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文革”来了 毕竟是演员的孩子，在学校里，各种小节目的演出机会还是有，被推举到台上，背个革命诗词之类也是常有的事儿。再比如艺术院校招生之类，也自然先被想到。有一年音乐学院附中招生，分摊给我们学校一个名额，老师说：“你去考吧。”姐姐就带着我，坐着7路车去中央音乐学院。考试要考节奏、考乐器，问我会什么，我说就会唱歌。人家现场给了四句歌词，当场得学会唱，结果没考上。 不过，学校还是把我当做文艺骨干。有一年年底，班主任曹老师让我帮助发放小奖品，把我扮成了圣诞老人，穿上她的红大衣，用棉花粘上胡子眉毛。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有装扮的表演，第一次以角色的名义念念有词。 因为我的腿病，我能觉出父母对我有歉疚之心。看我当演员似乎无望，父亲希望我能掌握些其他的艺术特长。我父亲是国立艺专学中国画出身，后来到学生剧团参加了革命，才演上话剧的，但是画画仍是他的终生爱好。他去探望自己老师时，会带着我去。为了让我学画，父亲还请了专门的老师。心里有希冀，就会给我创造条件，但并不像现在有的家长那样，漠视孩子的好恶，按照自己意愿，逼着孩子一条道走到黑。只要我喜欢什么，父亲看出点苗头，就帮着我找老师。我学打快板，就是他领我去剧院，跟着李光复老师学会的。我现在演戏总是自己化妆，也跟小时候喜欢绘画分不开。只不过这些，在小孩子阶段，都是有一搭无一搭的。 1966年“文革”，正好是我小学六年级，没考试就毕业了，毕业后晃荡了一年多，也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大串联的后期常参加北京火车站清理外地人的行动。几天不着家，乐得自在。第一次晃荡了几天之后，半夜回家，担心父母发火，没想到我爸开了床头灯问明原由，只说了一句：“没关系，经风雨见世面。”就把我放过了。悬着的心一落下，我倒头就睡着了。还有一次在北京火车站遣送一个藏族宣传队，我们几个红卫兵孩子，哪抵得过人家人高马大，一被推搡就后退好几步，根本不是个儿。但这样的生活新鲜啊，后来有一阵子还住到景山公园里的北京少年宫。我参加的组织叫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色造反团 115师战斗队，这番号可是林彪大战平型关的队伍啊，想想就特别来劲。加上我们的红卫兵袖标做得很宽，红色绸面，黑或白绸的里子，戴起来特威风，人就怎么张狂怎么来。一伙年轻人常几十辆自行车前行，根本不管路口红绿灯是红是绿，高呼着打倒谁谁谁就冲过去了。想想也够无法无天的。 后来红卫兵的热乎劲儿过去了，就有些闲得发慌。父亲看我没事儿，就到剧院给我借小说看。我看书的速度非常快，完全是凭兴趣速读，隔十天读完一堆再换回一堆。小说也读，科幻也读，也看了好多俄罗斯文学作品。这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小。 我父亲是人艺的党委委员，那时被划到黑党委走资派。和曹禺他们一块都被隔离着不能回家，但每日的饭由我爸爸骑自行车到人艺饭堂打上，送到史家胡同的“牛棚”去。 有一次，父亲趁着送饭回了趟家，一进门就挨个跟家里人握手：我妈、我姐还有我。我姐就不跟他握，意思是要划清界限。我父亲本来火就没处发，气得一巴掌打过去。可我姐也委屈啊，本来红卫兵当得好好的，我爸的走资派身份传到学校里，就被红卫兵组织开除了，她能高兴吗？我爸这一打，我姐就往外跑，这下我家就乱了套。我妈说，哎哟嗬，这是干吗呀。赶紧追出去。我们找了老半天，才把她从同学家里劝回来。我想我爸心里也肯定不是滋味儿。 还有一件事儿我记得清，是我四大妈来家里。她曾是延安抗大毕业的，老革命，那时当一所中学的校长。红卫兵批斗她，剪了她的头发，她因为跟红卫兵抢剪子，把小拇指的韧带给弄断了。到我家来，她戴了一顶帽子，人看着灰灰的，不是我平常见到的状态。大人们关在里屋说 “文革”那些事儿，我在外屋闲来无事，就没心没肺地吹起了笛子，吹的是那首《造反有理》。我爸那个气，出来就呵斥：“外头玩儿去！”事后他跟我说，你害得四大妈“神经”了，居然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跟着唱《造反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