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价值崩溃的年代 一场未遂的五四运动 5月,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特殊意义呢?这是个不解之谜。 中国的知识界,与5月似乎有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宿命关系。许许多多与知识界相关的事情,都在这个月份酝酿、发酵、爆发,然后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1895年春天,北京聚集着大批从各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已经考试完毕,正在等待放榜。4月,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京城炸开了,把大大小小的京官、举人们炸得血脉贲张。从4月14日开始,各地举人的公呈,像雪片似的飞到都察院,呼吁朝廷拒绝签约。一位台湾省籍举人,在衙门外捶胸顿足,号啕痛哭,长跪不起,为台湾民众向朝廷请命,围观之人,莫不潸然泪下,感同身受。 在这批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当中,有两个广东人最为活跃,一个是康有为,一个是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号长素。早年在家乡时,阅读各种新书,如《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等,开阔了眼界。后来他亲身游历香港,感受到西方文明,治国甚有法度,绝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夷狄”,于是大购西方书籍(译本),大讲西学。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主持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着作,“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鼓吹从最高层的王权入手,由上而下改造中国。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生于1873年,字卓如,号任公。他12岁进学,17岁中举,人称神童,满腹训诂词章之学。自从听了康有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讲学后,幡然猛醒,有如桶底脱落,豁然贯通,始觉自己肚里的全是“数百年无用旧学”,于是改辕易辙,追随康有为左右,绛帐侍坐,执经问字,北面备弟子礼。当时康有为还只是个秀才,梁启超以举人的资格,倒过来拜秀才为师,倾力提倡新学。康长素有了这个得力助手,如虎添翼。 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空气中充满了不安。为了阻止朝廷签约,梁启超先是联合了广东举人麦孟华、张寿波等人上书,被都察院拒绝了。其后湖南举人们得知,也积极参与,挺身而出的公车愈来愈多,力言台湾万不可割让。 康有为、梁启超起草了一份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据说,5月2日,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公车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共同署名上书光绪皇帝,并齐赴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被都察院拒收。这就是在所有中国近代史书上都少不了的“公车上书”一页。 对这一事件,梁启超的描述是:“甲午败后,(康有为)又联合公车千余人,上书申前议(指变法之议),亦不达。世所传公车上书记是也。” 康有为的描写比较详细:“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约、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 这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是自12世纪宋朝太学生发动的知识青年救亡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第二次”的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它象征着传统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的角色转换。然而,这一几近定案的事件,后来频遭质疑,有人认为所谓“公车上书”,是康有为出于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的心理编造出来的。 证据是,当年5月24日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序中承认,5月2日那天,举人们“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 并无示威请愿之事。军机大臣翁同龢当日的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也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上书并且被拒的事情;宫廷档案显示所有上书均达御前,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因此,作为康有为后来在自编年谱中所描绘的“公车上书”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这种质疑,在史学界渐渐占据了上风。 “公车上书”事件究竟有没有发生? 事实上,公车上书真的发生了。当《马关条约》的噩耗传开后,最先向朝廷力争反对的,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官员,这不奇怪,因为首先知道消息的,是官场中人,但很快在京的举人们也知道了消息。 按《公车上书记》的序言所说,那些天到都察院上书的公车,络绎不绝。4月22、24、26、28、30日,是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袵杂遝,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前来上书的公车,一波接着一波。4月30日,由梁启超领衔80名广东举人上书。根据史料显示,仅5月2日那天,都察院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342人;而且在其后几天内,依然纷至沓来,直至5月8日,因签约之事已尘埃落定,争无可争了,才告平息,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 以官方档案没有拒收上书的记录,证明没有“上书被拒”一事,似乎不够说服力。都察院对根本没有接收的上书,是否还会记录在案?这是一个疑问;官方档案有没有弄虚作假?这是另一个疑问。根据其他记载,当时被拒收的上书,不止一份。经验告诉人们,官方文书,文过饰非、胡编乱造之处甚多。 事实也许是这样的:当年的松筠庵,是不少公车碰头聊天的地方,每天熙来攘往,喧嚣热闹,而上书的事情也是在这里商议出来的,至于有多少人具体参与了商议,有多少人是口头附议赞成,有多少人是来坐坐聊天的,有多少人是真正画押签名的,并无一个准确的数字。而后来康、梁为了壮大声势,时而说有一千二百人,时而说有一千三百人,时而又说有三千人,在当时政治势力尖锐对峙的环境下,可以谅解,简单地斥为“不严肃、不负责、随心所欲”,未免过于简单。在许多群众运动中,把三五千人的集会,说成是十万人大会,也是常有的事情。 准确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三百名举人在松筠庵会议上签名请愿并上书被拒一事,是否子虚乌有?《公车上书记》序言交代得很清楚:他们的计划,原定是5月4日向都察院上书的。如果付诸实行,那真是一种惊人的历史巧合,一场发生在1895年的五四运动,将永垂青史。可惜,因为5月2日听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大局已定,公车们请愿阻止,已经太迟了。 公车们还没去请愿就散伙了。后来在康有为自编年谱中,绘形绘色地把事件描述为“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即5月2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留意“至四月八日”一句,可知举人们“联轨察院前里许”,是5月2日之前的事情。