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能够学会关爱,它能融入每个人的生命旅途中,满足个体需求和社会的普遍需求。 --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谱写生活》(Composing a Life)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热爱运动。当我们绕着榆树练习跑动传球时,我父亲会站在房子前面为我弟弟和我抛橄榄球。我母亲曾无数次跟我们一起打网球,总想成为我们的劲敌,但从来没有成功。在夏天的周末,他们会投出腾空球让我们击打,教我们潜水,并努力让我们对高尔夫球产生兴趣(至少他们成功地让我弟弟喜欢上了高尔夫球)。我父亲主要想让我们玩得精彩并取胜,但我母亲就是想让我们锻炼身体、玩得开心。 我父母两人都会做饭。到目前为止,大都是我母亲准备我们的日常三餐,但是周六晚上,我父亲会做他拿手的特色汉堡。烧汤和烧烤也是他的绝活。对于我们的妈妈能击中快球,我们的爸爸会做饭,我弟弟和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很明显,他们的婚姻是传统婚姻,但在他们身上,我们仍然看到两人做的一些突破刻板模式的事情。 20多年前,当我为卡耐基儿童委员会工作时,我听到社会哲学领域的执牛耳者--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和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讨论在传统的育儿过程中父亲和母亲扮演的不同角色。听完他们的讨论,我这样总结传统的父母角色:男性一般充当挣面包钱和制定规矩的人,而女性一般是家庭主妇和照顾者。 让我印象深刻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传统的父母也有那么多不同的分工。长期以来那些不同分工一直存在,并且到今天还在起作用。但是,毋容置疑的是,养育孩子,正如我们社会中多数重要工作一样也需要大量的技能和观点。儿童应该从传统意义上的成年男女的特性和技能中受益,从而满足他们身体,情感和智力上的需求,并提供诸多人类行为的典范。 即使在最完美的条件下,让我们任何一个人来单独抚养孩子都困难重重。单亲父母养育孩子时,他们必须扮演自己平常角色之外的角色,或者让其他人去扮演那些角色。即使是完整家庭也要依靠村庄去做那些他们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 很明显,儿童的需求超出任何个人或父母的能力范围,但是社会却依然把养育孩子说成是"女人的工作"。带孩子的女性即使与丈夫一起挣面包钱、制定规矩,她们几乎还是承担着主要的、也是不合比例的照顾家庭的责任。我们能送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之一就是一种意识,即他们能够、也应该更公平、更灵活地分担这些角色。与此同时,女性的刻板模式依然存在。 最近,由密歇根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进行的一项研究称,由于年轻女性变得更加强势、更有抱负、更自信,她们正展示出更"男性化的"行为,而年轻男性并没有展示出更"女性化的"行为,例如表达同情和关心。为什么不把这些都看作男性和女性根据自己特别的性格和条件展示的人类行为、而非要贴上男女标签呢? 女性代表自己的孩子或丈夫的展示出自信或者有抱负就是"女性的",而为了自己的事业或者她关心的公共问题表现出的强势和抱负就是"男性的"?抱着哭泣的婴儿或者安慰少年受伤的心的父亲就是"女性的",而拒绝安慰他们的父亲就是"男性的"? 有时候我们在努力寻找表达我们正在发生变化的体验和责任时新的方式时,我们就掉进了性别刻板范式的陷阱。 过去,两性特有的恰当角色非常有限;现在,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已经有了很大发展。我母亲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待在家里,因为社会希望她们那样做,即使她们希望自己能做不同的选择,她们也会让自己的期望与社会的期望一致. 我们有些人还能回想起一位渴望上大学的阿姨,一位写了大量日记、从不示人的奶奶,一位有着领导人头脑的堂姐。长久以来,女性写的关于女性的小说都包含了一种失望、不满或者对未选之路的渴望。读《小妇人》(Little Women)的每一代女孩都认同乔·玛奇,部分原因就是她们认为她不害怕为自己采取行动,撇开一条可以预知的道路,去探索她自己的天地。 实际上,在过去,通过选择或者出于无奈,很多女性都对传统发起过挑战。我们历史上不乏在家庭内外工作的女性。即使在上世纪50年代,很多有孩子或者没孩子的女性在工厂、办公室、学校以及其他人的家里工作。