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向北京大学集合 胡适率先打出“文学革命”旗号 1916年元旦刚过。在《青年杂志》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文章,宣告属于他们的时代来临了。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豪气、傲气、狂气,字字铿锵,跃然纸上: 1915年与1916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1915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1916年死;以后种种事,自1916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必迨民族更新,吾人之愿始偿,吾人始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吾人始有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青年必怀此希望,始克称其为青年而非老年;青年而欲达此希望,必扑杀诸老年而自重其青年;且必自杀其1915年之青年而自重其1916年之青年。 时年37岁的陈独秀,坚信自己的心态仍然年轻而富有朝气,还具有与青年一道,加入到“扑杀诸老年”的战斗中去的资格。 但这只是空泛的议论,什么才是新人格、新国家、新社会?怎么破旧?怎么立新?从何入手?都要非常具体的、可操作的方法。《青年杂志》的大旗已经竖起来了,但只有陈独秀一个当家,所以他急于招兵买马。 汪孟邹想起了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修哲学的胡适,此人聪明绝顶,高才博学,落笔千言,磊磊惊人,小说文论俱佳,不妨请他为杂志撰稿。陈独秀编《甲寅》时,曾收到过胡适的投稿,印象颇深,虽未谋面,然心向往之。他让汪孟邹尽快寄几本杂志给胡适,约他写稿。 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了一封信给胡适,向他介绍陈独秀与《青年杂志》,“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但信去之后,石沉大海。 陈独秀每次见到汪孟邹,一定追问胡适有没有回信,搞得汪氏好像欠了一身债似的,只好在12月又再去信胡适,求他解围:“陈君(独秀)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每期不过一篇。且短篇亦无不可,务求拨冗为之,以增该杂志光宠,至祷,至祷。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汪氏自谓)将穷于应付也。” 陈独秀望穿秋水,比小孩盼过年还焦急,终于在次年2月收到了胡适的来信。信中建议:“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着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 并附上一篇俄国文学译作。胡适答应新年时寄上自己的稿子,以慰陈独秀望过年的心情。 这是1916年春天的事。帷幕挑起了一角,胡适准备出场了。 地处宣徽之脊的绩溪,七山一水,人杰地灵,方志称“邑小士多,绩溪为最”是没有错的。绩溪历史上名人辈出,近代不仅出了个汪孟邹,还出了个胡适。 胡适,字适之,原名洪骍,乳名嗣糜,生于1891年,安徽绩溪人,天资聪颖,从小就被村里的小屁孩们尊称为“糜先生”。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他在美国发愤攻读杜威的着作,“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 一心要为将来做中国第一流的哲学家打好基础。 早在1914年夏天,康乃尔大学中以任叔永(鸿隽)为首的一群中国留学生,集股筹办《科学》杂志时,胡适已是活跃分子。1915年1月,《科学》杂志创刊,从一开始就使用西文标点符号,这是中国报刊史上第一回。中国文人对西式的标点符号,最初是非常厌恶与抗拒的,觉得像鬼画符,国内有一位学生在文章中写了一个问号,被老师大加斥责:“秤钩也能入文吗?”用鲁迅的话说,那时“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 胡适在《科学》上发表题为《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的文章,大赞中文采用标点符号。但他也不是马上就全盘接受,他觉得句号、逗号、冒号这些是可取的,而对问号、感叹号,则有所保留。 这班留洋学子,满腹新学,精力旺盛,书窗课暇,弄一本杂志,你和我唱,原是有一点同人玩票性质,并未意识到,他们把蝌蚪一样的标点符号搬上中文,具有何等伟大的意义。新文化运动从白话文开始,白话文从标点符号开始,一股掀天揭地的文化新潮,已在酝酿之中了。 1915年胡适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时,在日记中勉励自己:“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他誓言:“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这是胡适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这个词,他要像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那样,推翻旧文学。他用半白话写了一首《沁园春》,其雄气与狂气,与陈独秀的“扑杀诸老年”,可有一比。其下阕云: 文学革命何疑! 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 将他腐臭,还我神奇。 为大中华,造新文学, 此业吾曹欲让谁? 诗材料, 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胡适虽然胸中有三千丈豪气,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论者,甚至一边说文学革命,一边还小心地与“革命”拉开距离。他自称不是笼统地反对革命,而是反对不成熟的革命。后来他把上面的那首词,改了又改,把“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改作“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词意已卑”。一篇慷慨激昂的革命檄文,顿失锋芒,变成了小学生作文指导。 胡适为中国文学诊断出三大弊病:一是无病呻吟,二是摹仿古人,三是言之无物。在胡适心里,文学改良的第一步,从诗歌入手,他主张用散文的语言写诗,所谓“作诗如作文”。这就是一个很具体的、可操作的设想了。即使没有陈独秀的邀请,他也准备杀回国内,向中国“死文学”的“一车鬼”们宣战了。 人与人是有感应的,狂人与狂人的感应更强烈,不然陈独秀也不会苦苦追索胡适的稿子了。1916年2月上旬,汪孟邹又给胡适去信说:“青年杂志已出至五期,六期不日即出。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来函云新年中当有见赐,何以至今仍然寂寂,务请吾兄陆续撰寄。” 陈独秀对胡适的期待,从小孩望过年,上升到大旱望云霓了。 2月15日,《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出版了,胡适的稿子依然未见。3月初,群益书社收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上海青年》(周报)的来函,声称《青年杂志》的名字雷同,要求改名,免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与陈独秀商量,拟将杂志名改为《新青年》。陈独秀虽十分郁闷,但群益书社毕竟是投资人,也不好太过反对,只得勉强屈从。 名字虽然改了,但改名后的新刊,却一拖再拖,据说“因战事”暂时休刊,其实,护国战争哪里打到上海滩呢?休刊既有经济拮据的原因,亦有陈独秀赌气的原因。陈独秀于8月13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为《新青年》。” 强调改名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发行者的意思,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