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由同盟会员担任都督的省份并不少,有些省份的都督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该省的实际权力也掌握在同盟会员手里,例如湖南、福建。但是,从后来时局的发展来看,一些同盟会都督已经与同盟会的政治路线脱离了关系,例如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贵州都督唐继尧,不一而足。同盟会的政治路线有很大的模糊性,何况南京临时政府结束以后,本来就很松散的同盟会,更成了一盘散沙。于是,地方都督也往往各行其是。我们在这里叙述的是同盟会两位最重要的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广东本来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最重要的地区,革命力量活跃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江西恐怕只能说是李烈钧的个人因素更重要一些吧。 李烈钧,生于1882年2月23日(清光绪八年正月六日),江西武宁人,字协和,别号侠黄。出身耕读世家,父亲曾参加太平军,失败后回家种田经商,家道小康。少年时读书习武,喜欢交游,性格豪侠,朋友众多。为房产纠纷,小小年纪出庭时被无理逮捕,受尽欺辱。1902年被县里推举入江西武备学校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先进振武学校,毕业后实习一年,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李烈钧在日本时,多次面见孙中山,1907年经张继等介绍,加入同盟会。同时,他在士官学校组织“丈夫团”、“武学社”等小团体,与南北派士官生多有联络。1908年毕业回国,任江西混成协管带(营长)。因宣传革命,被上级借其他事由逮捕,经营救获释。1909年到云南军中任职。云南军中布满日本士官生和革命同志,革命活动十分活跃。武昌起义时,李烈钧正经武汉前往北京。在北京与革命同志联络后,返回江西参加革命,曾策动海军起义,并率师增援湖北,任苏皖粤鄂赣五路联军总司令。但南北议和,战争停顿。江西革命后政局混乱,历任都督治理无方。于是,江西省议会选举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请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李即率部回赣莅任,于1912年3月19 日就职。 胡汉民,生于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广东番禺人(现广州市),原名衍鸿,字展堂。“汉民”是参加同盟会后,为《民报》撰稿时的笔名,后来就在社会上流行。父亲做州县幕僚。父母去世后即以教书谋生,21岁时考中举人。1902年,胡与吴稚晖、钮永建等到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不久,因吴稚晖与清驻日公使冲突,胡汉民为吴抱不平,愤而退学回国,任广州《岭海报》总编辑,又赴广西梧州教书。 1904年冬,再次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学习。1905年秋,与廖仲恺同时加入同盟会。《民报》创刊后出任编辑,主编张继,但实际工作由胡汉民负责。第六期后由章太炎任主编。《民报》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就“要不要革命,能不能革命”,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是《民报》的主要执笔者。胡汉民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扩大解释了《民报》的六大主义:(1)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2)建设共和政体;(3)土地国有(即平均地权);(4)维持世界真正之平和;(5)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连合;(6)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他对土地国有政策,多所阐发。同盟会和梁启超的论战,使彼此间结下了深深的裂痕。1907年春,孙中山被日本驱逐出境,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越南的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策动两广起义。他参加了南方历次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南洋的筹款工作。武昌起义后,胡汉民在越南西贡获得消息后,赶回香港,策动广东起义。他与朱执信等商量后,决定策反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准接受了胡汉民的忠告,于11月8日驱逐两广总督张鸣歧。