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中国[试读]

二里头，本是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和中国千千万万个村落名一样，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但就在她的身后，在绿油油的麦田下，却隐藏着3000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的历史，这段历史也被其后人遗忘了3000多年，直到50年前她进入了考古工作者的视野，才从此跻身于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殿堂。我们也由此知道，在数千年华夏史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这里产生了最早的“中国”。... 查看全部[ 引子 ]

做学问最讲究概念的准确。要讲清楚最早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先要与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中国”一词的来龙去脉。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又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A；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 查看全部[ 什么是“中国”？ ]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级的重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就有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曾祭告上天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欲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望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周本纪》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引用周公的话，认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史... 查看全部[ 西周金文把最早的“中国”指向洛阳盆地 ]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的文明社会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王朝”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在广袤的黄河、长江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为“龙山时代”（约相当于公元前3000～2000年左右）。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这些小的社会组织在古文献中被称为“万邦”（如《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或“万国”（如《左传·哀公七年》：“禹... 查看全部[ “满天星斗”的英雄时代 ]

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众多小的政治实体并存竞争的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也有人称为“古国时代”、“万邦”时期等等，意思大致相近，指的都是“小国寡民”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体因兼并而从多到少乃至归一，而中心王朝的统治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史载禹时万国，周初三千，春秋八百，战国七雄，至秦汉一统为帝国。与社会组织--国家的由多变少相对应，其权力中心--都邑则由小变大，有一个从中心聚落到小国之都、王国之都直至膨胀为帝国之都的过程。 其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王国... 查看全部[ 文明时代的三大台阶：邦国、王国与帝国 ]

随着二里头都邑与二里头文化的崛起，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时期进入了“一体的王朝”时期。龙山时代并存共立、光灿一时的各区域文化先后走向衰败或停滞，与其后高度繁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反差。我们称其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断裂”现象在中原腹地的嵩山周围虽然也存在但却不甚明显，二里头文化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发展，最后以全新的面貌横空出世，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核心文化--王朝文化。这匹一鸣惊人的黑马的出现，就此改变了东亚大陆的文化格局。 当然，这并不是说“满天星斗”般的多中心状况就此宣告终结，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呈现出多元的文化态势。但二里头... 查看全部[ “中国”诞生于二里头时代 ]

我们不妨先列举二里头遗址的若干重要发现，从中可以窥知它作为王朝都邑的高度发达与复杂程度，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里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 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 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 最早的具有明确城市规划的大型都邑 此外，大型“四合院”建筑、玉质礼器、各类龙形象文物、白陶和原始瓷的发现，以及骨卜的习俗、鼎鬲文化的合流等等，都是“中国”元素的大汇聚。 东亚最早的“核心文化” 与早于它的众多的史前... 查看全部[ “华夏第一王都”的中国之最 ]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最早的三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华夏民族告别史前孩提时代的成丁礼，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一民族的久远记忆，却因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黯淡模糊，人们甚至怀疑这一段辉煌是否曾经有过，夏王朝与夏文化成为国人心中一个拂不去的梦。 20世纪初叶，甲骨文的发现与释读，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成为国内学... 查看全部[ 由已知推未知的探索 ]

说来有趣，中国考古学上的许多重大发现，都出于偶然的机遇，而不是按着既定的学术目的探查所得。然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却恰恰属于后者，它是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在踏查传说中的“夏墟”时发现的。 徐旭生先生是20世纪前半叶活跃于学界的著名古史学家，国学功底深厚，又兼有留学法国的背景，学术视野开阔。他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初版于1943年，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书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多次重印。进入50年代，为从考古学上探索夏王朝，身为中国科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生，先把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地域的记载加以排比梳理，指出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 查看全部[ 徐旭生寻“夏墟”找到二里头 ]

