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日本资本,是总督府在台施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期间,曾进行了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譬如铁路、港口、农业辅助及教育等部门等等,这些公共投资的来源主要是总督府财政,台湾总督府在此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面指导、促进经济成长,加强对台湾社会经济的控制;与此相联系,其另一方面则是借此以更为充分的利用台湾的资源,便利日本资本的进入,最终达成从殖民地搜刮财富之目标。本节即分析日据时期台湾财政发展状况及其间殖民当局财政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一台湾的财政独立(1896~1904年) 日据初期,刘永福的黑旗军及各地的抗日武装集团开展着抗日武装斗争,总督府在台有效统治网络尚未建立,对台湾的开发也未及进行。因此,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军政,台湾的财政几乎完全依赖日本国内的支持。1895年度台湾岁出决算2789万元均由临时军事特别会计支出。随着军政改为民政,各地方税收陆续缴纳到位,台湾自身的财政制度逐步开始确立,但由于镇压台湾人民武装斗争及完善统治机构等等各方面的财政支出巨大,岁入远不敷岁出,来自日本国内一般会计的补助依然是支撑台湾财政的骨干,以1896年度台湾财政为例,有如表3-11。 表3-111896年度台湾岁出入预算表单位:千元岁入岁出地租879制茶税208制糖税126制脑税395输出税141输入税380邮电电信收入520鸦片拂下费3557其他476合计6682本国岁入总计197197民政费3172税关费200递信费767制药所费1854机密费38台湾事业费4697军事费12670合计23398本国陆军军事费59354本国海军军事费38351本国岁入总计193425资料来源:森久男《台湾总督府糖业保护政策的展开》,《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参考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26页。很显然,1896年度台湾岁入仅668万元,而岁出却达到了2339万元,岁入仅及岁出的286%。岁出的最大项目是军事费,占岁出总额的541%。据统计,1895~1902年间,来自日本国内的军事费款项即高达9005万元,体现出了殖民政府作为暴力镇压机器的职能。 1897年2月26日《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法》颁布,同年4月1日实施。该法规定:台湾总督府会计为特别会计,其岁出由岁入及一般会计补充金充之。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11页。为补台湾各项行政及事业费之不足,日本政府每年都给予台湾大量的国库补充金,1895~1902年间共计2733万元。 对台湾殖民地财政的巨额资金补助给日本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895年台湾关系支出就占日本财政一般会计支出的33%,1895~1902年间平均所占比例亦达7%。森久男:《台湾总督府糖业保护政策的展开》,《台湾近现代史研究》(创刊号)。日本国内财政由于准备金不足、军费开支过大以及国内产业开发资金困难等,中央财政原就紧张,而殖民地财政更是成为严峻的课题。在日本财界和政界开始流行一种"台湾卖却"的论调,有人提议以1亿元的代价将台湾卖给法国,因为经营台湾得不偿失。因此,台湾财政如何摆脱对中央政府的依赖成为摆在日本殖民当局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1899年1月,时任内务省卫生局长的后藤新平提出《台湾统治救急案》,其要点就是围绕着财政问题而展开的。后藤主张:①节约行政费用;②开拓鸦片财源,举借外债;③修筑铁路、港口、下水道,扩张对岸航路,长期目标则是殖产兴业,以达成财政的独立。儿玉总督时代,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主导下,着手进行了具体的一系列开源节流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地租改正。通过土地调查和林野整理,耕地甲数大幅度增加,而大租权的取消和小租户土地所有权的确立,使得地税征收更加便利,土地税率提高后,增加了收入,对台湾财政贡献颇多。统计显示,地租收入从860706元,增至2980287元,猛增了35倍。 第二, 专卖制度的确立。台湾专卖制度起始于1897年4月1日实施的鸦片专卖,后食盐专卖为1899年5月15日,樟脑为1899年8月15日,烟为1905年4月1日,酒则迟于1922年9月1日。在台湾财政独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鸦片、食盐和樟脑,其中又以鸦片为第一大宗,最高时占专卖收入的78%,一般亦在50%左右。整个专卖收入占总督府经常岁入的百分比,由1897年的30%上升到1900年的64%及1904年的46%,年均500万元。1897~1904年合计为40309207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第1002~1003页。,仅此一项,即可抵消日本国库补助金而有余,专卖收入在台湾财政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 募集公债。为了改善台湾基础设施状况,修筑台湾纵贯铁路、基隆港,着手土地调查等事业,台湾总督府提出了6000万元的事业计划,拟发行公债。1899年3月,日本议会通过台湾事业公债法,将金额减为3500万元,并决定立即开设台湾银行以保障资金供给,偿还来源为地租和海关税收。 