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全村之力——孩子出生时没带说明书

在打开生命之绳结的过程中，我们了解生命的真谛。 --吉恩·图玛（Jean Toomer）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费着九牛二虎之力想弄清楚如何进行母乳喂养。我所接受的教育是在得出结论前要向前看，向后看，颠倒着看。我似乎应该有能力弄明白。当我恐慌地看着她时，切尔西的鼻子里开始冒白沫。我以为她要窒息了或者在抽搐。我近乎疯狂，逮到一个铃就使劲按。 一个护士及时出现。她平静地查看完状况后，强忍住笑说："如果你把她的头抬高一点点，像这样，可能会好一点。"当时，切尔西在吃我的奶，但是由于我抱她的姿势很别扭，奶水从她的鼻子里吐了出来！ 跟很多女性一样，我在怀孕期间读了很多书--非常棒的书，上面写满了在婴儿的头几个月和头几年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何保证他们的身体、大脑和性格得到恰当的发展。但是，每个父母很快就会发现，把握抽象的概念与怎么处理你手里的孩子完全是两码事。婴儿出生时并没有附带方便的说明书。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当我和比尔把切尔西从医院带回家不久，她开始歇斯底里地大哭。我们不管做什么都无法止住她的哭嚎，我们也尝试了所有的方法。最后，我把她抱在怀里，低头看着她那哭得扭曲的小脸说："切尔西，这对我们俩都是全新的体验。我以前从来没有当过妈妈，你也从来没有当过宝宝。我们必须互相帮忙来努力做得最好。" 在玛格丽特·米德的经典作品《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中，她讲述了一个即将在她母亲的村子里生孩子的萨摩亚母亲--尽管她一结婚就搬到丈夫的村子居住。准父亲的母亲和姐姐也要到生产现场，亲戚负责照顾新妈妈，她们则帮忙照顾新生儿。他们集体体验为人父母，通过示范该怎么做来帮助他们更轻松地过渡到父母角色中。 在我们美国人的经验中，以前的家庭住得近一些，在怀孕期间和新生儿的头几个月里，亲戚们过来帮忙很方便。那时妇女们主要在家里工作，所以很容易为新妈妈搭把手，帮助她们适应母亲角色。那时的家庭成员也多一些，大点的孩子通常要帮助照顾小点的兄弟姐妹，这个角色也为他们将来为人父母打下基础。 现在，只要付得起钱，我们丝毫不缺乏建议、设备和专家技术。例如，如果母乳喂养有困难，我们有哺乳专家，有最新型的吸奶器，还有数不胜数的相关书籍。但是，我可以证明，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简单的指导。尽管帮助新父母的人力和项目所需的成本低得让人惊讶，但是这样的帮助却极为稀少。我们没有充分地重视本该是我们第一要义的事情：教育人们，使他们成为最好的父母。 教育和赋权的第一步就是为父母提供计划怀孕的方法和鼓励机制，以便父母有体力、财力以及感情上的资源去抚养他们的孩子。国外有正在这样做的榜样。这让我想起我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乡村参观过的一家诊所。 每个月，人们在大树下面的空地上摆上桌子，医生和护士就在那儿坐诊。妇女们带着孩子来检查，来咨询医疗问题或者交换信息。在一块很大的公告牌上写着每个家庭正在使用的计划生育方法，以便妇女们可以比较问题和结果。 这样的诊所以及全国成千上万类似的诊所为人们提供指导，让母亲们在生更多孩子之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已经出生的孩子。他们告诉我，父亲们也受到了这种诊所的影响。他们更容易通过他们为每个孩子提供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孩子数量来判断他们的父母角色是否到位。 这一社区诊所项目是由政府投资的，同时得到了这个国家的妇女组织以及穆斯林领导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它告诉我们，村庄--附近的社区以及大社会--应该如何利用基本资源来帮助每个家庭。我在印度尼西亚看到的对待计划生育的坦诚、公开、实事求是的态度让我能够对比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方法。 在许多西欧国家，对性的公开和避孕减少了计划外怀孕和堕胎的少女和成年女性的人数。相反，世界上超过一亿的妇女还得不到或者没有使用计划生育，要么是因为贫穷，或者是因为没有受教育，或者无法得到照顾。每年进行不安全堕胎手术的女性多达两千万。 