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马歇尔将军的循循善诱，再加上有美国的威望作为后台，国共双方代表又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相聚会面，以努力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并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由多党派组成的政府。虽然政治形势变化莫测，所讨论的问题也关系重大，但是，来自各种不同利益集团，而且政见颇为相左的38位与会代表，仍然在三个星期内就绞尽脑汁提出了一份堪称为明智和互谅典范的协议。作为会议的结果，政协协议没有能完全满足任何一方的要求。不过，这就像马歇尔将军所观察的：“它是一份富有灵活性和远见的宪章，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和平与复兴的基础。”《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第６８８页。 在政协协议付诸执行以前，必须由参加会议的各党派分别加以批准。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以审议政协协议。在会上，虽然蒋介石对政协协议表示了支持，但协议还是遭到了顽固的反对。对此，美国国务院的一些情报人员曾含含糊糊，不得要领地说，国民党内有“反动派”，“不愿和平的人”乃至“心怀不满的右派保守分子”，他们企图破坏政协达成的协议。 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确实阻挠了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所谓“反动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大杂烩，它一度被称之为“革新运动”。有一位评论者在1947年说：“革新派的力量已经渗透到全国各地，并且成为政治中最刺人的好斗者。”韩思（音），《看！政学系》，第４３页。抗战结束后不久，革新运动即在复杂的国民党政治运动中发展为一个重要的派别。因此，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国民党政权在20世纪40年代的状况以及它的派系斗争情况。革新运动的起源 革新运动发端于1944年初。当时，国民党政权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处于衰竭之中。经济上，由于通货膨胀的破坏，形势日趋恶化；军事上，士气低落，厌战情绪弥漫全国。正是在这种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国民党内的一小群中层干部（大都为CC系分子），开始寻找振兴国民党政权的途径。例如，据他们当中一个名叫萧铮（他是农业经济学家）的回忆说，当他听到美国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时，感到羞辱难容。他尤其对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财政部部长翁文灏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无能、优柔寡断和不思上进。萧铮说：“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对他们不满。”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台北，１９８０年），第２５２页。 这些属于CC系的好斗分子，除萧铮外，还有潘公展、谷正鼎、程天放、余井塘、赖琏等人。最初，他们只是坐而论道，很少有实际行动。有一次，萧铮写了一封信提倡政治改革，想通过陈果夫转呈蒋介石，但陈果夫拒绝传递，理由是对蒋介石个人的批评过于露骨。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２—２５３页。到1944年5月，当时国民党正忙着准备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这伙人也就跟着加快了活动的步伐。至此，大致算是形成了一场所谓的运动。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他们首先把CC系以外的三位党内重要人物（但仍然是中层干部）梁寒操、马超俊（都是孙科派）和黄季陆（三青团干部，胡汉民的追随者）拉入了自己的团伙之中；然后，在全会前夕，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徒有其名的联盟，以寻求黄埔系和三青团派领导成员的支持，像贺衷寒、康泽、萧赞育、郑介民等。这些人大都是军人，也是20世纪30年代蓝衣社的领导人。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３页。 5月21日，在五届十二中全体会议上，革新运动的骨干分子开始向国民党政府发起攻击。这次出击非常有力。结果连蒋介石在会后也邀请了革新集团的几位成员与他一起商讨有关政治改革的计划。在会谈中，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接受各项改革的建议，以致革新集团认为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愿望也很快会被采纳。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４页。但是，令萧铮吃惊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去做。革新集团认为要想进行政治改革，前提条件就必须把孔祥熙和翁文灏解职。可实际上，两人的乌纱帽并没有被摘下。因此，革新集团在五届十二中全会上花费的心血，并没有得到什么回报。之后，蒋介石也只不过表示，政治改革将延期，要等到日军豫湘桂战役所造成的军事危机过去之后才能进行。但他许诺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会考虑对政府的行政机关进行彻底改革。 在1944年底和1945年上半年，革新集团加紧了关于改革的宣传鼓动，他们与党内有影响的人物都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社会气氛也愈来愈适合于改革思潮的发展。经济状况的恶化和豫湘桂战役的灾难性失败，使得各派政治力量都坚信改革势在必行。例如，傅斯年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很乐于参加革新集团的讨论。1944年9月，他还在国民参政会挑起了一场要求政治改革的示威。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４页。此外，一直被认为是政学系喉舌的《大公报》，也在报纸上导演了一场呼吁政府改革的笔战。它说，国民党政府是19世纪的组织，却想进行20世纪的战争。这正像一台过时的旧机器，超负荷的运转肯定会使它彻底瘫痪。《大公报》还在社论中指出，“去年年初，战争进入了关键的时刻，而政府的弱点也暴露得一清二楚，诸如贪污腐化，敲诈勒索，行政部门的玩忽职守和士气低落，所有这些都昭昭在目，而且日甚一日，最终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０日重庆《大公报》第２版。