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丰子恺[试读]

“小阿倌，给我到新房子里去拾点发火柴来！”李家大妈递给我一只小篮子。我欣然应命，接过小篮子，踮着一双小脚，噔噔噔噔地出后门，穿过梅纱弄，往正在建造的新房子里去拾刨花了。——这是我关于缘缘堂最早的记忆。那一年，我虚龄5岁。以前的事，就依稀仿佛了。 所谓“新房子”，指的是“缘缘堂”。 1932年末缘缘堂开始施工时，爸爸虚龄35岁。爸爸出生于1898年农历九月廿六日，公历11月9日。在造缘缘堂以前，爸爸带着一大家子东迁西搬，用开明书店送的一支红色派克钢笔，写出了二十多本书。1932年，他总算在养家糊口之余，攒够了为自家筑一个安乐窝的钱。1933年春，缘缘堂落成。 爸爸的... 查看全部[ 爸爸总是有胡子的 ]

1933年春，新屋缘缘堂落成了。 关于缘缘堂落成的年代，爸爸在《还我缘缘堂》一文（1938年作）中说“此堂成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也就是1933年。但在1937年9月1日爸爸为天津钟怀柔先生写的自传中，却有这样的话： “三十五岁，即一九三二年秋，缘缘堂成，率妻及子女六人返乡，居之至今。”相差一年的文字中，所记载的缘缘堂落成年代也差了一年。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我觉得爸爸写文犹如作漫画（而不是作工笔画），有时只记一个大概。这种情况我发现过不少。因此，我们只能推测为1932年秋开始建堂，1933年春落成。 拆了平屋改建缘缘堂的期间我们住到哪里去呢？我想，一定仍住老屋。这... 查看全部[ 六年“华屋” ]

爸爸下了决心：宁为流浪者，不当亡国奴！爸爸懂日文，如留下来，不堪设想。他决计带全家逃亡。但往哪儿逃呢？这时石门的邮局已迁到了南圣浜附近，接着又要迁走了。就在这时，爸爸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是他敬重的马一浮先生从桐庐来信关心他的情况。这封信看来起了作用，使茫然不知所措的爸爸有了逃难的方向——去桐庐投奔马先生。 11月20日，族亲丰平玉，我们叫他“平伯”的（就是五爹爹的儿子，丰明珍的爸爸）带了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丙伯”来共商逃往桐庐的事。丙伯是五爹爹的妻子五娘娘的妹妹的儿子，不过是前妻所生。这位丙伯竟是爸爸的私淑者。他家里有船，约定次日派船来接。 当天晚上，爸爸总算开始准备行装。这... 查看全部[ 宁为流亡者 不当亡国奴 ]

爸爸在武汉的事，我不很了解。只知道他们是住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交通路开明书店的仓库二楼。据章桂哥《忆抗战期间的子恺叔》一文中说： 1938年3月到武汉，子恺叔将我和丙潮分别安排到汉口和武昌的开明书店，他只带了陈宝和林先两个女儿在身边…… 当时总政治部第三厅刚建立，爱国的文艺界人士，云集武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敌宣传工作。范寿康先生任第三厅副厅长兼第七处处长，负责对敌宣传工作。他是子恺叔的同学、同事、老朋友，所以子恺叔在武汉的时间虽短，但他除写文章、画画外，还做了大量对敌宣传工作。 据说爸爸到了这里，非常活跃。我印象中的爸爸，一向是穿长袍... 查看全部[ 以五寸不烂之笔抗敌 ]

这次逃难比以前困难的一点是我们家属分居两地。爸爸必须先设法叫我们思恩的人来到傍公路的德胜镇，等他们从宜山雇车经德胜载我们。那时通讯远非现在可比。我不记得爸爸给谁打了长途电话通知我们，那时一般私人家是没有电话的呀。反正我们连夜准备行装，打好铺盖，等待次日一早出发。 说起打铺盖，对我们孩子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大人们先把一大块油布放在地上，然后一条条被褥平铺上去，那时我们就可以脱了鞋子到上面去打几个滚。大人们自然要喝住我们。然后他们把油布从左右向内折一下，再从头上往前卷。这时我们也可上前去“帮助”，其实是越帮越忙。 全靠爸爸的朋友吴载之的帮助，次日雇了两顶“滑竿”，给外婆和怀抱... 查看全部[ “艺术的逃难” ]

