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春节前,接到余西云的来信,告诉我一件喜事: 他组织人翻译了一本美国的考古学教科书,将要出版。据他说,翻译这本书还是我的提议。要我写一篇序,这当然是不好推辞的事,便来写上几句吧。 这本教科书的第一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979年出版,原名是Fundamentals of Archaeology。1981年N.哈蒙德到吉林大学来讲学,杨建华作翻译,他送了杨建华一本,杨建华拿来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国外的考古学教科书,第一次对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而在此前,我虽说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但对考古的了解,基本上只限于中国境内的考古发现,以及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发展和已取得的经验。习惯于把考古学看做从实物史料来研究历史的观点。因此,在看到这本教科书后,有一种大开眼界、广拓思路之感。所以,虽然只有初中的英语程度,我竟生吞活剥地翻译了此书的第1、2、4、5、8、9、11、12、13、14、15各章。在给历史班学生讲“考古学通论”(介绍考古学一般知识和中国考古主要发现)课程时,一点点加进从这本书上学到的东西。而在1983年起正式给考古班学生讲“考古学通论”(只限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课程时,就用这本教科书做主要的参考书了。 现在回想当初为什么看到外国的教科书,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大概是因为中国的考古实践,到80年代上半叶为止,主要还只是从田野调查和发掘中获取资料,并总结了初步的科学建立资料的时空框架,进行考古学文化归类的科学方法。而很少在如何利用考古资料恢复过去人类的行为(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讨论这些方面的历史变化和为什么变化等方面,总结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有些人甚至认为超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就不是考古学了。这也许是因为,中国考古学一直被认为是历史学的分支,而中国考古学者多数认为中国历史上古人的行为和人与人的关系大多是清楚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早已在历史学上研究过了。所以觉得那些事根本与考古学的任务无关。但外国考古则不然。不但是这本教科书,就是后来杨建华从英国带回来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此书现在已经有了中译本),建立资料的时空框架和考古学文化的归类,其实都只占很少的篇幅,而大量的篇幅是用在如何用考古资料去科学复原古人的活动、古人的社会组织乃至精神生活等方面,全面揭示了西方考古学和社会学、哲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中国考古学者应该认真思考和在今后实践中总结的事情。如果我们重新认识到考古学要“透物见人”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考古学的基本任务,那就应该借鉴外国的 经验,具体从中国的实践中总结出实现这一任务的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方法;而且通过考古的途径,研究中国有特色的历史道路,为整个世界历史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那才能有真正站得住脚的“中国学派”。 由于中国考古学家和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都很有必要从世界考古的视野来重新认识“考古学是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所以,中国现在虽然已经有了《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实践》的中译本,再翻译出版一本教科书也不为多,而且还远远不够。要全面了解国外考古学者在想什么,做什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有哪些新的经验,我觉得多译几种考古学教科书,比翻译专著和论文,益处更多。而且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走向世界时不能不注意的事啊。所以,余西云和他组织的队伍,实在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相信这本教科书的出版会受到大学考古专业师生的热烈欢迎,也会受到广大考古文物工作者和史学界同仁的欢迎。 考古学: 发现我们的过去〖〗中译本序〖〗最后,顺便说一说翻译的问题。中国现代考古学是从国外引进的学问,不少基本概念和术语,也是从外文引进的。但在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实践中,有的概念有许多中国人自己加上去的成分,发生了畸变。 例如,“类型学”是外国传入的考古学方法,1926年李济在清华大学作关于考古学的演讲时,说typology“尚没有一个好的汉译”,所以“暂用英文”。但从他举的具体例子中可以看出,是把器物分成代表不同时代的types,所以本意是指有区分时代意义的器物分类法。后来在中国分别译作“型式学”、“型制学”、“体制学”、“标型学”,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在20世纪60年代授课时已使用“类型学”一词,后来得到普遍采用。我记得,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把类型学方法也叫做“器物排队”。因为这种方法划成的最小类别(通常以“式”名之),须能排成连续渐变性的序列,也就是使所分的类有一种合理的逻辑关系。在参照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判定这一个队列中的各式之间相对的年代早晚关系。直到今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把typology方法简要地解释为“即以编年的或发展序列来排列遗物”(“the arrangement of artifats in chronological or developmental sequence”)(中译本第25页),在第四章“何时?确定年代的方法和编年学”中的第一节“相对年代”中具体介绍了“类型学的序列”。可见,类型学在西方至今仍被视为一种研究遗物的相对年代的方法。而“器物排队”是基本上表述了这种方法的要旨的。 但在中国,类型学方法在引进和应用的过程中,常常是和一般的分类方法混同不辨的。以至于不少资深的考古工作者,也把一般的分类误认为就是类型学的研究,而没有懂得只有分出能排列成“编年的或发展序列的”类别,才是类型学研究。更有甚者,只看到考古学文化被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及苏秉琦先生倡导了“区系类型”的研究,便把这些字面上相同的“类型”,也塞进了类型学研究之中。所以,在中国考古学界和考古学教学中,“类型学”仍是一个非常含混的概念。 就在新出版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似乎是因为译者本身就不大明白类型学和一般分类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概念,而把第三章当中“发掘”的一个小标题“Processing and Classification”(“整理与分类”),译成为“类型学分析”(中译本第111页),更加深了类型学和一般分类的混淆。这是不应有的错误。 从本书的译后记来看,余西云他们对翻译专门术语是很下了工夫的。这非常好。但是,恐怕有一些术语,也像typology刚传进中国时一样,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好的汉译”。以context为例,《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译为“共存单位”,而本书则主张译为“层位”或“背景”。这些译法似乎都不能确切表述该术语的意义。关键在于,这个词是用来表示某种遗存的属性的,即反映该遗存存在于何种埋藏介质中(除了狭义的“单位”外,似乎还可以包括单位近旁的埋藏介质)、它在“单位”中和其他遗存的共存关系,以及由坐标表明的相对位置关系。既然着重是指某种遗存和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因而不能只用“单位”、“层位”这样的事物名来表述。什么时候会找到一个类似“器物排队”这样生动的表述法?恐怕还要待以时日。但无论如何,我有一个希望,希望这本教科书和《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都能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广泛听取读者们的意见,认真修订再版。逐渐减少因翻译不得当而造成的误解,更好地为推进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服务。但当务之急是尽早多出版几本外国的教科书,即使不是十全十美,在有所借鉴的情况下,再通过我们大家的实践,一定会使我们中国考古学更健康快速地得到发展。 林沄 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