在１９４５年的最初三个月中，《大公报》还刊出了许多督促政府实行改革的社论。 蒋介石也公开表示支持改革。1945年，他在元旦献辞中宣布了自己要在新的一年里“革新”政治的决心。他用“革新”这个词不可能是偶然的。还在一个月前，革新运动的主要目标孔祥熙已经去了美国，他的亲戚宋子文接管了行政院院长的职务。在革新运动分子看来，宋子文是他们的同路者，彼此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萧铮写道：“看起来，革新运动的前途变得灿烂辉煌了。”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４页。革新运动的目的及其攻击对象 关于革新运动背后的动机，也许我们已经足以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了。很明显，革新分子对党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沮丧。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政府正在摇摇欲坠，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军事的失败，其中国家税收的下降、物价的上涨和粮食政策（可能是指实物税）的受挫都是致命的因素。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３页。但是，据我们所知，革新运动分子除了把矛头直指孔祥熙和翁文灏外，还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其他一些派别和个人。显然，在这方面，他们带有某种权力斗争的色彩。革新集团的另一个重要靶子是政学系。政学系是一个由行政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松散的小圈子，在他们的议事日程表上，思想意识只占据次要的位置。开始，政学系的成员同蒋介石发生联系，一般都是通过他的结拜兄弟张群牵线的。除翁文灏外，政学系的重要成员还有：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交通部长、行政院顾问张嘉璈，福建省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陈仪，中央训练委员会指导员熊式辉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沈鸿烈。 与政学系相反，革新运动的参加者在国民党政权内求得一官半职，大多数是通过一些思想意识性很强的组织才得以入门的，譬如像由CC系控制的国民党派系，或者高度政治化的黄埔军官学校等。因此，他们觉得政学系分子只不过是无原则的政客，一旦与己有利就可以出卖党国。韩思，《看！政学系》，第１２、１５页；江上青《往事清谈》，第９８—１００页。更重要的是，在革新运动分子看来，政学系挤掉了他们的宦海前途。他们自称，他们是国民党政权的中层干部陈愚，《为革新运动进一招》，载《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７期（１９４６年９月7日）第８页；黄坚清，《只有一条路——清党》，载《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０期（１９４６年９月28日）第７页；阮华国，《革新声中第一炮——党员总清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４６年１０月12日）第７页。，从20年代后期就开始在党内工作，现在已人到中年，可是由于孔祥熙、翁文灏一类的投机分子占据了党和政府高位的现象比十年前更甚，所以真正的权力仍然与他们无缘。 这有点像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在共产党政权下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极“左”分子。一般来说，革新集团代表“意识形态派”，他们反对“务实派”。在双方的政治斗争中，不排除有原则的分歧，然而政治野心，甚至个人的好恶等等因素，也往往会与这些原则问题鱼目混珠地纠缠在一起。特别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随着革新运动的升级，这种复杂的动机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抗战结束后不久，有两件事情引起了革新运动分子的特别嫉恨。第一，关于中苏友好条约的订立。或许是巧合，条约的签字仪式恰好安排在1945年8月4日，与日本的投降同一天。在条约中，有争议的一点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迄今为止，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在中苏友好条约上签字的王世杰，是政学系的一位重要成员。他是在前任外交部长宋子文情愿辞职也不愿意签字的情况下，被任命接替这个职务的。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７０页；梁思文，《关于１９４５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论》，第４００页。第二，战后两位政学系成员受到重用，他们是熊式辉和陈仪，分别负责东北和台湾的接收工作。这一点尤其叫革新分子恼怒。毫无疑问，东北和台湾在日本占领的地区中是两个最有油水的战利品，陪同熊、陈前去的一批部属也将由此占据许多肥缺，而这些职务又正是CC系所渴望得到的。结果，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在台湾，都酿成了政学系与国民党其他派系之间的争斗。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７１页。 为了反对中苏条约和有关接受大员人选的安排，革新集团决定上书蒋介石。他们推出萧铮、余井塘和萧吉珊来起草一份议案。在这个时候，萧铮似乎是革新运动的关键人物。据他后来说，开始，他写的初稿措词非常尖锐，后来因为修改，反而把这件事拖延了下来。因此，等蒋介石在1945年12月10日会见革新运动代表时，已经表示为他们的忧国精神所感动，并答应尽可能采纳他们的想法。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 萧铮回忆录》，第２７１—２７２页。政治协商会议 使革新运动真正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还是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是从1945年初国民党政府同共产党的谈判中产生的。其目的是想以多党合作为工具，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立宪的政府制定指导原则。最初，政协会议预定在1945年11月召开，后来由于内战的爆发和两个主要的权力问鼎者之间关系恶化而被迫搁浅。马歇尔将军到达之后，两党表示了重新和解的愿望，政协会议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其他23人或者代表少数党派，或者是无党派的知名人士。钱端升，《中国政府和政治》（剑桥，１９６１年），第３７６页；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１９４１—１９５０）》（芝加哥，１９６３年），第２９６页；《中华志（１９５０年）》，第２６７页。 