杭州本来就是爸爸的第二故乡。我们先到素食处功德林的旅馆部下榻。后来搬到招贤寺住了一段时期。 招贤寺位在里西湖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路）上。那里的路面打了一个小弯。拐弯处有一片废墟，围着一圈墙。人们都称这地方叫“大礼堂”。招贤寺就在大礼堂的东隔壁。 爸爸买了一架“蔡司”牌相机给我，这牌子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我后来就用这相机替爸爸拍了很多照片。我拍照技术差，不过总算给爸爸留下了一些纪念。第一卷内拍的就是招贤寺内的人像。有一天我和爸爸都在走廊内。 “爸爸，你别动，我给你拍一张照！” 爸爸一听说要拍照，不知为什么马上举起双手，作了一个“仰天长啸”的姿势。不明真相的人，... 查看全部[ 湖畔小屋 ]

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锡琛）先生要去台湾看看开明的台湾分店，约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从艺专毕业，章先生也是带家属同行的，于是爸爸就带了我于1948年9月8日离开杭州，是爸爸的好友《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舒国华先生的小汽车送我们上火车站的。那时，大陆政治日渐腐败：横征暴敛，贪污舞弊，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家里几乎每天都要为开门七件事费尽心机。家里人多事杂，不胜烦恼。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刚收复不久的宝岛台湾，是否宜于安家。当然还打算在台湾开个画展，以补贴天天涨价的昂贵的油盐柴米的开支。我们在上海会合了章先生一家。 此次台湾之行，后来曾被人误解以为他怕解放才“逃”到台湾去，真是无稽之谈。... 查看全部[ 在台湾56天 ]

爸爸稿费收入多起来，口袋里的钱又要“哇哇叫”了。爸爸想另外“顶”一处环境较好的房子。爸爸和宝姐商量，宝姐问爸爸顶房子要多少钱，钱是否已有准备。爸爸支吾说： “顶费6千块钱……” “那你是否拿得出？”宝姐知道爸爸在钱的事上不会打算，17年前，次日要逃难了还没准备好钱，全靠子女们把压岁钱凑起来才够开支。爸爸说： “我可以借内债。一吟有稿费，你妈妈有私房钱，还有华瞻，在美国待了几年回来，总有点钱吧。” 宝姐听爸爸说是要东借西凑，便反对顶房子。 爸爸不大开心地对我说： “你宝姐反对我顶房。她一向是个做事稳健的人。我还是想顶。” 作为... 查看全部[ 日月楼中日月长 ]

1962年1月18日，爸爸受照顾，以450元买到了我家第一台电视机。那时的电视机是黑白的、电子管的，很庞大。而且不像现在这样买来就可以看，必须去电视台接受“培训”。我去了。在一个厅里坐满了人。上面的教师教我们如何开机，如何调水平同步和垂直同步等等。 电视机拿到我们家后，家里的人多么兴奋啊！以前，隔壁91号的“小弟”为我装了一台十分庞大的录音机，我们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以前认为“话出如风，怎能追回”。可如今就是能追回，让自己再听一遍。真神秘啊！故乡来的亲戚听了自己的声音，更是觉得神奇。笑声充满了日月楼。 如今又有了一台电视机，不仅能听，还能看——可不是看自己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 查看全部[ 我家第一台电视机 ]

我已算不清在整个“文革”时期爸爸挨了多少次批斗，因为次数实在太多了，数也数不清。况且有的批斗他从来不告诉我们，我只是后来听别人说的。 上海文艺界的四大领导——作协的巴金，音协的贺绿汀，剧协的周信芳，美协的丰子恺，到后来都是上海“十大重点批斗对象”。爸爸不该当美协主席和画院院长。在家赋闲，也许会好些。不！恐怕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写的文章太多了，画的画就更多。画院里画山水画的画师，不也都在挨批斗吗。山水画里挑得出什么骨头；爸爸的画和文章里可挑的骨头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如果放在里弄里批斗，说不定会更糟。 画院逼着爸爸“彻底”交代，否则要开群众大会——那一次使我家特别紧张。爸爸自己呢... 查看全部[ 无穷尽的批斗 ]

1967年的仲夏，那时画院分“红旗派”和“斩阎王”两派。“斩阎王”要斗丰子恺，“红旗派”就把他藏到漕溪北路当时的美术学校（就是学生曾来抄过我们家的那个学校）里关起来，美其名日“隔离审查”。有时还把他临时转移到对面的电影制片厂去。爸爸犹如他们的猎物，只得任其摆布。 画院的邵洛羊先生也被关在同一间房里。爸爸去世后，我也访问了邵先生，知道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在1979年6月28日爸爸的冤案得到所谓“平反”，骨灰被安放到龙华革命公墓后的7月11日和12日，在上海的《新民晚报》上连载了邵洛阳先生的一篇长文《挑灯风雨夜，往事从头说》。邵先生在该文中介绍了老院长丰子恺的生平后，提到了他们两人关在一起... 查看全部[ “隔离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