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水利工程的规模很大,说明已经存在很高程度的集中规划和控制。水库、大坝和运河系统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人力和时间才能完成。李约瑟提到中国古代修建大型运河和堤坝时,使用了一个短语“拿铁锨的百万劳力”。这个说法似乎适用于我们探讨过的所有古代文明。 然而,与卡尔•魏特夫 1957 年的观点恰恰相反,对灌溉系统的早期发展和那些非国家社会(non-state society)灌溉系统的管理而言,集中控制看起来的确没有必要。这里的非国家社会是指没有国王或者皇帝的社会。6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冲积平原,盐河和希拉河流域,安第斯山脉的山麓,中美洲的海岸湿地,都有相对较小的聚落在规划、修建和维护灌溉系统方面相互合作,并没有出现任何主宰一切的权威。在过去4500 年的不同时间,全世界范围内的情况都极其相似,彼此之间也并不了解。除了上面这些地区,在许多其他地区也可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而且,我推测本书中未涉及的地区也有这种情况发生,例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澳大利亚。 因此,在有些情况下,似乎是运河系统为一些聚落、家族或者个人打下了权力基础;而对于运河的初期发展,权力基础并非必不可少。有些聚落、家族和个人利用运河提供的机会生产多余的食物,加强贸易,控制运河沿线的水流。因此,通过一种非法过程,水利工程使得一些家庭或者个体获得了权力基础。在获得新权力之后,他们可以控制人力和材料,扩大水利工程等的规模。之后,我们就迎来了公元前 3900 年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时期,还有 900 年盐河和希拉河流域的古典霍霍坎时期。 权力来自对用水的控制。我们探讨过的最典型案例就是玛雅王室中心的圣主,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人们相信他们举行的仪式能带来降雨。在旱季,他们允许那些宣誓效忠的人使用水库中储存的水。对于霍霍坎古典时期的平台式土墩,有一种似乎比较合理的解释:站在土墩上面,灌溉系统可以一览无余,因此谁占据土墩谁就控制了水流。普韦布洛格兰德位于灌溉系统的前端,是迄今为止已知的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霍霍坎聚落。中国古代军阀和皇帝的权力不仅依靠灌溉带来的余粮,而且还通过运河运送军队,并且为他们运送粮饷。 古罗马的引水渠建设历史反映了水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税收和战争为建造新的引水渠提供了资金,而引水渠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展示,在乡村代价高昂的拱形渡槽上修建水渠更是如此。引水渠不仅能提供饮用水、灌溉用水和工业用水,而且还能满足人们洗浴、建造喷泉甚至是海战演习的需要——公元前 2 年奥古斯都就建造了一座供海战演习的人工湖。这些水利工程不仅满足了罗马居民的需求,还通过壮观的水景展示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很多情况下,水源控制得以合法化靠的是意识形态——掌权者声称拥有神权进行统治。公元前 8500 年塞浦路斯岛上的水井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水井,在里面发现了宗教仪式中扔掉的人和动物的尸体,我推测水、权力和宗教仪式之间的联系从最早的时候就一直存在。 权力也是通过水来获得的,因为利用运河可以促进贸易,而贸易一直是社会变革的驱动力,现在也依然如此。的确有人会说,在公元前 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贸易是促其“腾飞”的最终催化剂,而不是依靠灌溉带来的剩余农产品。这不仅促进了原材料和食物供应的流动,而且也有助于获得名贵商品,促进聚落与城邦之间的思想和信息交流。对于 7 世纪中国大运河带来的影响,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看法。 水还是一种武器。至少这是我们在各种文字记载中看到的。不过,找到决定性的考古证据还比较困难。有一块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泥板,上面描述了巴比伦国王阿比舒使底格里斯河改道,淹没田野,阻挡了敌人的进攻。公元前 700 年,耶路撒冷修建了西罗亚水道,目的是在城市遭到包围时保护城市的水供应。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描述过水在古希腊战争中的运用情况。根据古罗马的文字记载,537 年东哥特人堵住了流向罗马的水渠,而那些为君士坦丁堡提供用水的水道也一直遭到威胁,始于维泽的那条长引水渠也在 626 年被切断。至于古代中国,有记载显示公元前 3 世纪郑国向秦国建议修建一条水渠,目的是耗尽秦国资源,从而阻止他们发起战争,而秦朝修建“灵渠”则是为了向南方运送军队。至少我们不应该怀疑这些记载的重点:在历史上水一直都是一种战争武器,今天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