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拉图的《政治家篇》——序言 卡斯托里亚蒂斯与《政治家篇》

卡斯托里亚蒂斯与《政治家篇》 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 这本小册子的历史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最开始，它是一份研讨课的记录。这次研讨课是给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学生开设的，致力于探讨柏拉图的一篇最为困难的对话，即《政治家篇》。从1986年2月19日到4月30日，每一周的研讨课都在录音磁带上记录下来。 1992年，帕斯卡尔·维尔奈（Pascal Vernay）和他的三位朋友一起合作，把录音材料的最初草稿整理出来，然后交给柯奈留斯［我们都叫他高乃依（Corneille）］。他当时感到意外，——“我还不知道我写了一本新书，”——同时也显得很高兴，而且严肃，犹如他往常对待自己的态度。从那个时候开始，文本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澄清了一些细节。于是诞生了一个工作小组，——当时他还在世，——这个小组在他去世之后继续协作，并且打算按照必要的严格性，出版卡斯托里亚蒂斯指导的研讨课的全部记录：这可是一项编纂百科全书的任务。 帕斯卡尔·维尔奈撰写的“导言”讲述了有关的基本情况。关于他的工作，我可以谈一谈他没有可能讲述的事情：这项工作在何种程度上是值得注意的，在什么方面是值得注意的。柏拉图是一位谴责书写的作家，在《斐德罗篇》，恰恰也在《政治家篇》，他指责书写是来自埃及的神灵塞乌斯（Theuth）的邪恶礼物。书写成文的法律不可能与体现在掌权的哲学家身上的科学相匹敌。诗人应该被逐出《国家篇》的城邦；书写只是一种“第二次航行”（deuteros plous），一种次好的事物，与活生生的言说和记忆相比，书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不可能的言说和理论性的书写之间，柏拉图选择了一种崇高的折衷：对话。对话之于言说，犹如神话之于真理。维尔奈整理的研讨课记录也是类似折衷的结果，当然，它比柏拉图的对话更接近于说出的言语，但是它被故意放置在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之间。有些著名的研讨课，它们的记录者宣称自己是完全忠实的，结果却是导致了混淆，有时候甚至走向了荒谬可笑的境地。这份关于《政治家篇》的研讨课的记录不是这个样子。 大约二十年前，在提名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入选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候选人资格的时候，我想起曾经发生在费尔内（Ferney）的一场关于伏尔泰（Voltaire）的对话。一位著名的罗马法教授说：“只是在罗马法方面，我发现他有些不足。”达朗贝尔（d’Alembert）回应说：“至于我看嘛，这也是我的意见，他在数学方面有些不足。”我试图向我的同事们说明，作为古希腊文化专家，我完全没有发现卡斯托里亚蒂斯在这个领域“有些不足”，恰恰相反，我有很多东西要向他学习。实际上我确实从他那儿学到很多。我学到的东西与雅典民主制有关，那是在1963－1964年的冬季，我第一次与卡斯托里亚蒂斯交谈。自从另一年冬天，1956－1957年的冬季，我已经知道他和克劳德·勒弗尔（Claude Lefort）主持的刊物《社会主义或野蛮》，到了1958年末，我与该 群体有过短暂接触，但是我对他本人所知甚少。 与勒弗尔和其他人一起，高乃依参加了一个名字叫“圣－茹斯特圈子”（Cercle Saint-Just）的思想团体。[ “圣－茹斯特圈子”后来成为“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CRESP）。关于这个团体的活动，参见皮埃尔·维达尔－纳盖：“漫忆卡斯托里亚蒂斯与《社会主义或野蛮》”，载《欧洲社会科学评论》（Pierre Vidal-Naquet，“Souvenirs à bâtons rompus sur Castoriadis et Socialisme ou Barbarie”，Revue Européenne des Sciences Sociales），1989年第86期，第19—20页；重印于乔万尼·布希诺（编）：《自律和社会的自行转变：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的战斗哲学》（Autonomie et autotransformation de la société: La Philosophie militante de Cornelius Castoriadis，ed. Giovanni Busino，Geneva：Droz），1989年，第19—20页。