1995年10月，当我访问巴西的萨尔瓦多港（Salvador da Bahia）的兹伊拉巴比纳妇产医院(Tsyilla Balbina Maternity Hospital)时我看到了让人震惊的后果。我了解到入院的人中有一半妇女是来生孩子的，而另一半则是由于自行堕胎的痛苦来就医的。 我与该州的州长和卫生部部长会面，他们已经开始了一项为贫困妇女提供计划生育服务的项目。那位部长告诉我说，经济条件优越的妇女已经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 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的国家远远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但是，数据却告诉我们一个不同的事实。每五个十几岁的美国女孩子中有两个在二十岁以前怀孕，每年在美国进行的堕胎就有150万例。许多美国人对于如何安排周末的娱乐活动比对计划生育更热衷，这真是国家的耻辱。让人悲哀的是，由于堕胎的高度政治性，我们的国家没有尽力去推动计划生育的研究，没有提供更多的避孕手段。不无讽刺的是，美国和全球合理的计划生育可以降低合法和非法堕胎的要求，挽救母亲和婴儿的生命。 通常，付出代价的是儿童。当太年轻的父母有了孩子，或者当家庭在无力抚养更多的孩子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增多时，父母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负担和焦虑就会影响孩子。计划生育不仅仅是限制孩子的数量，而是要保护已经出生和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福利。 1994年，在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上起草的《开罗宣言》(Cairo Document)重申："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应该鼓励将堕胎当作计划生育的手段。"它强调"所有夫妇和个人有权自由地、负责任地决定孩子的数量、生育间隔以及生育时间，并且拥有那样做的信息和方法，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男性和女性有权利不受歧视、不受强迫地做出这种最隐私的决定。 一旦妊娠出现，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保证它顺顺当当。 最让人感动的莫过于穿过新生儿监护病房的经历。那儿挤满了过早出生的婴儿--通风机呼呼旋转，人们来去匆匆，新生儿的气味与医院的味道混在一起，那些皮肤皱皱的小人儿身上插着一大堆管子。我曾经在华盛顿、芝加哥、小石城、波士顿、奥克兰、迈阿密等地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病房，所看到的场景总是一样：尽管那些比我的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婴儿还没怎么体验过生活，他们还在挣扎着活下去。 根据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发布的一项调查，美国的婴儿死亡率排名24。这意味着有23个国家（日本名列第一）在保证婴儿活过一岁上比我们做得更好。17个国家在妇女保健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意大利名列第一）。我们不应该对这些结果感到惊讶，因为在美国，接近四分之一的怀孕女性（许多都是少女）很少或者几乎没有产前保健。 我们知道，接受产前保健的女性，尤其是在头三个月接受保健的话，她们生育的孩子更健康，体重正常的婴儿会足月降生，而没有足够的产前保健的女性生出体重少于5.5英磅的孩子（低重儿的定义）的几率则要高出两倍多。没有得到完整的关于饮酒、吸毒、抽烟以及恰当营养的产前保健建议的女性也更容易生出低重儿。1991年，低重儿的比例只有7%，但是占所有死亡婴儿的60%，因为他们比正常体重的婴儿更容易在一周岁前死亡，前者是后者的21倍。不充分产前保健还增加了可预防疾病的几率，比如先天畸形、早期呼吸道感染和学习障碍等。 我们在高科技医疗上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挽救和治疗弱小儿。1988年，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年里，花在一个低重儿身上的资金比正常体重的婴儿的多出15000美元。我们有能力挽救成千上万的婴儿，他们如果早出生几年可能就性命不保，并且我们能帮助更多的婴儿正常发育，这真是现代奇迹。