11月9日广州和平光复,宣布独立,广东各界开会推举胡汉民为军政府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当晚,胡汉民从香港赶到广州就职。孙中山回国路过香港,胡汉民即随孙中山前往上海、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由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南北议和期间,胡汉民力劝孙中山接受和议。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胡汉民回到广州,于4月27日复任都督。陈炯明则一度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到5月5日又回到广州任军统、广东全省总绥靖处经略、广东警卫军总司令等职务。由于军权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他和胡汉民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袁世凯利用胡、陈之间的矛盾,极力拉拢陈炯明,1912年12月 3日任命陈为广东护军使,合法地分割胡汉民的都督权力。 陈炯明,生于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广东海丰人,字竞存。父亲是位商人。陈炯明1898年考中秀才, 1906年入广东政法学堂读书,1908年毕业。1909年任省谘议局议员。是年,陈加入同盟会,参与了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 “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后,陈炯明到东江组织民军起义,又策反旧式清军“防营”,组成“循军”,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广东光复后,任副都督、代理都督。他在裁遣军队、安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排除异己,重用旧军人和旧军官,激起另一支民军王和顺的“惠军”的反抗,被裁遣民军组织“扶正同盟会”,以二次革命为号召,与广东政府对立。由广东新军组成的北伐部队,即第四军也被迫解散,保留的精锐部队炮队回粤后也被缴械解散,自毁长城。他封禁了批评他的报纸《总商会报》、《公言报》、《佗城报》,枪杀记者陈听香。他和胡汉民一起严厉禁止会党和其他团体活动。 江西和广东政府都面临着整顿秩序、恢复治安、裁遣军队的严峻任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使各省的军队大大地扩张了。而这些军队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很差。战争结束以后,不得不面临裁遣的严峻任务。但是,各省财政困难,在裁遣的过程中,一些军队因缺饷(其实是挨饿)兵变,而一些军队则直接哗溃成为土匪。同时,革命激发了游民暴动,革命停止以后,执政的革命党人不得不反过头来镇压游民暴动。黄兴在南京镇压兵变,李烈钧在江西也镇压兵变。李烈钧报告江西形势的严峻状况时说:“初至境内,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洪江,即会党组织洪江会,他们乘革命之际,入城抢掠。为了恢复秩序,李烈钧残酷地镇压了会党的暴动,所谓“刑乱用重”, “治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 不过,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部队。他接收了留守府的警卫团,以充实有战斗力的武装。 1912年10月28日,李烈钧邀请孙中山视察江西,校阅军队。这是孙中山下野后第一次校阅军队,十分令人瞩目。11月间,李烈钧又发布征兵令,征召土著农民入伍,充实和改善军队素质。他把江西军队整训编组为两个师,形成了可以守护江西、与袁世凯势力抗衡的力量。 广东的军队掌握在陈炯明手里,但维持秩序的基本方针,都督胡汉民和陈是一致的。陈组织了广东全省总绥靖处,在全省划分军政合一的绥靖区,大举清乡。广东光复时,集结了民军约15万人,陆续裁遣了11万人。这些被裁遣的士兵,只拿到一点微薄的恩饷,散到社会上,无田可种,无业可就,只能沦为土匪。于是,广东政府又被迫大举清乡,而清乡的军队又十分残暴。著名革命党人朱执信负责广阳绥靖处时,杀人不知凡几,继任者也杀人如草。即使小小犯法,也往往被即时处决,草菅人命,没有法治可言。前清的地方权力体系在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而广东的革命政府并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基层组织,因而在清乡过程中又遭到地方的强烈反抗,无法巩固政权。 陈炯明并不是军校出身,以民军起家,在军界根基不深,整编广东军队时,心胸狭隘,只保留自己的民军,而又留用旧军(指旧式组织的防营等前清部队,与新军在政治、军事素质上都不相称)官兵。广东训练有素的新军既遭解散,这时的广东军队的战斗力就差多了。