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数日之前，虽然蒋介石在上海血腥镇压了共产党人，但新政府还是在群情鼎沸之中接管了权力。国民党的统治似乎预示了一个平安、繁荣和民族自强的新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被军阀混战耗尽民力，为外国列强鱼肉凌辱之际。 然而，革命者不约而同地发现，治理国家要比夺取政权更艰难。孙中山的革命计划，民主、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提出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并没有能够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经济的衰退，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起义，削弱了国民党改革派的决心，耗费了新政权的物力。国民党统治的头四年，到处是地方实力派的反抗，他们有时单干，有时联合。结果，在1937年7月日本进攻之前，国民党政府大约只有六年安定的时间来推行其复兴计划。 不过，在这十年的最后一二年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吉祥之兆。经济稳步上升，各省似乎和中央政府取得了协调一致，民众也基本上对政府抱着新的乐观态度和良好愿望。特别是1936年9月两广事件的和平解决，以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三个月返回南京，更大大提高了国民党政府的声望。因此，在当时的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国民党政权大概是能够实现其初衷的。人们通常用“政权”这一术语来指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就像他们所说的“苏联政权”或“卡斯特罗政权”，而不说“美国政权”或“英国政权”。我引用这一术语出于不同原因，即表现国民党政治状态中不可预测的力量可能在国民党、前国民政府以及军队三个中的任何地方。此处并无任何轻蔑的用意。 正是这些假象掩盖了蕴藏着的积弱和动荡。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 毋庸讳言，这个政权是和社会脱节的。社会中的集团和个人，譬如一些资本家、地主、学生或爱国团体，偶尔也能够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压力。但是，并不存在常规的沟通渠道，可以对政府产生作用。这种状况，就像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的：“各种集团都可以各显神通，表现出它的独到之处和能力。商人行贿，学生骚动，工人罢工，流民抗议；还有军队政变。”亨廷顿，《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第196页。国民党政权难以摆脱这些外界的影响，同样，这些影响也很少对他有所触动。 原序毁 灭 的 种 子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爱国热情所激起的广大民众，暂时忘却了这个政权所固有的弱点。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华北全线崩溃，但蒋介石还是全国公认的领袖。1938年10月以前，蒋介石的司令部设在武汉，于是民众就把高昂的士气和热情誉之为“武汉精神”，以激励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不到十年，世界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军队缺乏战斗力，知识阶层，包括学生、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早已对这个政权不抱幻想。农民、城市工人，甚至商业阶层（如一向对共产党百般恐惧的资本家）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强大。到1948年中，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这支军队具备着无与伦比的坚强战斗力。他们富有革命的热忱，而这恰恰是国民党所缺乏的。因此，上帝的旨意，如果有的话，迅速而决定性地倾向于共产党人。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放弃总统职位，心灰意冷地引退到老家浙江溪口，最后来到台湾。八个月后，和平之神降临北京城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37年至1949年的政治巨变呢？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巨大负担，把国民党政权推向了失败的边缘？是像国民党人长期以来争辩的那样，因为美国政府在内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国民政府，中止了对国民党的绝对支持和物质援助？还是因为1937年以前就业已暴露的种种弊病，使这个政权在40年代同共产党斗争时，变得更加脆弱？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采取了类似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不仅仅限于对表面特性的描述，也不奢望一览无遗。地质学家的方法是，在众多的断层中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这样，就能具备丰富的材料，对整个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假设性意见，避免陷于就事论事。 在我的研究中，主要材料来自1937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国民党政权的许多典型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具体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许多隐藏于政治现象之下的力量，从而，对历史的动力——它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必然趋向及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作出恰当的评价。 当然，这个方法的成功，主要依靠对选择的事例所作的深入分析。在这本著作中，选择事例的标准是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典型性要求事例充分反映国民党统治的各个方面。这样，再对其做仔细的研究，就能勾画出国民党统治的总的特点和过程。可研究性要求包含这些事例的材料是丰富的，能产生出有意义的真知灼见（有几次，在我研究一些事例时，由于所需的材料未能具备，所以只能放弃这种努力）。因为，如果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工作带有选择性的话，那形成的看法将会是片面而经不起推敲的。因此，我认为事例的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将有助于我们对两个方面都能有所了解，即国民党政权和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进程，也有利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们推进他们对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的学习。 本书的第一章所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战时建立于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同以龙云为首的昆明地方政权的关系。早在1966年，谢里登（James E. Sheridan）就用“军阀主义余孽”来说明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尽管表面上统一了全国，而实际上由割据军阀控制的地方政权仍然顽固存在。谢里登，1966年发表的《中国军阀：冯玉祥一生》，第14—16页。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军阀主义余孽依然深深地潜伏在这个政权的躯体之内。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的许多嫡系部队在战争初期就遭到了覆灭，因此，国民党政权内的政治离心力加大了。照地方军阀看来，中央政府的力量已经相对削弱。这种变化的政治后果是不同寻常的。从此以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地位和声望不断遭到挑战。抗战期间，云南势力同中央政府屡次发生公开的矛盾冲突，仇视和猜忌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年代里，这也许加速了国民党在同共产党斗争中的失败。 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们不能统一，是国民党政权机制的致命弊病。