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良好的产前保健和紧急产科服务可能会完全不需要医疗传奇的发生。 对于美国的许多孕妇而言，她们要么得不到产前保健，要么付不起费用。她们住在偏僻的农村地区或者隔离的市中心。他们的雇主不支付保险，她们的家人也没有足够的钱自己买保险。甚至有时候买了保险的家庭都发现他们得不到卫生保健。我遇到过一对夫妇，他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收入有限，于是决定为孩子和养家糊口的父亲买保险，而不管照顾家庭的母亲。当母亲意外怀孕时，他们省下钱支付医院的费用，决定放弃产前检查，并且在生产时不使用麻醉。这种纯属经济原因的决定让母亲和婴儿同陷危险境地。 许多孕妇甚至没有意识到她们需要产前保健。她们可能是否认自己怀孕或者竭力向父母隐瞒的十几岁少女。她们可能没有丈夫、家人、朋友，或者没有其他关心她们、有知识的人去鼓励她们寻求医护，或者至少让她们在怀孕期间停止吸烟、喝酒或服用药物。通常，怀孕让本来就一团糟的女性的生活更复杂，她们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愿意寻找服务，这让她们的婴儿的健康面临更大的风险。 最终，我们女性必须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健康负起责任，但是我们许多人需要来自村庄的帮助和支持。同龄人的压力能起作用。经常有家人和朋友一直提醒孕妇不喝酒、不抽烟，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这种非正式的监督不能替代将所有女性和婴儿的健康视作头等大事的正规体系。 我们能够在一些国家发现正在这样做的村庄，那里的国家卫生体系为所有母亲和婴儿保证产前和产后保健。在一些欧洲国家，例如奥地利和法国，母亲能否得到现金福利与是否定期进行医疗检查挂钩。 尽管我们国家是否会很快引进一套提供或监督产前保健的正规方法还尚存疑虑，但是，我们现在就能够做一些事情，为我们所有人降低医疗费用，为孩子终身的健康做准备。这可以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做起。 在有些州，保健计划、社区团体以及企业已经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激励机制，用于鼓励女性获得产前保健。在阿肯色州，我们召集当地的企业家创办了一本优惠券，分发给怀孕的妇女。这本《宝生日快乐书》（Happy Birthday Baby Book）提供优惠券，在九个月孕期的每一个月和婴儿出生后头六个月内使用。在孕妇每个月产前、产后检查后，保健机构就会让一张优惠券生效，这张优惠券可以免费或低价兑换奶粉、纸尿裤之类的商品。 阿肯色州卫生部通过电视和广播上做广告为公众提供获得该书的免费电话号码。据他们估计，该州70%的孕妇收到了这本书。初步报告显示，参加了优惠券项目的女性生产的低重儿更少。 企业也开始意识到，从长远来看预防保健能够节省成本。许多企业已经开始提供鼓励员工进行产前保健的激励机制。例如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的海格尔服装公司(Haggar Apparel Company)，如果员工在怀孕的头三个月进行产前保健的话，她们在孕期的医疗费全部由公司支付。旧金山的李维斯公司(Levi Strauss)发给每位怀孕的员工100美元现金鼓励她们拨打免费"健康热线"，该热线为打电话的人提供信息和建议，并且帮助她们发现早产危险。 保险公司，尤其是那些提供管理型医疗保健计划的公司花钱让怀孕的女性上健康生活方式课程，提供诸如汽车座椅和尿布服务之类的激励方式去鼓励女性参加婴儿护理培训。其他一些保险公司提供一对一的服务，通过24小时电话让助产士或护师为孕妇服务。 让怀孕的母亲与有经验的母亲通电话或面对面的项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家都希望学习如何做个好家长。 在南卡罗莱纳，"援助母亲项目"(Resource Mothers)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让怀孕少女与住在附近的有经验的母亲结对子。年长些的母亲在婴儿出生前后与年轻的母亲见面，教她们一些基本的技能，例如洗澡、换衣服、喂养等，还为她们演示用语言和肢体与小孩子互动的有效方式。还为怀孕少女提供各种建议，例如孕期各种恶瘾的危害以及孩子安全和发育的相关知识等。 "援助母亲项目"已经在改善婴儿健康和降低虐待儿童上初见成效，因为后者往往是由父母不知道如何处理养育孩子的要求所致。这个项目得到了该州和联邦的母婴健康基金以及美国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的支持。 