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紧张的,仿佛站在讲台上,下面几十个学生无心听讲,我在黑板上把题目写下来,有点猥亵的意思,胆怯地手持教棒,在每个字的下方点一遍。看明白了吧,同学们,跟我一起读——第一次真那么重要吗? 是这样的,TATA,当你在各种场合问了这个问题,你会发现所有回答的人都说——这不废话吗。然而略一迟疑,你奇怪对这个观点正反两派的都是这么反应。不同于大多数未解的命题,这一命题几乎没有中间态度,就像是一个城市被一条大河分成了两半,两岸的人永远处于对立面,却没有人会居住在河流之上。 可能是2003年,我刚写完第一本书还没出版,也没退学,赶上非典放假去上海玩,住在姚远宿舍。他也写东西,我们当时都非常有名,在同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按照发行量计算,全国至少有六十人读过我的作品,比一个班的同学还多。吉野家是其中一个,她没告诉我真名,本来是有网名的,不过还不如这个顺口。别激动,TATA,吉野家国贸分店的前经理,这事跟你没关系,即使你跟我饶有兴趣地讲你当年怎么管理店面,开业时怎么跟其他的分店讨老汤,老汤坏了要加多少洋葱除臭,我也没打断过你的话接这茬是不是? 吉野家在线上提出请我吃饭。我认为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接受读者的邀请是分内责任。我问她要不要带上其他作者,我们是同一期发表的。不,她说别人的东西她读不下去。可见那六十个读者也是根据个人喜好分流的,折算下来最多有五个人完整地读过我的作品,我自然倍加珍惜。 地点定在梅龙镇广场,说是离她学校近些。商业街,CBD,我猜想这顿饭得接受多大的致意。她来的时候问我等多久了,我说没多久,最多俩小时,但不怪你,你只迟到了一个半钟头。我那时坐在门外长椅上,右手边是果皮箱,那些文明礼貌的上海人像投标一样远远地朝这儿扔,投准点好不好? 她问我为什么不进里面去等。我说里面没有坐的地方,我又不想逛,只能站着,要是给我一套保安服,站那儿还能自在点。她一定发现我不单有才,还有幽默感,于是带我去了梅龙镇广场最顶层——吉野家。 TATA,你当经理那会儿跟上海部的人有联系吗?说真的,真难吃,我不停地喝橙汁以弥补我浪费掉的一百二十分钟。她说在这儿经常能见到名人。我不知道她指的是梅龙镇广场还是吉野家,然而这样的开场真好,我可以迅速回一句——是嘛? 几年后我去那儿出差真的是为一个名人做事——阿玛尼。公关小姐提醒我还有机会跟他合影。刚听到时我为我即将看到做过六次拉皮的脸激动不已。我作了充分的准备,但是最后还是成为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只是试图在他手臂上刻个到此一游什么的。 “我不喜欢你的小说。”她说。 “是吗?”那你他妈请我吃饭? “他们的小说我也不喜欢。” “我明白了,你花钱买这杂志,翻一遍发现上当了,找个不那么烂的,替你给他们传个话。” “不用那么好心,他们没救了。至少你以后可以教别人怎么写小说。” “是吗?” 后来就是她讲话,我喝橙汁。她说她不是上海人,假期来这学新东方,几千块的学费可以让她很地道地叫出每个牌子的英文名字,不过她爸爸在上海有公司,好像还有个女人,她妈妈不同意。她觉得妈妈真傻。 “我爸少给我妈钱了吗?” “不知道啊,给多少?” “就是嘛,况且我们还是苏北人,没有钱会更让人瞧不起。” “江苏北部?” “上海人瞧不起苏北人的,苏南人也是,他们也把自己当上海人了。” “是吗?”我是来这玩的,不是跟你们评理的。 饭后她就拉我去看她喜爱的一个牌子——Esprit。她说一个作家的内心应该是贵族式的,但是如果没有华丽的衣着他的自信会撑不住的。好生动的一堂课,但是我爸不在上海开公司,我所有的钱要自己来赚。我被迫挑了一件五百多的T恤,悄悄问导购有没有打折的款式。有个七折的,原价一千三。 “穿上这件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走在街上她评价道。 “是吗?像个内心高贵的作家吗?” 在下午她要我陪她在长风公园散步。她想到或许我可以写一部教别人怎么写小说的小说。TATA,《恋爱宝典》这样的吗? “你都出汗了。”坐在长椅上她突然把手伸进我的新衣服里。 “是吗?”我转头看她,这时她抓着我的头发吻起来。 TATA,我本来想用一大段描写的,比如微风拂面,发丝过耳,这东西对我来说虽不是那么重要,可是毕竟以前没碰过。我刚才试了几次,每次就逃不掉最后一个镜头——我从她的双臂中挣脱出来。 “你干吗?” “没事。”我说,我把新衣服扯平。 我是不是因为太傻了她才笑的:”初吻?” “也不是,就是没吻过。” 十分钟我们进了一间钟点房,四小时一百二。我那时没经验,看小说里描述动辄就是一夜过去了,电影是直接干到第二天穿衣上班,两百四十分钟哪够啊。 她在床边脱衣服,每脱一件就报一下原价多少钱,她是几折买的,后来穿的时候她又报了一遍。 “这也是Esprit吗?”我问。 “他们不做内衣,这是维多利亚的。” “为什么你身上不文个Esprit?” “那不成A货了?” 我把事情跟姚远说了,我要他保证不许写进小说里。我的口气既不兴奋也不萎靡,就像我的双腿一样酸软的腔调。他听后沉思很久,跟他缜密的作品一般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遗漏的重要环节——在哪开的房? 吉野家再找我的时候我正在洗衣服。她电话里问我在干吗。我说我还在试着清醒过来。 “出来吧。”她说。 我们坐在湖边的长椅上,这一次又是微风拂面,发丝过耳。我没挣脱,还挺主动地问她要不要再开房。 “我一会得上课。” “是吗?” “不过你可以用手指。” “你打算把全套教给我?” 她坐到我腿上,我的手被她牵到裙子里。“并不是每个手指都有用的。” “那我也不打算砍掉几个。” “你指甲太长了。” “这不怪我,你又没提前说。” 湖上一小船,正慢慢朝这边划。我盯了他们半天,原来他们只是面对我们倒着划。太阳隐去又从云中现出来。我的手臂有点酸了。 “他们会看见我们的。”我说。 “他们会原谅我们,因为我们是恋人。” “我们没谈恋爱。” “我知道,别说话了,专心点。” “那我换只手行吗?” “不要,我喜欢偏右一点。” 划船男女的笑声从远处传来,水面荡起的涟漪仿佛在窃笑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敢回头看背后是否有人,脑子里全是《我们的时代》里的片断。 “我在等你说停。”我说。 “再快一点,姚远。” “我不是姚远。” “再快一点!” 我告诉她我名字。 她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小说写得那么烂。” “我以为你知道。” “把手拿走!” “你先坐下来,卡着呢。” 留我在湖边看船上的人们。那对恋人吵架了,女的先走了,我知道,我知道。 然而她并没跟我掰,不过这事算完了。一年后她来上海过生日我们见过一次。她是上海狂。有丝袜狂,熊猫狂,但真的还有上海狂。她觉得除了认识假姚远,任何有意义的事都应该来上海做。 派对结束她来我家,掏出剩下的面包请我吃,还是那样:“我喜欢的一个牌子,面包物语。” “搞到真姚远了吗?我想起来了,他是上海人。” “我现在对这些都没兴趣了。” “对了,生日快乐。” 那一天她十九岁,过去的一年里她两次堕胎而弄不清孩子的父亲是谁。有些人装不知道躲开,有些人三天两头往她家送花送水果。逃避或殷勤都让她难以接受,躺在床上冷漠地看一拨人来一拨人去,对于花瓶里怎么有这么多花这种傻问题她概不回答。症结是没有爱,接下来她似乎更为疯狂地试图从性中找到它。第二次怀孕她不告诉任何人,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她就暗下决心,如果确定你无权拥有爱情的话,那就把寻找的地图——性——也抛弃了吧。 在冬天,她的妈妈终于提出离婚。她跑到上海给了他父亲的女人一巴掌。于是她又被放逐回苏北。而这一次她再也讨不来买很多很多Esprit的钱。 那一夜我们就着面包物语喝了不少酒,一百二十分钟里她哭个不停,直到睡下她还嚷着抱抱我我好冷。这恰恰是我给不了她的。天一亮我把她叫醒去车站,在轻轨她还神志不清地说以纯这牌子不错。没钱的时候穿穿也成。上车之前她回头吻了我。微风拂面,发丝过耳。 “其实你小说不错。” “是吗?” “你要好好的。我走了。” 我总会持着怀疑精神审视自己的初次是否重要。以前我没期待过这种事,但当它来了的时候我没觉得这有什么好懊悔的,我像是那个河面上的打鱼人,看着互不来往的两岸生活。五天后,姚远和女友以掷币问天的方式步行去了金沙大酒店,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两个新手的惨叫甚至震亮了预警灯。那年冬天张珏以拍片的名义终于把女友从上海带到北京前门菜市口,午时斩首的邀请令其刚脱下衣服就寒毛耸立。 留我在站台看远行的人们。那对恋人分离了,女的上车了。我知道,我知道。 此后再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