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批判[试读]

这是我几年前的一篇命题作文。编辑在约稿信中这样写道： 不少中国大学生对上大学的付出与获益比例表达不满。他们认为，自己投入过多的时间与金钱--四年的学习时间与高昂的学费，但“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中国青年报》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万名受访者中，34%的人后悔读大学，后悔就读大学的人中，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一名汉语言专业的大三学生表示：“所谓的专业其实并不专，公共课要求很多，而且这几年我花在英语上的时间占了一大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古汉语专业对英语有这么高的要求。”另外，这些人觉得后悔的原因包括，“念了四年，出来还是找不到工作”，占39.... 查看全部[ 大学学什么？ ]

我因为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并且写了几本涉及美国高等教育的书，被一些人视为“专家”。一些老同学、亲戚朋友，甚至亲戚朋友的朋友，乃至素不相识的网友，经常在把孩子送到美国读大学时向我咨询，并让我和他们的孩子直接对话。这样我算是和现在这一代大学生有了第一手的接触，渐渐对他们关于教育的观念有所了解。我和他们的对话，特别能反映出中美大学教育不同理念的撞击。所以就不妨从这些对话谈起。 比如，有位孩子在国内上大一时就被交换到美国的一所州立学校读半年书。他来了后喜欢得不得了，于是不想回去，决定申请在这所大学当正式学生。为了这件事情，他托熟人找到我。大家电话聊了一小时。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我选什么专业？”我则问：“... 查看全部[ 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 ]

上节谈了中国最精英的学生一头钻进市场营销这类鸡毛蒜皮的专业中的悲哀，但是我并没有讲人文教育究竟有什么用。其实，这个题目我也没有能力讲。因为人文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太复杂，远非我这么一个见识狭隘的人所能理解。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我的一孔之见。 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历史。这一经验里有两点值得一谈。第一是“没用”，也就是非常不实际。历史不能吃不能喝，为什么要学？第二，美国的法学院据说很喜欢学历史的学生，至少很多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历史专业中有不少想进法学院的学生。不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于为什么法学院喜欢历史学的训练并不太理解。 美国的大学是自由竞争的。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 查看全部[ 历史、文学和精英教育 ]

上节主要从历史教学的角度讨论了精英教育为什么要以“解读生活的文本”为中心，为什么人文学科比实用学科更有助于达到这一目标。接下来讨论的是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为什么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此希望对被严重忽视的“大学语文”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　　记得1979年我刚考进北大中文系时，母亲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她办公室的所有同事对我选择中文系都表示惋惜。理由很简单：北京市前几名的高分，去哪里不可以？学中文有什么用？谁还不会中文？ 如今30年过去，我这个中文系的毕业生似乎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而且自信能够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可惜的是，这并不是因为我得益于中文系的训练。我做学生时是个反对用专业来界定自己的反叛... 查看全部[ 读和写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

上节写完，意犹未尽。索性另开一节补论几句。我的总结是，在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读四年下来，得到的训练竟是不读不写。其实，从个人的观点看，不读不写纯粹怪自己，不该怨学校。毕竟北大提供了当时国内最好的教育条件，校园里的风气很好，社团很活跃。中文系还出了一群作家。更何况课程很容易对付。你有的是闲功夫阅读写作。我讲这些，并不是对北大有多少个人的怨气。 我对北大的批评，主要是教育上的批评。虽然北大给学生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环境，但不读不写毕竟在中文系是主流。至少学校在读写方面没有对学生提出什么要求，也没有提供系统的或者说基本的训练。作为一所大学，当然不能听任学生在校园的宽松环境里自生自灭了。所以，我必须继续我的... 查看全部[ 北大为什么不读不写？ ]

《论语·子罕第九》有这么一段：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这段话向有多解，非常复杂。比如，“九夷”在哪里？是不是在今天的朝鲜？“君子居之”是孔子的自许，还是指已经有君子（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在那里住过，留下了文化传统，所以孔子也想前往？ 不过，这些歧解并非本文讨论的主题。我想到这段话，是因为最近不时收到大学生们的来信。他们因我对中国大学的批判而产生共鸣，说自己在学校受到了垃圾般的教育，纯属浪费青春，问我上大学还有什么意义。这使我突然意识到：这几年，我在教育方面出的几本书中，讨论体制方面的内容很多；但从人生的角度，从大学生的角度讨论如何度过这四年时光的文字很... 查看全部[ “陋室”求学 ]