与他前面所述互相对照,可以肯定, 5月2日由于和约已成定局,大部分举人都散去了,集体请愿的计划“议遂中寝”。康有为即使坚持去都察院上书,也绝没有一千三百人同往的盛况。至于后来不少历史书所写:“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则完全是文学化的描写了。 这种文学描写,究竟最早出自何人笔下,是康有为和他的门徒自吹自擂,还是别人添油加醋,都无关宏旨,但无论如何,1895年5月在北京举人们不仅仅是“集会”,也不仅仅是“拟上书”,而是确实上书了,不是一份,而是31份;不是一千三百人,而是1555人。因此,要说虚构,只能说时间、人数上有差异,具体到“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带领,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这一细节是虚构的。 不管这一系列“公车上书”事件,是反对签约的官员们在幕后操纵的,还是康有为、梁启超挑头组织的,也不管5月2日那天到底有没有上千人去都察院请愿,这些都无碍于我们触摸当年知识分子们搏动的血脉。 1895年的“公车上书”,与宋代的太学生伏阙上书,请求抗金,有本质的不同,它不仅开启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问政之风,更重要的是,它把个别事件引向了国家政治改革的方向,制造了一场社会运动。许多在北京参与上书的知识分子,在回到各自的省区后,组织起各种民间的压力团体、议政团体,成了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中坚力量。 1896年8月9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每期三四万字,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先后出版了69期,发表了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一纸风行,高峰时每期销1.7万份,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 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就是《时务报》上的一颗重磅炸弹,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官制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必须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必须改革!中国变则存,不变则亡!字字掷地作金石声,有如破山之雷,振聋发聩。 梁启超被后世称为中国第一代的启蒙大师。当年他在武昌拜会张之洞,张之洞以迎钦差的规格,大开总督衙门的中门、暖阁相迎,只差没有鸣炮致礼。可见他的名气之大。梁启超的成就,远在其师康有为之上,进入民国以后,经历了张勋复辟,康有为的名字已经臭不可闻了,但作为康门弟子,梁启超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中,仍能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梁启超文章之所以大受欢迎,除了观点新颖外,文章风格,突破所谓桐城古文与八股时文的束缚,亦为重要原因。梁启超自称:“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新文体”--第一代的现代白话文出现了。 由于读者喜欢,许多报刊竞相模仿,一时风靡全国。人们又称之为“时务体”或“新民体”(《新民丛报》是梁氏主办的另一份报纸)。白话文先锋胡适总结,“新文体”受欢迎的原因:一、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二、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三、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四、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康有为,终生在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中打转,他宣称两千多年来盛行的都是伪孔学,真孔学被湮没了,现在他要拨开云雾览日月,洗去真孔学的尘垢,重现其价值光芒,把人民从暴主、夷狄的酷政下解放出来。他的“托古改制”,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又略进了一步,开始尝试把西学的某些“体”,加以包装,移植到中学的“体”内。他要启蒙中国人,所以要引入西学;他要救亡中国,所以要创立孔教,奉孔子为教主。如果他不是有心用孔教包装西学,那他一定是用西学包装孔教。 康有为赞美孔子说:“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 似乎孔子做教主,已是既成事实,其实,又要不托神道,又要成为宗教,这本身已经构成一个难以解套的悖论。康有为呼吁皇帝尊孔教为国教,以教主纪年(1895年即“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四年”),朝廷设立教部,地方设立教会。 康有为把“保教”与“保国”,甚至“保种”相提并论,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技巧,不如说显示出他已经意识到启蒙与救亡的矛盾,而且在做着调和的努力。他似乎预见到,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会遭到空前的冲击,到那一天,儒学独尊的地位,也将面临瓦解,因此,他要未雨绸缪,及早为儒学安排后路。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绞尽脑汁,朝思暮想,想出了“宗教”这个主意。其实这也不是他的首创,想创建孔教的人,代不乏人。既然佛学可以变成佛教,为什么孔儒不能成教呢?欧洲启蒙运动,最初也是来势汹汹,挑战上帝的权威,但最后西方的教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不也是相安无事吗? 这给了康有为一剂强心针:把儒学升格为宗教,儒学的体制化地位,就可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下去,岂不皆大欢喜?于是,他致力于创立孔教,一方面,为眼下的政治改革,寻找合法化资源;另一方面,也为儒学在未来“西风压倒东风”的大势下,营造一个永久的安身之所。 这时,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出场了,他就是余杭名士章太炎,名炳麟,生于1869年。古文造诣极高,对古代典籍的考订疏证,系统而缜密,在小学、音韵、训诂、佛学方面的研究,天下无人可与争锋。若坐而论道,康有为不是他的对手。 章太炎也是维新人士,给《时务报》撰稿,名气与梁启超不相伯仲。谭嗣同曾夸梁启超是贾谊,章太炎是司马相如。不过,章太炎的文章,用典多而冷僻,用词古奥难解,一般人不容易明白,和梁启超的“时务体”,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章太炎对康有为倡言建立孔教,不以为然,写了些批评文章,被康门弟子围攻,打得他鼻青脸肿,章太炎一怒之下,到上海自立门户。他把孔子定位为一个勤奋尽职的历史学家、教育家,而不是教主和圣人。六经皆史,研究经学只是为了研究古代历史,而不是为了所谓“通经致用”。 康、章二人,学问上“辄如冰炭”,政治上却引为同志,互相呼应。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维新”成了19世纪中国的一出压轴大戏。1895年秋天,康、梁等人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大吹大擂,打响了戊戌变法的头炮。“变”,终于汇成不可阻挡的潮流。 由甲午战争、《马关条约》而引起公车上书,公车上书为戊戌变法做好了铺垫,戊戌变法则成为清末政治改革运动的先声,而辛亥革命也随之而起。 这一清晰的脉络显示,近代中国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社会革命运动,都是从1895年5月那次雷声大雨点小的公车救亡运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