台湾总督府还提出了20年财政计划,以制定1898~1918年的长程规划,并预计在1909年达成财政独立。但是,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政府要求台湾财政提前独立,因此,当年台湾总督府退回一般会计补助金宣告财政独立。显然,1904年台湾财政独立是相当仓促的。独立后的台湾财政收入中,砂糖消费品税居于重要的地位,1910年占到总督府岁入的22%,达1211万元。砂糖消费税乃征自日本国内的消费大众,一般地说,该税应用于征税地,但日本政府将砂糖消费税拨由台湾总督府支配,实际上还是从财政上继续支持和补助台湾,台湾财政尚未真正独立。 1904年前的台湾财政状况,可参见表3-12。 表3-12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出入表(1896~1904年)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台湾岁入)临时部内地税官营事业 收入海关 税地租砂糖 消费税专卖铁道、 递信计合计补充金国库 补充金公债 募集金合计台湾总督府 岁入总计18967523146652624(27)69407027(73)9652(100)198783516405657325315(47)59595967(53)11283(100)189878234676579077493(61)39844788(39)12281(100)18998415436786148110158(58)300032007267(42)17426(100)19009128344923156713062(59)259855009207(41)22269(100)190186937165671062153411714(59)238648648051(41)19766(100)190289777762081292148711876(61)245947407620(39)19497(100)190392276163501616141912396(62)245940687641(38)20037(100)19041955145478761858143416170(73)70044897641(38)22333(100)续表3-12岁出年次行政费殖产兴业费合计官营事业 经营费事业费民间产业 育成费专卖铁路、 递信事业 费特别 事业费糖务 局劝业 费航海 补助费合计台湾总督府 岁出总计18963559(37)18107333490606093(63)9652(100)18975296(50)1216152819335145191(50)10487(100)18985811(51)1993138015195145406(49)11217(100)18995110(32)468912921765274470011190(68)16300(100)19004882(23)57151464236958803179516592(77)21474(100)19015189(27)473616751299493917879814188(73)19363(100)19025225(28)35691637628558813118763713181(72)18406(100)19035427(28)545017681026406814724063313682(72)19109(100)19045109(27)48781853822349914423963413778(73)18887(100)资料来源:同表3-11。 上表可见,专卖事业在台湾殖民地财政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896年专卖制度尚未实施的时候,国库补充金占总督府岁入的72%,1897年随着专卖制度的施行,其占总督府岁入经常部的比例从27%猛增至47%,而国库补充金的比例则下调为53%。1898年专卖收入占岁入经常部的46%及岁入总额的28%,专卖事业在财政中的作用已凸显出来了。其次,海关税在财政中的地位也值得注意,该项税收占总督府岁入总额的7%~8%之间。再者,1903年土地调查结束后,地租收入从92万元激增至195万元,效果显著。最后,砂糖消费税在1904年也给总督府带来了145万元的收入。由此看来,台湾的财政独立基本上还是沿着后藤新平路线推进的,专卖被摆在了首位,这样一种以官营事业为主体的财政政策,带有明显的殖民掠夺的色彩。此外,表中还可看出,1904年的所谓财政独立,是建立在日本国库补充金的削减和台湾岛内地租大幅度增加及日本国内砂糖消费税的高额转移之上的,反映出战争状态下非正常推进的一面。 再看岁出状况,本期台湾财政支出的大项显然是在行政费上,在日本殖民统治的确立期内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1897~1899年行政费用竟占年财政支出总额的50%。步入儿玉、后藤时代后,行政费从50%降为23%,这表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节约行政经费的计划得到了贯彻落实。此后,台湾总督府的行政费比例保持在27%左右,日本人因而得以腾出资金用于殖民地开发计划。在殖产兴业一栏中,财政支出的主要项目是公共基础建设和专卖事业费,诸如铁路、港口、通信、航运等等事业费,成为财政支出的大宗,后藤新平的基础结构先行发展论在此得以落实。在殖民统治尚未全面稳固、日本国内投资利益弹性空间尚大、日资对台投资仍踌躇不前的时候,将财政资金大量投入基础建设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但事实表明,后藤的计划还是较具超前性的,作为一个殖民统治官僚,后藤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地经济发展和日本的利益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二台湾财政的黄金时代(1905~1913年) 号称独立后的台湾财政,在1905年之后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前所述,台湾的财政独立是由于日俄战争的影响而仓促达成的,失去日本国内财政直接支持的台湾财政基础尚未稳固。