我1979年进的北大。之后的四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段之一，大概仅次于后来在耶鲁的九年吧。上名校，听起来浪漫。其实，无论从物质上还是学术上，1979年时大学之简陋，很难为现在的大学生所体会。但是，我们很快乐。 有一年除夕，哈佛费正清中心宴请当地研究东亚的学者，我有幸和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馆长郑炯文先生邻席。他听说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读书，马上翘起大拇指：“你们北大还是一流。”我赶忙说：“哪里，哪里，北大最大的问题，就是老觉得自己是一流。”他马上反驳说：“那时我去你们学校，晚上图书馆和教室都占满了，路灯底下到处是专心致志地读书的学生。一看这场面我就服了。我当时别的名校也走了不少，见不到在路灯下看书的。这... 查看全部[ 当年北大之“陋” ]

我说从北大学到了东西，并不是说当时北大的学术比现在强。老实说，除了旁听张广达教授的通史和朱龙华教授的古希腊史外，北大在学术上并没有给我什么。不过，在我看来，大学对学生最大的训练是教他或她怎么当一个“君子”。在这方面，我至少是碰到了皮毛。这也恰恰是被现在的大学教育所遗忘的一个最根本的使命。 我对这里讲的“君子”，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就是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全面发展的人格）。我用英文来定义，是因为中文世界的教育早忘了这一点，没有相应的现代词汇；美国人则天天把这个well-rounded person挂在嘴边。这样的君子所指的，其实就是一种人生的品格：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和意志... 查看全部[ 在北大学当“君子” ]

大概是一年前吧，大学生“淘粪”让媒体很是热闹了一通。我为此写了两篇文章，《大学生：请先淘粪再打高尔夫》和《掏粪乃国学》，都收到本节的附录里，供大家参考。先澄清一个基本事实：当时所谓大学生“淘粪”并非准确的新闻。人家企业招收的是化粪池业务员。但在许多人看来，大学生就不能沾一个“粪”字。我的文章正是针对这种心态而发，指出大学生有些淘粪的经验，比学什么高尔夫对人生要更有意义。文章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后，引起一些愤怒的留言。其中有一条说：“你淘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让我先去淘粪试试的声音响成一片。 我是个城里人，像农民那样淘粪的机会确实不多。但是，如果把“淘粪”定义得宽泛些，我确实淘过，而且一生受益... 查看全部[ “淘粪”教给我了什么？ ]

我在北大读了四年书，一堂讨论班也没有上过。从来没有一位老师上课时突然转向我说：“薛涌，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吗？”没有讨论班，是北大教育的最大缺失之一，其后果也非常严重。... 查看全部[ 讨论班：大学的教学与文化 ]

几年前，一些关于麦肯锡（McKinsey）报告的文章在网上流行。主要内容是说，中国大学生英语不行，比不过印度学生。中国这几年每年的大学毕业生虽然在300万以上，但是能够胜任外企工作的只有十分之一，而印度则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胜任。 麦肯锡是一个独立的国际经济思想库。这个报告，主要是立足于跨国公司的人才需求，并不能作为设计中国教育战略的指针。不过，考虑到中国经济结构的高度国际化、对外资的严重依赖，该报告给中国的教育乃至中国经济的未来还是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可惜，这一警告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充分注意。其中一个原因，是有关文章对该报告的描述，只强调英语一个因素。于是有人说，英语不是中国人的母语，却是... 查看全部[ 英语危机，还是教学危机？ ]

比如，美国的大学，特别强调“讨论班”（seminar）。在研究生教育中（主要是文科，理工科因为实验室的重要因素，不可一概而论），讨论班是主体。我自己在耶鲁硕士、博士读下来，上的全是讨论班，大课一堂没有上过。本科生的讨论班也非常重要。比如各校不仅有大三讨论班，而且许多还设置新生讨论班。即使是上大课，教授讲完后，学生也要分成小组，参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讨论班，每个班人数都控制在十几个。这样保证人人参与讨论。 在这种讨论班中，老师不过是个主持人，不停地提出问题，引导讨论的深化。学生死读书不行，因为很少有人问你书上讲了什么。书是大家都看过的，重复书上的内容等于说废话。大家要看的是，你和其他人读了一样... 查看全部[ 以讨论班为例 ]