自1959年秋季以来的50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工作持续不断，在30多个年份中进行了60余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遗迹；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1处以及其外围的围垣设施，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中小型墓葬400多座，其中包括出土成组青铜礼器和玉器的贵族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等遗迹，获取了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遗物。 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 查看全部[ 半个世纪的巨大收获 ]

东亚大陆这个巨大的地理单元，又可以再划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即青藏高寒区、西北干旱区和东方季风区。前两区的自然环境较差，人口稀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后者又可分为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四个地区，其中东北地区纬度较高，气候寒冷，不可能成为农业起源的地区，文化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阻碍；华南地区气候炎热多雨，食物资源非常丰富，在史前时期没有发展农业的迫切需要，从而也影响到史前文化的发展。 在东方季风区中，华北和华中的自然条件最好。华北地处黄河流域中下游，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多在400～500毫米左右，为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华中基本上属于长江流域，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达1000～1500毫米左... 查看全部[ 东方“大两河流域”：农业起源的温床 ]

由于黄河、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优越，地理位置适中，又是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所以在往后的发展中总是处在领先的地位，成为东亚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核心地区。而在这个核心地区之中的中原地区，又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能够博采周围各区域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从而在一定时期形成为核心之中的核心，自二里头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中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各地史前文化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和长江这“大两河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的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 这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既是一种超稳定性的结构，又是保持多样性因而充满自身活力的结构。中国文明的... 查看全部[ 中原：重瓣花朵中的花心 ]

从水系上看，处于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有黄河、淮河和长江三大水系。而临近黄河主干道的洛阳至郑州一带当然属于黄河流域。这些中原城市，给人的印象都是与黄河邻近的城市，但其以南直接就是南方的大水系。指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它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它是连接中原与南方各地的交通孔道，中原在南北交通上处于极为重要的枢纽地位；其二，是与南方水系相关联的生态环境，和与黄土地带所代表的黄河水系的生态环境，在嵩山南北一带相交错。 再看看洛阳至郑州一带与黄河以北地域的关系。即使在整个黄河流域，洛阳至郑州一带也是屈指可数的可以安全地渡过黄河，维持安定的南北间交通的适宜之地。而且，在黄河以北，连绵的太行山脉由南至北纵向隔断... 查看全部[ 四方辐辏的交通战略要地 ]

另一方面，中原又是东亚大陆东西、南北生态地理条件各异的诸地域的交叉区。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粟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的交汇地带。二里头文化的社会即建立在以粟作农耕和稻作农耕为主的多元农业的基础上。 史前时期多数地域性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组织，往往因适应单一的环境而建立在单一的农业基础之上。如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建基于稻作农业之上。有学者研究指出，这类文化适应当地生态环境和进化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走进进化的“死胡同”。假如环境变迁或其他原因导致其基础发生动摇，这种社会就难以找到新的发展方向，也就极有可能因其脆弱性而走向衰退甚至崩溃。二里头的崛起与飞速发展，与这种模式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旱地作物与水田作... 查看全部[ 两大农业区的交汇带 ]

洛阳盆地地处黄河中游的河南省西部，属中原腹地。从东西方向看，这里正处于黄土高原的东南缘，中国地势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 该区域的地貌大体可分为山地、丘陵、平原三大类型。盆地内南北高，中间低，略呈槽形。北部为邙山黄土丘陵，中部是呈三级阶地的伊、洛河冲积平原，南部为万安山低山丘陵和山前洪积冲积坡地。盆地呈东西狭长的椭圆形，地势自东向西倾斜，盆地内西部海拔150米左右，向东逐渐降至110余米。整个盆地的总面积逾1000平方公里。 盆地内是广袤的平原，地势平坦开阔，交通便利；气候温暖，物产丰茂。肥沃的冲积平原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使之能够养活密集的人口。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显然也有利于军事防卫... 查看全部[ 洛阳盆地：形胜甲天下的“地理王国” ]