在三个星期的会议中，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五个相互关联的决议，计划建立一个民主的立宪政府和一支统一的、非政治的国家军队。《中华志，1950》，第２６７—２６９页；罗隆基，《政协会议后的中国政治形势》，载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１、１２日《文汇报》。自从1945年入秋以来，内战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所以许多中国人把这些协议看成是和平降临人间的希望之光，他们为政协会议欢呼雀跃。 但是，正如“较场口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政协会议。2月10日（星期天）上午，由民盟和一些地方团体在重庆较场口组织了一次大约有1000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结果，一些民主人士和左派人士，如李公朴、罗隆基和郭沫若等，因为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而遭到殴打。其实，早在会议开始前，一个国民党人就企图取代李公朴来做大会主席，以夺取对大会的控制，于是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发生了一场混战。接着，大约有300至600名流氓，挥舞着凳子和铁棍冲进会场，打伤了大约60个出席会议的人，其中包括几个打算在会上发言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场的警察和宪兵并不进行干预，只是袖手旁观。 围绕着“较场口事件”发生了一场大争吵。国民党将其归罪于共产党，左派则控告这是国民党政府，尤其是CC系的倒行逆施。据一位曾经卷入这一事件的国民党人回忆说：“国民党原打算抓住这个群众集会的机会，夺取对大会主席选举的控制，以转移大会的目标，给共产党一次无情的打击。”姚蒸民，《重庆学生运动之回顾》，载《四川文献》月刊第１２４期（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日）第６页；关于较场口事件的描述，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第４卷第１５８５—１５８７页，及《大公报》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２版。由此可见，即使根据这些回忆所提供的证据还难以断定是国民党怂恿了那群流氓大打出手，但也至少清楚地表明，没有直接露面的国民党当局是反对这次集会的，并已经打算要进行干预。 同样的心情，一方面引起了国民党分子对较场口群众集会的捣乱，另一方面又刺激了革新运动。政协会议结束后不久，梁寒操、萧铮和革新运动其他领导人在中央党部举行了一次公开的革新座谈会。在此之前，他们也召开过这样的座谈会，至多有十来人参加，但是这次却吸引了一百多人。此外，在2月和3月初举行的四次座谈会上，参加的人数也每次都超过150人，而且大多数来自国民党政权各个领导机关的成员，诸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法院、监察院、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国民参政会等等，显而易见，这是因为许多国民党人对政协协议感到愤懑。《党政革新运动》，第１０页；茹新（音），《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载《文汇报》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３日，见《中国新闻评论》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第８页；上海《中央日报》１９４６年３月４、５日第２版。 这一系列座谈会标志着革新运动正式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计划。在2月27日举行的第三次座谈会上，革新集团通过了一个题为《我们的呼声》的宣言，表明了革新运动的主要目标。3月4日，革新集团准备了一个临时章程作为革新运动的纲领。《我们的呼声》，第１—９页。到1946年3月，革新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且由于拥护者数量的增多而大大加强了它们的地位。 当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于3月1日至17日在重庆召开时，革新集团居然叫会议陷入了混乱状态。在会议上，他们一方面要求改革，并对党和政府活动的各个方面给予了猛烈抨击，如从官僚资本主义的弊害到实行土地改革的失败，从政府的官僚主义陋习到对外政策的处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攻击政协决议。梁寒操和余井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坚决拒绝政协决议。革新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在声明上签了字。随后，110位代表跟着提出了相似的要求。革新集团甚至正式提出： 由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不忠于党，与其他党派妥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权交给多党政府，应将他们开除出党。革新运动的领导人，CC系的骨干分子谷正纲更是声嘶力竭地大喊：“挽救党！”国民党领导人面临的这场造反是真刀真枪干的。结果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政学系重要成员）被劈头盖脸的斥责吓坏了，赶紧辞职。《评二中全会》，第１９—２１页；茹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中国新闻评论》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第８—１０页；《大公报》１９４６年３月７日第２版。 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指责不仅讨厌，而且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因为他是政协决议的幕后操纵者，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完全是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的。见《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６年第９卷第１５４、１５８、１６１页。因此，他开始保护张群和其他参加政协的国民党代表，并且断言对他们的指责是没有根据和过分的。蒋介石甚至说：“政府的错误是我的错误。”范蕙，《看这严重的两个月》，第5页；《文汇报》1946年5月17日。当然，他不会为此表示后悔。他说：“在我们遭受重大失败的时候（指1944年日本人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在中国正处于最危急关头的时候，你们所有人的信心都动摇了，只有我一人力主继续抵抗。