为此,1905年开始实施烟专卖,其收入超过了食盐收入,占专卖收入的14%,1908年增为32%,逐渐成为1910年代下半期一大专卖收入来源。另又开征第一种所得税、兑换券发行税及酒税,收入项目中还增加了阿里山森林、水租、电气事业、度量衡等。 该时期最受瞩目的是砂糖消费税的大幅度增加,它表明台湾总督府在本期开始从以官营事业为中心的收夺型财政向以殖产兴业为中心的培育型财政转化。随着近代化制糖企业的开办和改良糖廍的发展,糖产量得到了提高,对日出口大增,砂糖消费税急剧攀升。1901年为37万元,1904年为145万元,1910年即达1212万元。另据北山富久二郎的估计,1914年砂糖消费税转入日本政府收入以前,共计有5593万元,占台湾财政总收入的11%,比日本对台湾的补助金额还多出了2600万元。现将1901~1913年间砂糖消费税历年金额列举如下(单位元)据北山富久二郎《日据时代台湾之财政》,《台湾经济史》八集,第98~102页数字计算。: 1901年372190482 (3)1902年 777943840 (6)1903年761789960 (6)1904年1454050546 (9)1905年1866545560 (9)1906年2399987435 (9)1907年2000876595 (7)1908年3502004285(13)1909年5467863000(17)1910年 12117724000(29)1911年10715181000(25)1912年7485711200(17)1913年5624953000(14) 括号内的数字是砂糖消费税占总督府岁入经常部的比例。1901年仅占3%,1908年增至13%,1910年更是高达29%,可见砂糖消费税在这一阶段内对台湾财政的帮助是相当大的。1910年砂糖消费税收入占总督府该年岁入总额的219%,比重奇高。无怪乎陈逢源说:"台湾砂糖的消费税,明治四十三年(1910)度止全部属总督府特别会计收入,伴随着台湾产糖的增加,作为岁入的一大财源,被用以充实糖业、一般产业及其他各类设施,对台湾的开发贡献颇多。"陈逢源:《新台湾经济论》,台湾新民报社,台北,昭和12,第280页。按1911年后,砂糖的内地(日本)消费税在特别会计和一般会计中分配。东乡实也说:由于砂糖消费税的收入,"台湾财政情形非常良好,出现收入泛滥而使总督府为之眩惑的黄金时代"。东乡实、佐藤四郎:《台湾殖民发达史》,晃文馆,台北,大正5,第361页。从台湾总督府的财政收支来看,1910~1913年各年度岁入表中,前年度剩余款转入额均在1000万元以上,如1912年为1422万元,表明台湾财政确实有了充分的好转。北山富久二郎:《日据时代台湾之财政》,《台湾经济史》八集,第101~103页。 表3-13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入表(1905~1913年)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临时部租税官业及 官有财产收入海关税地租砂糖 消费税总计专卖总计合计其他公债 募集金合计台湾总 督府岁 入总计190529761867566610605139291718386215371425414190629842400603713055171081620815-503530692190730062001581315945200932142801-644635296190830413502784411085156972479812823101733700619093079546810088136331912130433309803404091910310912118172811503421914254-13974553381911312410715162171564923555-2620-1544657840191231057486134931636124729-4306-1776560296191330745625113781590324893-2839-1500154218资料来源:据北山富久二郎《日据时代台湾之财政》,《台湾经济史》八集,第98~103页数字编制。 良好的财政状况给日本殖民者提供了充分的发展资金,台湾的各项规模庞大的建设项目就是在这一时期陆续着手进行的。台湾纵贯铁路原定由发行公债来筹款,现改由岁入经常部内支出,约为900万元;基隆港二、三期工程也由普通岁入执行,约为1100万元;高雄港自1913年起亦改由普通岁入支出;其余如电气官营、高雄水道、嘉义水道、阿缑水道、阿里山森林收归官营,林野调查、九曲堂至阿缑间纵贯铁路延长线、台北医院及所谓"理蕃事业"等等,均靠总督府普通岁入支出,总计约为4000万元以上,而其他对日本资本及民间产业的各类奖励与补助尚未计算在内。矢内原忠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银行,1964,第35页。日本殖民者内部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好大喜功,有人则指责"当局者不知前后轻重而着手各般事业"东乡实、佐藤四郎:《台湾殖民发达史》,晃文馆,台北,大正5,第361页。,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台湾财政的宽裕。 综合上表分析:①砂糖消费税在本期台湾财政收入中的地位逐年提高,1908年起成为经常部租税收入中的最大宗。②专卖收入仍然占总督府财政收入的首位,官营事业收入依然是总督府财政的支柱,这表明日本殖民者朝殖产兴业以增加财源的方向推进效果尚不明显,转型还未达成。③海关税收入越来越无足轻重,乃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是台湾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变化的反映。1908年后,台湾的对外贸易一面倒地转向了日本,台湾的殖民地贸易形态导致海关税的锐减,这与初期海关税地位之重要恰成鲜明对比。