这种讨论班，挑战着我们的整个教育观念。几年前我和贺卫方教授就法学院研究生招生考试要博还是要专的问题展开辩论。他因为招生考试太博而罢招，我则说法学院研究生考试完全不必考专业，要考学生的中文、外语和分析等几项基本能力。因为你看看美国的研究院就知道，学生入学前的专业知识基础并不是那么重要，但人家培养人才非常有效率。在那里，关键看你会不会读，会不会写，是否知道如何思想。 最近，贺教授对北大法学院新生讲话，提到这次辩论，在介绍我时，用不无嘲弄的口气说我是个“什么都写”的人。可见，在我们的一些教授（甚至许多和国外接触频繁的教授）看来，“什么都写”显然是不严肃、不深刻的同义词。但是，如果你真到美国大学的讨论... 查看全部[ “什么都写”就是什么都想 ]

到美国前就听说，许多哈佛、耶鲁的教授常说本科生比研究生聪明。为什么？在我看来，本科生没有接受太多专业训练，提问也好，讨论也好，直接立足于生活经验，不太受学科的束缚，所以比较有原创性。研究生专业训练多了以后，容易为学问而学问，多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问、讨论。但专业仅是某些专家对现实的一个简单化的归类。生活中许多活生生的东西给漏掉了。一个学者最珍惜的，就是人家能够直接基于现实的经验，把自己专业分类中漏掉的东西捡回来。从这个角度讲，本科生的问题和看法更加“原始”、未经雕琢；研究生操心专业太多，原创性被学科所驯化，思想被别人给套住，讲出来的话太文绉绉，已经没有那么“生猛”、有活力了。 读柏拉图的《理想国... 查看全部[ 苏格拉底如何培养精英 ]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这话几乎成了“真理”，没有人会反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竟开始闹人荒，而且并不是限于某个特殊部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找不到人干活的现象。 前一段的“民工荒”，实际上证实了笔者在此之前对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预言，只是预言兑现得比笔者预料得快而已。如今另一个领域又出现严重缺人的现象：高级管理层。这一领域的精英白领供给严重不足，可能比“民工荒”对中国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威胁。 一 不久前，英国的《经济学人》从外资的角度就中国的经济人才问题进行了报道。目前外企在中国的投资，每周高达10亿美元。外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么大... 查看全部[ 附录：反思精英白领危机 ]

1979年考上北大，是我一生最大的“优胜记略”。这一“优胜记略”，对比起我考上之前那副没有出息的样，就更显得特别“优胜”了。 我从小不是个好孩子，从来不好好读书，父母说我干什么都是“三分钟热气”，觉得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长大都没有问题，要操心的就是我一个人。记得初中毕业时考物理，当时学校还是文革时代的教学，开卷考试，题目有6道，全是书上的例题。只要你从书中找到那6道题，抄下来，就算100分了。但是，这样的考试，我居然才得60分。因为我从来不看书，不知道例题在哪页。就这么块料，别说考北大，按说根本就不应该上大学。 不过，我那时突然有个男孩子的青春期觉醒，一上高中就知道读书了。我的心理大概和一般... 查看全部[ 从“寡妇班”考上北大 ]

我春风得意地进了北大中文系，心里满得不能再满了。那时还没有商品化的冲击，选专业非常有理想性。理工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物理系，文科录取分数最高的是中文系。再看看系里，77级有陈建功等已经成名的作家，我们班有王友琴这样的高考状元。那时新文学初起，什么朦胧诗、伤痕文学等风起云涌；校园里各种诗社、文学社团也好不热闹。中文系本身就是个明星。一个小破中学里的“小屁孩儿”突然跳到北大中文系，自然有些飘飘然了。 不过，我生命的冲动却出现了变化。当然，我还是在青春期的生理亢奋中，还是把文学看成莫大的感情需要。不过，高中时，我受刚刚开放的社会风气的熏染，开始关心更广泛的问题，几乎每周都往西单跑，对政治突然有了兴趣。... 查看全部[ 在中文系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 ]

前文已经说过，我因为社会和政治意识的觉醒，放弃了文学而想转学历史。在当时，转系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偷偷跑到历史系旁听，见了不少历史系的老师，也接触了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以下观察，当然带着个人兴趣转移后强烈的偏见，抬历史而贬中文。希望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不要介意。 从考分上来看，中文系的学生明显比历史系要高。当时文学专业考分是文科中最高的。没有考上文学专业的学生，如果成绩还在北大录取线内，一般有两个去处。首先是中文系留人，把这些学生转到本系的汉语专业。另有许多学生按第二志愿到了历史系。那些汉语专业的学生挫折感最大。因为他们大多属于“文学青年”，立志写作。可是，汉语专业大概是文科中最抽象、离写作最远的专... 查看全部[ 八十年代北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 ]