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还有这么多话说。”《文汇报》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 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至少有四次呼吁全会代表支持政协决议，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忘记犟头倔脑的革新运动分子。范蕙，《看这严重的两个月》，第5页。最后，蒋介石在同革新运动代表的一次秘密会见中，终于向他们保证：“只要我活着，共产党就绝不能参加政府。”笔者《台北访问记录》。这一消息来源是由参加会见的１１位革新运动分子中的一人提供的，他要求不提供他的身份。这就是说，蒋介石还是有意要和革新运动分子一起来反对政协决议的。那么，他究竟是否真的反对联合政府呢？有可能是真的。不过，现在我们还无从断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如果蒋介石是真心反对的，他也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样做无疑将会疏远马歇尔将军，从而危及美国继续提供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因此，革新运动分子在中央全会上的造反，倒会迫使他至少在革新运动领导人的小圈子内，摊出自己的底牌。 秘密会见之后，革新运动分子在二中全会余下的会议中显然变得安静多了。政协决议在加上了蒋介石所同意的修改建议之后茹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第１０页；《中华志，1950》，第２６９页。，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予以批准。至少从表面上看，国民党这些建议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虽然国民党政府公开宣称，它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仅仅是一些建议，如果将来政协会议的代表加以拒绝，国民党将尊重政协的决定。《中华志，１９５０》，第２６９页。然而，绝大部分外界人士，包括共产党和美国使馆的官员，都认为二中全会的建议已经给政协决议设置了许多具体障碍，制造了许多技术难题，目的就是为破坏与共产党的任何和解。《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１４４页；周恩来，《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载《新筹安会》第１—５页；《评二中全会》，第７页；范蕙，第４—５页。在全会中有争议的决定是，会议决定应该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而且很明确，它将处在国务会议之上。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错觉，似乎是说在宪法颁布之前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多党联合体。全会同样否定了组成责任内阁体制的提案，拒绝了联省自治的方针，并重申支持国民大会权力的立场。全会根本无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有关军队复员的原则。全会号召成立一支有１００万人的后备军。见《中华志（１９５０年）》第７６２—７６３页；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９日上海《中央日报》第４版。 共产党看透了修改建议背后的真实意图，他们立即揭露这是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行径。在此之前，政协会议中的共产党人似乎很愿意，甚至急于参加联合政府，但是现在他们对政治解决采取了回避态度。共产党推迟了原定于3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这个会议本来是为了批准政协协议的。他们恢复了自己的军事行动，于4月18日占领长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１４４页；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１９４１—１９５０）》，第４０９—４１０页。因此，二中全会是战后国共两党关系上的转折点。也许这两个权力的角逐者永远不可能调解他们的争端，但是，现在实际上是由革新运动这个国民党内强有力的派别，成功地破坏了防止内战的努力，而这一努力看起来一直是很鼓舞人心的。革新讨论会的组织 二中全会以后的几个月里，革新运动的组织扩展到了许多省份。革新运动的总部叫做“首都座谈会”，开始设在重庆，后来与国民党政府一起东迁回到了南京。运动的领导机构由13个召集人组成，他们轮流负责革新运动中央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在中央办公室之下，有4个部门（总务、编辑、出版发行、通讯）和4个研究小组（党务、政治、经济、国际和特别问题）。所有革新运动讨论会都对外公开，并邀请所有从事党的革新事业的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参加。但是，任何成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三次不参加讨论会的会议或研究小组的周会，就要将其除名。在地方也建立了同样的“讨论会”。任彰，《为革新运动答辩》，载《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８月3日）第６页；《中国国民党党员党政革新运动初期工作方案》，第２１—２３页。亦见《党政革新运动》，第４页。 很难说革新运动的实际组织状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设想，不过运动还是迅速地开展了起来。1946年的夏天，在南京、上海、广东、贵州、云南、浙江、湖南等地都组织了革新讨论会，这种讨论会通常是在国民党省党部举行的。革新运动在湖南尤其活跃，甚至县一级也组织了革新讨论会。《革新月刊》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１４—１６、１９页，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９月）第１８、２０页。 除了发起公开集会或讨论会外，革新运动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出版各种宣传党的改革的刊物和小册子。1946年7月，革新运动总部开始出版《革新周刊》，它的发行人是梁寒操，编辑人是杨幼炯。革新运动的一些支部，包括湖南、云南和广东，也发行了各种出版物。《革新月刊》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第１５页，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９月1日）第１８页。在众多的革新运动刊物中，我只能确定其中三种刊物的出版地点： 《革新周刊》（南京）、《革新月刊》（长沙）、《党政革新运动》（云南）。