他整编广东军队为两师一旅,但他收留的军官一个个向袁世凯表示效忠,使广东的军队在政治上很不可靠。 仅仅依靠控制军队和暴力镇压,并不能建立起同盟会在广东统治的社会基础。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有民生主义还没有达到。因此,他到广东后,就希望广东首先实施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现在是新旧交替时期,旧政府已经被革命废除,在鼎革之际,需要改换契约,使财产具有合法性,趁这个机会,实行平均地权很容易。所谓平均地权,就是按土地的价格抽税,值百抽一。即如果这块土地市值100元,就要交税1元。如果以后这块土地涨价到200元,那么这增加的100元属于国家所有。孙中山就是通过这个办法来改变地主土地所有制,并且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于是,广东都督府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向省临时议会交议了换契案,提案规定,前清旧契换成民国新契,需按现价,卖契(指卖断的契约)值百抽二,典契(指典押的契约)值百抽一。由于这个方案只是一次征收,而不是普遍实施的常年税收,孙中山曾主张值百抽三,甚至值百抽五。尽管都督府提案比孙中山的主张温和一些,但仍然遭到省议会的强烈反对,未能通过。他们认为,广东全省农田有3315万余亩,假设每亩最低地价30元,值百抽二,就要收取1900万余元。现在要广东人民在几个月之内捐出如此庞大的款项,能做到吗?何况,房基地还没有算在里面。革命以后,各县遍地遭到土匪的祸患,元气大伤,不要说原来小康的人家吃不饱饭了,就是一向有钱的人家,也今非昔比。省议会后来通过的方案,大大降低了换契的费用,而且与平均地权的精神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政策,虽然是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它对农民的眼前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甚至有害,因此,这一政策不可能动员人民来支持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革命政权依靠谁来支持呢?这是孙中山和当时的革命者都没有搞明白的事情。 孙中山为了推行民生主义,约见了省议会议员们,进行疏导,解释平均地权政策。但是,孙中山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相反招来了强烈的抱怨。他们抗议说:省政府漠视省议会的决议,把代议士当作政府的傀儡,要求都督府尊重议会的立法权。当时的议员多为地方士绅,不可避免地保守既得利益,与革命的新进人物的政治利益自然不同。因此,孙中山反驳说:“权限是谁与之者?从公理求之也。革命党之权,谁与之者?少数人牺牲性命于公理上求之也。不然,都督欲得权限优胜些,代议士又欲权限优胜些,谁能与之?又谁能均之也?” 那么,公理上中央和地方的权限又该怎样划分呢?这就成了同盟会地方都督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一场斗争。在中国近代社会里,“公理”具有随机性,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 革命后各省政权大多掌握在军人手里,副总统黎元洪首先于4月10日上大总统及京外各机关电,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他针对革命后秩序混乱的现象,认为军人柄政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这篇长达2400字的电报,是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骈俪文字,指出军人柄政有“十害三无”。所谓“十害”,大体是指军事独裁和军队扩张形成的社会危害;所谓“三无”,是指在军事独裁情形下,军界“无道德心”、“无法律心”、“无责任心”。他强调面临的危险的局面:“莽莽神州,不亡于满清之亲贵,而亡于民国之英雄,不亡于专制之淫威,而亡于共和之初政。”这封电报,说实在的,也道出了当时的社会混乱,以及预测到了后来军阀混战时期的种种现象。从“公理”上看,似乎没有多少错误。例如,他说到司法独立问题,而军人柄政的结果,造成“自恃重兵在握,任意执行,假军法为护符,视民命为儿戏。”但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大江报》案,以及后面要谈的张振武案,黎元洪、袁世凯自己何曾尊重司法独立?同样滥用权力,草菅民命!这些“公理”是对人不对己的。民国史上这一类侈谈“民主”的现代“公理”,实在数不胜数,而衡量他们的实际行为,则差了十万八千里。黎元洪在民国初年的一系列主张,实际上都是在配合袁世凯压抑革命党人、由袁世凯统一中国的需要。袁世凯非常赞赏黎元洪的主张,并感慨地说:“西儒所谓暴民专制,不图今日乃亲见之。”当然,黎元洪自己也是军人柄政,所以带头在湖北实行军民分治。但事实上,在袁世凯强迫他去北京之前,他也没有把民政事务真正交给民政长官。 前清中国体制,总督、巡抚都是带兵官,当时是文人带兵,即使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样的军事将领担任总督重任,但他们都是文人出身,都有科举功名。