在德克萨斯的圣安东尼（San Antonio），一项名为"阿旺斯（Avance）"的项目早在1973年就开始教50位母亲一些基本育儿技巧。截止1994年，该项目在圣安东尼、休斯敦（Houston）、里奥格兰德（Rio Grande Valley）等地的墨西哥-美国社区的服务对象已达5000个。阿旺斯项目通过自己的家庭服务中心在公共住房项目、小学的运作，不仅让项目研究生将他们所学到的基本技能传授下去，而且还开设儿童发展、英语培训课程以及职业培训项目等。 阿旺斯项目特别强调帮助年轻的父亲与他们的孩子联系并一直投入感情。它利用家访来监督年轻家庭的进展，当婴儿进入童年早期时还继续保持沟通。年轻父母的积极态度验证了该项目的成功。这些家长认识到作为父母，他们有责任为孩子创造一个更营养、更激励的环境。最近，阿旺斯项目得到德克萨斯州的一笔拨款，让它在今后几年里在达拉斯(Dallas)、柯柏斯克里斯提(Corpus Christi)、埃尔帕索(El Paso)以及拉雷多(Laredo)修建中心。 类似"援助母亲"和阿旺斯这样的项目为父母和婴儿的成功和健康做出很大贡献，同时，医院方面也能努力保证父母回家时已经为当好家长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有一次我在菲律宾访问了位于马尼拉最贫困的地区的一家医院：何塞·法贝拉博士纪念医院(Dr Jose Fabella Memorial Hospital)。在过去的十年里，这家医院一直让新生儿与母亲同处一室，但不是在单独的婴儿室。在妇产病房里，几十位新妈妈躺在床上，与自己的宝宝面对面。妈妈安抚着她们的小宝宝，轻松地待在一起，特殊的亲密感情就此开始建立起来。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来到每一个病床旁，耐心指导新妈妈们如何母乳喂养。当我看到才一两天大小的婴儿噘着嘴巴从杯子里吸奶时，我感到非常惊讶。进行了解后，我才知道医院一旦发现家境贫困的妈妈不能母乳喂养，她们的居住环境不卫生、无法清洗和消毒奶瓶和奶嘴时，他们就开始训练这些妈妈。让她们保持婴儿的水杯干净要容易得多。该医院关闭了婴儿室，用省下的资金另外雇用工作人员来教授基本的喂养技巧。 美国的医院在最近的几十年也做出了一些改变，鼓励父母在医院里就开始照顾婴儿。医院设置待产室和产房。医院允许准爸爸进入房间，并要求他们在准妈妈分娩时待在旁边。大多数提供分娩服务的医院都为新父母开设有关喂养和宝宝护理的基础课程。 医院作为与新生儿父母接触的第一站，自然有机会和责任来帮助婴儿和父母有个良好的开端。每个母亲在离开医院之前，医院必须让母亲有机会询问任何有关正确护理婴儿的问题。医院还可以提供一张钱夹大小的卡片，上面列有婴儿需要的预防接种、何时打、在哪儿打以及接种的费用等，这样的卡片非常有用。他们还可以提供当地收费适中的儿科医生名单。 或许最重要的是，医院应该评估父母-婴儿关系，以确定是否需要提供额外的建议和帮助。这对于少女妈妈尤为重要。夏威夷已经率先开始了这样的项目："健康开始"（Healthy Start），目前每年在该州出生的16000个婴儿中的大部分婴儿都得到这个项目的保护。 健康开始项目的工作人员要求新父母还在医院时就去拜访他们。许多父母同意接受访问，并且对于有人关心他们、愿意跟他们谈话充满感激。工作人员会询问他们对家庭史和目前的境况，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我们要发现儿时受过虐待或忽视的父母，"健康开始项目的创始人之一兼夏威夷家庭压力中心(Hawaii Family Stress Center)的主任盖尔·布里奇(Gail Breakey)解释说，"因为研究表明存在一种代际模式，下一代会模仿上一代。" 如果某个家庭被认为存在危险，健康开始项目会提供一个后续家访者。这位家访人员帮助父母学习他们的孩子的发展需求，并充当他们与其他机构的联络人以确保这个家庭的需求得到了满足，例如婚姻咨询、职业培训以及吸毒治疗等等。在过去的五年里，健康开始项目成功地让接受了后续帮助的3000多个家庭中虐待儿童的比例降低到1%以下，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全国4.7%的比例。健康开始项目现在已经在25个州的社区运作。 "健康开始"项目以双方愿意为基础，但是各州也可以考虑让公共福利或医疗福利与允许家访协议或者参加其它形式的家长教育协议挂钩。 尽管夏威夷的健康开始项目的成功有目共睹，但是它的资金来源不稳定。联邦预算减少后，各州必须自己出资更多，用于预防性的项目的投资更容易让位于监狱、紧急医疗或其它政治支持项目。 有趣的是，所有西方欧洲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家庭健康访视者。