革新运动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批判 对国民党的状况，革新运动出版物的作者们一致感到灰心丧气。陈健夫声称，党得了病，不动外科手术就不能起死回生。他写道：“我相信，革新如同一场革命。如果今天国民党的同志不起来革命，那么他们就只能坐等将来别人革他们的命。”《党政革新运动》第２６页。程元斟甚至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国民党的绝望，他说： 中国国民党本身必须革新，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而且，革新的需要并非今天才产生的。早在北伐完成之后，政治权力就被官僚篡夺了。北伐以后和在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代，国民党就应该实行它的主义。可是由于政权被篡夺了近20年……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其制定的纲领和高喊的口号，它没有能力加以贯彻执行。结果，人民只能盼望着国民党会实现三民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而实际上却一无所有。至于真正的现实，则是所有的地方都在倒退。国民党提倡民主，政府却强调集权，漠视选举；国民党提倡地方自治的原则，政府却维护经济上的特权阶级……征收苛捐杂税，使人民贫困不堪。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国民党的纲领和口号与实际的执行情况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一个与实际相脱离的政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８月24日）第４页。这种幻想的破灭，充满了革新运动的出版物。但是，革新运动的作者们表示他们并不悲观，这就像梁寒操在《革新周刊》创刊号上所说的：“我们相信‘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梁寒操，《革新周刊发刊词》，《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７月26日）第１页。 在探索国民党积弱的原因时，许多革新运动分子都同意程元斟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现象首先是在1927年国民党夺取政权之后暴露出来的。贺岳僧写道：“国民党执政十七年，它也病了十七年。”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第８页。李建同样认为，北伐的结果是“军事胜利，政治失败”。李建，《革新运动的三大精神》，《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５页。革新运动分子还强调指出，战时的紧张和战后的松弛极大地加速了国民党的腐化过程。高叔康，《革新运动的同志们行动起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２页；陈正谟： 《政治革新与行政效率》，《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１０页；《革新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１０月）第４页。总之，在1946年，所有的革新分子都一致相信，国民党已经患了不治之症。除非立刻实施他们的革新主张，否则国民党根本无力同其他党派进行权力的竞争。 在革新运动分子看来，国民党衰败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党员素质的不纯。梁寒操写道：“现在党的成员和思想百分之百的复杂。”梁寒操，《革新周刊发刊词》，《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第２页。党的组织总是松懈散漫，没有适当的纪律、训练或宣传。而且，北伐之后，大批军阀和投机分子涌入党内，致使党员根本没有相互共同的目标。许多党员毫不关心党的革命原则，只是追求升官发财。这种态度腐蚀了党的革命原则，导致了普遍的贪污腐化、只说不动和对人民利益的忽视。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７月）第６页；叶逢春，《我们要展开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２—４页；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第３—５页。 革新集团指责说，国民党的积弱还在于它不能够实行党内民主。他们说，从1928年起，民主集权制就被“个人领导制”所代替，从此，党的各级领导不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的更高一级任命。由于党的领导阶层的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党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萎缩了。党的组织活动成为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年轻有为的党员变得闲散消极，甚至离开了党。因此，国民党不仅在社会上没有基础，甚至在它自己的普通党员中也缺乏基础。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第８—９页；贺岳僧，《如何推进党的革新运动》，第６页；叶青： 《实行党内民主》第１—３页；秦绶章，《实行党内民主》，第３页。 正因为党内缺乏民主，党的领导人变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他们年龄老化，思想僵化，惟恐失去自己的特权；他们垄断权力，但是包而不办刘不同，《论国民党之复兴》，《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３页；秦绶章，《实行党内民主》，第３页。，他们把自己与党的下层相隔绝开来，无须用年轻党员的新鲜血液和新思想来振兴自己。一个革新运动的作者写道，1946年，国民党“已显示出垂暮之气，只是煞费苦心地维持现状，一点看不到乐观进取朝气蓬勃地走向未来的征兆”。严铮五，《怎样团结革命同志》，《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７日）第３页；亦见《党政革新月刊》第２页。 革新运动分子认为，国民党致命的缺点是它不能实行以党统政的原则。根据孙中山的革命建设方略，在训政时期，党应该高于政府，对政府实行监督和指导。然而，这个以党统政的原则一直被视而不见。这正如程元斟所说：“很久以前，政府就摆脱了它与党的关系。”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第５页。刘不同评论说：“尽管党是三民主义的党，但它与三民主义学说毫无关系。”刘不同，《论国民党之复兴》，《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６期第１页；亦见任彰，《为革新运动答辩》，《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２期第３页；莫萱元，《党政革新运动之要义》，第９—１０页。 