——英译注]这个团体要求弗朗索瓦·夏特莱（François Châtelet）、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和我研究希腊民主制的起因，并提交我们的研究成果。1962年，韦尔南出版了《希腊思想的起源》，[ 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Jean-Pierre Vernant，Les Origines de la pensée grecqu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战车丛书”，1990年再版。]他在这本著作中表明，希腊思想是城邦的女儿，而且是仿效政治领域（le politique）来塑造的。夏特莱写了《历史学的诞生》，[ 弗朗索瓦·夏特莱：《历史学的诞生》（François Châtelet，La Naissance de l’histoire），巴黎，子夜出版社，1962年；瑟伊出版社1996年再版两卷本。]他表明，历史学，作为赫卡泰奥斯（Hécatée）[ 赫卡泰奥斯（Hécatée de Milet，或写作Hecataeus，约公元前550－前478），古希腊伊奥尼亚的“纪事家”和地理学家。——中译注]、希罗多德（Hérodote）和修昔底德（Thucydide）建立的学科，也同城邦的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至于我本人，我与皮埃尔·雷维克（Pierre Lévêque）合写了《雅典人克利斯提尼》，这本书论述雅典民主制的奠基者克利斯提尼（Clisthène），——他在梭伦（Solon）之后但是以更彻底的方式建立了雅典的民主制。[ 皮埃尔·雷维克和皮埃尔·维达尔－纳盖：《雅典人克利斯提尼：从公元前六世纪到柏拉图去世之间的希腊政治思想中的时空表象》（Pierre Lévêque et Pierre Vidal-Naquet，Clisthène l'Athénien: Essai sur la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 et du temps dans la pensée politique grecque de la fin du VIe siècle à la mort de Platon），巴黎，美文出版社，1964年；马库拉出版社1983年再版。［trans. David Ames Curtis as Cleisthenes the Athenian: An Essay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and Time in Greek Political Thought from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Plato（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1996）。——英译注］] 我当时还年轻，总之，有点儿自命不凡，过分地为自己的新学识感到骄傲。民主制是如何诞生的？或许是在开俄斯岛（Chios），——尽管人们几乎不再相信这一点，——然后是在雅典。我认为民主制是基于两种经验建立起来的：僭主政治，它创造了诸多平等形式；殖民，它是诸多政治发明的来源；而且，民主制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奴隶制。我很快就明白，我面对的不是业余爱好者，而是一些专家，尤其是卡斯托里亚蒂斯，他非常熟悉所有重要的文本，哲学家的、历史学家的以及悲剧作家的文本。至于民主制，远远不是“形式上的”（就像某些愚蠢的人所说的那样），在雅典，它是社会的自行建制（auto-institution）的真正典范。 我没有必要承认高乃依关于古希腊的论述全都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与一部作品进行的对话还有什么用呢？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部重要的作品，一种强大的思想。读者手里拿的是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头脑创造出来的最为出色的文本之一。