④由于财政的独立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国库补助金取消,公债募集也减少了,台湾财政依赖日本中央财政补助和发债度日的情形成为过去。 这一时期的台湾财政支出状况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即事业费占据了最大的比重,1897年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5074%,但行政费则占了4696%,体现了殖民统治立足未稳的草创时期的特色。本期台湾财政支出中事业费均在62%以上,最高达到了7366%,金额4156万元,同年行政费仅占898%,金额509万元。所谓事业费,包括事业费、劝业费、补助费、灾害费、营林所费、电气作业费、公债费及交通、专卖局的经费等。这表明,随着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基本确立,各项开发事业逐渐兴起,以米、糖为支柱的台湾殖民地经济开始步入发展的轨道。 表3-14各类经费支出及其比例(1905~1913年)单位:元年次行政费文化费调查研究费事业费其他费用合计19054577777405624013382689217684720442937%22391990 6498 10641000019065144910442921017247373 246250225298706%20241750 6817 9841000019075318825504173018941563294519127708752%19201820 6836 106210000190863401465469857201920737658296964730666455%2067178 023 6762 970100001909648296761662912769719411877355211430191284%2151205042 643011721000019104804229719581150813247228101080156841201031%1135175037 6003 2590100001911509092777094219366341560063 907166156191257% 898136037 7366 1563100001912596132487100721532538178372 705579652281752%1140166041 7302 1350100001913568298291820922197627747037 990357344478727%1278206050 6239 222710000资料来源: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891页。 三财政状况的曲折与好转(1914~1920年) 经历了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1911~1912年间,台湾遭受自然灾害的袭击导致了米、糖的大幅度减产,1913年的对外贸易出现了高达747万元的逆差。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后日本中央财政出现了困难,为了应付支绌的财政,要求台湾将砂糖消费税移归日本政府一般会计管辖。1914年度砂糖消费税正式划入一般会计。台湾特别会计中的砂糖消费税收入从1913年度的530万元突减为1914年的90万元,总督府手中失去了手中的一大财源。这样,财政独立以来一度停止的公债募集又重新开始,原由普通岁入支出的铁路建设1917年后改由公债支出,1920年后的基隆、高雄两港建设亦如此。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却给台湾财政带来了新的转机。随着西方列强将注意力转移到欧洲,日本资本乘机向东南亚及中国大陆扩张,台湾岛内的日本资本及台湾土著资本受到刺激而进入战时繁荣期,1912~1929年台湾的制造业年增长率即达到了1104%。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81页。在财政上,1915年度起,又将土地税的范围扩至建筑用地基。上述两项使得台湾的财政收入没有减少而是略有增加。 对于1914年砂糖消费税移归日本一般会计,论者均称此为台湾财政真正独立的标志,这当然是有其道理的。然而,要确定台湾财政是否真正独立其实还是较有难度的。如1914年后,对于在台湾消费的日本精制糖,其消费税却由日本国内获得;另一方面,在日本已负担关税的外国商品再输入台湾,其消费税又应如何处置,等等。并且,作为砂糖消费税移交的交换条件,是外国商品直接输入台湾的关税收入全部归台湾所有。因此,各种负担关系的交错丛生,使得确定台湾"真正"财政独立的年代发生一定的困难。不过,大体上说,台湾财政于1904年基本独立是可以确定的,1914年砂糖消费税的划转只是台湾财政独立进一步全面实质达成的又一标志罢了。 以下再看表3-15所示1914~1920年间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出入状况。 表3-15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入表(1914~1920年) 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临时部租税官业及 官有财产收入海关税地租砂糖 消费税总计专卖总计合计其他公债 募集金合计台湾总 督府岁 入总计191430875309111751591225063-2769-14157531641915358690779281658828000-2418-7293436411916363492894312014732562-4226-95455576619173668120299692213936957-3428-1507065425191837171636113462325539688-3661-2580180501191951911401152302740845629-5771-33535100166192052651211243013214151846-4989-38012119148资料来源:同表3-13,第102~105页计算编制,本表采四舍五入,故细数与总数略有不符。 