但是,由于这些女性的生活不符合传统形象,她们的工作大多不为人知。通常,美国生活的官方形象都省略了女性体验、女性需求和欲望的多样性。 当我回头看自己的童年时,我看到我的母亲和我同性朋友的母亲们如何为我们推开机会的大门。她们支持我们追求学业和运动,并接送我们上学和训练。她们为我们设立了很高的标准,尽管她们提起对我们的期望时,大多会说她们想让我们在学校里好好学习,以便将来能上大学,或者受到职业培训,以便将来如果我们想独立的时候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可能是因为我母亲的背景让她觉得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希望很渺茫,所以她对我的支持更加直言不讳。从一开始,她就相信她对我最大的责任就是让我做好准备,做出对我的人生有益的选择--即使与她当年本来可以做的选择不一样。当我14岁时,我写信给美国宇航局(NASA),询问如何能够成为一名宇航员,却被告知他们不考虑女性做这份工作(我很高兴地看到这个政策最终得到了改变),那时我母亲跟我一样沮丧。 我长大过程中认识的母亲们并非不愿意做全职家庭主妇和照顾者。她们的奉献和管教说明她们认为那些角色很重要。但是,她们也知道,全心全意照顾孩子的年月总会有尽头,离婚或者配偶的过世可能让她们独立起来,那么就还有几十年有意义的生活在前面等着她们。她们还发现--她们的女儿逐渐也更清楚地发现:更多时候社会对她们为家庭和社区所做出的努力只是嘴上说说,没有真正地尊重或给予真正的回报。鉴于这些原因、女权运动以及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从事市场看重的带薪的工作:"男性的工作"。 对男性和女性而言,任何重大社会变革过程中都会出现取舍和无法预计的后果。既要给家庭又要给工作时间和精力,这种努力不管是在情感还是体力上都让人精疲力竭。但是,总的来说,正如专栏作家艾伦·古德曼(Ellen Goodman)所说的:"女性还是觉得她们的生活比她们的母亲的生活要好。这一代人把沮丧化作压力--这并不完全是个坏交易。她们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力量,同时也有更多的义务。" 古德曼的说法得到了1994年一份调查结果的印证。该调查由美国劳工部妇女局(Women's Bureau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开展,一共调查了25万名有着不同收入水平、工种和家庭状况的工作女性。戈尔副总统和我曾经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公布并讨论了她们的答案,具体内容写在一份名为《工作女性很重要!》(Working Women Count!)的报告里。对于家里有孩子的女性而言,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就是努力把工作和家庭整合起来,并且负担一份较好的儿童保育。一位来自密尔沃基(Milwaukee)的工作女性说出了成千上万名女性的心声:"在平衡家庭、劳动和工作时,你总会感觉你在同时做四件事。你正在工作,但是你还要想晚餐要做什么菜,谁会去接孩子。"女性对于她们的生活的描述充满了类似"手忙脚乱"、"艰苦"、"困难"和"不容易"的词。很多女性说她们一直都觉得累。 在外工作的母亲们希望她们的老板能够更理解孩子生病和预约看医生。她们说她们需要更多的请假政策去照顾孩子或者生病的亲人,但是很多人提出她们无法长时间地没有工资、或者根本无法牺牲薪水。一般来说,收入更低的女性与担任行政和管理职务的女性相比,她们觉得她们的工作单位更加不考虑家庭、更不灵活。 在切尔西出生之前,我在办公室发现一个现象,大多数女同事在每天下午3点左右开始低声打电话。最后,我终于发现她们是在确认她们的孩子是否安全到家,是否在做家庭作业或者做其他任何该做的事情。她们小声讲话是因为她们觉得在上班时履行家庭义务可能会受到惩罚。 在所有的交回的调查问卷中有一个类似的重复:女性觉得她们的贡献和责任--包括她们对孩子的责任--被低估了。她们知道她们为家庭工作得多么努力,她们觉得其他社会部门,包括她们的雇主,应该提供更多的帮助。她们对于孩子的幸福的担心让她们开始思考更宽泛的问题,想让人们了解她们的欲望。该报告指出:"她们非常关心自己的工作、同事、工作单位以及国家的经济状况。" 尽管女性必须肩负重担,但是她们对自己为家庭收入所做的贡献感到骄傲。每10人中有8人回答说她们"热爱"或"喜欢"她们的工作。但是她们并非千篇一律,既不是"热爱工作、从来不出现问题、从来都衣冠整洁的乐观的超级母亲",也不是"被激烈的竞争累得筋疲力尽而回家的焦虑女性",或者"放弃个人生活在男人的世界里追求成功的事业女性"。她们是有责任感的成年人,有着真正的生活和真实的需求,包括根据她们的天赋和能力进行贡献的需求以及获得帮助、兼顾工作和家庭的需求。 