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脑经常会说谎。很抱歉,我们必须向大家说明这一点,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即便你的大脑正在处理极为重要和困难的问题,你也不会确切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然,大脑不是故意要说谎的。多数情况下,大脑的工作很出色,并且尽职尽责地帮助你在这个复杂的社会里谋生存和创事业。由于你经常需要在面对紧急情况和机会时做出快速反应,因此,大脑通常会退而求其次,仅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方案,而不会花时间去寻求完美。同时,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如此纷繁复杂,这就意味着大脑不得不走一些捷径并做出各种假设。多数情况下,大脑说谎会解决问题,但有时也会导致一些可以预见的错误。 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让你了解大脑帮助你解决问题所采用的各种类型的捷径和隐藏假设。我们希望你在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之后,将更善于判断什么时候大脑是可靠的信息来源,什么时候大脑可能对你造成误导。 大脑刚开始通过各类感官从外部世界获取信息时,问题便出现了。即便你只是静静地坐在房间里,你的大脑所接收的信息也远远超过了它的处理能力,并且超过了你的决策所需。你或许注意到了地毯上五颜六色的图案、墙上挂的照片以及屋外鸟儿的叫声。此情此景之下,大脑在一开始会察觉到许多其他的东西,但很快便会将它们忘掉。通常,这些信息实际上并不重要,因此,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忽略了多少信息。然而,正是由于大脑认为有些信息不重要而将其忘却,因此经常会犯下忽略重要事实的过错。 律师界有这样一种共识:目击者的话往往靠不住,原因之一是他们像大多数人那样,过分相信自己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正是由于考虑到了这一点,律师们会诱使目击者讲一些话,然后予以反驳,从而使目击者意识到自己的话并不完全可靠。 你知道吗 下棋难吗?看照片更难! 你可能会认为自己知道自己的大脑做了些什么。然而,实际上你只注意到了自己大脑活动的一小部分,对于它所取得的成就,你知之甚少。当科学家一开始试图编写人类能力模拟程序时,他们发现,让计算机按照逻辑规则进行复杂的数学运算并不难,但是,要弄清楚人们究竟在一幅图上看到了什么,或者弄清楚人们如何实现稳定的行走,却是一件难事。目前,最好的国际象棋计算机程序能够与世界冠军一争高下。然而,在观察现实世界方面,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也要比计算机做得好。 最困难的是如何辨别单个物体。当我们过分相信自己的眼光时,往往会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错误的,这就好比你驾车行驶在漆黑一片的马路上,远远看到路中间有一个物体,就在你以为它是一块石头时,却突然发现它原来是邻居的那只猫。你是否曾经为别人拍过照片,然后发现照片上的人头上长出了一棵树?而在你按下快门的一刻,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根据你眼睛形成的对不同物体、不同距离的判断,将不同物体区分开来了。然而,照片拍出来之后,二维空间根本体现不出任何有关距离的信息,因此看上去,人物和树木叠加到了一起。 除了肆意想象,在某些特定场合,大脑通过对速度和精确度的综合分析,还会做出是否走捷径的决定。在多数情况下,你的大脑会更青睐速度,单凭经验便对情况做出判断,不过选择捷径有时却会背离逻辑。当然,有时大脑也会选用解数学题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稳扎稳打地思考。 心理学家丹尼尔 · 卡尼曼曾因研究大脑的经验法则及其如何影响实际生活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他的长期合作者阿莫斯 · 特沃斯基在此奖颁发之前就不幸过世了。 他们二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逻辑思维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比如,请你快速解答下面的问题:买球拍和球一共花了1.1美元,球拍比球贵1美元,请问球多少钱?多数人都会凭直觉回答说0.1美元,这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球拍1.05美元,球0.05美元)。