看来,1914年度砂糖消费税转归日本一般会计后,台湾租税收入中的最大项顿形萎缩,从占租税收入的近一半,降至1920年的49%,等于抽走了总督府手中的一张财政王牌。不过,与砂糖消费税的下降相反,专卖收入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14年为1591万元,1920年则达3214万元,增长一倍以上,其中主要是樟脑和鸦片两项收入的增多。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1914年为2506万元,1920年增至5184万元,其占总督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在50%左右,是岁入经常部的64%。岁入临时部在此一期间也有迅速的变化,收入额从1914年的1415万元增至1920的3801万元,其中主要有两个变动因素:其一,官有物出卖收入的增加,1914年官有物出卖所获收益为19万元,1917年增到61万元,1919年达102万元;其二,公债发行量的增多,1914年在总督府特别会计表上出现了304万元的公债金项,1920年公债金额为897万元,总计1914~1920年间发行公债2420万元。总之,这一阶段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在砂糖消费税转走之后虽暂时有所困难,但很快又有新的财源补充,渐呈好转的态势。此期台湾总督府财政已不如前一期,部分发展项目如铁路、港口等也必须依赖公债支持。 财政支出方面,本期发展事业继续实施,并在水利事业上有新的开展。历年的各项经费支出与前一期无大的差别,不予赘述。在此仅就事业费的一些变动情形做一简要的叙述。1914年事业费在总督府岁出中所占的比例为5287%,较之1913年的6239%和1912年的7302%相去甚远。在事业费的绝对值上,1912年为3817万元,1914年减至2518万元,1915年为2289万元,这表明受财政收入变化的影响,财政支出也有收缩的趋向。不过,情况很快就有了改善,1917年事业费支出猛增至7536万元,占岁出的7661%,此后一直高居70%左右。以1920年与1896年相比,台湾的财政支出增加了9倍。周宪文:《台湾经济史》,开明书店,台北,1980,第878页。 四财政困难的发生和持续(1921~1934年) 1920年代世界战后经济萧条给台湾带来了较大的影响,台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时繁荣急剧消退。据何保山的测算,1920和1930年代台湾的工厂产量增长大大低于1920年代以前。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1860~1970)》,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83页。工业的主干--制糖业1920~1929年的增长率为1126%,1930~1939年增长率为504%,比1912~1919年的198%下降了许多。由于台湾工业结构主要依赖食品加工业,因而制糖业增长的萎缩导致整个台湾工业增长速度随之减缓,财政收入也陷入了困境。但是,前一时期铺开的大摊子又一时无法收缩,收入降低与支出增长恰成反比。为了扭转财政困境,总督府不得不谋求解决之道。1921年度起开征了第二种及第三种所得税,尤其是1922年开始的酒专卖的实施,给台湾财政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当年就收入了648万元,占专卖总收入的1086%。此后,酒专卖收入逐年增长,1924年为1090万元,占专卖收入的1694%,1925年为1230万元,占专卖收入的2275%,1928年为1528万元,占专卖收入的2994%,成为与烟草收入并驾齐驱的两大专卖收入。由于酒在日本国内及其他殖民地均未列为专卖品,台湾人民凭空又新加了一重负担。 本期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详细情形,请看表3-16。 这一时期台湾财政收入总的变化并不大,地租收入基本稳定不变,砂糖消费税收入有所恢复,但到了1932年仍只252万元。从租税收入的总金额看,开征第二、第三种所得税后带来的效益并不十分明显,租税总收入在2000万元上下波动。专卖收入在本期明显增加,1921年为2254万元,1931年达3947万元,最高时的1929年达到4847万元,占岁入经常部的45%及总督府该年收入总额的32%。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总额亦由1921年的4396万元增至1934年的8514万元,几乎翻了一番。导致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增加的主要动因在于酒专卖的实施。五大专卖品表3-16总督府特别会计岁入表(1921~1934年)单位:千元岁入年次经常部租税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地租砂糖 消费税总计专卖酒专卖总计其他临时部台湾总 督府岁 入总计1921526417482123922540-43965523341597112036192252851532190173717864825965631583158811342119235362158617673419658790651203332249731110981924543717831759739707109006427933802835911361519255446235918384423681230269636403227508119560192654842410219124268814009706454030351901314781927556923901855940330137237003946154541113862719285597281520794472551528978746483743146147524192956152991215594847315197811624861426591502411930560828551904443373143807498644863124112975819315615293218045a39469126477024850392262011597219325680b2527b18364c37984b12005b72735c4575b23720c98133c19332015575030301481028791934193488514632003110761资料来源:同表-13,第106~111页;《统计提要》,第981~985页。 