辛亥革命后的形势有所不同,一批职业军人担任了都督职务,掌握了军事、民政权力,开始出现军阀割据的倾向。而所谓暴民专制,本来指的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统治时期的恐怖统治。辛亥革命后,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暴力倾向,一些革命党人在社会政治活动中也动不动以暴力相向。不过,辛亥革命中的这些行为,小巫见大巫,同后来的军阀统治以及群众专政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了。袁世凯只是借用社会混乱作为口实,来对付各省地方势力,尤其是同盟会掌权的地区。从中国政治的发展来看,我们很难下一个简单的结论,就说同盟会都督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问题在于,袁世凯代表的是一种保守的利益集团,辛亥革命党人代表的是另一种希望更新和发展的利益集团,对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发展有不同的政治理念。清朝灭亡了,社会出现了动荡和分裂的倾向,袁世凯希望凭借他在前清体制内发展起来的势力,独揽国家政权,但当前他自己的力量有所欠缺,必须和前清立宪派合作,才能对付同盟会的革命势力。同盟会则是从民间崛起,有着一股朝气,希望按照自己朦胧的现代理想去从事改革,但在实际政治生活和实际操作上,仍然摆脱不了军事独裁的局面,很难真正走向现代民主。这样的两股势力发生了冲突。我们决不可把中国社会的政治分野,简单地看成黑、白分明。 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起来反对军民分治,争取地方自治。他认为现在社会秩序混乱,如果都督不能掌握财政大权,一旦有事,无法集中力量平定事变。他强调:“总之,革命方法,原分三期:军政、约法、宪法是也。今日中央政府由军政时期进而为约法时期,各省现状则尚在军政时期中之时。都督一官,日后固不可久存,惟目前决不能骤废。”至于军民分治,则要等到秩序稳定,正式宪法和各省官制正式制订之后才能实行。广东都督胡汉民支持李烈钧的主张,他更详细地论述了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要求袁世凯应该授予各省都督以军政、财政两权,让各省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针对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团的借款计划,他批评说,中央不应该大举借债,想用财政权力来操纵、控制各省,结果是让列强用财政权来操纵中央。孙中山赞成地方分权,强调:“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李烈钧和胡汉民不仅公开联络各省都督反对军民分治,而且还秘密联络南方革命各省,企图组织都督联盟,与袁世凯掌握的中央政府对抗。李在秘密发给起义省份的电报中,希望组织一个最稳健的政治、军事团体,如果中央政府能够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而如果中央政府挟有私心,借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只有大家一起起来抗争,纠正中央政府的错误。总之,要以地方监督帮助中央政府,不让中央政府操纵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不让中国的权利被外国人夺去,不使国家重新沦为专制的国家,目前发生的种种危险的局势,或许可以平息下去。 同盟会地方政府和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的纷争,与言论界激烈派对袁世凯的批判,并不是一致的。激烈派并没有什么实力做自己的后盾,而地方都督则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来说话的。粤、赣地方政府与中央对抗的政策,激起了亲袁党派的攻击,社会上也不断传出诸如广东独立、七省独立之类传言。在梁启超系统办的《时报》上,1912年8月2日就刊发了《论李烈钧之野心》一文,露骨地攻击李、胡说:民国成立后,各省都督之中,有两个人抱有野心,一个是粤督胡汉民,一个是赣督李烈钧。二人的手段都是专制的手段,他们的目的都是要反对中央。胡汉民反对中央集权,李烈钧亦反对中央集权,胡汉民反对军民分治,李烈钧亦反对军民分治。他们二人又互相联络,一旦中原发生事变,有人认为胡、李二人就各自抱着一个割据地方的思想。李凭借胡获得出海口,胡又凭借李获得进入长江渠道,他们二人构成了犄角之势,前进就可以逐鹿中原,争夺天下,后退亦仍然可以成为一方的霸主。为袁世凯笼络的粤中军官黄士龙写信给胡汉民,公然辱骂说:你的种种举动,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还需要我来造谣吗?可惜你没有这种力量,所以也没有这种狗胆。你的野心哪里是仅仅以独立就可以满足的! 