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石的起点，我的顶点——无处不在的节俭

除母亲和布罗斯女士外，父亲对我的照顾很少。随着我越来越懂事，他在我眼中是一个漫不经心、经常不在身边的父亲。一般只能在深夜见到他。有时，如果我在一个工作日早起的话，大概6点钟，我就能看到他要出门上班了。在刚刮完胡子后，他会猛地冲进厨房。他的脸颊泛红，向后梳得整齐的头发依然油光闪闪，穿的是管理中央咖啡厅的制服——黑裤子和白衬衫，领带则卡在衬衫纽扣之间，以防被弄脏，还有就是黑鞋子和白袜子，之所以穿白袜子是基于白袜子不易吸收热量和水分，能使脚更舒服。准备完毕后，他便出门了。出门前，没有拥抱，没有亲吻额头，也没有任何话语，有的只是他走后厨房门的一声轰响。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一家都会在咖啡厅共进晚餐。即便在那个时候，父亲也会不停地起身，去招呼客人。星期天，我们都会在家一起吃午饭，但总是很匆忙，一般都在上午11点半吃，这样，父亲就能在中午时赶回咖啡厅。他晚上下班回家时，通常是21点或者更晚。与出门时不同的是，下班后的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后梳的头发变得凌乱，脸上的胡子茬使早上泛红的脸颊显得灰突突的。白袜子也没起到预想的效果，因为他痛苦地站了15个小时。当端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时，他卷起裤脚，用湿布裹住曲张的静脉，并把脚浸泡在一盆加有泻盐的水里。他很少与我们兄弟俩或者母亲交谈（一生中，我从未见他拥抱过母亲）。他不会和我们开玩笑，不会和我们坐在一起读书给我们听，也不会询问我们每天是怎么过的或者我们在学校里都学了些什么。他从不料理家务，例如，他从未修剪过草坪。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我们，而是因为他似乎只懂得通过全身心地投入咖啡厅的工作，通过改善我们的生活和未来，来表达他的爱。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工作狂”。不幸的是，我继承了他只顾工作，而忽视家庭和人际关系的性格倾向。 伊莱恩大约是在1929年12月股票市场崩溃的8个月后去世的。大萧条使得大批职员下岗，工资也大幅下滑，还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当时我还太小，并没注意到这些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农作物堆积、干旱和抵押债务，农业一直处于萧条期，所以看起来科尼可能没有多大变化。猪群牛群照样通过联合太平洋铁路贩运，它们是前往奥马哈牲畜场的不归客。我依然记得当时到处都鼓励节俭，咖啡厅和我家也不例外。使用咖啡厅唯一的洗手间，你会发现父亲贴在手纸架上的标语：“明明一张能擦干，为什么还要用两张。”这并不是一个问句。对我父亲来说，“使用大户”的行为是对他的极大侮辱。 不过起码顾客还是可以自己决定用多少的，而在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在一套严格的规则管理下过日子。父亲制定这些规则，是为了让我们不浪费一丝一毫。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规则是关于每个星期六晚上洗澡的。从来没有规矩如此严格地规定儿童的等级排序。洗澡前，一浴盆冒热气的水被放到我们的小浴室——浴室在冬天通常很阴冷。父亲是第一个进入浴盆的。我猜经历了一天的劳累，一浸入热水后，他会舒服地叹一口气。在他涂着肥皂，冲洗完毕出来后，就轮到母亲了。母亲洗完之后，才轮到我和约翰。我们俩在这被洗过两次、变得微温的水中洗澡。我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体是洗后更干净，还是洗前更干净。整个冬天，客厅一直被关着，里面也没暖气，那间小客房也一样——父亲在客厅中间砌了一道墙，客房就是这么来的。卧室是对客人开放的，他们来得很勤，经常是没打招呼就来。这也算是内布拉斯加州希腊移民的一个习惯，他们都喜欢把移民同胞的家和餐厅当成路边旅店，在那儿免费过夜和享用美食。在我们家，父亲为所有家具都护上了一层塑料保护膜，以此保护这些装饰品，这是父亲的另一项节俭措施，而客人则要学会忍受这一点，但母亲喜欢招呼这些客人，她把他们的来访看做是很好的社交机会。 有些客人待的时间会很长。