有学者引进生态学上交会区（ecotone）和边缘效应的概念原理，指出在这样的地理和文化背景下，中原文化区系才能从四面八方吸收各地优良文化因子与本身文化融合为一，从而产生了杂种优势文化。而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就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与四周文化所产生的杂种优势文化。这一概念颇具启发性。 读世界文明史，常常会感觉良渚文明与埃及文明何其相似：单一的经济，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极少的对外交往，内部封闭而高度发达的祭祀政治。有学者认为，埃及文明的悲剧就在于它的纯洁性，正是这种纯洁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丧失了发展的动力，正是因为缺乏“文化杂交”，它很早就成为了文明进化道路上的“木乃伊”。从这一点上看，二里头文明则颇像... 查看全部[ 二里头：“文化杂交”的硕果 ]

就都邑的选址而言，二里头的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其地处洛阳盆地东部，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坐落于古伊洛河（古代伊河和洛河在二里头上游即已汇合，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应称为古伊洛河而非古洛河）北岸的微高地上。 二里头都邑创建之初，洛阳平原一带的风光也远不是今人站在当地能想象得出来的。那是一片被绿色覆盖着的大地。从那个时期的遗址中出土的植物花粉和动植物遗存看，山上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平原上的湿地随处可见。 现在流经二里头遗址北部的洛河河段，是始于汉魏时期“堰洛通槽”的水利工程使洛河故道逐渐淤塞而改道的。遗址现存范围的东缘、南缘、西缘大体接近于原始边缘，仅其北部遭到洛河河床的切割破坏。据现有资料分析，其北缘最... 查看全部[ 绝妙的都邑选址 ]

近年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勘查与发掘，使我们对遗址空间布局及其演变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 最早出现于二里头的，是仰韶文化晚期和随后的龙山文化早期的几个小聚落，它们仅沿古伊洛河北岸零星分布。在龙山文化聚落废毁后数百年，才有新的人群即二里头文化的秉持者（也可以把他们称为二里头人），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来此安营扎寨。在考古学家称为二里头一期的初期阶段，聚落面积就超过了100万平方米，似乎已发展成伊洛地区乃至更大区域的中心。如此迅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来自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徙。这一时期的出土遗物包括不少贵族用器，如白陶、象牙和绿松石制品，以及青铜工具，但由于晚期遗存对该期堆积的严重破坏，聚落的布局尚不清楚。 ... 查看全部[ 二里头的今昔：聚落演变大势扫描 ]

已有学者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繁盛时期的人口进行了估算。有的学者推测当时人口有6200户以上，总人数当在3.1万人以上；也有学者推测当时人口为22500～28000人；还有学者估算二里头时代人均占地面积为148平方米/人，可推算二里头遗址当时人口约20300人。 古代人口问题极为复杂，每人所持推算标准也不尽相同，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学者以不同的方法对二里头遗址当时人口数所作推算，并无太大的差异。如是，则二里头都邑当时的人口至少应在20000人以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史前时期大型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5000人，与二里头同时期的普通聚落的人口一般不超过100... 查看全部[ 人口高度集中的超大型都邑 ]

我们可以根据已知的材料粗略地勾画出二里头都邑的布局和总体结构。 整个遗址可以分为中心区和一般居住活动区两大部分。 中心区由宫殿区、围垣作坊区、祭祀活动区和若干贵族聚居区组成。 宫殿区的面积不小于12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垂直相交的大道，晚期筑有宫城。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仅见于这一区域。 贵族聚居区位于宫城周围。中小型夯土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主要发现于这些区域。其中宫城东北和宫城以北，是贵族墓葬最为集中的两个区域。这一带还曾发现与制做骨器的作坊有关的遗存。 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和铸铜作坊都位于宫殿区以南。目前已发现了可能把它们圈围起来的夯土墙。这一有围墙圈护的作坊区应是二里头都邑的官营手工业区。 祭祀活动区位... 查看全部[ 都邑的复杂化与功能分区 ]

