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仔翅是我最爱吃的儿时食物之一，顾名思义就是用小碗盛的鱼翅汤。鱼翅汤是名贵食物，我小时候只有一次吃结婚喜酒时尝过，味道却比我在街边吃的逊色得多。街边的翅又是否是真实的鱼翅呢？答案当然是不，只是外表类似鱼翅汤的羹而已，味道当然想仿效鱼翅汤，但却模仿得似像非像，因此才特别好吃。我不知道其他人感觉如何，我个人认为是天下少有的美味。我不是个馋嘴的小孩，但每次喝碗仔翅，都叫我再三回味。碗仔翅通常都是用小碗盛着，大概用意是取其名贵之意思，大碗即显得粗糙了，不会让人吃过后犹有意犹未尽之感。 记得念中学时，老师时常告诫我们，不要在街边吃东西，除了卫生原因之外，当然是所谓的守规矩，随街吃东西有失观瞻，尤其是穿着校服的学生，更加不能行差踏错。但可恨的是，好吃的摊子都是在街边摆卖的，而且价钱便宜，家里给的零用钱，只够吃这些街边小食。我的胆子比较小，怕被负责风纪的同学见着，报告给老师知道，惩罚是记小过。当时三个小过是一个大过，三个大过即被赶出校门。我自认是个好学生，是绝对不能被记过的。所以平日上课途中，虽然见到许多好吃的小摊食物，都匆匆走过，以免受不了诱惑而停下步来。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放学时买一些回家吃，但食物冷了，没有热烫时来得味道好。只有一样东西拿回家也还是好吃的，那就是烤番薯（又名地瓜）。整个中学时期，曾经有一次冒险在街头吃了一碗碗仔翅，就是那么一次，就吊了我多年的胃口，直至上大学时才敢吃第二次，及以后的无数次。 中学六年之后，我进了浸会书院中文系，再也不受所谓的风纪队监视，可以为所欲为。大学老师通常不管规矩，当然是认为我们已有足够的自治能力，不会干出太过分的事来。我以为在街头吃东西不是什么不法行为，肚子吃坏了，刑责自负就是了，顶多是拉一场肚子，没什么大不了的。浸会书院在九龙塘，我家住在梭桠道，介乎旺角和九龙塘之间，在上学途中，少不了也遇到街边档，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可买。其中就有一个男小贩，他做的碗仔翅味道特别好，比诸我多年前吃的还更好吃。从此，我几乎每星期都吃上一碗，如果哪个星期没有吃得上，就有种怅然若失之感。 那时我是个不努力的学生，选读中文系之前，我对中国文学有种幻想，以为老师会教我欣赏诗词或小说导读，采用比较具有趣味性的教学方式。谁知课程大都是枯橾无味的文学导论、文学史、训诂学、小说史等，纵然有诗词课，老师都是拿着别人的教本，做着搬字过纸的“运动”而已。教我小说与戏剧那门课的是名作家徐吁先生，当时他是中文系主任，年纪也快七十岁了，教书很认真，但演说却不动听，很爱用蝇头小字把笔记写在黑板上。他态度温文尔雅，衣着崇尚欧洲式样，很有学问，但却不知道如何传授给我们。我当时年少无知，缺乏耐性，觉得他的数据可在某些书上找到，用不着枯坐在课堂上抄录下来，所以时常取巧逃课，和几个同学往吃碗仔翅去了。 浸会毕业后，找到一份小学教师职位，学校在九龙彩虹村里，附近有许多熟食小摊子。我对于在街头吃东西的兴致仍然很浓，也没有因为已经为人师表而有所顾忌。记得有一次正在吃着碗仔翅，却有个我班上的女学生跟我打招呼，我看看她，原来她也在吃着碗仔翅，她的神情一点儿也不惊慌，反而我却有一种被逮着了的感觉，但回心一想：我从没有警告过学生不准在街边饮食，登时感到释然。 在香港教书只有短短的两年，我又回到大学当学生，去了美国的南伊利诺伊州的大学。那儿是个小城，学生两万多人，占了小城的大部分人口比例。那儿没有像样的中国餐厅，更不用说买中国的煮菜材料，顶多买斤小芽菜，其他好吃的中国菜则全赖文正爸妈从香港按月寄来的罐头包裹，里面有香菇、罐头食物，有时也有家乡零食。如果要吃中国菜，非要动脑筋不可，时常要做到无中生有。 有一天实在太想吃碗仔翅了，于是动手炮制，以往从未做过，单凭记忆中的味道，试着做出来。汤用罐头清鸡汤，猪肉切细丝，加调味料、酱油、绍兴酒、糖、粟粉，与肉丝拌在一块。烧开罐头鸡汤，猛火时放入肉丝，煮两分钟，加入蛋清一只，吃时滴麻油少许。完成后我试着喝，但觉得味道很不像街边的碗仔翅，却也不难食，只是不够味道。 一九九九年我在沙田第一城的菜市场再次尝到碗仔翅，味道也远逊于以前我吃过的。事后思量，究其原因，大概是偷来的东西最好吃，碗仔翅虽不是偷来的，但吃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的--逃课来吃，不是偷吗？无论是罪恶感或刺激感，都是碗仔翅的“味精”，把味道提炼得更好吃。现在这种偷吃的感觉没有了，味道也跟着淡化了。另外一个可能更确切的原因就是：我吃的好东西多了，嘴也吃得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