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的起点，我的顶点[试读]

我于19世纪30年代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的科尼市。小城建在广阔的平原上。城市虽然不大，但足以让人们每天24小时都能找到餐厅就餐。父亲的咖啡厅就是为他们提供全天候服务的,父亲为其取名“中央咖啡厅”。咖啡厅与联合太平洋火车站只隔了半个街区。月夜中，它闪亮的霓虹标志向火车站轮班的员工和抵站的旅客示意：不管目的为何，毫无疑问，这些旅客都来到了美国的中心点。正如1733公园游泳池旁的牌匾上所写的那样，科尼市处于波士顿和旧金山的中点处，到两地的距离均为1 733英里。当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就曾在这个公园玩耍过。父亲曾就职于铁路行业。那时，他做的是没人愿做的工作：在冒烟的乘务员专车里洗碗。那里住着内布拉斯加... 查看全部[ 夜月中的灯塔 ]

我父亲名叫乔治•彼得森（George Peterson），这不是他的原名，他的原名是乔治欧斯•彼得罗普洛斯（Georgios Petropoulos），从字面上看，他的姓氏可以译为“彼得的儿子”。在我成长的那些年里，他常告诉我他很后悔改了名字。“我不想让任何人以为我不为自己的民族感到自豪。”他说。不过，他将更重要的东西保留在心中了，那就是他的基本价值观。 父亲出生在一个名为瓦利亚的小镇。小镇很穷，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群山上，他的家庭更是小镇上最穷的家庭之一。根据家族史的记载，他的父亲彼得喜欢在苹果树树荫下睡觉，而不愿去干活。当阳光直射他的双眼，将他弄醒时，他会重新找一处有荫凉的地方睡... 查看全部[ 乔治和维妮夏 ]

事实上，他们结了两次婚。第一次是在7月6日。那天，他们在道奇县法官温特斯廷的办公室里交换了婚姻誓言。这是法律要求的，也是正式的，但除此之外，他们还需要希腊教堂的权威认证。几天之后，一个在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部分地区活动的希腊东正教牧师，在奥马哈忙完之后，抽出时间为我的父母举行了教堂的结婚仪式。在彭尼百货店营业前，母亲的叔叔约翰在商店里划定了一块区域，召集了他的希腊朋友和亲戚。婚礼中，约翰叔叔把维妮夏交给了父亲，而父亲的一个表兄弟则充当伴郎。父亲母亲都为婚礼做了精心打扮，父亲穿着租来的燕尾服，母亲则身着白色婚纱，戴着一个雪纺绸编制的靓丽帽子，她拿着的花束也很漂亮。据说，那是一个喜庆的婚礼，但是... 查看全部[ 组建彼得森家庭 ]

除母亲和布罗斯女士外，父亲对我的照顾很少。随着我越来越懂事，他在我眼中是一个漫不经心、经常不在身边的父亲。一般只能在深夜见到他。有时，如果我在一个工作日早起的话，大概6点钟，我就能看到他要出门上班了。在刚刮完胡子后，他会猛地冲进厨房。他的脸颊泛红，向后梳得整齐的头发依然油光闪闪，穿的是管理中央咖啡厅的制服——黑裤子和白衬衫，领带则卡在衬衫纽扣之间，以防被弄脏，还有就是黑鞋子和白袜子，之所以穿白袜子是基于白袜子不易吸收热量和水分，能使脚更舒服。准备完毕后，他便出门了。出门前，没有拥抱，没有亲吻额头，也没有任何话语，有的只是他走后厨房门的一声轰响。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都会在咖啡厅共进晚餐。即便... 查看全部[ 无处不在的节俭 ]

1934年禁酒令解除的时候，8岁的我开始在咖啡店帮忙。我会站在长柜台前的收银台，负责收钱和找零。刚上手，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工作。处理这些数字，我游刃有余。顾客们常常会瞥一眼我找给他们的钱，寻找那从来不曾找到的错误。 在收银台的成功让我更有底气了。为了使咖啡店顾客不断，父亲创建了一些价格机制，其中有一个规定是，如果顾客提前为下一次用餐付费，就能得到10%的奖励——即顾客提前付5美元的餐券费，就能享有价值55美元的食物。许多餐券放在柜台上的小箱子里，一旦回到收银台上班，我就会主动挑起责任，仔细看看谁的餐券快用完了。有些顾客只要再买个10美分的馅饼就会用完价值55美元的餐券。令他们悲哀的是，当他... 查看全部[ 大萧条时期的小小生意人 ]

少年时期，我做的许多事情都是为了取悦父母。为了取悦父亲，我想证明我能达到他严格的要求。至于母亲，我只想重新获得她的关怀，并让她开心。那时，年纪尚小的我天真地以为我能填补伊莱恩的死给她带来的空白。 从梅约医疗中心回来后，母亲恢复得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她能在厨房找到魔术师般的手感。她是个很棒的面包师。每当我下午放学回家，都有温热的奶油土司、一大锅热巧克力和希腊糕点等着我。奶油土司是她用自制的面包制作的。母亲做的果仁蜜饼或撒上蔗糖粉的杏仁酥饼，令人欲罢不能。她的食婆饼也同样让人着迷，这种饼是用三角形状的薄面团揉在一起，接着进行油炸，然后涂上蜂蜜、坚果和肉桂制作而成的。因为我把取悦母亲当做一件重要的事... 查看全部[ 用心取悦 ]

我对父母的极力讨好有时也是有限度的。他们是美国公民，但又执意忠诚于希腊，包括它的宗教和习俗，这种矛盾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有时我会与他们的意愿相悖。如果把内布拉斯加州比做一珀西片大海，那么科尼市的希腊社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孤岛。这种孤立在许多方面对我造成了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母亲每次让我穿着去上学的衣服。她让我穿她亲手做的蓬松裙子和偏向女装的衬衫，而衬衫的领子上还有褶裥花边。这些多褶边的白色衬衫，配上灯笼裤和黑色漆皮高帮鞋，让我看起来和同学们相隔了好几个世纪。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其他同学都穿着背带裤、牛仔衫和休闲靴，我穿的却是方特勒罗伊小爵爷式的服装。同学们都盯着我看，起初很好奇，而后就掩面... 查看全部[ 我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 ]

对信仰执著的我的父母很难接受一个事实：上帝给了我一双近视且色盲的眼睛。在7年级的时候，我几乎要坐到老师的大腿上，才能看清黑板上的字，连看书也要把头埋进书里。每当去科尼唯一的电影院看电影时，我总是选择前排位置。当小伙伴们要分队玩垒球时，我总是最后一个被挑选，因为我看不清球。冬日午后，当玩大富翁游戏时，我要把身体倾向游戏盘，看我转的骰子所显示的数字。“胡说八道，”当我告诉母亲我眼睛可能有问题的时候，母亲是这么回答的，并且补充说，“我和你父亲的眼睛都是很好的。” 最后，当校医院的护士坚持要我去找个验光师检查时，我照做了。验光师给我镜片，让我看视力检查表。根据我看检查表的清晰度，他不断地给我矫正镜片... 查看全部[ 逐渐清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