类似这样的大脑思维捷径十分常见。实际上,几乎在所有场合,如果没有得到特别提示要求进行逻辑思维,人们大都会首先选择去走捷径。因为不管怎样,凭直觉得出的答案能顺手拈来,毫不费力,尽管有时它是错误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进行逻辑思维,倒是经常应别人要求做出判断(比如为一个陌生人下结论)。卡尼曼和特沃斯基使用另外一种方法证明此类判断也不符合逻辑。比如,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向人们讲了一段描述琳达的话:“琳达今年31岁,未婚,性格直率,聪明伶俐。作为一名哲学专业的学生,她十分关注社会歧视和社会公平问题,并且参加过反核武器游行。”然后,他们要求参加实验的人们从下面两个精心准备的选项中选择一个最能概括琳达的选项:(a)琳达是一名致力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b)琳达是一名银行出纳员。许多人选了(a),因为选项(a)看上去更符合人们的直觉,人们认为,琳达的许多方面(比如关注社会公平等)都说明她可能是一名活跃的女权主义者。然而,他们选错了,因为任何“一名致力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员”都属于“一名银行出纳员”的范畴,同时选项(b)也包括了那些对女权运动持反对和中立态度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答案(a)这一违背逻辑的错误答案,甚至是统计学专业毕业的优秀大学生。这一强力思维趋势会使人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快速的估计便将一些有关的特征扣到了别人的头上。因此,这一现象也是造成当前社会歧视政策的根本原因之一。 你知道吗 左脑很爱诠释,右脑实事求是 人们所谓的“右脑”和“左脑”,指的是两块不同的大脑皮层。然而,人们对这两块大脑皮层在功能方面的真正不同,却总是存在着误解。 多数人的语言功能由左脑控制,同时,左脑还负责数学及其他形式的逻辑推理。然而,令人颇感新奇的是,左脑作为人体内的“翻译器”,还是记忆失误和虚构的罪魁祸首。总之,人类的左脑似乎过分依赖逻辑和秩序,以至于即便对某些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左脑也会做出牵强附会的解释,从而使这些事情“变得”有意义。 相对来讲,右脑要务实和客观一些,它能够反映出事情的真相。右脑通过触觉实现对空间认识和物体分析的控制。相对于左脑的“浮躁”和“冲动”,右脑显然要脚踏实地得多。右脑注重真凭实据,如果说它有自己的座右铭,那一定是“先生,我只注重事实”。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我们的许多思维实际上并没有反映出我们的大脑活动。一项著名的关于大脑受伤病人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病人因患癫痫症而接受过手术,手术将他们大脑皮层的左右两侧隔离,从而避免大脑两侧互相干扰。这意味着,左侧大脑不知道右侧大脑的活动,右侧大脑也不知道左侧大脑的活动。 在一项实验中,科学家向病人的左脑(掌管人类的语言功能)展示了一幅鸡爪的图片,向病人的右脑(不能控制语言)展示了一幅下雪的图片,然后要求病人从另外一些图片中选出一张相关的图片。结果病人选对了,他的左手(由右脑控制)选择了一把铁锹,右手(由左脑控制)选择了一只鸡。当被问到为什么这样选时,病人说:“啊,这很简单。鸡爪跟着鸡走,然后你需要一把铁锹去打扫鸡窝。”因此,科学家做出结论:人的左脑中有一个“翻译器”,它能够使人感知这个世界,尽管它并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什么。 这一抛弃信息本身、一味走捷径以及杜撰故事的做法,便是心理学家所称的“变化盲视”。比如,请看下面两张照片,看它们有何不同?(注意照片上男人的年龄。) 当人们看到像这两张复杂程度一样的照片时,只要画面是静止的,他们便会辨别出不同之处。然而,如果图像不断闪动,他们便会感觉很困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的视觉记忆力很差。 心理学家想出了更多的方法,诱使人们忽视事物的变化。其中一个很好的实验是,在马路上,一名研究人员走近一名路人,上前问路。此人正在回答时,几名工匠抬着一扇大门走在了两人中间,使两人之间互相看不到。此时,另外一名研究人员走到门后,替换下了第一名研究人员,并在工匠走开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问路。结果,虽然前后两名问路人的长相大相径庭,但也仅有50%的指路人注意到了这一变化。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参加实验的人被组织看一段传球录像。