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返城,我在不断地考试 有返城的想法是1973年,那时许多人已厌倦知青生活,在动脑子想怎么回去。部队子女靠走后门参军,一些有志有心的青年暗自温习功课,想靠考大学改变命运,什么都不是的,靠打架致残回城也干。人心浮动,我的心也在动。对我来说,最佳选择是部队文工团招生,我觉得这是条出路,于是就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准备考试。 探亲假是每年12天。第一次回北京,我印象特别深。那是阔别两年第一次探家,坐着火车硬座,火车整整跑了两天一夜。车到北京站,天才蒙蒙亮,我拎着两个大包出站,包里装的都是我插队当地的土特产,有木耳、人参、豆油、蜂蜜什么的,突然听到火车站大钟的报时声,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这是曾经生我养我的北京吗?怎么那么陌生而又熟悉?”当年,作为红卫兵,我曾在这里遣散外地人,现在我又算什么呢? 回到了内务部街的家,才是早上六七点,父母刚起床。那时又没有手机、电话,谁也不知你啥时到家。所以真的是“不期而至”。将自己洗漱一番,父母说:你累了,先歇歇吧。就躺在自己曾经睡过的床上。一抬头,看见了屋顶上的水洇,那些小时候最让人浮想联翩的形状线条,还原封不动地悬在屋顶上,恍恍惚惚地确认,真的是到家了!一个人拿出一支烟抽,不巧被妈妈撞见了,赶紧扔,以为她会呲得我,她愣了一下,却说:好好一支烟,扔了多浪费。知道这是一种默许,意味着在母亲眼里我长大了,可以与父亲平起平坐抽烟了。 这都是第一次探亲的记忆。后来几次回家,这种感觉就没有这么强烈,因为目的变得很明确,就是要准备考试,做一名专业演员。练小品、背诗歌,还要练声。拜的声乐老师是中央歌舞剧院男高音的王嘉祥。他在发声上有独特的训练方法,许多京剧演员都找他学习,我也跟着一起练。为了学习,每天早上我都要骑着自行车去陶然亭或他家,路程不短,但那时也不觉得远,因为劲儿憋得足着呢。 立志要当一名演员,在知青期间,也陆续有些机会,但都阴差阳错给错过了。比如,有一年中央乐团合唱团招生,著名男中音杨化堂老师来到我们团挑人,我那时人在27连割麦子,并没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但听到信儿,还是充满好奇心地来到团部。我从门缝往里看时,有人就说:这也是宣传队的。试考的人就说:来来,唱一个。我亮开嗓子唱了一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杨老师说:哦,次中音,挺好嘛。我赶紧说我没被推荐,他不以为然,说:那咱们争取一下吧,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嗓子。这下麻烦可来了,医院说,没有介绍信,不给检查。我又跑招生办公室把情况说了一遍,办事的人对我说,一切得按招生程序办。这事就算黄在那儿了。现在有人对我说:幸亏你没考上。我说,可我那时不这么想啊。那就是棵救命稻草,我想抓住它远走高飞呢。 另一次机会,正赶上毛主席逝世。中央戏剧学院盛毅、何治安两位教授来招导演系学生。当时我们正好排了一个小话剧叫《熊熊烈火》,里面用的一个误会法引起了他们兴趣。还问这招儿是谁想出来的。第二天传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切活动都停止了,我又失去了一次机会。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国家拨乱反正,我也时来运转。办病退回到北京,正逢空政话剧团招生。考试要演小品,我就选了“刷马”这个题,眼前无实物的一匹马,我要用动作表现,再加点小噱头,有点京剧《三岔口》的味道,考官就觉得我比较有生活,特别满意。可录取的时候又面临一关,就是政审。我母亲那时是所谓的“摘帽右派”,有历史问题。当时耀邦同志为老干部和反右平反还没搞呢。幸好中国人民银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母亲的情况,空政还是批准了我。这是我对空政话剧团最心怀感激的地方。一生都充满感激。因为没有这个台阶,不可能有后面的我。 空政招生时,第四届全军文艺汇演在即。7月要汇演,参加演出的必须都是现役军人。这使得我们正式入伍的节奏加快了,我也很快就穿上军装。这可是人生一大快事。我记得穿着军装回家,一路上特希望有熟人能看到我,可惜没碰上一个。可以说,有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这种人生的大欢喜里。一个人一生中总有一些时段特别值得记忆。也就是人生的大关口。对我来说,这样的关口不会超过三个。第一个当然是从黑龙江回来,再就是当了兵,穿了军装进空政话剧团。第三个是进北京人艺。这之后再让我想,真就没了。因为那种关口, 突破了,就意味着你的追求、渴望,又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不再犹豫也没有别的愿望了,笔直的路好像可以一直走下去。那种人生的大欢喜使自己都怀疑—老天怎么可能这么随便恩赐于你呢? 你能体味这种状态吗?就是干什么都是快乐的,四处充满了阳光。真心诚意地肯干。那时我和李雪健作为学员住一屋,两个比着早上谁先起床。眼一睁,嗬,他动了,赶紧起来,到楼道里争笤帚、抢簸箕打扫院子里的卫生。我俩还争先干好事,吃饭都紧吃快咽,好抢先下手帮食堂洗碗筷。那个时候再苦的活儿也不觉得苦,再平凡的角色也想演好,每天都像笑着生活,不知道忧愁为何物。 为什么如此高兴,当然是有比较才会这样。这一切和近八年的知青生活比,好像一根火柴将灰暗的日子擦亮了。我说过我是按病退回的城,1977年1月到的家,带去的木箱子又带回来,已经旧多了,堆在家里好几天,我老盯着它想,真的回来了?不再去了吗?白天认为是这样,夜里做梦却是反梦,梦见我接到命令还得回去,每次醒来,都惊出一身汗! 木箱子终究没留下,当时家里住房太挤,觉得它太占地儿,可能是给卖了。要是留到现在,我会把它捐给知青文物纪念馆。 我考上空政,生活算是发生了改变,我的许多一起返城的知青朋友却没我这么幸运。其实在那会儿,论唱歌跳舞他们都比我强,回城后却没有我这样的机遇。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