说明:a《统计提要》为18065。 b为该年预算数。 c据《统计提要》1933、1934年同。 中,鸦片、食盐收入逐年降低,樟脑收入亦呈下跌趋势,唯烟、酒专卖收入持续增长,且后者的上升幅度更猛,从1922年的648万元增至1928年的1529万元,达2倍多,占专卖收入的29%,成为台湾总督府岁入经常部的第三大财源。可以说,酒专卖的实施是台湾总督府因应财政困境的重要砝码,而专卖收入成为本期台湾总督府财政的主要支柱。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91页。 本期总督府岁入临时部中公债款数,1921~1931年间计237万元,值得注意的是1923、1924年度分别出现700万元及320万元的借款,这是在以前的财政收支表中的未曾见的,所借款项来源与用途不得而知,它表明总督府财政状况确实出现支绌的局面。 台湾的财政支出继续呈现膨胀状态,岁出总额在1927年首次突破亿元大关,1934年达到了11222万元。前期铺开的建设摊子无法压缩,新的项目又亟待资金挹注,其间各类经费的比例参见表3-17。 表3-17各种经费岁出及其比例(1921~1934年)单位:元年次行政费文化费调查研究费事业费其他费用合计1921207639022971194106800367803578191295894519635%21973141137174202100001922188616333067461 93436471505118198302896346604%19583180977422205 10000192318654379332901293633362403336241589087738950%2126379107711227610000192419108610349878290527261848237150094286861843%22004031047120173 10000192517990729384961990163963774050125482887770865%2050439103726614210000192618183586417287392178561900170664217491920588%1989 454100673472310000续表3-17年次行政费文化费调查研究费事业费其他费用合计19271870084544370321007831715889685798549101533225%1842 43709970515711000019281902364855237841021528777675466272775109109281%1744 5060947082574 10000 19292272957561666262187705819455299266304122295699%1860 50417967017561000019302254241167761362414078741571004581147109970872%2050 57122067434161000019312103481860000322394792646143305116027 99159999%2121 60824265165161000019322107797156362682211727627222345592097 97240297%2168 58022764505751000019332042110457631892305578688616144869130102220615%1998 56422667374751000019342095702559579462352750767203596188604112220615%1868 531210653955210000资料来源:同表3-14。 各类经费所占比例与前期相比并无改变,但事业费支出在本期有较大的波动。1921~1922年呈上升状态,1923~1926年则急剧下降,1927~1930年再度上升,1931~1933年又再下降,1934年始又回升,财政收支的不稳定性凸显出来。 五财政的恶性膨胀时期(1935~1945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扩大和战时经济体制的确立,台湾财政也进入所谓的"岁计膨胀"时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外,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将台湾纳入其战争体制的轨道,诸如军事费的征收、防空设施的加强、为建设南进基地而进行的生产扩充、重要军事物质生产的确保、统制经济的实施等等,促使台湾总督府逐年编制了庞大的财政预算,1942年与1937年相比,5年间预算膨胀了5倍。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299、313页。以1942年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预算内容来看:教育经费1764万元,占4%;产业关系经费7502万元,占17%;铁道事业经费7300万元,占17%;递信事业经费1844万元,占4%;土木事业经费1852万元,占4%;营缮事业经费680万元,占15%;警察司法关系经费2078万元,财务处关系经费14833万元,占35%;其他一般行政经费3684万元,占8%。