柏拉图的一篇对话，《政治家篇》，与柏拉图的一场对话，诚如帕斯卡尔·维尔奈所言，“哲学‘广场’（agora）上的一个惊人的演出片断，在这里，柏拉图和卡斯托里亚蒂斯彼此对峙，各自施展绝顶的智谋，他们的赌注则是：民主制。” 研究柏拉图的方式有很多。按照《斐德罗篇》讲到的一个意象来说，卡斯托里亚蒂斯就像一个好的屠夫那样行事：他证明了他所说的《政治家篇》的“奇形怪状的结构”，这个结构有三个离题枝节，八个附带插入，两个定义，其中任何一个定义都不是最合适的。我们可以把卡斯托里亚蒂斯的研究与另一位注释者的研究进行对照，这位注释者付出了大量的工作来研究柏拉图：他就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像卡斯托里亚蒂斯那样，施特劳斯紧紧跟随文本，以至于效仿文本，然而结果却是持续地辩护极其微小的论证细节。相反，卡斯托里亚蒂斯致力于造成文本的变化，致力于表明在表面上次要的东西实际上是本质性的，——例如，在讲到克罗诺斯神话的时候就是这样，——而且他还表明，对于智者派的指责恰恰充分地接受了智者派的手法。他还无懈可击地表明了，《政治家篇》如何借助于维拉莫维奇（Wilamowitz）[这里指的是德国古典学者、语文学家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1848—1931）。——中译注]谈论的“顺从”，将我们带进晚期柏拉图的典型标志之物的核心：混合，对于混合物甚至中间体（metaxu）的接受。民主制是法律统治的政体之中最坏的政体，是没有法律的政体之中最不坏的政体。 在我求学的时候，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正在迎头攻击柏拉图的“魔咒”。这本著作直到1979年才翻译成法语。[ Trad. Fr. de J. Bernard et P. Monod，La société ouverte et ses Ennemis，t. I，L’Ascendant de Platon，Paris，Éd. du Seuil，1979.]它把柏拉图描绘成一位“反动的”思想家，大肆宣扬“回到家长制部落社会”的口号。波普尔以这种形式采取的攻击完全错失了目标。柏拉图不是反动的思想家，比方说，像是查理斯·毛拉（Charles Maurras）一类的人物；[ 查理斯·毛拉（1868—1952），一位无情的辩论家，对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都有很大影响，他的作品鼓舞了反德雷福斯派和保皇派民族主义，是极端反动组织“法兰西行动”的主要领导。——皮埃尔·维达尔－纳盖和英译者注]他并没有梦想过一种不可能的倒退。关于《法篇》的研究表明，柏拉图精通公元前4世纪之时的雅典司法和政治机制，而且，他还委托一位来自雅典的外邦人在克利特岛为一座新城邦勾画详细的方案，与《国家篇》的城邦相比，这座新城邦“在统一性方面位居第二”。不过，尽管柏拉图熟悉他周围的这个世界，熟悉这个在他之前的世界，但是他却憎恨这个世界。他的憎恨不仅针对同时代的民主制，——当他在公元前348年去世的时候，他那个时代的民主制已经在对抗马其顿的斐力（Philippe de Macédoine），——而且首先针对正在建立的民主制，针对伯利克里（Périclès）的民主制：在《高尔吉亚篇》，柏拉图直接或间接地抨击伯利克里，假借加利克里（Calliclès）这个名字来丑化伯利克里。 柏拉图的每一篇对话的发生场景，——《法篇》是惟一的例外，——明显是在苏格拉底去世以前，或者是在苏格拉底去世之时，也就是公元前399年。因此，柏拉图对话中的所有人物都是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人，即便柏拉图利用一切可能的、可以想像的随意性来对待年代顺序。例如在《美涅克塞努篇》，修昔底德记载的伯利克里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演说遭到无情的嘲讽，而且，这种嘲讽出自阿丝帕西娅（Aspasie）之口，——一位妇女，交际花，伯利克里的情妇，——这表明柏拉图完全知道他应该打击什么地方：不是打击“堕落”的“蛊惑家”（démagogues），而是袭击城邦的心脏，那位宣称雅典是全希腊的教育者的执政官。[ 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的葬礼演说中（2.41），伯利克里把雅典称为“希腊的教育者”。——英译注] 《政治家篇》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把智者、政治家和哲学家相提并论，好像他们有“同等的价值”，这是在大声说出“非常荒谬的话”。