲问他。 “是的。”他答道，似乎为身为当局计划的执行人而感到羞愧。 “日期定了吗?” “明天早晨，”监狱长说。 “什么时候?” “根据监狱规定，早晨5点钟。” “你是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昨天晚上。”监狱长吞吐地说。 父亲看着他。 “我能有多长时间和家人在一起?” "半个小时。” “按照监狱规定，我们至少有一个小时。”父亲说。 “半个小时。”监狱长重复了一下，“这是上级的命令。” “你安排一下，我要洗个澡，刮一刮胡子。”父亲对他说。“世界是美好的，我要干干净净地离开。” 半个小时，只有半个小时！我就要和一生中最亲爱的人诀别了！我心如刀绞，但我不能哭，我不能在父亲面前垮下来，不能再增加他的痛苦。 父亲坐在地下的垫子上，这张垫子是他牢里面剩下的唯一家什了。桌椅和床都已经被他们搬走了。 “拿上这些，”父亲把我以前带来的书和杂志递给了我，“我不想让他们碰我的东西。” 父亲把律师捎给他的几根雪茄烟也给了我，“我留下一根，今晚抽。”他说道，还留下了那瓶夏丽玛古龙香水。 父亲要把戒指给我，但是母亲让他继续戴着。“我这会儿戴着，不过以后要把它给贝娜齐尔。”他对母亲说。 “我已经设法把消息传出去了。”我悄声地对父亲说，不让旁边的看守听见。我大概地说了一下情况，他看上去很满意，表情似乎在说：“她快要学会政治的秘诀了。” 牢房里灯光昏暗，我看不清父亲。以前每次见面，都允许我们进入牢房坐在一起，今天却不让。我和母亲挤靠在铁栅栏上，隔着牢门和父亲小声地说话。 “把我的爱转达给其他几个孩子。”父亲对母亲说。“告诉米尔、萨妮和沙，我一直在努力做个好爸爸，真想能和他们说声再见。”母亲点点头，但说不出话来。 “你们俩也受了很多苦。”父亲说，“既然他们今晚要杀了我，我想你们也就自由了。现在宪法不行、军管当道，如果你们愿意，就离开巴基斯坦。如果你们想平静一下身心，可以去欧洲。我同意你们去，你们可以去。” 我们的心都碎了。“不，我们不！”母亲说，“我们不能走，我们也绝不会走！绝不能让那些将军以为他们胜利了。齐亚又要举行大选，尽管没人知道他到底敢不敢这么做，但是如果我们一走，就没人来领导人民党了，这是你一手创建的政党。” “萍姬，你呢?”父亲问。 “我也绝不走！”我说。 父亲笑了。“我真高兴，你知道一直以来我是多么爱你啊！你是我的掌上明珠，一直都是。” “时间到了，”监狱长说，“时间到了。” 我死死地抓住铁栅。 “请把门打开，我要和父亲说声再见。” 监狱长拒绝了。 “求求你了，”我说，“我父亲是民选的巴基斯坦总理，我是他的女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我要搂一下爸爸！” 监狱长仍然不允。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我把手从铁栅栏中间伸过去想够到父亲，父亲形容枯槁，已经被疟疾、痢疾和饥饿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他尽力伸直腰，够着我的手。 “今晚我就要自由了。”他说着，一丝红光掠过脸庞，“我就要和我的父母团聚了，我就要回到拉卡纳祖先的土地上去，变成它的泥土，它的芬芳，它的空气。那里将会有关于我的歌谣，我将成为家乡的传奇。”父亲微笑着，“不过拉卡纳就是天气太热了。” “我给您搭个凉棚。”我呜咽说。 看守们走了进来。 “再见了，爸爸，”我悲痛欲绝，母亲也把手伸进铁栅栏触摸着父亲。我们缓缓地走出满是尘土的牢院。我想回头再看一眼，可是我不能，我知道自己会失控的。 “再见了。”我听到父亲的声音。 我的两条腿在移动，但是浑然不觉，我已经变成了石头，可仍在挪动。看守们领着我们穿过牢房，院子里搭的全是军用帐篷。恍惚中我挪动着步子，只有脑袋还有些知觉。我一定要抬起头来，这群人都在看着我呢。 汽车停在紧锁的大门里面，以免外面的群众看到我们。我步履沉重，好不容易才迈上车，汽车穿过大门急驰而去。人群一看到我们就向拥上前来，但被保安部队粗暴地推搡回去了。我突然看到人群前面站着我的朋友娅斯敏，她在等着给父亲送饭。“娅斯敏!他们今晚就要动手了!”我竭尽全力从车窗里往外喊。但是她听到了吗?我喊出声音了吗? 5点钟过去了，又到了6点钟。我每呼吸一次，就想到父亲的呼吸已经所剩无几了。“真主!