从学校回来，我就会发现又来了一些父亲的希腊亲戚。他们穿着奇怪的衣服，带着用麻绳捆绑的陈旧手提箱，入住我们的客房。他们会待上几个月，这段时间里，他们会在咖啡馆上班。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用劳力换取食宿和小额工资，这样他们就能在美国有立足之地，也能继续发展，这跟我父亲当年走过的历程一样。不过和那些来临时休息的客人相比，他们是母亲的负担，因为她要为他们收拾、洗衣。如果他们没在咖啡店吃饭的话，母亲还要为他们做饭。父亲说这样能省下工钱。 此外，父亲还节省了同线电话的开销。“同线电话”这个词语激起了我那些孙子、孙女们的兴趣，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指的是三户人家共用的电话线。如果你的共用邻居很爱打听，那么他可以偷听你的谈话。除此以外，我还记得如果有人离开房间不关灯的话，母亲会大叫：“把灯关上！”她明白如果父亲知道这事儿会十分愤怒，并朝她大喊“节俭”。即使在今天，当我离开房间，我也会“把灯关上”。 除手纸使用外，在咖啡厅父亲还有很多节俭措施。为了降低成本，他会去菜市场买隔天的蔬菜和水果，每样东西他都是低价购买。利用这些材料，他烹饪了一些在科尼还算不错的菜肴。他的一些最受顾客青睐的菜肴，比如猪肉卷，都是用隔天卖剩的材料做出来的。肉是他在餐厅厨房里自己切的。在密尔沃基肉类加工厂的工作经验，使他看到一块猪后腰肉就知道这块肉能切成几小块。他会用肉锯和切肉刀把一块25磅的牛肉切成若干片牛排、短肋肉、肥肉、细肉条和骨头。细肉条是为炖煮菜肴和汉堡包准备的，而骨头是熬制老汤用的。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一点儿浪费。 中央咖啡厅的消费价格很实惠，在今天看来非常便宜。最受欢迎的菜肴可能要数“特制热牛肉套餐”了。套餐包括一种开面三明治，底下是一片涂上土豆泥和肉汁的白面包片，面包上是几片烤牛肉、一块馅饼、一杯咖啡，所有的加起来也才30美分。咖啡单独算是5美分一杯，可以无限制续杯。除此之外，炖牛肉、鸡肉炖面条、肝烩洋葱、大豆蹄膀、汉堡包和先前提到的猪肉卷构成了午餐的主菜单。晚餐供应是17点半开始（在科尼，我们的午餐叫“dinner”,而其他地方的午餐叫“lunch”)。用餐的顾客们喜欢吃牛排、排骨、牛肋和烤猪柳。此外，土豆肉汤、通心焗面、四季豆、提前切好的白面包和简单的沙拉都是主要的辅食，接着还有水果派或者冰激凌做点心。饮料的选择依次是咖啡、牛奶、冰茶和水。菜单中没有希腊菜。葡萄叶包饭会让科尼市民感觉匪夷所思，因为他们喜欢未经加工的白米饭和切好的牛肉块。母亲的拿手好菜是果仁蜜饼，由蜂蜜、坚果和薄如威化饼的酥皮面饼调制而成，奶油十足。即便是这一绝活，也不能摆在餐柜上，因为顾客会觉得太奇怪。后来，内布拉斯加州跟随全国潮流，于1934年废除禁酒令。之后，父亲把啤酒列入菜单，但没有添加葡萄酒或烈酒。在禁酒令解除前，许多人都触犯过这条法令，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用我们家后院种的葡萄做葡萄酒，用传统的做法，在地下室的一个盆子里，用脚把葡萄踩碎。 虽然父亲采取了诸多降低成本的措施，但中央咖啡厅仍是科尼唯一一家拥有白色桌布的餐厅。所有的15张桌子都是“四人桌”，也就是每桌能坐4个人。摆在墙边的柜台还能容纳18人。每张餐桌上都有一块桌布、白色的餐巾布和洁净的重型不锈钢餐具。餐厅后面的厨房里有大洗碗槽，专门洗这种餐具。当然，柜台是没有桌布的，但是柜台的顾客同样可以使用餐巾布。这个明显与父亲的“节俭”相悖的措施让餐厅拥有了一种品质感，也使它在科尼显得与众不同。 父亲每天都会改变菜单，这取决于当天他在菜市场能买到什么菜。每天早晨，当享用早餐的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薄饼、华夫饼、咸肉和鸡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双面的迪特表单卷入方形的下层木牌大型打字机，把午餐和晚餐的菜单打出来。伏在打字机上，他很不熟练地用一个手指按键，直到完成菜单，然后把打好的表格放入手动迪特牌复印机的滚筒中，用便宜纸张做原料打印出表格复印件。这些复印件有复印墨水的味道，现在这个味道只有一定年龄的人才回想得起来。打出来的紫色字母像孩子们在地板上堆的木板字一样不整齐，有高的，有低的，还有倾斜的，这一切全归咎于这台过老的打字机。这个奇怪的、墨迹很浅的蓝字菜单与表面上豪华的白色桌布那么不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