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经济学——战祸之福

    讲完粗浅的“破窗谬论”,有人会说,任何人只要动脑筋想一想,一定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事实上,穿着各种伪装的破窗谬论,在经济学历史上却最为冥顽不化,而且此种谬论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如今,每天都有许多人在一本正经地重复着同样的错误。这些人包括工业巨头、商会、工会领袖、社论主笔、报纸专栏作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评论员、技巧高深的统计专家、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们正在用各自的方式宣扬破坏行为所带来的好处。     有些人不屑于谈小小的破坏行为带来的蝇头小利,却醉心于巨大的破坏行为能让人们受益无穷。他们吹嘘战争对经济是如何如何的有利,非和平时期能比,并向我们展示通过战争才能实现的“生产奇迹”。他们认为,战争时期庞大的需求“累积”或“堵塞”,会给战后的世界带来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欧洲,他们兴致勃勃地清点那些被战火夷为平地、必须重建的房子和城市。在美国,他们清点出战争期间无力兴建的房屋、短缺的尼龙袜、不能用的汽车和轮胎、过时的收音机和电冰箱。这些人汇总出来的数额之大,令人震惊。     这种“需求堵塞”谬论,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老朋友——破窗谬论换上一件臃肿的马甲之后的形象而已。不过这一次,有更多相关的谬误绞缠在一起,需要我们逐一驳斥。首先,它把需要(need)和需求(demand)混为一谈。战火摧毁的东西越多,世界就会变得越贫困,战后需要的东西也就越多,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并不等于需求。有效的经济需求,光有需要还不够,还必须要有相当的购买力才行。当今印度对产品的实际需要远高于美国,但是它的购买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创造商机的能力却远低于美国。     不过,就算绕过了上一个谬误,接下来还有可能陷入另一个谬误。发表破窗谬论的人通常只从金钱的角度去思考“购买力”。其实,只要让印钞机开足马力,不愁没有钞票。要是以金钱来衡量“产品”价值的话,那么以钞票为产品的印钞业,无疑是当今世上规模最大的产业。但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购买力问题,所印制的钞票数量越多,单位货币的价值就越贬值,货币贬值的程度可以用物价上涨的幅度来衡量。可是,人们只习惯于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财富和收入,所以只要手头多了几张钞票,便以为自己过得更好,尽管拿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比从前少,自己实际拥有的东西可能不如从前。人们所认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经济成果”,其实大多是战时通货膨胀造成的幻象。哪怕在和平年代,同等规模的通货膨胀也能带来这样的结果,并且的确曾产生过这些结果。后面我们还会回过头来谈这种货币幻觉。     “需求堵塞”谬论只讲出了一半的真相,这点跟破窗谬论一样。被砸破的橱窗的确会给玻璃店带来生意,战争造成的破坏也的确给某些产品的制造商带来了大量的商机。房子和城市的毁于战火,为建筑业赢得了更多业务,而战争期间没办法生产的汽车、收音机和电冰箱,确实为那些特殊的产品带来了累积性的战后需求。     这一半的真相在大部分人看来,就像是总需求增加了。部分原因是由于单位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需求从其他地方转向了这些特殊的产品。欧洲人盖出了数量空前的新房子,因为他们必须要先解决居住问题。可是,在他们大兴土木的同时,可用于生产其他产品的人力和生产能力就会随之减少。人们买了房子之后,可用于购买其他产品的支付能力也会随之缩水。人总是顾得了一头,就顾不了另一头。(当然,欲望和紧迫感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出人们更多的生产活力。)     这一得一失当然要拜战争所赐。     简单地说,战争改变了人们在战后的努力方向;战争打破了各行各业原有的平衡;战争改变了工业的结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各国都出现了高速甚至奇迹般的“经济增长”,那些惨遭战火蹂躏的国家是这样,那些未受劫掠的国家也是如此。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德国等国,其经济增长速度比破坏不那么严重的法国等国要快。部分原因是因为德国(这里指原联邦德国)实行了较为稳健的经济政策,部分原因是由于想尽快过上正常生活的念头使人们工作更加努力。但这些并不表示财物毁损对失去财物的人有利。没有人会因为需要激发出斗志而刻意烧毁自家的房屋。     战争结束后,迎来和平的人们通常会在一段时间内迸发出旺盛的精力。托马斯?