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教育第三方面人士和群众 四平战役后，苏军代表向中共东北局表示：中共如有能力在关内另辟战场，以减轻东北压力，陷美蒋于被动，他们愿意帮中共从海上经山东转运武器弹药，而且要多少有多少。因此，毛泽东几乎马上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不顾关内的停战令，指示山东共军发动“报复作战”。因此，在6月间的谈判期间，关内即已开打了。到了7月以后，表面还是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周说：“我们坚持政协路线”，“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马歇尔认为周恩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亦即周氏所谓：我们把蒋不愿解决问题，告诉人民，用以教育人民。使“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经过谈判，“为群众所认识。”因此，“和平虽不可能，但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同时，周氏也要第三方面人士得到教育，使他们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就同意他们去调解。因为他们内部的大部分人士很动摇，想来个折衷方案，解决问题，希求和平，不一定是听共产党的。因此，共方只要把民盟拉住，不使他们参加国大，国大开了就很臭。 根据周恩来的分析，第三方面总是不断的动摇，因为国方二陈（果夫、立夫）、陶希圣等坚持要开国大，因此，第三方面就发生了分裂的局面，青年党与民社党参加国大，早在意中，张君劢（民盟中的民社党）极端动摇，胡政之自称内外夹攻左右为难，黄炎培加上一句天人交战。另外还有几种人，如陈铭枢反蒋而不进步；梁漱溟、黄炎培、章乃器等自有立场，不愿投蒋，但动摇不定。同时第三方面也不断新生，如闻一多、马叙伦、马寅初、张炯伯学习求进步，联系群众。同时，昆明、北平、上海都新生了第三方面的群众领袖。因此，周之争取动摇分子目的，在教育群众。 为何要以谈判来教育群众？依周恩来之说，要使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被群众所识识”，同时也要使“群众对美觉悟”。因为抗战初期，群众对中共的认识，只重抗日，并认过去暴动政策为错误，他们到延安去，亦多自民族立场出发。现在则不同，“共产党抓住独立和平民主的旗帜而与卖国内战独裁的国民党相区别”。由抗战初期左右之分，变为是非好坏之分。至于美国方面，因群众对美幻想很大，但自中共六、七间发出声明，指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实质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以及“蒋介石反动派继续独裁和内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以后，“群众对美觉悟已普遍得出乎意外。”这是“教民作战”，预设“倒蒋反美”的作战目标。 二 中共之政协路线 周氏所谓的政协路线，也就是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路线，是他们长期的奋斗目标。为什么叫政协路线而不叫政协决议呢？周说：政协决议已被国方破坏，如果将来再谈判，共方决不承认过去的国大等等。所以决议可变，但路线不变，即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不能变。只要抓住这个路线，标榜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方针，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用以战胜蒋介石集团。 