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下了决心：宁为流浪者，不当亡国奴！爸爸懂日文，如留下来，不堪设想。他决计带全家逃亡。但往哪儿逃呢？这时石门的邮局已迁到了南圣浜附近，接着又要迁走了。就在这时，爸爸收到了最后一封信，是他敬重的马一浮先生从桐庐来信关心他的情况。这封信看来起了作用，使茫然不知所措的爸爸有了逃难的方向——去桐庐投奔马先生。 11月20日，族亲丰平玉，我们叫他“平伯”的（就是五爹爹的儿子，丰明珍的爸爸）带了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丙伯”来共商逃往桐庐的事。丙伯是五爹爹的妻子五娘娘的妹妹的儿子，不过是前妻所生。这位丙伯竟是爸爸的私淑者。他家里有船，约定次日派船来接。 当天晚上，爸爸总算开始准备行装。这么多书是带不了啦。只能选几本重要的。铺盖衣服是必须带的。还有……啊呀，还有钱，那可是出门最重要的。爸爸在《辞缘缘堂》一文中说： 这晚上检点行物，发现走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准备：除了几张用不得的公司银行存票外，家里所余的只有数十元现款，奈何奈何！六个孩子说：“我们有。”他们把每年生日我所送给的红纸包通通打开，凑得四百余元。其中有数十元硬币，我嫌笨重，给了雪雪。其余钞票共得四百元。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我每逢儿童生日，送他一个红纸包，上写“长命康乐”四个字，内封银数如其岁数。他们得了，照例不拆。不料今日一齐拆开，充作逃难之费！又不料积成了这样可观的一个数目！我真糊涂：家累如此，时局如彼，余不趁早领出些存款以备万一，直待仓皇出走时才计议及此。幸有这笔意外之款，维持了逃难初步，侥幸之至！平生有轻财之习，这种侥幸势将长养我这习性，永不肯改了。 次日，值得纪念的1937年11月21日，上午染坊店的阿康师傅从石门镇奔来，说缘缘堂门口已架了机枪，木场桥堍摆起了大炮，听说桐乡已经开火了。（阿康后来在梅纱弄里碰着日寇，被刺死于刺刀之下。）大人们整理了行物，凡不易带而且可以不用的，通通分送了村人，只带两担铺盖、一只箱子。下午，丙伯的船开到。我家除父母和六子女外，加上满娘和外婆，共十人。平伯同行。还有染坊店的章桂，爸爸喜其年轻干练，征得他本人和他父亲的同意，也一起走。我事后听章桂哥说，他爸爸给他20元供逃亡用。那时候20元是个大数目，难为老人家省出来给儿子。章桂哥把它珍藏在鞋底。可是一路奔波，竟把这来之不易的20元踩成了模糊不清的碎屑。 怀着痛心的惜别情绪，我们离开了南圣浜，往四五公里以外丙伯的家乡悦鸿村进发，开始了行程数千里、长达九年的流亡生活。 那时我们几个孩子什么也不懂，只觉得很好玩：经常换地方，看到新鲜的东西，美丽的风景。一路生活虽然苦些，但小孩似乎适应性强，不在乎。 在潇潇暮雨中，傍晚船到了悦鸿村。这么多人都在丙伯家吃晚饭。丙伯的父亲有两个都已成家的儿子，决定留下长子一家，让丙伯一家三口跟我们走。那天我们这么多人竟还在他家睡了几小时。半夜起身，丙婶妈把钞票缝在孩子的棉衣领里、背心里和袖子里了。他家又为我们办了两桌半夜饭，15人匆匆上船。 之所以半夜开船，当然是为了安全。但天总是要亮的，而且这一天偏偏大晴。北方传来隆隆之声。担心敌机来扫射，上午就在一棵大树下停泊了。我们上岸走走。岸上有一座白云庵，庵里一位老太太正在灶间里煮芋艿。爸爸给她些钱，托她煮了一些芋艿作为早饭充饥。 前面那首逃难诗，中间记不起来，后面又记起了一段： ……幸遇张连长。…… 平伯丙伯来，逃难共商量。 忙派超三伯，送信×××。…… 船到悦鸿村，半夜闹一场。 松下房栊静，满室×月光。…… 连夜×点心，忙碌到五更。 鸡蛋一大篮，粽子十八双。…… 庵里吃芋艿，濮院炮声响。 