快让奇迹出现吧!”我和母亲一起祈祷。“快让奇迹出现吧!”我那只偷偷带进牢房的猫儿“纯纯”似乎也感到了凝重，她离弃了小猫崽们，再也找不到了。 然而我们仍然不放弃希望。最高法院已经一致建议把父亲的死刑减缓为终身监禁。况且，根据巴基斯坦法律，任何死刑的执行都必须至少提前一星期予以宣布。而当局根本没有作任何宣布。 外面的人民党领导人也带信来说，齐亚已经秘密地答应沙特、阿联酋等国，将减缓父亲的死刑。然而齐亚一贯背信弃义、践踏法律，谁能相信他呢？看到我们一直担心，沙特外长和利比亚总理曾许诺，如果执行死刑的日期一宣布，他们就立即飞来说项。他们从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上听到了我的消息吗?他们现在还来得及飞来巴基斯坦吗? 这时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在伊斯兰堡，父亲是开展巴中友谊的先驱，他们能说动齐亚吗? 我和母亲一动不动地坐在西哈拉的炎热中，已经无法说话。齐亚曾放出风来说，只要父亲或者家里直系亲属请求饶恕，他就会予以考虑。而父亲坚决不允。 死亡的来临进入倒计时，这样的时刻该怎么度过?我和母亲就这样坐着。我们不时地哭泣，哭到没力气坐起的时候，就倒在床上的枕头上。他们要杀害父亲！我老是这样不停地想，他们要杀害父亲！父亲呆在牢房里，只身一人，他感到孤独吗？他没有书，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支雪茄烟。我的嗓子眼发紧，直到想把它撕开。但我不能让那些常在窗外说笑的卫兵听到我的叫喊。“我受不了了，妈妈，我受不了了。”凌晨一点半，我终于支撑不住了。母亲给我吃了几片安定药，对我说：“睡吧。” 没过半小时，我猛然从床上翻坐了起来，感到父亲的绞索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那晚，在家乡拉卡纳的大地上，冰雹从天而降，苍穹洒下冰做的泪雨。位于加西·胡达·巴克什的布托村是我家祖坟所在地，人们被军队的嘈杂声惊醒。当我和母亲还在监狱里苦苦挨过那个夜晚时，父亲的遗体已经被秘密运往加西埋葬。军管当局事先派人找到看管我家土地的村民纳扎尔·穆罕默德，并作了严密的安排。纳扎尔·穆罕默德一家几代人都为我家干活。 纳扎尔·穆罕默德后来讲述： 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4月4日凌晨3点钟，我还在睡觉。突然村外有五、六十辆军车引擎轰鸣，车灯通亮。开始我以为跟两天前一样，他们又在进行演练，预防杀害布托先生后可能出现的混乱，他们说这些是例行的军事演习。当时人们非常害怕，特别看到警察进入布托家族的墓地仔细勘查。这么早，警察就把我叫了出去，全村男女老少也都纷纷走出家门。大家都担心是不是布托先生已经遇害或者即将遇害。泪水、悲伤和绝望写满了他们的面庞。 “我们要安排一下，准备掩埋布托先生。”一大帮军警在临时指挥部里对我说，“指给我们看看应该把他埋在什么地方。”我顿时泪如雨下。“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指地方?”我对他们说，“我们要自己为布托先生举行葬礼，他是我们的。” 我让军警准许我们的人来挖墓穴，运来没有煅烧的砖块把墓砌好，用木板把墓盖上，念诵哀悼经文。他们只允许我找八个人来帮忙。 我们正悲痛地干着活，军警的车辆包围了整个村庄，封锁了所有的道路。村里没人能出得去，村外也没人能进得来。我们被完全隔离了。 早晨8点钟，两架直升机降落在村口的道路上，那里已经等着一辆救护车。我看见棺木被抬进救护车，然后被运到墓地。“把那间房子腾出来，”一个陆军上校指着墓地南面角落上的一间房子对我说。那里面住着守墓人佩什·伊玛姆一家。我抗议这样的粗暴行为，因为这会给佩什一家带来极大不便，但上校坚持己见。20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爬上屋顶，各就各位，把来复枪口对准墓地。 近亲们必须最后看一眼逝者。布托先生的堂兄弟们就住在旁边的加西村。布托先生的第一个妻子也住在邻近的瑙德罗村，跟军警经过一番争吵后，我终于获准把她带来。她到了之后，我们打开棺木，把布托先生的遗体放在绳床上，而后搬进屋里。