录像中,第一组的三名学生身穿白色衬衣,传递着一个篮球;第二组的三名学生身穿黑色衬衣,传递着另一个篮球。实验要求录像观看者数清楚身穿白色衬衣的学生传球的次数。实验过程中,一个身穿猩猩制服的人从镜头一侧走进,在镜头前捶胸顿足了一通之后离开。结果,有一半参加实验的人没有完成数清传球次数的任务。这个实验说明,人们只能注意到周围发生的部分事情。 事实已经证明,人们关于过去的记忆不可靠,关于现在的理解也不完全正确。因此,我们可以依此类推,人们想象未来的能力也值得怀疑。丹尼尔 · 吉尔伯特在《跌倒的幸福》一书中写道: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的大脑里会充满许多混乱不堪、不切实际的信息,同时也会忽视许多重要问题。基于一个想象中的现实和魔幻般的未来,我们很容易便会漠视道路上的陷阱和机会。 写到这里,你可能会想:我是否要相信我的大脑?在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历史长河中,人类的大脑也在每个细节上进行着进化,使人类得以生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你的大脑很少会告诉你真相,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会告诉你需要知道的东西。 大错特错 我们只用了10%的脑力 如果随便找一群人,询问他们对人类大脑的认识,他们大都会说:人类的大脑只有10%的利用率。然而,对于这一观点,世界上的神经学家们却不敢苟同。这一观点形成于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目前在世界各个国家广为流行。 但是,对于那些研究大脑的科学家们来讲,这一观点毫无根据(因为在他们看来,大脑是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其所有零部件都能各尽其用)。这一观点之所以盛行至今,是因为它迎合了大众的心理,使人们对自己保持了乐观。“既然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大脑只发挥了10%的作用,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开发剩下90%中哪怕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将会变得多伟大啊!”这一点深深打动着人们,这也正是这一观点的卖点所在。也就是说,不管怎样,那些所谓不聪明的人,原来是因为他们没有很好地开发其大脑的潜力;一旦人类懂得如何开发大脑,人人皆可成为爱因斯坦! 一些人利用这一观点极力推出开发脑力的项目。20世纪40年代,戴尔 · 卡耐基利用这一观点影响了一代读者,并赚够了卖书的钱。这一谬论之所以盛行,是因为卡耐基将其说成是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威廉姆 · 詹姆斯的结论。实际上,从没有人在詹姆斯的著作和言论中发现过有关大脑利用率只有10%的论断。詹姆斯的确曾说过人类的脑力资源要大于其实际使用量,也许不知是哪一位詹姆斯的铁杆拥护者为了使詹姆斯的这一说法听上去更加精确,便为它加上了一个百分数。 这一观点在那些对超感官知觉(ESP)和其他心理现象感兴趣的人中间颇为流行。这些人使用这一观点来阐述超感官知觉等现象的存在。将一个脱离科学实际的概念植根于科学现实是人们通常的做法,然而,如果所谓的“科学现实”也是错误的,那就荒谬得很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每天都在使用大脑。如果你的大脑很大一部分都派不上用场,那么即使这部分大脑受了伤,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碍。但情况当然不是这样!通过功能显像对大脑活动的监控表明,再简单的大脑活动也需要整个大脑的参与。 另外一个关于10%谬论盛行的原因是,大脑某些区域的功能过于复杂,因而即便这部分大脑受到伤害,也看不出大的变化。比如,一般情况下,大脑皮层额叶受伤的人仍可以完成绝大多数的普通行为,但是,他们却不能保持连贯的一系列行为,他们会在一个重要的商务会议开到一半时离开会议室,出去找地方吃午饭。毋庸置疑,此类病人要适应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早期神经学家不太清楚额脑的用途,原因之一是他们拿老鼠做实验。在实验室里,老鼠过的是一种异常简单的生活,它们只需要发现食物和水,然后爬上前去享用。除此之外,它们不必做太多事情,便可以无忧无虑地生存。因此,老鼠的额脑部分几乎派不上用场,而一些早期的神经学家便认为,也许额脑并没有多大用处。后来,尽管一些更为复杂的实验驳斥了这一结论,但是并没有撼动其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