我们吃那芋艿，觉得比什么都香。下午不得不上了船，继续往塘栖进发。路上碰到对面开来的兵船拉伕。虽然是自己国家的兵，我们也吓得要命。丙伯船的一个小名叫“丫头”的摇船壮汉被他们硬拉了去，说好摇30里放他回来。爸爸觉得对不起“丫头”，便和他约定在塘栖等他。船继续往前开。 后来据章桂哥说，船到新市，爸爸想出个好主意，上岸去买了一套军装，还是有斜拉皮带的，让20岁的章桂哥穿上，站在船头。这一招还真管用。前面来的兵船见有“长官”站在船头，谁敢再来拉伕。两船匆匆而过，也看不清这个“长官”是没肩章的。这一路到塘栖都平安无事。可是到了塘栖，看见所有的商店都变成了兵营。我们不敢在这里等“丫头”，只能往前开了。爸爸觉得对不起“丫头”，请船人带去加倍的工资给他。可是谁又知道“丫头”终于是否能回到家里？！ 半夜，船到杭州的拱宸桥。大家肚子饿了，船上可以煮饭，但有饭没菜。幸亏丙婶妈在枕头里装满了一袋青烘豆。于是用青烘豆加了船上的酱油下饭，吃得津津有味。“饥者易为食”，但青烘豆浸酱油其实本来就是一道美味的菜肴。如今，每到秋间毛豆出地时，我就能从故乡弄到青烘豆，隔天浸好酱油，吃起来较软，就像“酱豆”一样。“酱豆”现早已失传。但我自制的酱油浸烘豆，不仅成为我自己的美味粥菜，亲友们知道后也都纷纷仿效。谁又知道这办法竟源出于逃难时拱宸桥的一顿半夜饭！ 爸爸吃了半夜饭，上岸打听，形势已很紧张，桐乡的日寇正在杀人放火。汽车哪里叫得着！只能步行。要步行，必须再一次精简行李。这么多人本来就只带了两担铺盖、一只皮箱。再怎么精简呀？但现在精简出来的东西还可以交船人带回悦鸿村，不致抛弃路旁。于是，大人们动起手来。从皮箱里拣出了一些必需品，把皮箱交给了摇船的人带回去。爸爸叫大家再睡一会，以便次日赶路。自己却睡不着。他在《桐庐负暄》一文中写道： 我想起了包裹里还有一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月前在缘缘堂时根据了此书而作《漫画日本侵华史》的草稿。我觉得这东西有危险性。万一明天早晨敌人追上了我，搜出这东西，船里的人都没命。我自己一死是应得的，其他的老幼十余人何辜？想到这里，睡梦中仿佛看见了魔鬼群的姿态和修罗场的状况，突然惊醒，暗中伸手向包裹中摸索，把那书和那画稿拉出来，用电筒验明正身，“东”的一声，似乎一拳打在我的心上，疼痛不已。我从来没有抛弃自己的画稿。这曾经我几番的考证、几番的构图、几番的推敲，不知堆积着多少心血，如今尽付东流了！但愿它顺流而东，流到我的故乡，生根在缘缘堂畔的木场桥边，一部分化作无数鱼雷，驱逐一切妖魔；一部分开作无数自由花，重新妆点江南的佳丽。我坐着蒙眬就睡，但听见船舱里的孩子们叫喊。有的说胸部压痛了，有的说脚扯不出了，有的哭着说没处睡觉。他们也是坐着互相枕藉而就睡的，这时吃不消而叫喊了。满哥被他们喊醒，略为安排，同时如泣如诉地叫道：“这群孩子生得命苦！”其声调极有类于曼殊大师受戒时赞礼僧所发的“悲紧”之声，在后半夜的荒寂的水面上散布了无限的阴气。我又不能入睡了。 清晨五点，大家带了精选的两担行李上岸。好容易找到两个人挑了。轻物由各人手提。还有两个被包，包内有两条最上等的丝绵被和几件较新的衣服，再也带不动，爸爸擅自把它们放弃在船里了。以后每逢冬天就惋惜，妈妈甚至埋怨爸爸太孟浪，蛮好再努力去找第三个挑夫的。但爸爸肩负着一家和亲戚十余口的存亡，但求平安无事，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事后得知丙伯家在地方沦陷后又遭盗劫，我们寄存的东西都被抢走，交船户带回的东西等于抛弃路旁。大家就更惋惜。 拱宸桥离六和塔有30里。15人中有13人能走。丙伯的3岁的儿子传农走不动，由丙伯背着。我外婆那时快70岁了，又是缠小脚的，哪里走得动。爸爸出重金请我们船上一个名叫“阿芳”的壮汉背她。但没走多少路，外婆说她的胸部贴在阿芳背上喘不过气来。