麦考利(Thomas Macaulay)在《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的第3章中开门见山地这么写道:     不幸的事件、政府的失误,可能将一个国家置于悲惨的境地,但与之相比,科技的持续进步、人们改善自身生活的恒久努力,却能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家的繁荣。我们经常发现,肆意挥霍、苛捐杂税、荒谬的商业管制、贪渎腐化的司法体系、伤亡惨重的战争、叛乱、迫害、烈火、洪水,它们都在摧毁财富,但人民通过努力创造财富的速度却更快。     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财物毁于战争或和平年代。对个人来说是伤害、是灾难的东西,对由个人组成的国家来说,也一定是伤害和灾难。     经济推理中最常见的许多谬论,源于人们倾向于将“国家”当成抽象的集合名词去思考,而忘记或忽视了组成它、并赋予它意义的个人。这种倾向在今天尤为明显。如果一开始就从惨遭横祸的个人这个角度去思考,那就不会有人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对经济有利。     那些认为战争造成的破坏能增加总体“需求”的人,还遗漏了一个基本事实:需求和供给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同一样东西。供给会创造需求,因为归根结底供给就是需求。人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供应给他人,其实是为了换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农民为城市供应小麦,是因为他们需要汽车或其他产品。所有这些,是现代劳动力分工和交换经济(exchange economy)的本质。     这个基本事实对于大部分人(包括一些被誉为杰出经济学家的人)来说,是不很明白的。他们被工资支付等复杂的机制,以及几乎所有的现代交易都以金钱为媒介间接进行的形式所蒙蔽。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等一批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未能详尽阐明货币造成的复杂后果,至少透过“金钱的面纱”看到了现实的根本。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比当今那些批评他们的人更胜一筹。那些批评者非但没能从中得到启示,反而被金钱的表象搞糊涂了。单纯的通货膨胀——也就是发行更多的货币,造成工资和物价上扬——看起来也许像创造了更多的需求,但从实际物品的产量和交易量来看,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显然,生产力被摧毁多少,实际购买力就会被摧毁多少。尽管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以金钱表示的产品价格或“国民收入”会上升,我们却不应该被此表象迷惑,甚至自欺欺人。     有人争辩说,德国人和日本人比美国人拥有“战后优势”,因为他们的老旧工厂在战时被完全摧毁,得以更换最现代化的厂房和设备,生产效率得以提高,成本得以降低,非美国那些老旧、过时的厂房与设备可比。如果真是这样,那美国人完全可以立即拆除老旧设施,从而一举消除日本和德国的领先优势。实际上,只要能满足利润最大化,所有国家的所有制造商,都可以每年弃旧换新。     道理很简单,厂房、设备都有最适当的折旧率,也就是最佳的更新年限。只有在制造商的厂房、设备因为老化过时,净值接近于残值,正要找人来拆除,并且已经订购了新的设备之际,炸弹刚好在这一刻落下,帮忙拆毁了现有厂房、设施,才真的对当事人有利。     当然,如果厂房、设备以前的折旧和过时程度没有适当反映在会计账簿上,实际损失就不会有账面损失那么严重。新厂房、新设备的出现,也的确会加快老旧设施的淘汰速度。也就是说,使用新装备能创造更大的利润,继续使用旧装备比较而言就是损失。如果那些拥有老厂房、老设备的制造商想继续使用过时装备,已经超过了利润最大化的正常期间(假定他们有预算来添置新厂房和新设备),那么厂房、设备此时被摧毁,将带来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或者讲得确切一点,可以减低他们的比较损失(comparative loss)。     我们从中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厂房毁于战火绝没有什么好处,除非在那些厂房因为折旧和过时、价值接近于破铜烂铁、正处在弃旧迎新的当口。     弃旧并不意味着就能迎新。上述讨论还忽略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即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必须拥有资金提留,或者通过储蓄取得资本积累,才能实现厂房和设备的更新换代。然而,战争却会摧毁累积下来的资本。     战争也许会带来一些补偿性的因素。比方说,战争期间的科技进步,可以在某个局部提高个人或国家的生产力,也可能由此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另外,战后的社会需求形态绝对不会和战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形而忽视最基本的真理:大肆破坏具有价值的任何东西,都会造成净损失、不幸和灾难。个别特殊情况下或许有这样那样的补偿性利益,但从总体上看,战争的破坏对社会绝不是恩赐或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