我喊了半天学历史，但最终没有潜下心去。在北大的历史训练，最多是通史课的水平。中国通史大致听完，近代史没有听（主要是怕讲成了政治课，当时的中共党史是我必逃的政治课）。世界通史则就听完了古希腊。 我不了解现在的通史怎么上。当时通史课是很重的。比如中国通史要上两年四个学期，还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的近现代史。这样的教育，似乎太呆板了。照我看来，应该缩减通史课时，增加专题史的课时，使学生有更多的选择。这一问题在这里难以讨论。不过，这到底还是形式问题。关键要看什么人来上。如我前文所述，历史系投入到通史课的师资相当精良。两年大课虽然形式单一，质量则很有保障，而且讲得也比较细致，有助于学生打好基本功。历史系不是... 查看全部[ 北大就是个雅典 ]

沉迷于古雅典，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念。这种学习主要是自学。不过，现在我成了以历史为职业的教书匠，专攻中国史。如果在这方面要追溯到大学四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那还是张广达先生。他那时还不满50，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其貌不扬，说话似乎也不那么利落。不过一讲隋唐史，就让人亢奋起来。想想看，那是1980、1981年。一般大学里讲课不上来给你马列一场就不错了。他则十分精要地综合各家，把陈寅恪、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伯希和等各家的观点逐一介绍，讲唐史分析周围民族的互动，特别是中亚政治贸易的发展，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展示。这对于我们这些只知道从农民起义分析历史动力的人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意识的地震。听完他的... 查看全部[ 八十年代北大文史第一人 ]

我如今在大学当老师，对逃课、作弊的事情非常不能容忍，有一次监考，甚至跳到讲台上面，居高临下地观察是否有人偷看，弄得底下的学生面面相觑、互相吐舌头。可是，四分之一多世纪以前我在北大时，却是个逃课大王、作弊大师。不过对这两点，我的内疚都十分有限，甚至还挺得意。 我并非行为不端的学生。相反，在一些老师和同学眼里，我恐怕还属于严肃向学的。甚至有同学预测我未来会成为学者。可是，大家都知道我逃课。室友们也知道我考试偶尔作弊，他们有时还给我一些配合。 为什么要逃课？道理很简单。第一，当时的课不如现在，大多数都是必修，只有到高年级才开始选修。前两年，全班如同一条流水线上的产品。我那时志向不同，希望转学历史，中... 查看全部[ 在北大如何逃课作弊 ]

这个题目，我其实没有资格讲。我只在北大读了四年书，并没有上过清华。虽然毕业后频频去清华，和不少清华学生有过接触，但那毕竟是隔一层。以下讲的，不过是北大的偏见，望清华的同学见谅。 刚刚考上北大，就跑到中学的语文老师叶向忠那里报喜。那时才知道他是建国后北大的第一任党组书记，后来被整到了中学。其实我们准备高考时他已经恢复名誉，可以高就了。但他说我们班上有三个有出息的学生他不能放下不管。等我们一考上大学，他也就从中学出来了。 听到我上了北大，他先是恭喜了我，然后就如数家珍地讲北大和清华的区别：北大松，清华严；北大讲自由，清华讲纪律。一个天才，最好到北大发展，因为学校管你的少，你可以自由发展。清华则不同... 查看全部[ 北大和清华 ]

我说北大的自由式教育优越，其实还是应该就事论事。北大教育是否成功，还要取决于每个人对这种教育环境的利用。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我不妨先讲得，再讲失。当然，这些个人经验，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个人偏见。 北大最大好处是管理比较松。比如政治学习、班级会议，搞得非常少。说是一周一次，其实根本没有。班主任也很少介入学生事务。那时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曹文轩老师。1979年我们进校时，他28岁，大我10岁。而我们班最大的老吴是32岁，另外同是我室友的“二老吴”，乃至班长老贺、高考状元王友琴，大致都和他是同龄人。他和这几个同学，基本是平等相处，不会摆老师的架子。对我们全班，他也明言：“我作为... 查看全部[ 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 ]

还是继续上节的话题。我读大学时期怀抱着通才教育理念。对我来说，本科教育的第一使命是人格的完成，而非具体技能的培养。人要首先成为人，而不是个专业工具。当时中国还非常闭塞，很少有外面的东西可以参照，我更不知道所谓“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人或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说法。达到这样的理念，自然经历了长期的独立思考。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当时的这些理念，和现在我所了解的西方大学的主流教育理念也颇为相合。为此，我还是很自豪的。不过，把这种理念运用在自己身上，则会产生种种问题。 通才教育并非兴之所致地读书，自由之上还必须有一个架构。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选专业到了三年级也不晚，而且选了还可以换... 查看全部[ 通才教育可能吗？ ]