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313~314页。 在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庞大的财务关系经费,细分其中内容,则专卖事业经费占7083万元,其余有临时军事费4656万元,国债719万元,第一、第二预备金1420万元,恩给负担金580万元,真正用于台湾财务上的只不过373万元。也就是说,除了专卖、财务经费,实际上有7376万元是贡献给日本一般会计的。因此,财政支出的重点项目序列分别为产业关系经费、临时军事贡纳金、铁道事业经费和专卖事业经费。产业关系经费的持续增长是由于"为使台湾作为帝国的兵站基地真正有助于南方政策,最急要的事项在于促进台湾的工业化"。天岩旭:《进展中的台湾经济》,《台湾经济年报》,台北,昭和17,第317页。主要功能在于扶助各类军需工业的发展。铁道事业经费的猛增,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南进扩张后,对台湾铁路的迅达有了更高的要求,"痛感增强铁路的绝对必要性"。一般行政费用的上升,主要出于防空、军事救护等经费的激增。总之,本期台湾财政属于战时财政体制,一切围绕着确保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努力,在财政支出上体现了浓厚的朝战争相关费用倾斜的色彩。 本期财政收入结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租税收入的飞速增长,就绝对金额来看,1943年是1937年的近5倍。1937年,台湾创设"台湾北支事变特别税",一年内上缴日本一般会计170万元。随后,日本议会第73次会期通过临时军事特别会计预算,总额485000万元,也要求台湾人民和日本人民一道"以'财物'向国家奉公"。横田道三:《事变增税之全貌》,《台湾时报》昭和13年5月号。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支那事变特别税令》、《台湾临时租税措置令》等一系列增税法令,仅1938年度就有370万元,除少量增税费外,全部归入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1942年还增设《大东亚战争特别税》。这一时期台湾的增税范围包括所得税、利益配当税、公债及社债利息税、法人资本税、砂糖消费税、临时利得税、骨牌税、印纸税,同时新设了物品税、通行税、酒类出港税、入场税及特别入场税、建筑税、游兴饮食税、特别法人税、清凉饮料税、广告税、马券税等等,战争带来的对台湾民众的搜刮愈益加重。横田道三:《事变增税之全貌》,《台湾时报》昭和13年5月号。其次,税收结构发生了变化,改革后的税制中直接税占了很大的比例,所得税、配当税、临时利得税及特别法人税等征自集团法人的税收增多,日本人及其会社、商店可以逍遥于赋税之外的时代开始结束,这可说是台湾财政政策的一大改变。 1935~1944年间台湾的财政收支情形,参看表3-18、表3-19。表3-18历年各种财政收入及其比例(1935~1944年)单位:千元年次租税印花官业及官 有财产公债上年转入其他总计193521930510794517-294415554156549%14013266038-1881354100001936247137271104876-326056307175772%14064135967-1855359100001937315537220113462-418338769202837%15563565594-2062432100001938344807653132582-4639212710233817%14753275670-198454410000193941941835116353262455041118019288498%14542905668216174762510000194054248868817939353977106234120352909%15372465083153201496710000194162827871418461170639000161009414226%151721044571721731473100001942833288799202633902012451771321499619%1668176405618024921428100001943118847107842467314231912689620493666071%1785170370463519051810100001944161601907929914266002162806145383844013%191510835447821929172210000资料来源:《台湾省五十一年来统计提要》,第983~985页。 以上对台湾殖民地时期的财政状况及其发展变化做了概略的描述,从中可见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台湾殖民地财政独立十分迅速;其二,财政收入中官业及官有财产收入一直高居前列,专表3-19历年各种经费支出及其比例(1935~1944年)单位:元年次行政费文化费调查研究费事业费其他费用合计19352233783461725952557375829267169949474123943994%1802498206669180310000193624201875650619524621069069643510072356133938967%18074861846771752100001937280681236929007268753910139484517165087156244601%179644317264891100100001938294498347718300353424111673274425971605182406724%160642119363651415100001939316150588785778376512814131058531959290217434839%1454404173649914701000019403081572110876512473538317442754842052400262907564%1173414180663515991000019413399490214032857516887218375833452753819295679422%1173484178634318221000019423666852315799765669898123612723977428716377732272%9844241806335207710000194336095498206194227461397277697140160691397502464854%7184101485527319710000194454142014173839526834037283074642245564553606999198%8922861134664404510000资料来源:同表3-14。 