蒋在六月的谈判失败后，仍于7月2日找周恩来直接谈判，谈得最多的是苏北问题，一再重复苏北对南京的威胁，说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谈国大等问题。周没有松口。当晚约同王世杰、陈诚等再谈这个问题，王承认按照在政协决定的原则，先改组政府，实施共同纲领，然后再解决有问题的地方政权，举行民选。王说：政府对东北若干省已允可暂时不照一月十日之停战协议接收，中共对苏北问题必须让步。周坚决不允。致无结果。蒋氏显然不愿再拖下去，未与有关人员商量，即经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王世杰建议先确定召集办法，再行宣告日期，希有缓冲余地，未被接受。周恩来即向马歇尔表示：11月12日召开国大很突然，等于政府又投下一颗炸弹。政府现在的作法，片面的召开国大，不愿开政协，这不合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了。这和你（马）初来的谈话，政协协议，以及杜鲁门总统声明的精神相违背。此乃周氏“政协路线”的使用也。 同时，周也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斐斐说： 美苏关系的不好，常影响到中国的内政，这是事实。但从中国的立场看，并非没有办法可以自处了。如果国民党的政府是聪明的话，它应该自动地负起桥梁的作用，不要甘心地做一国的工具。或者如果中国的国民政府改组成联合改府了（按照政协那样去做），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则中国不致完全受一国的影响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国际间的合作。 周氏之言，虽是宣传“政协路线”，却完全像个自由主义者。人民听了，定会很赞同；但也会觉得国民党很不对。 三 马歇尔八上庐山 为求僵局之打破，马歇尔与王世杰等连日和周恩来商谈。认为僵局之所在，是由于政府要求中共退出苏北行政。王曾两次向蒋进言，先就已商定之交通等问题成立协议，不必坚持要求中共军撤出苏北。蒋不同意。马歇尔方面之策士，对于中共区域行政问题，有主张用选举方法暨由联合国或美国监视者，蒋甚愤愤。 马歇尔自调解东北问题以来，显已无能为力，影响力大非昔比。周恩来亦认为“美、马作用亦值得重新估计。”是即马的利用价值不大了。7月7日，延安中共发出《“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攻讦美国及国府。马亦感到他的任务行将终了，向其国务院建议，以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为驻华大使。蒋颇不喜其人，以其人无定见徒趋时尚也。惟照国际惯例，亦殊难拒绝之。 自7月中旬起，国军在胶济路沿线及苏北与共军大冲突，战事有燎原之势。蒋自7月14日起偕夫人往驻庐山，一直到9月21日离牯岭去南昌，26日回南京。这段期间，是在全力指挥对共作战。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仍调停其间，八上庐山，两方奔走。八次登庐的时日及其活动如下： 第一次：7月18日，马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庐。蒋自记谈话经过曰：“马歇尔谓，彼对周恩来已不能置信矣！又民盟部分人士为昆明发生李（公朴）、闻（一多）被刺案，心怀疑惧，竟托马歇尔、司徒雷登转告彼等生命已无保障，谈判难以继续云。” 19日，蒋与司徒会谈，告以共军如不能统编为国家军队，则中国民主政治之障碍无法消除。次日，又告以政协决议仍属有效，待共方停止攻势方得实施。 第二次：7月26日，马由京来庐。行前，周恩来向马提出解决目前局势两顶办法：（1）马上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2）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19蒋认为各地共军大部分为国军阻截，周气沮，故又酝酿恢复和谈也。 马回南京后，周恩来对马说：“前天（7日30日）你（马）回来后，我（周）想会有很多人来见你，所以（我）没有来。