这项调查的答案提醒我们,我们依然没有打破模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打破制定模式的模子,那种强行把复杂的需求和欲望硬塞进整齐的小盒子的机制。我们是"事业女性"还是"住家妈妈",是"传统主义者"还是"新传统主义者"? 试图给我们的生活贴标签让我们退步。不管何时,当我们把女性的选择用"要么/要么"的方式提出来时,最普遍的就是工作和家庭的选择,其实我们受到了全面的伤害。在早几代,我们损失了艺术家、医生和工程师。我的这一代损失了好母亲和无私奉献的社区女性志愿者,她们找不到将工作和建立家庭或者养育孩子结合起来的方法。我们喜欢说女性对待工作、婚姻、孩子和其他许多义务就像玩杂耍一样。我也用那个词,直到作家兼学者的玛丽·凯瑟琳·贝特森指出:当你玩杂耍时,终究有东西会掉下去。 现在我更喜欢贝特森在《谱写生活》中用的"谱写"的比喻--用我们选择的元素制作一些美丽的东西,就像做一条拼布床单。如果我们的生活是从一个统一的社会和家庭样式中剪下来的一块,或许那样更轻松。也许是轻松了,但是不会那样美丽,可能也不适合我们各自的需求、愿望和条件。 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律师、还没做母亲前,我亲身体会到了刻板化的愚蠢。我的一个保险公司客户要求我代表它去参加一个少年法庭听证会,因为有人指控10岁和12岁的两兄弟破坏邻居的房子,他们将会出庭。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两个男孩的母亲为他们作证的那一幕。那位母亲就像保护幼崽的母狮一样凶猛,她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否认说她儿子是破坏者。她解释说,他们不可能搞破坏,因为她辞职在家照顾他们。(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Denial'不仅仅是埃及的一条河"的含义。) 将住家母亲与外出上班的母亲对立起来让每个人都成为输家。养育孩子没有魔法。与孩子一起待在家里的父母和离开家去上班的父母中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关键是父母是否有能力、是否投入地让孩子得到他们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东西。 是时候与过去妥协了。我们可以先从不诋毁女性作为母亲和主妇的角色开始,从不对在外工作的女性的育儿技巧过早做出结论开始。我建议我们不管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停止对母亲的职务仅行口头之惠,而要开始在物质、经济和感情上支持父母--包括男性和女性--让他们好好抚养孩子。 正如我在北京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演讲时说的那样:"我们需要明白,女性如何过自己的生活没有定式。所以我们必须尊重每位女性为自己和家人所做的选择。每个女性都有资格获得实现上帝赐予的潜能的机会。" 我亲自体现过刻板印象的力量,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我在1992年总统竞选过程中的一件事情:我对一位记者的问题的回答引起了臭名远播的"甜饼与茶风暴"。我当时以为他的问题是针对一位公共官员的配偶的正式的角色,于是我回答说当我丈夫担任州长时,我选择追求我的法律事业而不是待在家里充当官方的女主人,为客人们端甜饼、沏好茶。 事实是我做过甜饼,也端上了无数杯茶。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烤甜饼或沏茶的能力会让我成为一个好、坏或者冷漠的母亲,或者一个好人或坏人。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评论会被人当作是对全职待在家照顾孩子的母亲的侮辱(我猜我自己的母亲也那样认为!)我也没有料到第二天的报纸的头条会说我是个反对甜饼、所以明显也是反对家庭的"职业女性"。很多人都根据自己对我的话的理解、而不是话语本身对我匆匆做出正面或者负面的结论。很少人在给我贴上这种或那种标签前完整地听到我的评论或者对我了解很多。 整个事件让我学到了很多,其中重要的一课是:当我被问到涉及我个人的问题时,我必须意识到我的答案可能会被人们拿来衡量他们在自己生活中所做的选择。但是那件事也让我注意到它浪费了许多精力,浪费在公开或私下攻击女性和男性的选择上,浪费在刻板化他们的价值、能力和偏好上。不管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持如何不同的观点,他们使孩子的需求变得无关紧要,而那才需要我们所有的各种资源。 对男人或女人来说,养育孩子跟其它工作都不一样。