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者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一个英国作者写了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新书，因为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已经就这一悲剧性事件撰写了很多优秀、详尽的著作。我在撰写本书时，的确受到了这些学者们非常大的帮助和启发，特别是茅海建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著作《天朝的崩溃》，该书广泛利用了中、英文档案资料。英文学术著作方面，我极大地受益于波拉切克的《鸦片战争与清廷之内部斗争》和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 但是，我之所以决定写这本书，是基于中国普通民众和英国普通民众之间对这场战争理解上的巨大分歧，我想要提醒健忘的英国读者我们国家过去曾经从事过鸦片贸易。 今天，大多数英国人对自己国家过去的殖民行径感到非常尴尬，有太多令人震惊的帝国扩张活动令我们感到羞耻：奴隶贸易；用马克沁机枪对手无寸铁的土著居民进行的无数次大屠杀；长达几个世纪时间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但是，与其他那些殖民罪行相比，英国帝国主义有一件不可告人的丑事易于被视而不见，这就是鸦片——一种令人十分容易上瘾的毒品，它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给英帝国提供了滚滚财源。 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扩张得如此之大，形成了一个大帝国，这使得它很是自豪，认为基督教世界比被其征服的民族具有优越性。不过，这个帝国，这个使英国成为富庶的世界强国的帝国，它的一大半建立在从毒品赚取的金钱上，即英国从在印度的鸦片专卖中赚取的利润。18世纪后期英国得到孟加拉后，迅速在那里建立起鸦片制造垄断制度，强迫当地印度农民签订种植罂粟的合同。到收获季节，鸦片汁原液在英国开办的工厂里加工成产品，装进芒果木箱子，然后以极高的利润卖给中国。 英国不光是从事鸦片贸易赚取利润，还为鸦片发动战争。由于中国政府拒绝使鸦片走私贸易合法化，英国于1839—1842年间和1856—1860年间发动了针对中国政府的军事远征（在在这过程中，英国攫取了现今香港版图的大部分），却声称它的主要目的是打开中国自由贸易的大门。英国在亚洲从事鸦片贸易及为之发动战争的历史，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和伪善，因为它的政客、商人和军人都隐瞒了他们是在文明和进步的幌子下为保护非法的毒品贸易而战的事实。 从很多方面来说，鸦片对英帝国都很重要。在华南，鸦片换成白银，白银为英国公众购回茶叶，因而，鸦片扭转了英国在亚洲的贸易逆差，为英国的茶叶嗜好提供了资金；相应地，茶叶交易的税收，又解决了皇家海军的很多费用。1850年代以后，向中国出售鸦片的收入，实际上负担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的大部分费用，并为英国在印度洋沿岸的贸易提供了白银。19世纪，严格管理的鸦片生产还为新加坡提供了大部分的政府财政收入。 不过，在我看来，英国一直竭尽全力忘记它与中国打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事实，在英国中学和大学的历史课上碰不到鸦片战争的内容是十分可能的。英国对于这两次战争的健忘症早就开始了。还在1900年前后，一些英国历史教科书在谈到香港和英帝国在东方的管辖范围时，就不再提第一次鸦片战争，而是委婉地写道，他们在1842年“得到了”那个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香港成为自由的全球金融中心，它的殖民地的历史逐渐被抹去了。1841年英国靠炮舰建立香港的历史，在1991年150周年时悄无声息地就过去了。1997年香港移交时英国高官的告别演说，也对鸦片和为鸦片打的那两场战争避而不谈，只字不提。 英国从事毒品贸易的那些历史痕迹在伦敦也被有意忽视了。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伦敦东部那些巨大的码头上卸载了英帝国各地运来的奇珍异宝：香料、靛蓝、丝、波斯地毯、烟草、咖啡。东印度公司码头（The East India Docks）——伦敦卸载中国茶叶的码头——是印度、中国和大不列颠最为重要的牟利贸易三角（由茶、鸦片、丝构成）汇聚点之一。然而，在今天，原东印度公司码头在其19世纪如日中天的时候，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都有上百艘商船汇集在这些码头，很多船上装满用印度鸦片换来的中国茶叶，如今已经荒废破败，静静地横卧在那里，或被成群的野鸟占领，或被重新改造为漂亮的玻璃和钢铁建筑的公寓式街区。 但是，这是一段对全球政治依然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历史。如果英国——不论是故意地还是只因为太懒——已经忘记其鸦片贸易的历史，那么，在大陆中国，对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记忆却大不相同。在中国，小学生可以从课本、博物馆、纪念仪式和电影中了解到，鸦片战争标志着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开端，它被看作是西方用毒品和武力毁灭中国的开始，开启了恃强凌弱的西方凌辱中国的灾难世纪，也开启了中国为成为现代强国而奋斗的世纪。要理解今天中国与西方麻烦不断的关系——这是当今地缘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西方读者就必须要明白中国是怎样记忆鸦片战争的，要明白英国在双方冲突中的作用。 * 不过，在利用中、英文原始资料和二手资料研究鸦片战争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这段历史中有让我吃惊的细节，这些细节与我所熟悉的历史大不相同。撰写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著作，几乎改变了我对于中国的每一个偏见。很久以来，鸦片战争被明确看作是一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扩张主义、自由贸易的英国与顽固排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之间的冲突。很多西方人依然认为，自远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地方，其人民一直认同于一套单一的、核心的政治和文化理念。1839年中国与英国开始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情形却并非如此。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躁动不安的衰败中的帝国，到处是对帝国中央政府没有忠诚感的心怀不满的人。很自然，如果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家庭或财产受到威胁，他们就会与英国人作战。但是，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从英国人那里挣钱的机会，他们向英国人出售补给品，为英国人导航领路，甚至为英国人提供情报。所以，中国在据称与英国作战的同时，也在与自己作战。在广州被围困期间，城里的中国军队却在忙于抢劫、杀人乃至（在极端情况下）互相猎食，以至于不能同仇敌忾，共同对敌作战。 我们一般认为战争会带来一些异于寻常的结果，如惨无人道的杀戮、勇敢顽强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情怀。不过人们在单调乏味的和平时期常犯的错误在战争中也普遍存在。鸦片战争期间，迫在眉睫的人员伤亡和物资耗费并没能阻止悲剧性的粗心大意的官僚行为发生。在人民被杀戮、城镇被攻陷的时候，中国负责指挥这场战争的有关人员却藏匿或丢失了英国关于战争要求的文件副本；他们厚颜无耻地向皇帝撒谎，把事实上的一败涂地说成是大获全胜；一个将领在本该指挥一场战斗的时候却因鸦片烟瘾发作而头昏脑胀不能指挥作战。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半时间，花费了数千万两银子，牺牲了几千人的生命，皇帝却在给他一个前线大臣的华丽丽的谕旨中询问，他想知道，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而，我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其一，我希望将英国读者从他们对我国充满鸦片的历史的健忘症中唤醒。其二，我还想描述这场战争纷繁复杂的某些方面。我使用的很多英文原始资料是由维多利亚时代参与这场战争的英国军人撰写的，他们是把它纯粹当成一场军事行动来记述的。但是战争从来不是这么简单的：战争充满了伤害、机会主义、错误、谎言和喧嚣。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会给我们多方面的启迪：关于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关于个人的痛苦经历和文化冲突，关于政府和社会的功能或机能失调，关于人们在绝望状态下产生的折中妥协、措置失宜、欺瞒哄骗及悲剧结局。 蓝诗玲（Julia Lov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