家里都是用帷幔隔着的，女眷们不能见外人，非家属的男性不能进屋。但那些军人无视风俗礼仪，强行闯了进去。 半小时后，遗体被抬了出来。我问上校是否已按宗教教规和传统的送葬仪式给布托先生沐浴过。他发誓说是那样做的。我又查了查未经缝制的棉布寿衣是否盖在死者身上，也没有发现异常。 我们悲痛万分，不忍看遗体的其他部位。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看，因为那样会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暴露出来。布托先生的脸就像一颗珍珠，闪闪发光，看上去就像他16岁时一样。他的皮肤没有呈现出异样的颜色，眼睛和舌头也很正常，不像我从照片上看到的被齐亚绞死的人那样眼舌凸出，面目狰狞。按习俗，我把布托主人的脸向西摆好，朝着圣城麦加。他的头没有歪向一边，说明脖子没有断。但是在他的喉部有些奇怪的红黑色的血斑，就像是一个官印。 那个上校发怒了，因为一千四、五百名村民强行走近棺木，争着要看上最后一眼烈士的遗容。人们不停地哭泣，场面令人心碎。上校威胁大家，如果再不离去，就棍棒相加。 “马上把他埋了。”上校说，“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人们都十分悲伤，还在悼念呢。”我对他说。 在枪口的威逼之下，我们匆匆为死者做了最后的祈祷，然后按习俗将遗体放入墓内。诵经声与女眷们从屋内传出的恸哭声连成一片，划破天际。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父亲离去后，我在西哈拉茶饭不进，喝几口水也都吐出来了。我一点也咽不下去，也无法入睡。我一闭上眼睛，就老是做同样的梦：我站在监狱的门前，大门开着，我看到一个人向我走来。爸爸！我跑上前去。“爸爸！你出来了！你终于出来了！我还以为他们杀害了你呢！爸爸，你还活着！”可还没来得及等走近他，我便惊醒了，又得面对现实，爸爸已经不在了。 “你得吃点儿东西，萍姬，你必须要吃。”母亲说，她给我端来了汤。“我们出去后还要准备大选，你需要体力和健康。如果你要为爸爸所追求的目标奋斗，要像他那样战斗不息，你就必须吃东西。”于是我就吃了一点。 我支撑自己着去阅读那些偷偷送进来的慰问信。“亲爱的婶婶和贝娜齐尔，”一位拉合尔的朋友在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4月5日的信中说，“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悲痛。整个国家都应对此事负责。我们都是凶手……每一个巴基斯坦人都很悲痛，心绪混乱，没有了安全感。我们深感内疚，我们都有罪啊。” 在同一天，有一万人在拉瓦尔品第里亚卡特广场举行悼念集会。一年半以前，母亲在这里做过演讲，吸引了大量群众，那时她是为尚在狱中的父亲竞选。齐亚正是看到了人民党的在民众中间的巨大影响，才取消了大选，判处父亲死刑。如今，父亲的追随者们为给他祈祷，歌颂他的功绩，又一次遭到了警察催泪弹的袭击。他们一边逃散，一边向手持棍棒的警察投掷石块。娅斯敏、她的两个姐妹和她母亲都参加了祈祷集会。阿米娜·皮拉恰和她两个妹妹、侄女，还有她们70岁的老奶奶也参加了集会。阿米娜在最高法院审理父亲案件时曾协助我们的律师进行工作。这10名妇女，同其他几百人一起，都遭到逮捕，被监禁了两个星期。 关于父亲之死的各种说法很快传开来。有人说绞死我父亲的刽子手疯了；有人说飞机驾驶员得知飞机装载的是父亲遗体后，十分愤慨，把飞机降了下来，换了另一名驾驶员后才飞往加西。报纸上也登载了各种关于父亲之死的可怕说法。有的报道说，他受尽折磨，奄奄一息，是用担架抬上绞架的。还有一个报道坚持认为，他是在监狱冲突中致死的，因为陆军军官们强迫他在一份“自白书”上签字，内容是他自己导演了政变，请齐亚出来接管国家，遭到父亲严辞拒绝而引发争执。 这则报道里还说，一名军官猛推了父亲一把，父亲跌倒了，头撞在牢房的墙上，再也没有苏醒过来。当局找来医生，给他进行心脏按摩，并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这种说法倒可以解释纳扎尔·穆罕默德看到的父亲脖子上的血色痕迹，但无从验证。 