没有要考及格的考试,没有要挂在墙上的证书。没有假期,没有休息日,也没有休假。你可以成为"全职"的律师、秘书、教师或者建筑工人,但是作为父母,你要全天候工作。很多女性除了挣钱之外,还常常是孩子和年长的父母的主要照顾者,她们肩负着三重压力。 可能只有当母亲和父亲共同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和其它家务时,女性才能获得与男性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平等。但是,似乎还没有迹象表明那一天很快会到来。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经过一段时间就会体现出其重要性:一件是给父母时间和鼓励,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养育孩子的过程之中;另一件是帮助我们的儿女避免刻板印象带来的局限。 1979年我怀孕的时候,我的律师事务所还没有产假政策。当我试着提出这个问题时,我遇到了令人尴尬的沉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注意到我的男同事把他们的眼睛从我日益变大的肚子上移开。当我出庭时,法官会以超过平常的关心问是否有人需要休息。 最后,我获得了4个月的产假,让我得以与切尔西共处珍贵的时光,并且适应母亲的新角色。但是,很多新父母不会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我在前面提到过,《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保证那些在超过50人的公司里上班的人有不带薪的休假。那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很多父母无力承受工资损失,连几个星期的工资损失也承担不起,美国很少有雇主提供带薪产假和陪产假。(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户外用品制造商帕塔格尼亚公司(Patagonia)、本杰丽冰淇淋公司(Ben & Jerry's)、贝斯以色列医院(Beth Israel Hospital)、美国莎莉集团(Sara Lee Corporation)以及国民银行(NationsBank)由于1978年的《怀孕歧视法案》(1978 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禁止歧视怀孕和生育,在没有这样的福利的地方也不要求提供怀孕和生育福利,所以只有一半上班的育龄女性能够得到短期的涵盖怀孕和生育的伤残福利。 其他国家已经发现通过提供足够的照顾时间来重视家庭不仅对家庭和社会来说是正确和明智的,而且对雇主也有好处,由于员工忠诚度增加、心境更加平和,雇主自然从中获益。例如,德国人保证上班母亲享受14周的全薪产假(产前6周,产后8周)。母亲在产后还有最多达3年的有工作保证的休假,头两年她们拿相当于德国妇女平均工资的五分之一的产妇津贴。尽管这样的经济福利不够支持大多数家庭,但是对于家庭收入而言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其他欧洲国家也提供类似慷慨的休假,一些国家除了为母亲提供休假外,还让父亲休假。例如在瑞典,夫妻俩一共可以带薪休息15个月,还保证不会丢掉工作。头12个月的薪水大概是90%,在最后三个月会再减少一些。 但是在瑞典,很少有父亲利用这一政策。根据威斯康辛大学的一项调查,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态度和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当然还有一些现实的考虑因素。许多瑞典男人跟美国男人一样,觉得男人应该是主要的挣钱人,缺少照顾婴儿的男性榜样,并且,为数不少的人觉得社会不接受陪产假,社会也很少鼓励人们那样做。 在我们的国家,即使提供带薪陪产假,也很少有男性去休。但是莲花公司(Lotus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是个例外,它为新爸爸和养父母提供4周带薪休假。根据《在职母亲》(Working Mothers)杂志的报道,在1994年,305名休家庭假的雇员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是男性,"在美国企业界这个比例异乎寻常地高,"该杂志还说,莲花公司的"先锋文化让男人觉得从工作时间中抽出一部分来照顾孩子很安心。" 即使有休假法律,但是还是有很多雇主并不支持。凯文·努斯曼(Kevin Knussman)是一位工作近20年的马里兰州巡警,他妻子的妊娠费尽周折,在分娩后的康复期间,他申请延长陪产假去照料他们的新宝宝。