英国通过自己的全国卫生机构提供家访的历史已久。当母亲和新生儿从医院回到家里后，当地医院的一位有资质的助产士每天去探访，至少坚持十天。"家庭健康访视者"就是一个完全有资质的护士，他/她通常来自当地的诊所，也可以根据家庭的要求提供电话咨询或家访，可以从宝宝出生到五岁上学为止。 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在怀孕期间住在英国，她很感激家庭探访的做法。在她生孩子之前，她觉得她看的所有书籍会解决她需要了解的一切。并且，她想，如果万一有什么问题，她母亲计划在宝宝出世之前到她家。但是后来，她母亲因病未能成行，我的朋友就只好单独跟自己的新生宝宝待在家。像我一样，她发现尽管她读过的书很有趣，但是根本无法为很多问题提供答案。当探访护士敲她的门时，她一把拉进那位有些受惊的护士，抛出连珠炮似的问题："为什么宝宝睡觉不超过一小时？她会睁开眼睛吗？你觉得她听得见我说话吗？" 我坚决支持家访，不管家访的人是社会工作者，或者某个项目的护士，还是一位周六乘巴士来看她的侄女和新宝宝过得怎么样的阿姨。初为父母的人需要跟人交谈，需要有人能来为他们提供帮助和鼓励。 电子村庄也能为新手父母提供帮助。广播和电视台可以在节目间隙、歌曲和访谈节目的谩骂之间插播婴儿护理小窍门。试想一下在打榜歌曲前十名倒数的间隙你听到这种"你能使用的新闻"："你家有个新宝宝？不要让她在那儿哭得小脸通红。试想一下如果你饿了，尿湿了或者就是不开心了，但没有任何人理睬你，你会怎么样呢？噢，不要那样对待一个小宝宝。她刚刚来到这个世界。让她休息一会儿。现在就去看看她！" 播放育婴常识的录像节目--如何让婴儿打嗝，肥皂弄到眼睛里后怎么办，如何让耳朵发炎的宝宝感到舒服等--可以不停地在医生办公室、诊所、医院、摩托车行或者任何人多并且人们需要等候的地方播放。 当我访问纽约市的南布朗克斯(South Bronx)的高桥社区保健中心(Highbridge Communicare Center)时还见到过另一个有意义的创举，该中心为当地的贫困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高桥为父母提供一个24小时免费的电话号码，通过该号码，他们可以找到医生或护士，他们能提供紧急医疗建议、帮助决定医疗问题是否紧急到要去看急诊或者需要去诊所预约。几个月下来，该热线使去当地医院急诊室的病人数量大大减少。 你能想象在每个社区设置一部热线电话吗？地方医院可以将他们的资源集中起来资助设置一个。如果家长打电话就能解决一个婴儿的问题，而不是冲到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地方--急诊室--寻找帮助，那么就可以避免几个小时的焦虑，并节约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成本。 不管一个新妈妈能得到多少建议和信息，她和宝宝都需要足够的时间从生育中恢复过来，然后才能使用这些建议和信息。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保险公司的做法却是迫使医院让母亲和婴儿尽快出院，越快越好。由于保险公司要千方百计降低成本，所以新妈妈通常在正常分娩后一天、剖腹产后三天就匆匆出院。对于很多女性而言，这个时间根本不够让她们从巨大的体力消耗中恢复，更别提学习如何正确地母乳喂养，或者适应新的睡眠时间以及新生儿带来的其他变化。 我在剖腹产后的头三天里，几乎无法走动。幸运的是，比尔住在医院里照顾我和切尔西。但是，产后五天，我几乎一回到家就又得回去看医生，因为我发高烧，同时还伴有感染的剧痛。 我的一个怀双胞胎的朋友在分娩过程中大出血，必须用全身麻醉，接受紧急剖腹产手术。分娩后，她极度贫血，需要重症监护。尽管如此，她的保险公司说根据医疗清单，他们决定只给付三天住院的费用。最后，因为她的医生在电话里解释说送她回家根本不安全，保险公司才多支付了几天的费用。但是有些医生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被与他们合作的管理型保健公司开除。 另外一个朋友的妻子分娩后有并发症，保险公司支付了她在医院七天的费用。但是保险公司坚持要将她和宝宝分开考虑。当我的朋友被告知那意味着孩子要在三天后离开医院后，他问："你是指望我的孩子走到停车场，然后自己开车回家？" 保险公司声称限制婴儿在医院的时间不仅仅能省钱，还能减少婴儿接触医院细菌的时间。另一方面，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至少需要48小时来评估母亲和新生儿的医疗风险。一般情况下，在头24小时出院的新妈妈和婴儿不会出现并发症。但是，如果婴儿受到感染或者出现其它问题，例如黄疸--如果得不到治疗，可能导致永久性大脑损伤或者死亡，一般在出生后第二天或第三天才变得明显--该怎么办呢？