如前所述，文革后的北大，精神上新，学术上浅，思想框架则旧。一般老师在干校、大批判中已经把盛年耽误了，有的回来拣起十几年前的旧货，照本宣科，算是“恢复正常”了；有的精力充沛，希望跟上时代步伐，大讲新诗、美学等等，可惜底气不足，流于赶时髦。比如美学课，场场都爆满，好像不听这种课就错过了北大经验似的。可是现在回想一下从那里学了什么，恐怕大家都说不出来。我是希腊史迷，逢有关古希腊的课就听。那时有门“古希腊罗马美学”很时髦，外号“古希罗”。但跑去听听，除了放几张幻灯片外，空空如也，十分败兴。所幸北大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讲座成风。最热的讲座，一般在办公楼礼堂或者大饭厅，常常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占座，还有为此打架... 查看全部[ 听讲座胜过听课 ]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北大读书时单枪匹马地探索通才教育。这种尝试可谓成败兼半。成功的地方在于我正确地选择了自己的教育目标，打破了专业教育狭隘的框架。我日后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文学之外（我们当年文学79级的同学，现在仍然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是绝对少数），能够适应得比较快，也在于大学期间学得比较宽，做了相当的准备。失败的地方，则主要在操作方面。比如，我明明知道数学应该学，却没有执著地去旁听。其实在这方面，我最大的损失还是英语。 我的英语，在当时是典型的“北大中文系英语”。这里首先声明，我这么说不是在诬蔑中文系同学的英文水平。我已经说过，中文系的师兄师弟、师姐师妹，在美国已经成为终身教授的有一大堆。他们的... 查看全部[ 我的“北大中文系英语” ]

我的英语，则即使在1980年前后的中文系中也算很差的；乃至大学毕业，英语几乎就和没有学过一样，后来对英语甚至有了心理障碍。这说来话长了。我是在1974年升初中。那时正赶上小学从六年制改成五年制。1960年出生的人，六年级毕业就到中学读初一。我们这些1961年生的，如果按五年制小学毕业，正好和上一年级一起进入中学。当时的中学无法容纳突然增加了一倍的新生，所以我们读完小学就留在原来的地坛小学里读初一，号称“戴帽班”，上初二时才去和上一年级的同学在真正的中学会合。 当时正处于“文革”后期，邓小平已经复出。父母这些国家机关的下放干部已经从农村回到北京恢复工作。学校里也早就经过了“复课闹革命”，逐渐恢复... 查看全部[ 英语白卷上北大 ]

进北大后，我先是想当文学青年，后来又想学历史，总之是研究中国，从来没有出国的心思。按当时的要求，英语要上两年公共课，从Ａ、Ｂ、Ｃ开始。我自然也要跟着上。因为学英语缺乏内在动力，加上那时课本还是不脱文革时代的意识形态，编得十分枯燥，我自然也就没有兴趣了，每次上课坐在后排跟着混。当时校园里时髦的是交响乐，各种讲座层出不穷。我每天花大量时间听交响乐作品，脑子里全是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有时上课也欲罢不能。记得有一次英语课我坐在后排，脑子里突然响起了贝多芬，一下子忘情于其中，大概也有些情不自禁的身体动作，至于老师在讲什么早就不知道了。一会儿听到老师愤怒地对班上的同学讲：“有的同学根本不用心学习，回去不做... 查看全部[ 美国人是什么？ ]

当时北大的留学生，其实都是作为“外宾”管理，集中居住在留学生楼，上课也基本上和中国学生分开。我们只有偶尔在几堂古代汉语或古代文学课上碰到几个留学生。比如20世纪8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星期日英语的英籍专家彭文兰女士，就和我们一起上过大课。许多留学生都抱怨，说在中国读书像是被关进了集中营，和中国同学隔绝起来，难以学到中文或了解中国社会。许多人则要求中国同学当他们的室友。学校对这些“外宾”的要求，当然是不敢怠慢的，立即到中国同学中征求“陪住”。也有许多同学对这样的机会趋之若鹜。道理也很简单：第一，一般的学生宿舍六个人一间，狭不容足，公用厕所臭气熏天；留学生宿舍则两个人一间屋，公共厕所也每天打扫得相... 查看全部[ 搬进留学生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