但是，这种分裂状况的病因是什么呢？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采取其他的措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正是我们在下面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现代“农民革命”的典型例子。现有的关于这场革命所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农民以及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但是，对国统区的农民则完全忽略了。在本书的第二、三章内，希望通过对国民党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忽略。抗战期间，国民党主要从农民那儿获得人力、财力和粮食的供给以支持战争。因此，农民的安乐是受国民党政策和行为影响的。例如，1941年，国民政府对征税办法进行了改革，开始收取土地实物税而不是货币税。与此同时，各级行政机构也把其他的一些税项加在农民身上。通过对各种税则及其对农民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可以入木三分地看到这个政权下猖獗的营私舞弊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政府同税收的承担者农民和在乡村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士绅的关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如同第一章所说，国民党政权机制内的一系列弊端来自中央政府，因此它从未有效地把它的权力贯彻下去。它不得不向地方乡绅退让，允许他们来决定谁应该纳税及交纳多少。在农村中，无权无势的人被迫承担不合理的税收负担。无论在战时或战后，农民对这些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的反应，诸如无休止的征兵拉夫，显然损害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声誉。 本书所介绍的第三个研究成果是国民党的内幕政治。这是国民党黑暗政治制度的内容之一。因为在这个政权内部，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和关系往往为宣传和公开的声明所掩盖。然而，非常偶然的是，我发现了这样两件事例可以说明问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革新运动。通过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证词，我们可以认识到国民党派系斗争之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积弱。 开始，我并未计划把三青团的研究作为本书的一个内容。因为，在我想来，它无非是一个对学生进行控制和煽动的组织。我认为，它对分析国民党政权的整个性质并无帮助。然而，当我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尽管我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但我开始挖掘三青团同国民党之间矛盾冲突的线索，我决定密切注意有关这个方面的材料。台湾当局对我的这种好奇心抱以冷淡的态度。例如，我曾同立法院的一位首脑进行过会谈，他以前是三青团的高级干部。在回答有关三青团同国民党的关系时，他严肃地正告我： 两个组织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冲突，他们有共同的革命意志，紧密团结。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三青团的领导视国民党为老朽无能。他们认为取代国民党应该是这个政权的重大政治步骤。因此，接踵而来的就是激烈的抢班夺权，以及三青团成员对他们的政敌所给予的肆意攻击。 同样是一种巧合，我发现了1944年至1947年国民党的一场改革运动，名叫革新运动。在我早期的研究工作中，我从未听说过此次运动。秋日的一天，当我在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查阅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名叫《革新周刊》的杂志。在这里面，有一些著名的国民党人写的文章，他们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揭露，如同共产党一样尖锐。冥思苦想之后，我开始在台北的其他一些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有关革新运动的出版物。结果是，由此披露的政治内幕并不亚于三青团提供给我们的材料。 从三青团到革新运动的研究结果，我们看到国民党政权早已分崩离析。国民党人除了个人及派系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共同的奋斗目的。对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揭露，说明国民党政权内的民主化要比外界想象的大一些。 国民党政权机构的支柱是军队。军队赋予了这个政权实力，从此以后，它也就依赖于军事力量继续生存下去。本书第六、七章的内容说明，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极其虚弱。在开战的第一年，它就蒙受了极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随后他们的战斗力异常低下。第六章所分析的腐败现象，具体体现在军队军官的素质，征兵制度的施行和军队医疗服务的状况。这些现象还说明，在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决战中，国民党军队普遍表现出士气低落。 在第七章中，我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同共产党进行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并没有得到改善。1950年，国民党军方曾经对反共战争做过评讲，正是在这些广泛的材料基础之上，该章的结论是共产党军队已彻底战胜了国民党军队。那些参加过这次评讲活动的国民党将领不仅承认他们的军队士气严重低落，战斗意志消沉；而且对他们对手的领导风范、献身精神和战斗能力大为赞许。这一章还有力地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背叛，造成了武器弹药的缺乏，但是造成军事溃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运用地质学家的方法，使我们在第八章中深入到了1948年8月至10月，金圆券改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中。这年夏天，通货膨胀失去控制，为了阻止随着政治崩溃接踵而来的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推行了货币改革，以3000000∶1的兑换率，用金圆券取代法币。同时，政府宣布冻结物价和工资，希望用行政命令来阻止通货膨胀。 在上海，负责执行这次改革的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据我们所知，与其他国民党官僚比较，小蒋是非常廉洁的，而且热切希望币制改革能够成功。但是，70天的改革恰恰证明是失败的。 对金圆券的研究，从微观方面剖析了战后国民党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种种病根。它说明了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以及由此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最后，它说明了因经济崩溃而付出的政治代价。作为未来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经国的风格和固有的思想意识，也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对这方面做过研究的学者早已指出，这也是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一段小插曲。 最后一章研究了蒋介石在大陆最后挣扎的日子里，对他的军队和政权机构方面所做的评价。在此，我们看到，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了蒋家王朝的种种弊病以及国民党内不断的矛盾冲突才是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因此，蒋介石对国民党人的这种怒斥，使他们不敢相信还有谁会这样写呢！ 如果说蒋介石公开承认了其政权的种种弊端，那为什么他不能加以弥补呢？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就能比较好地理解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革命了。 易劳逸９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