来自爱利亚的外邦人在雅典寻找的是王者，说到底，惟有王者配得上统治城邦；公民没有能力就城邦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这些问题不是技术性问题的话，——然而，《普罗泰戈拉篇》提到的神话肯定地表明公民具有这样的能力，毫无疑问，这个神话反映了伟大的智者派的思想：即每个人都拥有最低程度的政治技巧（savoir-faire）。柏拉图不怀好意地玩弄“技艺”（technè）一词的模糊性，好像政治技能（la politique）[ 法语中的politique作名词的时候有阴性和阳性，阴性的la politique有如下含义：政治；政策；政治活动、政治生涯；策略、手腕。阳性的le politique有如下含义：政治家；政治，政治事务。我们的译文基本上遵循英译者的做法，依据上下文，把la politique翻译成“政治技能”（英文是statesmanship），或“政治”。关于plitique的翻译，还可参见英译者所写的“关于翻译”。——中译注]属于一种技术性知识。然而整个问题恰恰就在于，国王是否能够驾驭城邦而没有破坏城邦的基础。 卡斯托里亚蒂斯正确地指出，在希腊，“国王”是一个边缘人物。在雅典，“国王”是一位执政官，是通过抽签选定的年度执政官。他的职能纯粹是宗教方面的。他的妻子，“王后”，则嫁给了狄奥尼修斯（Dionysos）。在斯巴达，两个“国王”是一种考古学的古董。他们的职能基本上都是军事方面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最伟大的斯巴达将军吕桑德尔（Lysandre）出身于王室门第，但他从来都不是“国王”。 从阿里斯托芬的戏剧《蜂》（约公元前422年）中的一个人物那里，人们可以听到雅典人毫无愧色地说，他们的权力“不向任何王权让步”（549行），而在此之前，通过伯利克里和克利昂（Cléon），雅典人已经运用某种类似于“僭主政治” 的东西来影响联盟的城邦，[ Thucydide，II，63；III，37.]就是说，他们之于米提利尼（Mytilène）、之于萨摩斯（Samos），如同俄狄浦斯（Oedipe）之于狄拜（Thèbes），在表面上看来，俄狄浦斯之所以成为国王，不是凭其出身，而是由于历史的机遇（tuchè）。至于名副其实的国王，他们都位于希腊世界的外部边缘：在伊庇鲁斯（Épire），在塞浦路斯（Chypre），尤其是在马其顿（Macédoine）。 不过，除了典型的国王（统治波斯帝国）之外，在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政治思想中，王家人物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甚至首要的形象。在这个方面，柏拉图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色诺芬（Xénophon）的《居鲁士的教育》（La Cyropédie）是与柏拉图的《国家篇》几乎同时代的著作，它论述了希腊城邦怎样正确利用天命之人（l’homme providentiel），尽管它声称自己讲述的是阿基梅尼德王朝奠基人的教育故事。伊索克拉底（Isocrate）撰写的《埃瓦格拉斯》（Évagoras）同样如此，这是赞美一位塞浦路斯国王的颂歌。柏拉图、色诺芬和伊索克拉底预告了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斐力之后，尤其是在亚历山大之后，将会是国王们的时代；亚历山大相当符合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第三卷召唤的全权君主（panbasileus），而亚里士多德恰好是亚历山大的老师，此前则是柏拉图的学生。 色诺芬、柏拉图和伊索克拉底将会是希腊化世界的先知。当然，城邦没有消失。在最初的几位罗马皇帝时代，城邦依然是一种基本的生活环境，但是在地中海世界，甚至在希腊世界，它已经不再是占有优势的因素。希腊化世界的最大城市乃是亚历山大里亚，它“靠近埃及”，但是不“在”埃及，与其说它是一个城邦，倒不如更确切地说它是一座城市。在那里，希腊人是公民，然而他们丝毫没有参与城市治理。在公元前3世纪末，在托勒密四世的统治时期，斯巴达的流亡的革命家国王克里奥美尼（Cléomène）试图号召希腊人争取自由，结果只是一场徒劳。亚历山大里亚不是一个自主的决策中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像卡斯托里亚蒂斯那样说，柏拉图“在希腊世界的毁灭之中扮演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在罗马帝国后期，从戴克里先（Dioclétien）开始，出现了一些宣称按照柏拉图的原则进行统治的哲学王。不用说，戴克里先本人就是这么干的，他在301年颁布的一份诏书规定了全部商品的最高价格，诏书的序言就是由柏拉图的哲学所养育的。 