幸亏平伯找到了一乘轿子，当然是出重价的，抬了外婆走，这才解决了问题。 我那时虚龄9岁，走15公里路还是第一次。实在走不动时，章桂哥背背我。但主要靠自己。我一路只晓得跟着大人走，甚至此行的目的地是何方也一无所知。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研究爸爸的生平和创作时，找到爸爸的轶文《桐庐负暄》后，才知他在南圣浜举棋未定时，起初曾考虑过去祖籍地汤溪。他在《桐庐负暄》一文开头处是这样说的： 中华民国二十六(1937)年十一月下旬。当此际，沪杭铁路一带，千百年来素称为繁华富庶、文雅风流的江南佳丽之地，充满了硫磺气、炸药气、厉气和杀气，书卷气与艺术香早已隐去。我们缺乏精神的空气，不能再在这里生存了。我家有老幼十口，又随伴乡亲四人，一旦被迫而脱离故居，茫茫人世，不知投奔哪里是好。曾经打主意：回老家去。我们的老家，是浙江汤溪。地在金华相近，离石门湾约三四百里。明末清初，我们这一支从汤溪迁居石门湾。三百余年之后，几乎忘记了自己的源流。直到二十年前，我在东京遇见汤溪丰惠恩族兄，相与考查族谱，方才确知我们的老家是汤溪。据说在汤溪有丰姓的数百家，自成一村，皆业农。惠恩是其特例。我初闻此消息，即想象这汤溪丰村是桃花源一样的去处。……心中便起了出尘之念，想率妻子邑人投奔此绝境，不复出焉。但终于不敢遂行。因为我只认得惠恩，并未到过老家。……今我全无介绍，贸然投奔丰村，得不为父老所疑？即使不被疑，而那里果然是我想象的桃花源，也恐怕我们这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一时不能参加他们的生活。这一大群不速之客终难久居。因此回老家的主意终归打消。正在走投无路而炮火逼近我身的时候，忽然接到马湛翁（吟按：即马一浮）先生的信。内言先生已由杭迁桐庐，住迎薰坊13号，并询石门湾近况如何，可否安居。外附油印近作五古《将避兵桐庐留别杭州诸友》一首。这封信和这首诗带来了一种芬芳之气，散布在将死的石门湾市空，把硫磺气、炸药气、厉气、杀气都消解了。数月来不得呼吸精神的空气而窒息待毙的我，至此方得抽一口大气。我决定向空气新鲜的地方走。于是决定先赴杭州，再走桐庐。这时候，离石门湾失守只有三十余小时，一路死气沉沉，难关重重。我们一群老弱，险些儿转乎沟壑。幸得安抵桐庐，又得亲近善知识，负暄谈义。可谓不幸中之大幸。其经过不可以不记录。 我这才知道，爸爸如此趋之若鹜去投奔的马一浮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儒学家。马先生是弘一大师在俗时介绍爸爸认识的。虽然马先生比弘一大师小两岁，但马先生饱读诗书，过目成诵，弘一大师很敬仰他。弘公曾对我爸爸说：“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爸爸带领我们前去投奔的正是这位圣人。 且说我们走到南山路上，空袭警报忽然响起。我们一行16人走得快慢不同，前后望不见，只好各自躲避。飞机来了，丢了炸弹，据说是炸钱江大桥，那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幸而大家无恙。下午约两点，居然会聚于六和塔下。 江边船只全被封存，汽车也派作军用。正在为难之时，天又下起雨来。只得暂进小茶馆避雨。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三个小时。爸爸在这段时间内，为寻觅去桐庐的船，饱受焦灼、狼狈和屈辱的滋味。茶店老板企图提供我们一只敲竹杠的船而未得逞，就要赶走我们。爸爸答允付他加倍茶钱，他仍不同意。种种威吓欺骗、趁火打劫、冷嘲热讽，使爸爸永记在心，难以忘却。终于找到了一只船，爸爸来接我们时进茶店去付茶钱，看见茶店老板的棉袄非常褴褛，却又同情起他来，认为他的不仁大约是贫困所迫。 