我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不然为什么父亲身上看不出有绞刑的痕迹?不然为什么我凌晨两点突然醒来，与预定的绞刑执行时间相差整整三小时?另一位政治犯巴巴尔将军告诉我，他也在深夜两点突然被一阵寒冷惊醒。世界各地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有这种感觉，就像父亲的灵魂游荡于爱戴他的人中间。 各种传言沸沸扬扬，持续不断。 “把尸体挖出来解剖验证一下。”在西哈拉举行的一次悼念活动上，父亲的堂弟，当时的人民党领导人蒙塔兹·布托对我说。“这样做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有利的。”政治上有利?父亲已经离去，把他从坟墓里挖出来也无法使他复生！ “父亲被害之前，在死牢里就已经生不如死。”我对蒙塔兹叔叔说，“如今父亲自由了，就让他安息吧。” “你不懂那样做会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蒙塔兹叔叔坚持道。 我摇了摇头，“历史会对他的一生作出评价，至于死亡的具体细节已经不重要了。”我说，“我不会再去惊动爸爸，他需要好好休息了。” 母亲的侄女法赫丽和我小时候的朋友萨米娅·瓦希德获准来西哈拉悼念父亲。她们看到我和母亲尽管悲痛但精神并未崩溃，松了一口气。“听说你们痛不欲生，要寻短见。”萨米娅说。我们由此知道了当局散布的又一个谣言。 法赫丽非常悲伤，跑上来紧紧拥抱住母亲，用波斯语安慰母亲。“努斯拉特姑姑，我真希望我死去，我真不愿看到这一天。”她哭着说，“人们都在说该被绞死是齐亚。” 法赫丽也紧紧搂住了我。一年前，我在卡拉奇家中被软禁时，她躲过警察的看守，把父亲被判死刑的消息告诉了我。那天我正坐在客厅里，她突然从前门冲了进来，一下子扑倒在门厅里，嚎啕大哭，用额头磕着地板。半小时后，军管当局就拘捕了她。而她只不过是一个整天打麻将、玩桥牌的普通家庭妇女，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她被拘留了一个星期，和我关在一起，见不到丈夫和孩子。 现在，我们又一起哭泣。她告诉我，几百名群众，有工人、出租车司机和街头小贩，正聚集在我们卡拉奇家里的花园里，筹备“祭祀礼”。根据伊斯兰教，这是人们在死者去世后第三天举行的宗教仪式。几星期前，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妇女乘车赶去我家，将《古兰经》举过头顶为父亲整夜整夜地祈祷。 法赫丽还说，一向被视为是国家荣耀的陆军军装，现在成了鄙视的对象。她和萨米娅在卡拉奇乘坐飞机时，拒绝同任何穿陆军军装的人坐在一起。她们大叫“杀人犯”。许多乘客都十分悲痛，另外还有不少乘客低头不语，对那些悲伤的乘客表示同情。没有人说一句话，每个人的眼里都噙着泪水。 我们向当局申请在“祭祀礼”日去给父亲上坟。4月7日早上7点，当局通知我们5分钟内收拾好东西，准备上路。我们没有黑色丧服，只好随便穿上一件带进监狱里来的衣服。我们往汽车里放行李，一个军官冲着我们喊：“快点！快点！”，他们总是驱赶着我们，害怕人们看到我们，向我们招手、欢呼，或以其他方式表达对我们同情、军法管制的憎恶。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军人都变成了冷血机器。我们到达机场时，军用飞机的机组人员像仪仗队一样站在那里。我们一到，他们就都低下了头。母亲下了汽车，他们向她致敬。这显示了他们对某位人物遗孀的敬意，是这个人让他们9万多名战友从印度战俘营里安全地回到祖国。不是每个人都会忘记这些的。在短短的飞行途中，他们端来了茶、咖啡还有三明治，他们的脸上流露出震惊和悲哀。一小撮人的罪行让很多人都感到负疚。 飞机没有在离加西·胡达·巴克什最近的摩亨焦达罗机场降 落，而降落在一小时车程以外的贾科巴巴德机场。地方军管当局也没有走当年父亲建造的从机场直达加西的现代化公路，而选择在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上颠簸前进，他们极力避免人们可能透过车窗上厚重的窗帘看到我们。我们终于来到家族墓地的大门口，这时我们已经浑身是灰，衣服湿透了。 