实际情形很严重，我简单说一下。”（1）立即宣布全国停战。（2）派执行小组到冲突地区。（3）军事、政治问题一道解决。如被拒绝，证明政府要扩大内战。 第三次：8月4日，马来庐，向蒋报告与周恩来8月1日在京谈话经过。蒋允由司徒雷登续与中交涉。照6月30日以前所谈之条件，作为最后之条件，以示政府不拒调解也。又嘱秘书沈昌焕告知司徒：“所商谈对共党交涉之条件（即下述五条件），为政府最大限度让步。如共方有一不能同意，则应断然中止谈判。” 8月6日午，司徒自庐山回南京，约周恩来晚餐，谈五小时。司徒上山原定向蒋提议一面停战，一面改组政府。蒋仅同意司徒提议先成立一非正式小组，由司徒及国共双方商谈改组政府。但在商谈前，中共必须接受下列五条件：（1）让出苏皖边区。（2）让出胶济线。（3）让出承德与承德以南。（4）东北在10月15日前退至黑龙江省、兴安省及嫩江省与延吉。（5）鲁、晋两省须退出6月7日后占领地区。否则，停战、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 司徒问周：有无商量余余地。周答绝对不能接受。周问：蒋何以如此无理，愈要愈多。司徒说：蒋说形势已变。司徒问：和平无望，似非内战不可了。周说：蒋要求无厌，故内战责任应由蒋负之。最后周告诉司徒：蒋逼我条件，较马折冲时尤苛，证明对司徒毫无好意，故出难题。 8月6日，马自庐返京，蒋为设宴，并谈共党问题，蒋自记所感曰：“彼于言次虽表示对共党不能信任，惟于达成调解任务，则仍存奢望也。” 第四次：8月15日，马四度来庐，行前马曾与周恩来谈话，周说：蒋的五个条件是内战的路线，要停战现在就停，否则必定大打。马对蒋说：周意仍须全面停战，改组政府，政府改组后，方得召开国大。共军决不撤出苏北。地方行政问题，重行选举，须先商谈选举法。蒋以中共一意曲从美国，无解决问题之意向。马以为对共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引起内战，使国家陷于崩溃，如用政治商谈，以求妥协，虽不能保证共党不再叛乱，但较有和平之希望。并认为联合政府如无中共参加，反促共党扩大叛乱之决心。蒋问马曰：政府如无中共参加，即不成民主政府乎？中共能否放弃武力夺取政权？能否不受俄国指挥？马对蒋之所问则不重视，而一意要求立即停战。蒋自记曰：“从未见有如此顽固者，可痛。”相对而言，“蒋公”亦不无“顽固”也。 蒋之坚持，似即受到美国之惩罚，18日，杜鲁门总统以行政命令，制止中国购买美国剩余军火。在此之前，马已电请其政府，自7月份起，断绝一切对华援助。 而据周恩来之透露，由于美国“反动派主张公开援蒋内战，中间派则主张不撤兵，马不回（美国），继续调解停战，援蒋。美政府声明不援助军火，等于说仍援助物资。因此，马、司（徒）乃于马四上庐山时，重提从政治上谈改组政府事。”是以蒋允先谈改组政府，然后停战。但周又认为是蒋欲取得更多美援，故告诉马及司徒说：欲谈组府，必须蒋承认谈后停战，放弃五项要求，及按政协组府。目的是揭穿蒋之“欺骗”，反对美之援蒋。 蒋认为美之施压，使共方态度更为强硬。其自记所感曰：“共匪猖狂异（益）甚，美国压力续增，艰难可云极矣！” 第五次：8月24日，马由京来庐。这是出于周的设计。周为拉拢司徒及其随员傅泾波，证明拖、打责任，均在蒋方，故让马再上一次庐山，以揭穿蒋决不会放弃五项要求与立即停战。如蒋再提要求，不作肯定答复。即得民盟拥护而谈判，由声明非立即无条件停战与照政协办事，或重开政协谈判，解决停战、组府、自由、宪草、国大等问题。迨美国如再一面商谈，一面援蒋，则更可暴露美之阴谋。再加以大力宣传，造成舆论，逼美表态。这是周恩来所说的：“经过谈判，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为群众所认识”，并且“把美国企图独霸中国的面目也弄清了”。所以“和平虽不可能，但为了教育人民，谈判是必须的。”此即周氏为宣传而谈判，以谈判而宣传也。 在周之设计下，马向蒋提议组织五人小组，谈政府改组问题，蒋原不赞成，经马之力争，始勉强同意。小组的人选是吴铁城、张厉生（政府代表）、周恩来、董必武（中共代表）及司徒雷登（美方代表）。周乃以谈好后，应立即停战与放弃五条难之，并公开发表谈话以宣传之。国民党中宣部长彭学沛及吴鼎昌、吴铁城等连续声明，决不能接受中共所提两点。