对于卡斯托里亚蒂斯这位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来说，社会应当趋向一种明显的自行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不停地受到他所谓的“社会的想像建制”的更新，——“社会的想像建制”， 这是他最有名的著作的标题。[ 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社会的想像建制》（Cornelius Castoriadis，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été），巴黎，瑟伊出版社，1975年；1999年再版。]对于柏拉图这位米利都学派和爱利亚学派之后的哲学创造者来说，惟有“王者的种族”才能够被定义为“自行指导的”（autepitaktikè，《政治家篇》，260e）。在卡斯托里亚蒂斯看来，雅典人给政治思想带来的不朽贡献，就是他们对于历史性的整合。按照修昔底德的记载（卷一，68－71），科林斯人在斯巴达人面前就是这样描述雅典人的；[ 维达尔－纳盖指的是卡斯托里亚蒂斯在《社会的想像建制》（The 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y，trans. Kathleen Blamey，Cambridge, Mass.：MIT Press and 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87；cor. paperback edition，Cambridge，UK：Polity Press，1997 and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8）第208页有关修昔底德的这个段落的讨论。——英译注]然而对于柏拉图来说，政治家的一切努力就是力求遏制历史的进程。 至于想像之物（l’imaginaire），柏拉图充分地加以利用，——无论是涉及简单的意象（例如从各种行业的词汇中借来的丰富的比喻），还是涉及范例（例如编织的范例），[ 参见维克多·哥德施密特：《柏拉图的辩证法中的范例》（Victor. Golddschmidt，Le Paradigme dans la dialectique platonicienne），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7年；弗汉出版社1985再版。]抑或涉及诸多神话（例如在《政治家篇》扮演了中心角色的那个神话，卡斯托里亚蒂斯对其做出了贴切的分析）。但是，神话、意象或范例都没有使我们通达“最美最大的无形体的实在”。柏拉图明确告诉我们，对于这些“最珍贵的”实在来说，没有任何“创造出来的意象可以给人们提供关于这些实在的清晰直观”（《政治家篇》，285e－286a）。 尽管如此，柏拉图凭借一种难以置信的技巧，利用他所谴责的事物！例如，他利用编织这个范例，以便于把国王说成是一位将勇气和仁慈结合在一起的编织者，犹如他的手艺人模型所做的那样，把经线和纬线合并起来，编成一幅织物。编织范例的使用远非偶然。卡斯托里亚蒂斯非常敏锐地领会到这一点，并且在研讨课之后撰写的作品中极其详细地证实：编织给希腊的神话思想和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件极其宝贵的分析工具。[ 参见约翰·希德和耶斯贝·斯文博洛：《宙斯的手艺：希腊—罗马世界的织物和编织神话》（John Scheid et Jesper Svenbro，Le Métier de Zeus. Mythe du tissage et des tissus dans le monde gréco-romain），巴黎，发现出版社，1994年；关于荷马史诗，参见伊奥那·帕帕多波洛—拜尔梅蒂：《珀涅罗珀的歌声》（Ioanna Papadopoulou-Belmehdi，Le Chant de Pénélope），巴黎，贝林出版社，1994年。［也可参见让—皮埃尔·韦尔南：“编织友谊”，载《大杂烩》（Jean-Pierre Vernant，“Weaving Frieridship”，1995，trans. David Ames Curtis，Salmagundi），2001春夏卷，第130-31期，第75—87页。——英译注］] 确实，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从雅典来到巴黎，如同柏拉图对话中出现的外邦人，这个外邦人从大希腊的爱利亚（Velia<维利亚>）来到雅典，要在雅典成为“真理的教师”，这种真理不是想要窒息自由，而是要促进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