卖收入是台湾总督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其三,财政支出中事业费支出一直是重点项目,日本殖民者为掠夺台湾富源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不遗余力,只是在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战争影响而有所改变;其四,财政基本上取之台湾用之台湾,关于这一点,一般的殖民地财政若有盈余(或即便没有盈余)也必须为宗主国财政做贡献。台湾自1901年后每年财政都有一定的盈余,多者占总督府岁入的28%,少亦有10%~12%之间,完全有能力为日本中央财政做奉献。但为了强化台湾基础建设并补助、奖励日本资本对台湾的开发与掠夺,财政资金运用更着重在台湾岛内的发展项目上。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除了被征入伍战死者外,还付出了很大财物上的贡献。据统计,1937~1944年台湾地区战争税收入约31402万元,均被拨入日本临时军事费特别会计,加之上年度剩余金中也有一部分必需缴入日本一般会计内的军事费,该项费用1936~1944年间达7395万元。换句话说,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台湾人民身上公然掠走的战争费用就达近4亿元之巨。林继文:《日本据台末期(1930~1945)战争动员体系之研究》,稻乡出版社,台北,1996,第146页。 结束本章之前,再来看看台湾殖民地时期的鸦片问题及其与台湾财政的关系。鸦片传入台湾始于明朝末年,清代已与赌博一起并称为台湾的两大弊俗。近代开港后,鸦片成为台湾对外贸易输入的最大宗,贸易量从1864年的99700斤增至1894年的390900斤,增长了4倍。刘明修:《台湾统治与鸦片问题》,山川出版社,东京,1983,第9页。难怪李鸿章要警告日本人台湾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日本占领台湾之后,严禁日本人吸食鸦片,对于台湾人,依后藤新平的建议,采行渐禁政策。时任内务省卫生局长的后藤在《有关台湾鸦片问题之意见》中提出:鸦片应实施政府专卖,岛内设置鸦片特许药铺,允许特定吸食者购买,如此一来政府可从中收取税收,加上鸦片输入税,合计可得240万元以上,以之充实卫生费用,此为以毒攻毒之策也。平井广一:《日本殖民地财政史研究》,ミネルブァ书房,京都,1997,第59~60页。这一收入对苦于财政困境的日本殖民者来说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随着鸦片渐禁政策的实施,鸦片购买吸食特许者1897年为50597人,占台湾总人口的21%,1900年增至169064人,占总人口的63%,反有增加之势。1900年后逐渐减少,但直到1909第四章年仍有10万人以上,1919年内才退回到日据初期的水平,以后则呈下降的态势。 在台湾殖民地财政史上,专卖收入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是在日本殖民者为实现台湾财政独立而进行的努力中,鸦片专卖收入更是举足轻重。1899年鸦片收入占专卖收入的比例达78%,直至1918年仍达到35%。在台湾殖民地财政史的第一阶段(1896~1904年),台湾财政收入中,鸦片收入的比重可由表3-20所列数字清楚地体现出来。 表3-20日据初期鸦片专卖收入(1897~1904年)单位:元年次鸦片收入(a)专卖收入(b)岁入经常部(c)a/b100%a/c100%1897164021016402105315905100003085189834673343467334749365410000462718994249577543828110158651 7814418319004234979834557913062520 5075324219012804894658848911714647 4257239419023008488621010711856853 4845253719033620335635140612396007 5700292119043714012787777116170335 47152297资料来源:北山富久二郎《日据时代台湾之财政》,《台湾经济史》八集,第96~98页。 上表显示了鸦片专卖在日据初期台湾财政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使人联想到,日本殖民者吹嘘的所谓财政独立,难道不是建立在损害台湾人民的身心健康而由肮脏的钱财支撑起来的吗?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殖民地财政
书名: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
作者: 陈小冲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05-9
页数: 423
定价: 33.0
装帧: 平装
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ISBN: 9787801906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