周乃告司徒，说小组尚未会谈即告失败，因国民党毫无意于停战，且仍欲以武力实现五条，一经会谈便可证明。到时我们（周）将声明马、司徒调解完全失败，只有使执行部及其小组宣告解散。司徒闻言乃红了脸，说果如是，我一定要以国家力量劝蒋。周认为：“只要马、司不论从军事上、政治上，都已无话可说，则一切责任自明，美国骗局再也继续不了。” 周之诡计多端，实玩马、司于股掌之上。尤其是司徒，周认为他是“老实无用，说到无理时就脸红无话说。”故易玩弄之。 第六次：8月31日，马来庐，与蒋商谈改组国民政府问题。蒋表示改组国府、召开国大及重行颁发停战令三事，应同时解决。而停战令乃为政府之最后一着，不能随意使用。马仍急于要求停战。惟据司徒随员傅泾波见告：共方仍坚时立即全面停战与撤回五项要求为先决条件，不可待政府改组成立时停战。 马返南京后，偕同司徒于9月4日至6日三天，与周恩来连日会谈，马说：五人小组限于讨论国府委员会问题。周表示：如不停战，中共就不能提出国府委员成员名单。周说：再让步一次，同意五人小组会谈改组国府委员会办法，商定办法后，政府是否下令停战及放弃五条要求？马及司徒表示无法保证。周最后表示：不能再无限地忍耐，要求美蒋明白表示态度。会后，马七度飞庐。 第七次：9月9日，马到庐，为求获得共方之妥协，主张五人小组及军事三人小组同时进行。蒋曰：军事三人小组如商停战问题，则必须将6月30日以前所商定之恢复交通与整军方案同时解决；且在下令停战前，共党须将其参加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名单同时提出；否则不能下令停战。 马回南京后，周于9月11日和马会谈，12日和司徒会谈，建议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商讨停战问题。14日又和司徒会谈，要国民党保证，中共和民盟之国府委员须14席。早日发布停战令，否则就没有召开五人小组会议之必要。次日，周致马一份备忘录，除历述国民党“违约背信”外，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警告： 我（周）现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之地位，特向阁下、三人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提出直截（接）了当开门见山之办法，请阁下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问题。 第八次：9月15日，马最后一次来庐，向蒋详述与周恩来商谈经过，谓对共党所提要求政府保证停战一事，始终未允。蒋认为马氏此一态度，尚属难得。惟周仍坚持须先谈军事，重开三人小组会议讨论停战问题。国府委员名额，共与民盟必须占有14席。蒋允13席。马于17日回京时，周则先一日去沪，以示拒绝参加政治五人小组会议（谈政治）。要求迅即召开军事三人小组会议（谈军事）。 四 周恩来斥责马歇尔 9月21日，蒋离庐山去南昌，26日回南京。此时对共作战已取得优势。苏北国军收复淮安（共军苏北根据地）。鲁南收复台儿庄，山西大同解围，热河收复承德，绥东收复集宁，指向张家口。此为共方急求停战之故也。其情势之严重，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指出：自六月休战谈判中断以来，国民党在关内大举进攻。在此三月中，他们已进占许多城市，除了攻占中原、苏北、皖北、山东、山西、河北、热河等地区外，又声言将攻占承德、张家口和延安，果然不久即攻占承德。周声明：如果国民党不立即停止对张口的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又称：“只有立即停止进攻张家口，才有和平谈判的余地。” 马即向蒋申明：应即与共方协议无条件停战。否则彼即建议杜鲁门总统将其召回，并终止美国之调处工作。蒋约见司徒雷登，告以一俟张家口收复，即可自动宣告停战。为此，马、蒋争论至烈。马说：政府于六月谈判中，曾应允将张家口划归共军驻守，现国军已收复承德及古北口，故现在张家口之战略地位，较之本年六月已减少其重要性矣。马以去留争。两人闹别扭，三日不见面。