如果新妈妈无法学会正确地进行母乳喂养，这可能导致婴儿脱水或其它严重的问题，又该怎么办？ 1992年，美国美国妇产科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和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发布了一套《围产保健指南》(Guidelines for Perinatal Care)，建议出院时要考虑母婴体格的稳定性，并考虑母亲是否已经学会了很好地喂养婴儿、已经接受了基本护理的指导，并且已经了解如何得到恰当的后续支持和服务。所有这些因素都由照顾母婴的医生和护士决定，而不是支付帐单的会计或者病人自己决定。（分娩后人会感觉昏昏沉沉的，一些母亲可能觉得可以立刻出院，有的则会选择在医院待上几周--如果医院允许的话。） 保险公司指出，大多数新妈妈有获得护士家访的权利，家访护士可以帮助她们出院后发现问题。但是，现实是许多保险公司只为每个病人安排一次家访；其他的公司则仅仅在生产后几天里提供护士的电话咨询。有报告称，有些护士或者家访者根本没出现。 今年早些时候，来自新泽西的一位的名叫多米尼格·A·鲁杰罗(Dominick A. Ruggiero Jr.)的退休运输工人向新泽西立法机关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他的侄女平安度过了孕期和分娩，分娩后28小时就从医院出院。但是到家后，她的宝宝麦卡莲娜(Michelina)突然情况恶化。本来在第二天应该有一位护士来家里访视，但是她没有出现。当家人打电话后他们才知道访视的护士根本没意识到宝宝已经出生。家人又给儿科医生打了几次电话，医生说婴儿只是有轻微的黄疸，不需要检查。这个婴儿只活了两天就因为感染而夭折，这种感染根本不是什么无法治疗的疾病。 部分归功于鲁杰罗的证词，新泽西现在有了法律，确保保险公司为没有并发症分娩的产妇至少给付48小时的住院费用，剖腹产的产妇96小时。马里兰在去年春天通过了类似的法律，国会现在正在考虑一个议案，计划在全国执行这样的做法。这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当时马里兰的州长和立法机关是民主派，新泽西的议案由共和党的立法机关通过、由共和党派的州长签署。未决的国会立法的发起人也来自两个党派。尽管有人会说这样的法律又是无担保的政府干涉的例子，但是，新母亲和婴儿的健康非常重要，值得政府去保护，这一点毋庸置疑。 育儿过程中的惊讶、担心和操劳并不仅限于对婴儿身体健康状况的关心上。情感健康和发展也需要同样的关注。在马尼拉（Manila），我参观过的母婴病房特别重视在孩子一出生就让父母与婴儿接触，这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首次联系。那里的母亲和宝宝让我想起了切尔西在出生后几分钟就被清洗干净，然后递到我和比尔的怀抱里的情形。我们对孩子终生的承诺就从这种最初的接触开始。 和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医院分娩的大多数母亲一样，我母亲每次分娩都使用了全身麻醉。她没有母乳喂养，因为那时候不鼓励这个，她甚至不记得在我出生后第二天、在她能走到婴儿室之前见到过我。她对于迅即接触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但是她完全认同在孩子一岁前建立被心理学家称作"安全依附"的重要性。安全依附是孩子是对温暖、可靠、敏感的照顾的回应，是形成爱和信任的基础。它不是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几分钟、而是最初几周和几个月形成。 深受我们大家喜爱的儿科医生贝瑞·布列兹顿博士（Dr. T. Berry Brazelton）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日本五岛群岛(Goto archipelago)上，一位新妈妈分娩后裹着被子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温暖地与她的宝宝依偎在一起。在那段时间，她只有一个责任--抱着宝宝，给宝宝喂奶。她所有的女性亲戚照顾她。她自己在这点时间也被当作一个孩子，人们也用儿语对她讲话。 就我个人而言，大家不用跟我讲儿语，并且，在被子里躺一个月实在太漫长。但是，我的确欣赏这种仪式对新妈妈最重要的任务的重视和支持：帮助她的孩子至少与一个成人建立一种安全依附。婴儿在第一年里形成的安全依附让他们有安全感和信心，他们需要这种安全感和信心去探索世界，并与其他人发展关爱的关系。 对婴儿需求的最小关注--当他们哭泣时抱起来，当他们饥饿时喂奶，抱抱他们--能够增强他们的大脑和身体所需的积极刺激。