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念史稿（卷一）

出生在德国古城科隆的沃格林（1901－1984），上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长大后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攻读的是政治学博士，沃格林喜欢的却是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教授，心目中的偶像则是自由主义思想泰斗韦伯。不过，尽管沃格林后来荣幸地成了凯尔森的助教，却不像一般的自由主义学人那么不开窍。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比施特劳斯早十年拿到洛克斐勒奖学金，到美国走了一圈，回国后即着手教授资格论文……纳粹掌控的奥地利，阻断了身为犹太人的沃格林在德语学界的学术前程。1938年，沃格林流亡美国，次年便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为大学生撰写一部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简明教科书——于是，沃格林便着手撰写《政治观念史》……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的“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还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

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政治观念史》终于没有正式完成，变成了一堆“史稿”，如今英文版编者对将这些“史稿”整理编辑出版仍然感到不安：沃格林生前毕竟悬置了这部“史稿”。

悬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非仅仅是“卷轶过大”，远远超出“两百页”的预定规划，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不合什么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却打破这种现代式的学术规范，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政治、经济一锅煮……让如今的大学教授如何找到自己的专业？仅就这一点来说，整理编辑出版这部“史稿”，对西方学界已经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

翻检一下近百年来我国学界翻译出版的西方“史书”便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哲学史书翻译得最多，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史方面的书就翻译得少得多，史学史、宗教史更等而下之。如此哲学偏好使得我们的大学不断培养出哲学迷狂——然而，仅仅从形而上学史来看待西方思想史，而将文学、史学、宗教要著被排除在外，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畸形的西方思想史形象。

沃格林觉得，即便要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情、又是怎么来的？……悬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在于，沃格林以思想史的方式来展开自己对现代性的探问时思想发生转变，下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象征”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才更为根本。

沃格林重起炉灶，把“史稿”中的材料大量用于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以及其他重要文集——如今我们看到的《政治观念史稿》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不免感到奇怪，其实，此前的材料都变成了《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由此看来，要追溯沃格林究竟如何探究现代性危机的来龙去脉，这部残存的“史稿”仍然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一，且迫在眉睫……提出“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让国朝学界好些少壮学人无名火起：凭什么你才知道真正的西方传统，我们知道的就不是！……的确，要让自己把从前学的那套思想观念谱系置换掉，谁也不舒服。然而，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施特劳斯说得好：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

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将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悬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十年前，当我读到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第一卷时，便起心要组译这部八卷本的大部头“史稿”——当时在香港供职，因部头太大，选题被否。如今，在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的鼎立支持下，八卷本“史稿”的翻译终于落实，谨此向诸位译者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一些常见的西方思想史上的术语的译法，尽管已经通行，其实并不恰切，乘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传统之际，该作订正的最好赶紧订正，因此：“斯多葛”改作“廊下派”、“末世论”改作“终末论“、“诺斯替”改作“灵知派”……等等，特此说明。

出生在德国古城科隆的沃格林（1901－1984），上小学时随家迁居奥地利，长大后就读维也纳大学。虽然攻读的是政治学博士，沃格林喜欢的却是法学，真正师从的老师是自由主义法学大师凯尔森教授，心目中的偶像则是自由主义思想泰斗韦伯。不过，尽管沃格林后来荣幸地成了凯尔森的助教，却不像一般的自由主义学人那么不开窍。

念博士时，沃格林就显得才华横溢，比施特劳斯早十年拿到洛克斐勒奖学金，到美国走了一圈，回国后即着手教授资格论文……纳粹掌控的奥地利，阻断了身为犹太人的沃格林在德语学界的学术前程。1938年，沃格林流亡美国，次年便与一家出版公司签约，为大学生撰写一部相当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简明教科书——于是，沃格林便着手撰写《政治观念史》……出版社和沃格林本人都没想到；本来约好写两百来页的“简史”，沃格林却下笔千页，还觉得没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要事说清楚……

由于外在和内在原因，《政治观念史》终于没有正式完成，变成了一堆“史稿”，如今英文版编者对将这些“史稿”整理编辑出版仍然感到不安：沃格林生前毕竟悬置了这部“史稿”。

悬置“史稿”的外在原因并非仅仅是“卷轶过大”，远远超出“两百页”的预定规划，还因为沃格林的写法不合“学术规范”——不合什么规范？当时（现在同样如此）的“学术规范”是：凡学问要讲究学科划分——哲学史、文学史、宗教史、史学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得分门别类地写，沃格林的“史稿”却打破这种现代式的学术规范，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政治、经济一锅煮……让如今的大学教授如何找到自己的专业？仅就这一点来说，整理编辑出版这部“史稿”，对西方学界已经意义重大，对我们来说同样如此。

翻检一下近百年来我国学界翻译出版的西方“史书”便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哲学史书翻译得最多，相比之下，西方文学史方面的书就翻译得少得多，史学史、宗教史更等而下之。如此哲学偏好使得我们的大学不断培养出哲学迷狂——然而，仅仅从形而上学史来看待西方思想史，而将文学、史学、宗教要著被排除在外，我们得到的不过是一个畸形的西方思想史形象。

沃格林觉得，即便要写大学生教科书，也应该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来写。《政治观念史》的问题意识是：西方的现代性已经走到如此可怕的穷途，但现代性究竟怎么回事情、又是怎么来的？……悬置“史稿”的内在原因在于，沃格林以思想史的方式来展开自己对现代性的探问时思想发生转变，下决心推倒已经成形的“观念史”从头来过：起初，沃格林力图搞清楚西方各历史阶段的主导性观念与生活实在之间的关系，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象征”而非“观念”与生活实在的关系才更为根本。

沃格林重起炉灶，把“史稿”中的材料大量用于后来成为其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秩序与历史》以及其他重要文集——如今我们看到的《政治观念史稿》从“希腊化时期”开始，不免感到奇怪，其实，此前的材料都变成了《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由此看来，要追溯沃格林究竟如何探究现代性危机的来龙去脉，这部残存的“史稿”仍然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

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是我国学界和大学教育的世纪性根本课题之一，且迫在眉睫……提出“重新认识西方大传统”，让国朝学界好些少壮学人无名火起：凭什么你才知道真正的西方传统，我们知道的就不是！……的确，要让自己把从前学的那套思想观念谱系置换掉，谁也不舒服。然而，出生于自由主义思想之家的沃格林的“史稿”不同样（且首先）在冲击西方学界近两百年来的启蒙传统观念？——施特劳斯说得好：思想者的真诚首先在于，随时准备推翻自己的定见从头开始！

除非中国学人已经打算在西方现代性思想中安家并与某个现代或后现代“大师”联姻生育后代，否则，我们就得随时准备从头开始认识西方传统——就此而言，沃格林的这部“史稿”将是我们可能会有的无数次从头开始的诸多契机之一，毕竟，这部被悬置的近两千页“史稿”本身，就是沃格林亲身从头开始的见证。

十年前，当我读到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第一卷时，便起心要组译这部八卷本的大部头“史稿”——当时在香港供职，因部头太大，选题被否。如今，在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的鼎立支持下，八卷本“史稿”的翻译终于落实，谨此向诸位译者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一些常见的西方思想史上的术语的译法，尽管已经通行，其实并不恰切，乘我们重新认识西方传统之际，该作订正的最好赶紧订正，因此：“斯多葛”改作“廊下派”、“末世论”改作“终末论“、“诺斯替”改作“灵知派”……等等，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