所有这些弊端，诸如1927年后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党组织的积弱；党内民主精神的窒息；党失去对政府的领导，其结果都使党和政府深深地陷入了官僚主义、派系活动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泥淖之中。而这三个问题是革新运动的三个主要攻击目标。 革新运动在它的主要政策声明《我们的呼声》中宣称： 官僚主义和派系活动，是党的“致命伤”。官僚主义之毒，已经侵害了整个国民党的肌体。它说：“每一个政府机关都充满了虚伪和敷衍，它们已经失去了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大小官员都欺上瞒下，剥削压榨，贪污腐化。几无一人理解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是政府还是党的机关，所做的一切都脱离民众，脱离社会，成为颓废堕落的‘衙门’。至于各种会议，它们只是形式上强调民主，实际上很少有热烈的讨论和考虑到大多数人观点的民主做法。一个最初充满活力的革命党，如今已老态龙钟，勉强维持着门面，再也看不到乐观地奔向未来的那种青春朝气。”《我们的呼声》第２页。关于官僚主义，见叶青，《肃清官僚主义》，第１—４页；秦绶章，《官僚政治之剖析》，第１７—１９页。 至于派系活动，尽管蒋介石在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上已经命令解散党内所有的“小组织”，但是派系争斗依然继续盛行不衰。任卓宣（即叶青）抱怨说：“党内派别林立，在大派别中又有小派别，每一派别都反对其他派别。”叶青，《革新运动第一个基本原则》，第１页。革新分子则一再指责说，国民党政权的人事安排不是依据个人的功绩和能力，而是由个人关系和派系关系来决定的。杨玉清，《我们要求改变政治风气》，《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７日）第７页；莫萱元，《党政革新运动之要义》，第８页。因此，党员“只知道派别组织，而不知道有党的组织。结果他们不惜以破坏和牺牲党来扩大派别组织”秦绶章，《实行党内民主》，第３页。。《我们的呼声》断言说： 派系斗争的结果，“使有能力的忠诚之士感到灰心沮丧。党的生命怎么会不被它扼杀呢？”《我们的呼声》第２页。 “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个富于感情色彩的术语，主要指政府的高级官员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或非法获得的财富来投资或控制国家的经济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术语本来是由亲共产党的学者们发明的，但是现在却被革新运动分子当成自己的东西来贩卖了。他们用这个并不得心应手的攻击武器，揭露了整整一串危害国家的犯罪行为。例如，他们指责说： 官僚资本家操纵了各种国营企业，并利用他们对对外贸易的控制来从事市场投机。结果造成正常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不能获得发展。官僚资本家只追求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利益，使政府不能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他们操纵物价，赚取高额利润，剥削农民，扩大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官僚资本家所采取的办法也助长了政府的贪污腐化，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叶青，《打倒官僚资本》第１２４—１３５页；《党政革新运动的经过和要义》，《党政革新月刊》第１２页。 总的来说，革新运动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攻击缺乏具体内容。他们确实指出了分别与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有联系的长江公司和扬子公司魏民，《革新的症结》，《革新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第３页。；他们也激烈指责宋子文的贪污腐化（蒋介石公开保护宋，断言“宋没有贪污”）。革新运动分子对宋子文的态度是复杂的。据一位革新运动的前领导人讲，他们并不反对宋子文，因为他是一个“新”资本家，意思是说他还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计。相比之下，孔祥熙则是一个“老”官僚资本家，没有任何同情心。笔者《台北访问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官僚资本主义”只是被革新分子当作一种危言耸听的口号，用来对经济危机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恶化发出警告。它也为革新运动不断要求国民党对全体党员进行财产登记，以防止利用官职积聚私产提供了依据。《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载《党政革新运动》第８页。 革新运动对于官僚主义、派别活动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弊病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补救办法是清党。在1945年5月的六全大会和1946年3月的二中全会上，国民党都曾经正式要求对党员进行“总清查”，以达到“彻底清除贪污腐化和坏分子”的目的。叶青，《党员总清查与革新运动》，第５页。然而，在二中全会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党部并没有把这一要求付诸实施，革新运动的前景顿时变得暗淡许多。结果，到1946年8、9月间，革新运动分子的热情开始下降，因为在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后的六个月内，革新运动并没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再一次证实，国民党的弊病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日趋恶化了。因此，阮华国写道：“最热忱的同志都怀疑我们的革新运动除了空话以外一事无成。”阮华国，《革新声中第一炮： 党员总清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２日）第６页。 1946年9月，中央党部终于下令从10月1日开始进行党员“总清查”。这个消息在革新集团内引起了极大的兴奋。阮华国甚至欢呼：“这是自1927年清党（清共）以来国民党最伟大的事件，可以看做是革新运动的首次尝试。”阮华国，《革新声中第一炮： 党员总清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第６页。 在1947年的上半年里，革新运动仍然是国民党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宋子文在他的财政政策引起了1月和2月初的黄金风潮以后，被从行政院长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对此，公开的报道只是说宋子文的主要反对者是六届三中全会筹备委员会、立法院和国民参政会的傅斯年。