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一（《序言》） 无论是群星璀璨、诸子争鸣的“轴心时代”，还是自汉迄清二千余年儒术独尊的经学时代，非议孔子、挑战儒学者代不乏人。从战国《墨子》“非儒”， 《庄子》斥孔子为遭受“天刑”者，讥讽“儒以诗礼发冢”，张扬“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韩非抨击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公役者）、商工之民为国之五害， 到魏晋时嵇康（224—263）“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 再到晚明李贽（1527—1602）倡言“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 批儒言辞可称峻急，行止或亦可谓悖逆。但与此相比，1915年创刊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无疑是烈山泽而辟新局，更上层楼。它第一次全面、猛烈地直接攻击孔子及儒家道德；“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不仅“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 对新文化运动中反孔批儒思潮的评价，百年来聚讼纷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林毓生依据“五四反儒家思想的整体性”（the totalistic nature of the May Fourth anti—Confucianism），广而论之，断言五四思想的基调是“全盘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 or totalistic iconoclasm）。 以该论点为导火索，围绕近代史上的传统与反传统、激进与保守，世纪之交的思想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思想潮流引领着学术的走向。近二十年来，研讨儒教儒学传统与新文化关系的相关著述，在持守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观念的基础上，试图打破新文化反儒（反传统）的僵化形象。它们往往围绕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论述，或侧重澄清新文化与儒学的绾合， 或向上追溯，勾勒新文化反儒与辛亥革命思潮及清代知识传统的渊源关系， 或掘发由新文化人个体特质显露的五四时期传统与现代的贯通性。 有别于现有研究“逆流而上”追溯新文化与传统的关联，本研究顺历史行程而下，聚焦新文化反孔批儒议题复杂的历史生成性。万物生生不息，时间长河川流不止，史上既无凝固不化的儒教儒学传统，亦无横空出世、移植而生的新文化。中国数千年思想持续演变，“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寖假而孔子变为董江都、何邵公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寖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寖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 汉、唐、宋、明、清各朝，从经今古文学，到性理学、考据学，历代儒者坚持不懈地因应现实，与其他学说对话，使儒教儒学不断开出生面。本书从儒教儒学自身新生转进的历史视角来考察新文化反孔批儒问题，既是梳理儒教儒学传统现代转换的路径和方向，又是期望开启与激活“新文化”本来拥有的多维层次、多元空间，抚平思想界因当前传统与反传统、保守与激进的冲撞而投射给历史的裂痕。毕竟，历史研究的目的虽或在寻找答案，其前提则是敞开问题，如此之“彰往”方可为“察来”之资。 摘录二（《序言》）： 戊戌（1898）之后，儒学转型进程发生新变，康有为杂引谶纬之言，尊孔子为教主，以与基督教趋同的方式建立孔教之举措，转而成为思想界反孔批儒言论最直接的抨击对象。康氏对自身的孔教思想作了调整；章太炎、梁启超等儒家精英知识人——昔日康有为的崇拜者，更以各不相同的立场和关怀，纷纷走上批判康有为孔教运动的前台。从理路上讲有两点至为关键：一是国家思想、民族主义之潮流猛烈冲击儒教的普遍主义；一是清代朴学无征不信的治学传统融合西洋近代科学观念，持续挑战宗教化的儒学及孔子。它们与明末以降反对政治化程朱理学的赓续不绝之声浪汇聚合流，终乃激荡出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的最强音。 历史变迁的内在理路如斯清晰，但其具体过程的展开，尤其是落实到个体思想演变时，却异常复杂。本书主要讨论的，正是儒学自我认知在戊戌后的新变及其与新文化反孔批儒思潮的关联，试图走进那段与政治、社会剧变相联动，与明治日本、现代欧美思想相冲撞，与经今古文学论争、汉宋学差异相勾连的思想转型史。 