经司徒之劝解，蒋于10月6日约马晤谈，允马之建议，下令对张家口休战十日，在此期间，三人小组商谈军事问题，五人小组商谈政治问题。共方拒绝之。马于9日自赴上海，邀周恩来回京商谈。周不但拒绝回京，且斥责马氏调处之不公。其言曰： 你（马）与司徒大使只在中共拒绝政府要求时，才发表声明；而在政府拒绝中共要求时，则不发表声明。例如----后来，司徒大使参加谈判，政府提出五点要求（按：（1）让出苏皖边区。（2〉让出胶济线。（3〉让出承德和承德以南地区。（4）10月15日以前在东北让出除黑龙江、兴安省和嫩江、延吉以外地区。（5〉在山东、山西退出6月7日后占领的地区。），等于破坏司徒大使的调处，你们那时又不发声明。而在五项要求遭中共拒绝以后，你却发出声明了。…… 马表示，愿退出调停。 蒋对马氏之受辱，颇有“幸灾乐祸”与“报复”之心理。其自记曰： 此次马特飞沪访周，竟碰壁至此，此其认为从来所未曾遭遇之侮辱，从此或可觉悟共匪之不能相与乎？ 马之飞沪访周，希邀共党之青垂，然竟为共党无情拒绝，此其所受之打击，在彼（马）或以为比余（蒋）所受于彼者，更为难堪乎？乃彼始承认共党已不容其调解，而遗弃不顾矣。 五 第三方面最后奔走的失败 10月11日，国军进占张家口。此可断绝共军关内与关外之陆路联络，及关内共军弹械之接济。蒋即决定由国府颁发国大召集令，以11月2日为国大代表报到之日。这等于不惜与共党决裂了。周恩来对其中共驻京沪人员之疏散和隐蔽，亦作安排。而其最担心的，是上海方面第三方面人士的动摇，如能争取到民盟全部或部分人士不参加国大，就算是胜利。此时上海之第三方面代表（民盟、青年党及无党派）欲出面调停国共冲突。蒋即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此声明原为马歇尔所草拟），作为谈判之依据。此八项条件大都为中共原已同意者，或原为中共所要求者。其最要之点如（1）东北共军及国军应照六月间所拟定之驻地与分配，尽先实行。（2）关内地方行政权问题，可交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3）中共须于停战令发布之日，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以示愿意参加国大。 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指示是： 在全国大打条件下，一切谈判是为彻底暴露美蒋反动面，教育群众。只要美蒋一日不主动放弃政治谈判，以欺骗群众，则我亦不应主动对美蒋宣告谈判最后的破裂，使自己陷于被动。 因此，周即同第三方面代表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左舜生、胡政之、李璜等商谈。他们已同到上海来的国民党代表吴铁城、邵力子、雷震会商谈判的程序问题，是先停战后谈判，还是先谈判后停战的问题。周认为国方谈判的程序是要先谈判后停战，表示对蒋的八项条件不能接受。延安中共亦于10月19日发表谈话，拒绝八项条件，要求保持1月13日以前两军之地位。 周恩来为了争取说服第三方面的某些人士，及“揭露国民党假谈判真打的阴谋”，即同第三方面人士黄炎培等多人到南京，准备继续谈判。当日蒋即接见彼等。周向蒋表示，不能接受其八条。蒋告知王世杰，谓国府委员会可照政协会议改组，行政院须于国大会后改组。一切交孙科处理，即赴台湾。 第三方面人士提出折衷方案，主张现地停战，关外之长春铁路由政府立即接收，东北共军分驻于嫩江、合江、黑龙江三省。周恩来愤怒地责备他们，说这个方案是落井下石。他们即到孙科、马歇尔处收回方案。事后周告知其同伙利瓦伊汉说：对中间分子，平时以说服教育为主，但在他们严重的动摇关头，必须坚决斗争，纠正他们的动摇。 说起来，这些第三方面人士，也只是希望解决问题，得到和平，而努力奔走。他们都是社会名流或名重一时的知识分子，还要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因此，共产党只是为宣传而谈判，为谈判而宣传，以教育人民和第三方面人士。如此谈判，怎会有结果。 但第三方面人士尚不死心，于10月30日晚在孙科寓会谈，到会者有民盟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张申府、罗隆基、徐溥霖、蒋匀田，青年党曾琦、李璜、陈启天，无党派代表莫德惠、缪嘉铭、胡政之等，政府代表除陈立夫外，王世杰、邵力子、张厉生、雷震等均到。