但是，无须花费多大的想象力，就可以猜出站在进攻前列的是革新运动分子。《新民晚报》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１日；《中华时报》，载１９４７年３月４日《中国新闻评论》第２页；《ＣＣ豪门资本内幕》第４１—４２页。在同月下旬的六届三中全会期间，革新运动的领导人，诸如谷正鼎、刘健群、赖琏、黄宇仁、任卓宣等，大肆攻击官僚资本主义、国共和谈和许多政府官员，特别是攻击像陈仪、王世杰那样的政学系成员，以致报刊都给他们戴上了“大炮”的桂冠。《新闻天地》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第１３—１５页；浦熙修，《国民党三中全会记》，《观察》第２卷第６期（１９４７年４月５日）第１６页。最后在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还包括了革新分子提出的要求： 没收贪官污吏的财产。《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４日第２版；《经济周报》第４卷第１３期（１９４７年３月）第２—３页。革新运动的寿终正寝及对它的评价 1947年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以后，革新运动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8日，革新运动设在南京的刊物《革新周刊》停止了发行，也许这一事件标志着革新运动作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势力已经覆灭，或至少意味着它作为各派联盟的完结。关于革新运动寿终正寝的许多原因，我们只能加以猜测。首先，可能是因为它的成员对运动缺乏具体成果而丧失了信心。例如，1946年10月开始实行的清党，后来就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从立法院的派系说到国民党的改造》第１１页。同样，蒋介石也表明他对革新运动的同情并不深厚。1947年3月，他提出由为众人所不齿的政学系最重要人物张群继宋子文之后担任行政院长。其次，革新运动失败的最明显原因，在于三青团与CC系之间敌视的增长。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二者之间长期积压的明争暗斗，就把革新运动变成了同床异梦式的政治联姻，而这种政治婚姻之所以能成立，又是因为两派都不是稳固的整体组织，都包含了许多持有形形色色政治观点的人物。例如，有些CC系分子，像萧一山和王秉钧，坚决反对让三青团参与政治，拒绝承认三青团是合法的政治力量。而其他人，像赖琏、萧铮和余井塘，则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认为三青团已经卷入了政治，因此也可以尝试与之合作。但是，在1947年的竞选活动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两派之间的冲突都极其尖锐，使得这种友好合作再也不复存在了。革新运动就这样作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而夭折了，它的参加者为之痛惜不已。笔者，《台北访问记》。 然而，革新的设想并未立即销声匿迹。1947年9月，与党团合并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又作出的关于党员重新登记的决议，其内容与革新运动曾经提倡的如出一辙。一些革新运动的领导人物，如萧铮和谷正鼎等，又会同大约200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内以“革新俱乐部”统一了他们的活动。这个俱乐部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它的成员大多是CC系的追随者。《大公报》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０日第２版；局外人《忆当年传说中的“十三太保”》，第６章第２３页。立法院中的这个俱乐部直到现在还仍然存在。还有另外一批立法委员，他们一贯支持三青团的理想，而且曾经参加过革新运动，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新政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人是刘健群、黄宇仁和刘不同等，它被看做是CC系的“死敌”。《力报》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７日，载《中国新闻评论》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第１３页。 在革新运动存在的整个过程中，曾经对国民党的派系之争给予过公开的谴责。可是，实际上，革新运动本身也只是乌烟瘴气、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权中的又一个派系。对此，革新运动分子一直矢口否认。例如，任卓宣就争辩说，革新运动并非一个派系，因为它的目标是为了消除派系活动，并把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到清理过的国民党中来。叶青，《革新运动第一个基本原则》，第２—３页。亦见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第６页。革新运动确实汇集了来自国民党政权内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成分，诸如CC系和三青团；而且，如果CC系和三青团不是互相蔑视的话，他们至少是可以同舟共济的。但是，他们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暂时的联盟，是因为政学系和政协决议对他们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威胁，比他们彼此间的争斗来得更为迫切。 革新运动分子也否认他们提倡改革是出于私利。陈健夫说：“我们坚持一点： 我们参加革新运动的动机是纯洁和正直的。就是说，我们绝没有任何私利。我们要求革新的理由完全是为了党和国家，丝毫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叶青，《革新运动第一个基本原则》，第２—３页。亦见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第６页。尽管不承认有私利，但革新运动分子却并非不关心政治改革对他们个人命运的影响。他们坚持政策的改变必须带来人事的改变，他们认为清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任命一批忠心赤胆、风华正茂的党员。例如，任卓宣说：“应该给忠诚而有能力的同志以上进的机会，以发挥他们的能力，并大量起用他们，让他们在党和政府各个方面担任职务。”阮华国，《革新声中第一炮： 党员总清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第６页。 名利场上的追逐，给革新运动增添了不少活力，也有助于说明它为什么要如此敌视政协会议。在第一次冲突中，革新集团发泄在政协会议和政学系的政协代表身上的狂怒，似乎与他们改革党务的要求毫无关系。