当我走向墓地入口时，一个陆军军官跟了上来，我立即停住脚。 “不，你不能进去。你们谁都不能进去。”我说，“这是我们的墓地，你们不属于这里。” “我们奉命跟着你。”他对我说。 “我不能让你们进来玷污了它的圣洁。”我对他说，“你们杀了我父亲，你们又擅自把他运到这里，今天我们要单独哀悼他，不要你们在场。” “我们奉命随时跟着你。”他坚持说。 “那我们就不祭拜了，带我们回去。”母亲说着转身走向汽车，那个军官于是退了回去。我们脱了鞋放在门口，表示尊敬，然后走进围墙里的墓地。 这里看上去是那么宁静，那么熟悉。布托家族世世代代都葬在这里，祖父沙·纳瓦兹·汗·布托爵士和祖母胡尔希德夫人。祖父曾任尤纳加德邦总理，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前，他因为在英国殖民地孟买管辖区工作成绩卓著，被封为爵士。这里还有叔叔希坎德尔·布托和他传奇般的兄弟伊姆达德·阿里。据说伊姆达德十分英俊，当年他驾车经过卡拉奇主要商业区的艾芬斯通大街时，街道两侧商店里的英国女士们都跑出来盯着他看。其他许多亲戚也长眠在这块生我们、养我们、埋我们的土地上。 1969年我离开祖国赴哈佛读书前，父亲曾把我领到这里。站在祖先的坟前，他对我说：“你就要远渡重洋到美国去了。你将会看到许多让你惊奇的事物，你将去许多从未听说过的地方。但是要记住，不论怎样，你最终将回到这里。你的天地在这里，你的根在这里。拉卡纳的尘土和炎热已经融进了你的躯体，而且你最终还将被埋在这块土地上。”xml version='1.0' encoding='%SOUP-ENCODING%' 我的眼睛透过泪水，寻找着父亲的坟墓。我不知道他们把他埋在了什么地方。当我看到父亲的坟墓时，几乎没有认出来。那仅仅是一小堆土，新翻的泥土上面撒着一些花瓣。我和母亲坐在坟脚下，我不能相信父亲就在下面，我俯身亲吻着泥土，想象父亲的脚就在那里。 “爸爸，假如女儿曾让您生气，请您原谅。”我小声地自言自语。 孤独，我感到如此孤独。像其他所有的孩子一样，以前我一直觉得有父亲是理所当然，如今我失去了他，心头感到一块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缺。但是我没有哭，作为一个穆斯林，我认为眼泪只能使人消沉，眼泪决不能轻弹。 父亲得到了自由，他为获得安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的苦难结束了。我诵读《古兰经》中的一节：“荣耀属于万能的真主，你将随他而去。”父亲的灵魂在天国里与真主相伴。 回机场的时候，他们选了另一条更难走的小路。机组人员仍然向我们立正敬礼。尽管进入西哈拉训练营大门时仍然需要搜身，尽管阴森的牢房跟以前没有任何两样，但我心里有了些许安宁，有了新的坚定的信心。 站起来迎接挑战，冲破逆境，打败你的敌人。小时候，父亲在给我们讲故事时不止一次说过，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你是否能抓住机遇，你是否能深思熟虑，你是否能勇敢无畏，全在于自己把握。”父亲的话刻在我们的心里，“自己的命运由自己决定。” 现在，巴基斯坦正处在恶梦之中，父亲未尽的事业落到了我的肩上。站在父亲的坟前，我感到父亲的灵魂给予我勇气和力量。那一时刻，我对自己发誓，要为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而战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要让父亲点燃的希望之火永远照耀下去。父亲是巴基斯坦第一位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领导人，而不仅仅是军人和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言人，现在要靠我们来继承他的事业。 祭祀父亲回来后，我和母亲继续被囚禁在西哈拉。这时候，数百名群众仍聚集在克里夫顿70号我家的花园内，为父亲祈祷、再祈祷。军队用催泪弹攻击群众，院子里枪弹密集，硝烟弥漫，悲恸的人群被呛得透不过气，抱着《古兰经》四处逃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