摘录三（《序言》）： 中国思想史上“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现象， 察之于作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的转型时代，厥惟康章。观政治，康有为主维新立宪，章太炎主民族革命，各领清末变革思潮的半壁河山。议文学，康有为“代表着阳刚之美”，章太炎“代表着阴柔之美”，以“最雅驯的语言表达出现代的思想”为标准，二子堪称“近代最伟大的文学家”。 论思想学术，尽管各自存在调整、变化， 但总体来看，如周予同所论，“康章两个人是死对头”。康有为属于常州学派（今文学派），渊源于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1779—1860）、魏源、龚自珍、廖平（1852—1932）等学者，是“清今文学的最后大师，以后就没有大师了，作为经学，至此完结”。章太炎则是“古文学者，集经史于一身”，从经学上说他承继了顾炎武（1613—1682）、戴震之学，属于皖派。 就治学门径而言，康有为不重视讲求名物训诂的汉学，尝谓“古音、古义之学，争出竞奏，欲代圣统”，不过是“磨砖而欲作镜，蒸沙而欲成饭”。 章太炎则将小学视为“国故之本，王教之端”， 自称“仆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极”， 与康氏依然是针锋相对。 逝者如斯，哲人其萎。后人评价历史人物却自有一副衡量轻重的天平。康章以其在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影响力，在天平两端处于相对平衡的位置。双星竞耀争辉，让百年来主张康章并称合论的呼声从未间断，所谓“又见风骚五百年，康章各领一方天”。 然而，康章各自学术思想的锻造历程，彼此交往中所处的位置，乃至各自历史影响力的形成，在历史中并不平行，也不平均，而是参差错落。与以往研讨多平行比较康章之观念不同，本书更关注在实际历史行程中原原本本展开的康章思想关系。 摘录四（《序言》）： 在儒学转型与新文化形成之间，人物多元化的思想表述构建了充满繁复性的思想空间。从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李大钊、梁漱溟，个个皆特立独行，魅力非凡。但本书关切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揭示，哪些表面上相似的言论实可能拥有很不相同的意图指涉，哪些有意夸大的差异倒可能基于高度相同的思想基础，哪些被媒体镁光灯放大、振振有词的呼吁很可能如昙花一现，仅是作者思想转折的前奏，哪些默默耕耘、不显山不露水的行为最终倒构成了对历史的重击，哪些看似融洽的同盟关系深层包藏着随时会导致裂变的冲突，哪些对“英雄人物”的偶像式崇拜最终演变成深深的愤怒和怨恨……进入历史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研判其表述之真义与其影响力之构成，实在是充满挑战而又趣味无穷的历程。 摘录五（《第二章》）： 康、章以各自仰奉的儒教为正信，抵抗（或兼容）内外的异端信仰。虽然这一模式在倡导欧化的新思潮运动中几乎完全解体，《新青年》诸君的思想已脱出轨辙，而不能在传统正淫争斗的话语脉络中进行讨论，但是，《新青年》同人最终在信仰问题上走向分裂，与儒教领袖康、章争夺“正信”之角力，却有着结构上的相似点和可类比性。 1922年3月，周作人联合清一色的章门弟子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等人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声明“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 而康门弟子梁启超随即发表演讲——《非宗教的宗教》， 声援周作人等。 以“天为不明及无鬼神”的章太炎，他信奉“神灭论”、 “少信” 的学生周作人等，他们是固守儒教理性传统的一派。他们心底里未尝不将宗教欲求视为表象主义的病态，但由于人间总难出离这般的病状，最终只能“任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他们发挥儒教的“忠”道，强调“时地异制，人物异训，不以一型锢铸”， “检验观察必微以密，观其殊相，以得环中”， 以不齐为齐，宽容各种宗教的并存。 而生平最笃信“天命”的康有为，以及他深信“知命尽性”之儒家道德哲学的弟子梁启超等人，则属于坚持儒教宗教传统的一派。他们因自己信仰之可贵，同情、珍视内核相似的其他信仰的价值，相信“孔佛耶摩并圣医，各能起病药尊师”。 他们弘扬儒教的“恕”道，“推己及人”、“举一隅以三隅反”， 认同各种宗教的并立。 章太炎、康有为的弟子们，儒家中“寡信”与“笃信”两派，在1920年代走向联手，表征着儒教忠恕之道、敷教在宽精神在历史中的轮回与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