但是,该州的警局人士处告诉他说,除非他妻子"昏迷或者死亡",他不具备"主要照顾者"的资格。他休完10天假后被召回工作岗位。今年早些时候,努斯曼起诉马里兰州,指出警察局拒绝批假违背了《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 尽管有机构反对,但是越来越多的父亲开始在做出工作决定时将与家人共处的时间摆在了首位。最近对6000多名从事专业和生产工作的雇员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几乎有与女性同样多的男性称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调整,例如拒绝升职、调动、出差或者加班。企业可能开始听到他们的声音并开始回应。另一项调查表明,从长远来看,将家庭摆在工作前面的在职男性和女性挣的钱更多。 有这样一种说法:没有一个人在临死前说他希望他在办公室花更多的时间。许多离婚后再次组建家庭的男性发誓说他们再也不会第二次忽视他们的孩子了。但是,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孩子不是辅助轮,他们没有第二次欢度童年的机会。 越来越多的男性开始承认,有时候家长要做出的选择非常艰难。我丈夫的前内政顾问比尔·盖尔斯顿(Bill Galston)决定他无法将在白宫的工作与他想与儿子共处的时光结合起来。盖尔斯顿是政府努力巩固家庭和支持儿童方面的急先锋,他对自己孩子的义务也非常严肃。他说:"对我来说,当父亲是我一生中最具改造力的体验。没有任何其它事情能比得上。它是让我看世界的棱镜。"他非常努力地把与儿子共处的时间与工作需求整合起来,放学后带儿子去白宫做家庭作业或者与他一起吃饭。但是,当他儿子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没有人为你鼓掌时,打棒球不好玩"后,盖尔斯顿决定放弃他喜欢的工作,重新回去教书。他对我丈夫说:"你可以找人取代我,但是我儿子不能。" 但是,除非我们的文化接受并且鼓励男性成为积极的照顾者,大多数男性不太会全心投入到照顾孩子的工作中去。性别角色的转变很缓慢,我们除了需要立法的改变或进步的企业政策外,还需要做得更多。这是个历史悠久的问题,决不是美国的特殊问题。 在智利的圣地亚哥(Santiago)的一个贫困区,我访问了拉宾塔纳社区中心(La Pintana Community Center),这里提供各种不同的项目来巩固和维持家庭。两对工薪家庭的夫妇向我讲述了他们参加一个专为加强父亲与妻子和孩子的亲密度而设计的项目的经历。两位父亲告诉我他们曾经在下班后与朋友们一起玩,让妻子在家照顾孩子。但是,这个咨询项目帮助他们发现了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时间是多么地珍贵。 如果一个同样对性别角色有着强烈看法的拉丁美洲的文化都在尝试推动父亲角色与所谓的真实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一样具有挑战性和回报性这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也能。或许我们让男性参与育儿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去那样做。 我依然记得当年我父亲刚开始抱我的婴儿弟弟时是那么地小心翼翼、犹豫不决。但是,我弟弟托尼在照顾他的儿子上非常积极,我丈夫也非常热衷于照顾切尔西。他会好几个小时抱着她,为她唱歌,对她讲话。但是他以前从来没有照顾过婴儿,所以我必须适时退后两步,以创造出足够的空间让他发现如何让她感到舒服。我强迫停止自己在他身边盘旋,让他自己学着区别尿湿了的哭声和饿了的哭声,或者学习如何镇定地为她换尿布。 我还必须接受他不会总是以与我同样的方式去照顾切尔西。当切尔西学习翻身的时候,有一天,比尔把她放在我们的床上,诧异地看着她先朝一边翻,接着往另一边翻身。他兴奋地喊我过去看。当我过去时,他满脸严肃地告诉我说,他敢肯定切尔西明白什么是重力。几分钟后,她翻下床,掉到地毯上。她对物理知识的学习到此为止! 我们应该赞赏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父亲,表扬他们是负责的家长,而不是把他们降低到"保姆"或者没有受到良好训练的助手的角色。没有经验可能导致偶尔的意外--比如没有系牢的尿布掉了下来,或者其它一些小小的不便。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常对丈夫们在我们不在家时让孩子做的事摇头。比如睡觉时间被推迟,吃饭堪称一场垃圾食品的盛宴等。但是,比起偶尔的不适、瞌睡和胃痛,孩子与父亲的共处时间所建立起的特殊纽带比更持久。 没有一个人能明确规定家庭应该如何进行劳动分工。这取决于独特的需求和每个人的能力,以及什么最适合整个家庭的利益。