说起这只船，也是运气好。爸爸和平伯、章桂哥他们遇到了一位好心肠的姓赵的巡官。了解到我们有老有小一大帮人行路难，便从省警察局封存的船只中让出一只，送我们到桐庐。那船夫是富阳人，去桐庐顺便，所以很高兴。 我们上船后又遇到两个小插曲。有一个兵士把阿芳拉了去挑担，说是就放他回来；而我们的船头忽然跳上一个军人来，说声“借一借”，马上把船撑开了。幸而这两件事都只是一场虚惊。那军人只是借我们的船摆一个渡，摆到一艘大轮船上去取了东西回来就放我们走了。而且他还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说是平望我军大胜，敌人死伤无数，他们无论如何打不到杭州。我们一船人都拍手称快。回到岸边，阿芳也放回来了。大家又拍手欢迎他。连忙开船。爸爸只有到这时候才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 晚饭我们用茶店门口买的油炸粽子充饥。饥者易为食，这粽子特别好吃。吃饱了粽子，我们便进入梦乡，只有船夫一人在辛苦地为我们一船难民撑船。岂知船夫竟打起坏主意来。 船停下来了。船夫问平伯：到桐庐给多少钱？平伯说：讲好的25元，已付15元。船夫却一口咬定说那15元是给介绍船给我们的那个警察的。他竟罢起工来，独自上岸去了。爸爸怒斥船夫，平伯阻止了他。在这种时候，书生就不如机智的生意人了。平伯低声下气地对船夫说好话，船夫却说他撑不动了，还是平伯有办法，他也走上岸去，扶着一棵小树，和船夫谈判起来。终于谈判成功：六和塔下付的15元作废，到桐庐后再付他45元。平伯满口好话，陪了船夫一起下船。 平伯悄悄地告诉爸爸说刚才已在小树上用草柴做好记号，以便以后对付。爸爸是富有恻隐之心的。他竟然可怜起这船夫来。是啊，这船夫哪里比得上如今那些坏人。他敲诈竟不要求交现钱，相信平伯到桐庐后会践约付45元。爸爸说“盗亦有道”，为维护这一线“信义”，爸爸竟想履行条约，到桐庐时真的付他45元。但平伯定要惩罚他。次日，平伯坐在船头上考虑了一阵子，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我有办法，到桐庐发表。” 次日晨，船到富阳，大家肚饥，上岸吃早餐，美味之极，连素不吃肉的爸爸看了我们的肉馒头也感受到它的广告力。怕兵要拉船，匆匆回船，继续进发。晚上十点半抵桐庐。旅馆里住满了兵。爸爸只得带了我们十数人投奔迎薰坊13号马一浮先生家。战前在杭州，住在马先生家附近时，爸爸难得去访问他，而且选择阴雨天气，以免打搅他的诗兴游兴。访问回来，似乎吸了一次新鲜空气。这次在半夜造访，自觉狼狈失礼之至。但马先生竟邀请我们一船难民全部住在他家！事出无奈，我们只得像侵略军一样占领了他家一楼一厢。而且在他家客厅里演了一幕丑剧。 桐庐县政府为卫护马先生，在他宅门外安置了卫兵。那船夫一见卫兵，心就慌了。人和行李全部进了马先生家之后，他等候收取45元，这时，在荒郊低声下气的平伯忽然满脸溅朱，一把抓住他的胸部，骂他半夜敲诈良民，要拉他到警察局去。船夫那短小的破棉袄被他使劲一拉，半件缩了上来，露出裤腰和肉体。大人们上前劝解，平伯才放手，转身向马先生申诉。船夫在进马先生家时心里本来就有点慌，这时连忙跪倒在地，赌咒发誓。最后平伯才答应不送他去警察局了，照旧付了他10元钱了事。我想，爸爸这时心中可能又在同情那船夫了。他又会说：我“不见诸恶，只见众苦”。 关于这一段情节，在逃难打油诗里我们只记得以下几句： 平伯先讨饶，好话几千声。（吟按：‘声’念‘商’音。）…… 船到桐庐后，寻着马先生。（吟按：‘生’念‘商’音。）…… 平伯怒气冲，当厅倒扳账。船老大哀哭，××打圆场。 这天晚上，我们几个孩子因为没有垫被，半夜喊冷，惊动了爸爸。次日他就上街买来垫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