首先由孙科说明政府之意见：（1）行政院须在国大闭会后改组。（2）宪草照从前所协议者。（3）地方政权问题，中长路沿线各县市先由中央接收，其余由改组后之国府委员会解决之。罗隆基报告中共方面之意见：（1）不能以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作为停战条件。（2）欲中共提出国大名单，须先改组国府，同时改组行政院；协议修正宪草；协议国大名额及开会日期。否则不能提出国大名单。关于停战问题，须为无条件停战。地方政权问题，不能以某一省城或县城在国军手中，即视为此全省或全县之政权无问题。这非解决问题，而是制造问题了。所以李璜表示：第三方面觉得奔走以来，已无力可尽，最好由政府代表与中共代表直接面谈。王世杰问：“昨日见面时，诸君提出问题，希望获致解决，……何以各位今天忽转而消极？”曾琦谓：“我索性说穿中共之隐衷，中共以为政府今日之停战，是因冬令不宜于战争，骗得中共参加国大后，将来仍不免战争。” 拖到11月7日，距国大开会（11月12日）只有五天，谈判尚无结果。蒋于是晚约集王世杰等会商，王请蒋对和战问题，应确定方针，并谓“政府决策应着重东北问题之解决，东北问题必须在最近三、四月内求一解决，无论为武力的解决，或和平的解决，断不可延搁不决。……”蒋谓当寻求和平解决之道，并允考虑由政府自动宣布停战。因于11月8日发布停战命令。9日，王世杰等在孙科寓所与周恩来及其它党派诸人，直接谈话。中共仍坚持国大必须延期。会后，王向蒋建议：如彼方明后日提出国大代表名单，国大开会不妨延期开议。蒋认为有困难。 10日，国、共及各党派代表续行会谈，名为“非正式综合会议”。中共坚持国大须改期，行政院须于国大集会前改组。王世杰谓如中共能将国大代表名单立即提出，则可提请政府考虑延期数日。周恩来谓不能先提名单。会毕王语孙科，国大集会只余一天，殆无协议之可能。青年党曾琦、民主社会党张君劢（民盟中一派）及无党派人士拟即提出名单，参加国大。遂改定11月15日开幕。中共仍无参加之表示。 各方仍作最后之努力，12日，续行协商，中共表示如不将国大暂行完全停止，则中共不特不愿参加；且不愿商谈国大之事。此时民盟人士章伯钧、沈钧儒、张申府已签名参加国大，因周恩来之劝告，勾去签名。至此，国共和谈，乃告决裂。 11月13日，周恩来对马歇尔说：“此一决裂，乃由政府而非由吾人（中共）所发动。整个问题固系于政府而非系于吾人也。”马不以为然，认为共方不能无错，是共方有“一种错误的畏惧”，对国方的建议，及一切举措，均不置信。19日，周率中共代表团利瓦伊汉等一行十余人飞返延安。21日，与毛泽东、刘少奇在枣园谈话。毛说：中国人民中间以及我们党内都有打不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胜不胜。毛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做打倒蒋介石的工作。 马歇尔的调处任务，至此可算终了。其失败原因，魏道明和徐永昌有一评论如下： 魏：“渠（马）来努力国共和解，本属不可能之事。今日得此结果，虽云应有，亦必甚愠。吾人拟以渠失败而去，苏（联）人必来；来必成功。盖苏人虽无善意，却有地位力量，不似美之有善意，而无地位力量者。吾人处兹危局，亦祇有暂屈与和而已。余（魏）谓对马之愠，应解释以整个欧美国家不能左右苏联，马翁如何能左右中共（原注：缘中共今日亦即苏也）。” 徐：“伯聪（魏字）恐美国待我消极，故以苏要之，至善。且恐为必然趋势。似当老实告之（马）。” 蒋之亲美而远苏，美是成事不足，苏是破坏有余。反之，搞好对苏关系，国共和解，或较美马调解为有效也。在马来华之前，蒋介石己决定派蒋经国为其私人代表，赴莫斯科见史大林，商“中苏根本问题”。同时中苏亦在商谈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双方关系一度好转，中共态度亦有转变。然由于美马助蒋“先图关外”，苏之态度又变，国共和解亦难矣。魏氏之言，不无“后见之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