我的两位最亲密的朋友展示了两种可行的不同方法。 一位是我从小学就结识的朋友,她有三个孩子。当老大出生时,她放弃了教书的工作。多年来,她的生活跟我母亲的生活很像: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和家庭。现在她最小的孩子已经上初中,她又开始上班。她的丈夫一直是家里挣面包钱的人,但是,他也每天帮助照顾孩子。除了帮助做家务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做"父亲该做的事",比如指导孩子的运动队等。 我的另一个朋友40岁时结婚,45岁时生孩子。她丈夫的工作让他可以在家里工作,于是他就承担了大部分做饭和日常照顾孩子的工作,而她继续她忙碌的、需要经常出差的事业。他们两人对这样的分工感到很自在,他们的儿子也长得很好。他们让我想起了著名法官雪莉·亚伯拉罕森(Shirley Abrahamson)在她接受美国律师协会的颁奖时所说的话。在感谢丈夫对她的支持时,她说他成功地将婚姻和事业结合起来,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问他是如何做到的! 孩子善于们模仿他们看到的东西。当看到爸爸做晚饭或者给婴儿换尿布时,他们长大后也知道照顾人是一个人类特点,而不是女性的专利。当他们看到妈妈换轮胎或者换保险丝,他们就会把解决疑难问题当作一个人类的品质,而不是男性的专长。我们应该留意我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也应该留意我们的行为。 早在男婴和女婴一岁前,成人对待他们的区别就开始体现出来。有调查证实了这种区别:让婴儿穿着纸尿裤或防雪衣,把婴儿的名字告诉照顾他们的成人,那些靠名字断定婴儿性别的成人在照顾他们时就体现出不同的态度。同样一个婴儿,如果成人以为它是个男婴或女婴,就会受到不同的对待。例如,如果婴儿被当成男婴,成人会认为他是因为生气才哭;如果被看作女婴,则认为她的哭是出于害怕。 这些早期的信号在学校里会继续下去。当女孩考试成绩不理想时,大人会说"不要紧,你已经尽力了"这样的话。而男孩子会更容易听到"再努力些,你可以做得更好。"儿童听到并且内化的一个信息是:付出努力后,男孩比女孩更容易成功。他们还知道男孩就是要去冒险,要活跃,并努力独立解决问题,而女孩则意味着面对你不会做的任何事情,你需要成人的帮助。 固定的成见在幼儿园就开始产生影响,那时候孩子容易第一次注意到男孩和女孩在行为和其他方面的区别,并努力定义性别角色。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成人有权威去更正他们从媒体和同邻人那里接收到的信息。我们可以鼓励女孩活跃,让她们穿上舒适、耐穿的衣服好让她们自由活动。我们可以选择超越性别成见的礼物,例如,可以为女孩和男孩买积木。我们可以在安排杂务时提供平等的机会,让女孩在院子里干活,让男孩做家务。 我们还可以留意我们与孩子谈话的方式,去抵消媒体频繁呈现的大量固定成见。我们可以着重询问女孩所做的活动而不是单单评价她们的外表。我们可以鼓励男孩表达他们的感情。我们还可以让他们接触外部世界和家庭为女性和男性提供的各种机会。当切尔西还小的时候,比尔定期带她去州长办公室,他在那儿摆了一张小桌子,堆放着纸和蜡笔,让她在他工作的时候也"工作"。我们需要努力让男孩和女孩们对他们的父母和其他成人在离开家后做些什么有个清晰的概念。 我们应该让孩子了解一些实在又敏感的人物榜样,让他们知道身兼照顾者和成就者的男性和女性能做到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当他们迈入世界时,他们会发现那些努力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实:村庄还要走很长的路去包容他们在职场和家中各种不断变化的角色。 变化从我们每个人开始。尽管有压力,有挫折,但是,母亲和父亲在育儿上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他们得到的乐趣也更多。现在,当他们开始谱写他们自己的成人生活时,他们也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丰富的榜样。 精彩选载结束,欲看全本,请购原书!
举全村之力——孩子是一个平等的就业机会
书名: 举全村之力
作者: [美] 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原作名: It takes a village
译者: 曾桂娥
出版年: 2009年4月
页数: 320
定价: 35.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42629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