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回解放区，改名蓝天野(第4章第1节) 1948年，解放战争发展迅猛。国统区大城市民主运动高涨，学生民主运动以多种形式展开，很多大、中学校的学生剧团，都是学生运动中的主力。面对这种局面，国民党反动当局也对祖国剧团和演剧二队开始怀疑，加紧监视。 为了转移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演剧二队和祖国剧团先后到天津去演出，这就造成一种印象：这两个有影响的戏剧团体不在北平了，但学生运动依然蓬勃开展，学校剧团的进步活动也仍然在有声有色地继续。实际大多数学生剧团的骨干都与祖国剧团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很多都是祖国剧团业余部的成员。但这一时期确实给了敌人一种假象，祖国剧团和北平学生剧运无关。 随着全国形势发展，斗争愈加尖锐，敌人在文化戏剧战线也加紧控制，一方面明令让我们演反共的“戡乱戏”，这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同时，根据我们获得的内部情报，演剧二队和祖国剧团受到更多监视，个别成员已成为他们重点怀疑对象。情况日益紧迫。 为了摸清国民党到底对演剧二队有多少怀疑，二队的核心成员商量出一个办法，让队长王负图递一个辞呈，结果没多久就得到了批示：“照准”，而且很快就要派个新队长来。这当然就是一个迹象，情况已经很紧急。恰在这时，崔月犁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指示：演剧二队已经没有继续留在国统区的必要，马上撤回解放区。并决定让石梅参加演剧二队，协助撤退工作。演剧二队最后演的一个戏《大凉山恩仇记》，由石岚导演，石梅也作为演员参加了演出，这时祖国剧团党支部和演剧二队党组织已经在城工部领导下，建立了横线关系。当然，联系只限于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间。 《大凉山恩仇记》演出期间，一天晚上，突然一个商人打扮的人到剧场来找石岚。这位“不速之客”原来是城工部文委的曾平同志，是祖国剧团党支部前任领导。他这次是受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特派，催促并安排演剧二队尽快撤回解放区。石岚当晚就找二队王负图、彭后嵘等主要负责人，在英租界一个小楼里会合，由曾平同志传达了这一指示。他们当即开始研究撤退方案，第一步是尽快结束在天津的演出，返回北平。 1948年7月，演剧二队、祖国剧团相继返回北平。当时北平的政治空气相当紧张，反动当局白色恐怖加剧。我们从秘密渠道了解到，祖国剧团有的人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于是，党组织研究决定，祖国剧团也要立即撤回解放区。这也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要保存实力，并培养一批干部，为日后的新中国发挥更大作用。 在城工部领导下，对全盘撤退作了部署：石岚、陈奇、刘景毅、蓝天野协助演剧二队撤退，石梅、郑天健、王凤耀等负责祖国剧团的撤退。上级领导把从天津到泊镇和从通县到冀东的两条交通线交给了几位负责人，并要祖国剧团的成员，尤其是在学校读书的成员趁放暑假时撤退。 正当我们拟订好计划，8月18日开始行动的时候，突然得到情报，国民党当局第二天早晨要到各大学去抓人。敌情来得紧急，我们立即分头把消息送出去。19日，“华北剿总”宣布，成立特种刑事法庭和特种监狱，并连续三天在《华北日报》公布了要抓捕的“黑名单”。次日凌晨，国民党军、警、宪把各个大学团团围住。石梅等支部负责人仔细查对“黑名单”，在祖国剧团的党员中，只有王凤耀被列上了，有些平日不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反倒在“黑名单”之列，我二哥杜坡也在其内。我们分析，如果不是敌人特别愚蠢，就是他们故意不公布他们认为是党员或骨干的名单，那就会有更深的危险。不论是哪种情况，都要把被围困在学校内的进步同学营救出来。一开始，敌人封锁还不严密，但学生出校门时要查学生证，只要不是“黑名单”上的人，就可以放行。于是我们马上做假身份证，由张真刻图章，石岚把换了姓名和照片的学生证耐心磨压，仿制成钢印的凹凸纹路，足以乱真。很多同学都用这种假证走出校门，脱离了敌人封锁。按计划，祖国剧团约四十人分批撤回了解放区，大部分是经天津到达城工部所在地——泊镇。也有少数人员去冀东解放区。 祖国剧团撤退，我还担任一个任务。