他们所关心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政治特权，当然他们的反对也是合乎逻辑、易于理解的。革新运动分子大都是党的职业工作人员，国民党保证了他们的仕宦之途。可是，如果政协决议生效，国民党就将失去从政府中得到的财政支持，并且从此以后要把一大批政府职位分让给其他非国民党人士享用。因此，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等人在政协会议上作出的让步，无疑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 如果说包藏在革新运动后面的唯一动机就是革新国民党，那么，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陈立夫能够躲过革新运动的攻击呢？除了蒋介石外，没有人比陈立夫更应该对国民党的缺乏民主、缺少组织纪律以及地方组织的积弱负责了。可是，在革新运动的出版物中，没有一句不敬之辞是针对陈立夫的。作为CC系的祖师爷，陈立夫自然与革新运动的许多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革新集团甚至还在《革新月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讲的是没有特殊政治含义的哲学问题。陈立夫本人没有参加过革新运动，因为他认为运动太激进了。陈立夫，《建国之道》，《革新月刊》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第５—７页。除此之外，陈立夫反对攻击孔祥熙和翁文灏，他与这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另据一位人士提供的材料说，陈立夫在个人关系上总是趋于“调和”。笔者《台北访问记》。因此，陈立夫能免遭革新运动的抨击，就确实证明了，与其说革新运动反对的是那些侵害国民党政权的弊病，倒不如说是为了反对政学系，反对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因为孔、宋等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上的主要既得利益者。 蒋介石对革新运动的态度自始至终是暧昧的。有几次他表示赞成革新运动，但反过来又感到革新运动本身无疑也是个麻烦。例如，革新运动公开反对政协会议，就有悖于他的设想。蒋介石还多次保护孔祥熙、宋子文和政学系的成员，以免受革新运动分子的攻击。因为孔祥熙等人都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亲自任命、扶植起来的。当然，他们执行的政策也是由他钦定的。浦熙修，《国民党三中全会记》，《观察》第２卷第６期第１６页。 虽然革新运动分子在提到蒋介石时总是用尊敬的词句，但是他们的攻击又把他丢弃在了紧靠靶子的危险地位。例如，湖南的一位革新运动分子就著文责备说蒋介石被一群阿谀奉承的小人包围了。因此，他要求蒋介石必须去寻求那些不会一味取媚于他，而是刚正不阿、敢说真话的忠诚干部。这位革新分子还说，只要蒋介石发布一个命令，就能实现革新运动的几个目标，诸如清除贪官污吏、取消为害最大的官僚资本家、解散三青团（原文如此）等。魏民，《革新的症结》，《革新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第３页。蒋介石迟迟不发布期待已久的国民党总清查的命令，也是因为他对清党的建议同样感到讨厌。为了赶时髦，革新运动分子又对“独裁专制”和“个人领导”大肆鞭挞了一番，虽然这不是有意冲蒋介石发的，但肯定使他丢尽了脸，并且至少暗示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降低了。 革新运动和三青团明白无误地证实： 国民党的国家机器是由内部瓦解的。不论是革新运动还是三青团成员，他们都觉察到了充斥于党和政府核心的腐朽与积弱，并且认识到除非迅速进行严厉的改革，否则国民党政权就难以长存。 然而，这些运动都未能拯救国民党政权，因为它们每一个本身都像它们所攻击的个人和派系一样，同样染有各种弊病的基因。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三青团员谋取到一官半职之后，他们也表现得与国民党员一模一样，官僚主义、自私自利和无视平民百姓的利益。同样，一些革新运动的领导人在被提升到党和国家较高的位置后，也不再积极了。一位革新分子就承认：“他们得到权力后，自然就不再做声了。”笔者，《台北访问记》。 这些问题的根源大多是属于体制性的。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可以促使国民党政权的官员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必须对选民或政府以外的力量负责，所以绝大多数官吏很容易就把政府的主要目标丢弃了。为了自己，为了随之而来的荣誉和财富去谋取权力，成了他们的第一出发点。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就必须参加各种派系。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工具。 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政策，而是为了权利和地位，这就是理解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关键，也是从总体上理解国民党政治的关键。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政治檄文往往沉溺于人身攻击，而不是提出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和组织分析。冠冕堂皇的词句是为了对敌方派系占据有利可图的高位表示嫉恨。当一派取代另一派时，政府的工作日程和官僚的言行举止很少会有什么改变，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没有形成任何办法，可以迫使政府官员必须把他们所肩负的使命置于他们私人和派系的利益之上。 三青团和革新运动与国民党的其他部分一样，也已经受到了同一类病毒的污染。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的揭露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有力性。反过来，这倒是证实了他们理想主义的根基是多么肤浅。这还表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弱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主义之中，倒不如说是在于它的体制之中，因为我相信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批评总的来说都是正确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执政之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了。在此期间，它的领导机关既未能从内部获得新鲜血液以恢复活力，也没能从外部吸取批评来吐故纳新，这种状况极大地有利于毛泽东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