袁世凯为对付粤、赣的异己势力,通过收买两省军事将领来达到控制两省的目的,致使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即使没有后来发生的宋教仁一案,对抗也很难避免。当时,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本是李烈钧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但李烈钧任都督后改编了余的部队,由李烈钧的另一同学欧阳武统率,并改派余为都督府代表(有3名代表)前往北京。余失去军权,对李十分不满,就在北京走袁世凯的门路。袁乘机给了他一笔经费,让他回江西活动,只要他能推倒李烈钧,袁世凯就任命余为江西都督。12月10日,余鹤松在南昌发动旧部兵变。当天,李烈钧即迅速调兵平叛,枪杀了100多人。余兵变失败后逃回北京。 李烈钧虽然知道这次兵变的特殊背景,但他没有力量与袁世凯决裂,当时也没有决裂的形势,全国都在提倡调和。于是,李烈钧希望缓和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就发生的兵变事件,向袁世凯引咎自责,并且请袁任命民政长,以便自己专心治军,同时,特意推荐汪瑞闿担任民政长职务。汪为前清江西武备学堂总监,李入学时,就是汪录取的,因而有师生情谊。汪性格温和,李想利用他来缓和与袁世凯的冲突,所以,一再敦请汪出山帮忙。他没有料到,汪本是前清官场中的人,只知道做官,不了解革命后的政治形势。汪认为李敦请自己出山,江西方面当然没有问题,但如果得到袁世凯的支持,自己的地位岂不就巩固了?于是,汪瑞闿就直接到北京谒见袁世凯,请求袁世凯直接任命,不要由地方大吏推荐,这样就更好地体现了国家的统一。汪主动上门投靠,袁世凯求之不得。12月16 日,李烈钧请简任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才4个小时,袁世凯就发布了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任命令。 李烈钧下错了棋子,陷入被动,不能不图谋补救。于是,他在暗中主持,由江西广饶协会、国民党支部等团体出面,纷纷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仇视革命的种种劣迹,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汪任民政长,要求袁维持现状,不要变更江西政局,收回成命。但袁世凯岂能放弃这么好的机会?他态度十分强硬,强调任免文武职员是大总统的约法权力,并要李烈钧传令江西各团体必须遵守法律。 12月20日,汪瑞闿不知道李烈钧态度有变,自以为上有袁世凯任命,下有都督推荐,做这个民政长的官很牢靠,不理会江西团体的反对,贸然抵达南昌上任。李烈钧表面上彬彬有礼,殷勤接待,江西共和党人以及省议会对汪更是十分欢迎。然而,李烈钧的部属却纷纷给汪以种种难堪。水巡总监蔡锐霆,原为江西武备学堂学生,因运动革命,被汪开除。他故意晋谒汪瑞闿,当面对汪讥讽讪笑,语带威胁。汪行馆差役莫名其妙地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 12月 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十人召开拒汪大会,由水巡总监蔡锐霆、警察总监陈廷训主席,军界高级将领欧阳武、刘世均等出席了会议,大会揭露汪过去在江西任官时的种种丑态,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勒令其两日内离省。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匪徒”暴动,全城戒严。汪惊恐万分,逃离行馆藏匿。第二天即写信给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李派员表示挽留,但汪不敢再待在江西,于当日午后5时,就乘轮船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陈诉,并先行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 袁世凯当然不愿善罢甘休,1913年1月3日,国务院电传袁世凯命令给李烈钧,准汪病假20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军政、民政事宜,敦促民政长尽快养好病,限期到任。当时,各地省议会选举已经完成,正式国会选举也即将完成,李烈钧不理会袁世凯的命令,于1月5日回复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公开拒绝汪瑞闿回任。 李烈钧的反对派当然也不甘就此罢休,他们等不得合法议会制订什么省官制。江西临时省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自汉口联名发电,针对江西军警界的集会,要求袁世凯派遣镇抚使率领军队到江西,“协助”李烈钧剪除凶暴,安靖地方。他们总算给李烈钧本人留了点面子。袁世凯先后考虑派遣张勋、孙武、岑春煊前往,但都怵于调兵困难,未能实行。一时舆论纷纷扬扬,形势十分紧张。结果如何,就要看正式国会召开前后政治斗争的大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