因为在演剧二队，我有国民党军官的身份，按指示身着国民党少校军装担任护送工作，一般都很顺利。只有一次，我二哥杜坡和于民，还有两位女同志走冀东路线，我一清早出朝阳门外，关注他们一路的安全。约定的暗号是，在一个地方，如果见到有人牵着一头系着红缨子的骡子，即可顺利通过，进入解放区；如果没有骡子，而红缨子散落在地上，则说明有情况，不能通过。当时我在那一带反复察看，什么迹象都没有，既没有可以通过的信号，也没有不能通过的信号。也没见到这四个要走的人！我急忙返回向石梅汇报，石梅立即动身去往冀东解放区，得知结果是两位女同志硬闯过去了，已到达解放区。而杜坡和于民因为没见到信号，返回城里。于是，过了两天，又重新安排他们两人从天津去泊镇，也进入华北大学。演剧二队回到北平，面临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几位负责人王负图、彭后嵘、刘正言等到我家来开会，和石梅、石岚共同研究制定撤退方案，估计可能发生的情况，包括新队长到来之后如何应对，都做了认真分析，做好几手准备。 很快，国民党派来国防部康乐司司长，说要接见二队全体队员，时间在下午，地点是朝阳门内的励志社，一座很大很空旷的院子。我们到达的时候，见门禁森严，还有持枪的卫兵守立两边，但我们早有准备，分析研究过可能面对的各种情况，坦然地等在院内，也时而轻声闲聊。接见是在东厢房，每次只传进一人，当然是从正、副队长开始。接见的时间都很短，每回来一位同志都很镇静：“问得非常简单。”“只问了问姓名、年龄，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好像就是要见见面。”轮到我了。走进去，见屋里有两个国民党军官，坐在中间的一个身材高大，有些发胖，四十来岁吧，颇显傲气，这就是那个司长了。他先自我介绍了一番，说刚从美国回来，好像姓施，然后对着二队的花名册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又问我什么时候、怎么参加演剧二队的。我说：“我是北京人，在学校就喜欢课余演戏，看过二队的戏，觉得艺术水平不错，就考进来了。”“好，初次见面，就谈到这里吧。”谈了这么几句就结束了。 这一天看起来平稳地过去了，但敌人已经对我们密切注意，开始加紧控制。果然，很快新队长就来了，此人名叫董新民，只带了一个总务科长来上任。我们就按照事先研究好的办法，非常热烈地欢迎了他一下，他很高兴，因为他也在观察，看大家对他是否合作，是否都欢迎他。然后我们跟他说：“我们刚从天津演出回来，大家都很累。您也刚来，这样，您呀，做一个姿态，中秋节了，给大家放几天假，放完假之后，在您的麾下，咱们好好大干一番。”“好啊！”对这种不费力气又能够收买人心的事情，他很痛快地答应了，宣布了放假。 中秋这三天假，大家分头各自准备，有的说刚在天津演了那么多天戏，可要找地方玩几天了；我说，我家在北京，得回去跟家人过个团圆节。董队长也爽快地答应了。当然，我们还安排了一些人住在队里，陪着这位新官上任的队长打麻将、喝酒。就在这表面一片欢乐的气氛中，1948 年中秋节，演剧二队全体分三批撤回解放区了！ 我们大部分走的是冀中去泊镇的路线。我和王负图一家等是第一天走的。我和我母亲，还有祖国剧团一个年轻演员一起，坐火车到了天津，当晚住在了张大哥家里，他是我们祖国剧团副团长王凤耀的姐夫，他家有一座两层的小楼。祖国剧团的人员去解放区，大多数都是住在那里，所以这位张大哥家就成为中共地下党的转运据点了。我们在那儿住一晚，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化好了装，换好衣服，去火车站，坐火车到了陈官屯。 出陈官屯火车站后，走一段路就到了闸口，有国民党兵把守着，还有女警察。检查时男的一队，女的一队，检查完之后，仍分两队上摆渡船，到了对岸，男女才能会合。刚一上摆渡船，我旁边正好是我们队长王负图一家，他爱人余朴带着他们五六岁的孩子王英民，小孩子一看见我就大叫：“哎，叔叔……”“哎！你这孩子，不认识的人不要乱叫！”他妈妈赶紧一把拉住了他。 我们过了河，各自雇了辆大车继续上路。我坐的大车上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学生，一到“ 三不管”地区，车还没走出多远，女学生就改回了自己的装束，那盘着的头发也放下来了（其实盘着也不像小媳妇），辫子也编起来了。我没化装，就穿着一件长袍。因为我母亲跟我一路，我能说一口冀中话，我母亲更是一口乡音，根本不会说北京话，所以比较方便。我带了点随身衣服，带了件棉袍，还带了床被子，被子里面絮着毛线。直接带那么多毛线走是不行的，这是城里人的用品，我们就把它充当棉花，将来从被子里拿出来可以织毛衣。那手表怎么带走呢？有人想出了办法—先不上弦，让表停下来，买一块肥皂，中间挖空，把手表用油纸裹起来，塞进去，再把肥皂外层填好，一洗再一揉，就看不出来了。