迈阿密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最近研究了两组早产儿。两组婴儿都得到最先进的医疗和合适的营养，但是另一组还得到了每天45分钟温柔的充满爱的抚摸。每天得到温暖的抚摸的婴儿体重增加很快，发育得很快，以至于他们比另一组的婴儿早6天回家。（这种简单的身体接触能让他们提前出院，每天还节省了3000美元的医疗费用。） 建立起依附需要温柔、亲密、始终如一的接触，而这都需要时间，还需要尽可能地远离外界压力。面对新生儿的大量要求，新父母越匆忙、受的骚扰越多，他们的耐心就越少。婴儿当然无法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他们父母的压力，可能是婚姻冲突、沮丧或者经济压力。但是我们知道婴儿自己能感受到压力，可能形成无助的感觉，这会导致他们今后的发展问题。 明尼苏达州是研究依附的主要中心之一，那儿的研究人员跟踪了几乎200人，从他们出生开始一直跟踪到二十几岁。他们的发现回应了进行情商研究的科学家的结论：攻击性与缺乏安全依附有关。"要真正了解儿童的暴力，"心理学家艾伦·斯鲁夫(Allan Sroufe)解释说，"你就必须了解为什么大多数儿童和大人不暴力，这与一种联系感或与他人的共情有关系……它形成于儿童的早期关系中，或许在最初几年最为强烈。" 与育儿的其它方面一样，让婴儿建立安全的依附可能不会来得那么自然。除非某个人或某种经验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模式，我们容易按照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我们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起安全依附还算是自然的。不论如何，只要有开放的心态和大量的指导，不管脾气何如，大多数父母可以学会如何更好地与孩子建立联系。 我在耶鲁儿童研究中心观察过的儿童发展专家萨利·普罗旺斯博士具有洞知婴儿不适的细微迹象的天赋，她可以从他们对喂食和怀抱的反应看出来；并且她还有教育父母的天赋，让父母跟她学，以便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记得我站在一个单面玻璃的后面，看她如何应对一个母亲和她一直哭的孩子，那个孩子弓着身子与她保持距离。看上去那小孩似乎要努力挣脱到地上去。我观察普罗旺斯博士如何抚慰婴儿，她对他说话的语气温和但是坚定，抚摸他时也同样温柔，又适当用力。她用简单的语言解释她的做法，例如，她为那个母亲做示范，让她用整只手而不单单是手指抱住孩子，以避免抱他时动作太僵硬。如果更多的母亲能得到那种简单的指导，就能预防许多行为和感情问题的发生。 村庄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让父母有时间去在孩子的最初几周和几个月里创造孩子的幸福。《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是我丈夫就任总统后签署生效的第一部法案，签署于1993年2月5日。该法案允许拥有50人或以上员工的公司的员工最多可以获得12周的假期，用以照顾新生儿、生病的家人或者处理自己严重的健康问题。请假不会让他们丢掉健康福利，也不会丢掉饭碗。尽管病假期间没有薪水，也完全没有涉及更小规模公司的员工，但是，该法案是实现国家承诺的重要的一步：让好员工应该也是家庭的好成员--不仅是孩子出生后、收养孩子，而且还有当孩子、父母或配偶需要他们的时候。 我和丈夫已经听到成百上千的美国人说他们的生活因为这个历史性法案得到了帮助。一位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女儿游览白宫的父亲看到了我丈夫后，要求跟他说几句话。他谢谢我丈夫让他有时间陪他身患白血病、生命垂危的小女儿，同时不用害怕丢掉自己的工作。这是一项真正的"家庭价值"法案。 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允许并鼓励当孩子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就在身边，尤其是在孩子刚出生的头几周和几个月里。孩子出生时没有附带说明书，但是他们确实将如何最好地照顾他们的重大而又紧急的责任交付给了家长。父母之职不是"自然而然就来了"，但是，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它就是如期而至。作为整体的村庄应该让怀孕的准妈妈、新妈妈和新爸爸们分享自己累积的经验和智慧，享用他们所需的资源去应对摆在面前的重要而又激动人心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