我也采用了这个办法。其实，要是戴也就戴着了，那时撤离的人是大批地走，虽然也有极个别的在检查中被扣留，但多数情况下国民党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让我当时随便往人群里一看，哪些是化了装的基本上都看得出来。实际情况是，国民党当时一方面是要抓一些人，另一方面感觉压力实在太大了，就是想把人轰走了事。 坐在大车上，没多久那两个学生就开始兴奋地唱歌，唱的都是当时的进步歌曲，其实这还不是解放区，只能算“三不管”的地区。赶大车的把式也没什么反应，可能是见得太多，习惯了。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三不管”地区，这个地带的村子还没解放，但夜里会有民兵出来巡逻。第二天到了沧州，就是到了解放区了。这里是新解放区，我们按约定去找一个叫“平教会”的地方，先找到一个解放军站岗的大门。第一次见到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真是特别亲切，而且我们问“平教会”的时候，他一听就知道我们是要干什么的，带着含蓄的微笑，示意我们一直顺着铁路走。 找到平教会后，这里有专门负责接待的人，给我们安排好住处，说：“不要出门，不要离开房间，必要的时候，如果要去厕所，见着任何人也不要说话。”别人都睡了，接待的人跟我说：“你先不要睡，晚上还有人找你。”他给我一些解放区的报纸看着。到了半夜，来了一个人，说：“现在进了解放区，你们在国统区还有亲戚朋友、很多关系，为了不受牵连、影响，到了解放区就要改名字，每个人都要改，现在就改。”—规定马上改，没时间想，我随口说出了“蓝天野”三个字，没有任何寓意。改名字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是想找一个特殊的、有特点的或者自己喜欢的，有的则是改得越普通越好。有一个祖国剧团的，原本改了一个名字叫于得财，但是他第二天在路上被土匪抢了，这财没了，于是就改叫于得。我觉得无所谓，名字不过是个符号，也可能当时觉得，原来“王”这个姓太多了，想找个不常见的姓，就脱口而出。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来人还嘱咐：“你们明天到泊镇，不要坐原来的那个大车，到指定的地方，坐我们自己的可靠的大车。”第二天，到了泊镇，这里就是晋察冀城工部。一夜过后，清早石梅就来了。她那个时候老在北平和解放区之间往来，来了后对我们稍作安排，她就忙自己的去了。过了一天，有人通知我：“你们到正定华北大学。”于是让我带了几个人一同出发。母亲留了下来，以后就一直和我姐姐在一起。 华北大学共设三个部，田冲、胡宗温等年纪比我们大一些的，直接到华大三部，就是文艺部；我们多数是到华大一部政治班学习。石梅写信给我说：曾平本来想让你带一个队走，后来是别人另外安排了。当时在华北大学一部，从政治班11 班到14 班，很多都是祖国剧团或演剧二队的，我们重新在那儿集合了。我在正定华北大学还碰到一些人，有我原来在艺专的同班同学、老师，而且有一天，还迎面碰见了最初创办祖国剧团的陈嘉平。重逢后，他又提起祖国剧团演《以身作则》时，下大雪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后台的那次谈话。他问我：“你那天晚上直接把你的党员身份告诉我，究竟对我了解有多少？”我说：“这不是我自己随便跟你说的，是上级领导的指示。党组织知道你正在找关系想去解放区，让我示意给你，你有事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系统。你不是还曾经想找石岚谈吗？”不过后来我知道，他那时虽然在找党组织，也曾想找石岚谈去解放区的事，但还没有下定决心。他那时也还不是党员，直到北平解放后，在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我们讨论他的入党问题时，他还谈到自己当时举棋不定，还是带着于是之到天津一个职业剧团演戏去了，直到实在搞不下去，他才决心到了解放区。 演剧二队最后一批撤离北平的人中，刘景毅专门留在后面陪着新队长董新民打麻将。他走时，还故意在自己的炉子上炖了一锅红烧肉，压着小火，直到他们这最后一拨人都走光了，给人的迹象还是大家都在，不过是放假上哪儿玩去了。等到第四天该上班了，却一个人都没有，新队长这才感觉出大事了。后来听说他还派人到处找，那时天津还有个演剧21 队，属于天津警备司令部，骨干都是国民党的嫡系，也派出了人，在北平、天津一带找了好长时间。当然，一个人也没找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