无论古今中外，道路都是城市的“骨架”和动脉，且常常具有区划的功能。鉴于此，考古学家往往以道路为切入点来探究古代城市遗址的布局框架。在对二里头都邑布局的探索中，我们也深切地意识到中心区主干道的意义，因此对主干道的探寻就成为田野工作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我们通过勘探发掘，在位于中心区的宫殿区的外围，找到了纵横交错的二里头都邑的主干道网。已发现的四条大路垂直相交，宽阔整洁。其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围墙的方向基本一致，东西向者约东偏北6度，南北向者约南偏东6度。这种方向定位在二里头遗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发掘的同仁们将其概括为“二里头方向”。四条大路略呈井字形，显现出方正规矩的布局。保存最好的宫殿区东侧... 查看全部[ 中心区的路网系统 ]

二里头都邑中心区路网的发现，说起来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 大家都知道，考古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发掘。发掘又分为两种：一种是野外工作中对古代遗存的直接发掘；一种则是在前人已有的成果中进行再“发掘”，发现那些对今后的工作有益的线索。宫殿区的大路就是我们在二里头工作队以往的勘察记录中“发掘”出来的。 根据勘探记录，我队在上世纪70年代勘探发现2号宫殿基址的同时，就在其东侧探明了一条南北向大路，当时已追探出200余米，因麦田浇水而中止。20余年后，当笔者在已经发黄的记录和图纸中找到这一线索时，兴奋之情难以抑止，预感到这条大路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新世纪之初，我们循此线索继续追探，短短的几... 查看全部[ 大“十字路口”的发现 ]

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在其周围。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由上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已有的研究表明，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可以没有城墙（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城墙，城墙的有无应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 查看全部[ 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 ]

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对二里头都邑的进一步探索中，确认了二里头遗址宫城城墙的存在。至此，一座总面积近11万平方米的宫城重见天日，这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都城中最早的宫城遗存。这一重要发现也因而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宫城围墙系用夯土版筑而成。宫城东北角保存完好，东、北城墙呈直角相交。宫城东墙上已发现门道2处。跨建于宫城南墙上的7号建筑（详后）可能是宫城正门的门塾遗迹。宫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早晚期之交，一直延用至二里头文化最末期。 此前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宫城遗迹，见于二里头遗址以东约6公里的偃师商城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宫城，则较其又提早了一个阶段。这座始建于距今约370... 查看全部[ 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

统观中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学资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权力中心功能的中国早期城市，其外围城垣的有无在东周时期以前尚未形成定制，除二里头外，晚商都城安阳殷墟、西周都城沣镐遗址都没有发现城墙。但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却不应是开放的，一般都带有防御设施，形成封闭的空间。在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中，我们也相信其宫殿区外围应该有防御设施。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和工作思路下，通过对已掌握的遗迹线索的综合分析和勘查发掘，我们最终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宫城。 著名的二里头1号、2号基址，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通过分析，我们认为位于宫殿区东部的2号宫殿一带最有可能搞清防御设施的有无。勘探结果表明，... 查看全部[ “想”出来的宫城 ]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探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内存在着数十座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其中，在晚期宫城内已确认了两组大型建筑基址群，它们分别以1号、2号大型宫殿基址为核心纵向分布，都有明确的中轴线。这里，我们不妨把它们称为西路建筑群和东路建筑群。坐落于宫城西南部的1号宫殿基址，与位于其南大门正前方的7号建筑（可能为宫城正门门塾），共享同一中轴线，构成宫城西路建筑群。坐落于宫城东部的2号宫殿基址，与位于其南大门正前方的4号基址，以及增筑于二里头文化末期、位于其北的6号基址，构成宫城东路建筑群。这两组南北有序排列的宫殿建筑群的绵延长度都近200米。 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室建筑群。《吕氏春秋·... 查看全部[ 中轴线规划的宫室建筑群 ]

整个1号宫殿台基夯筑质量极佳，用工量巨大。其建造程序是：先整治地基，挖掉台基下面的灰土和虚土，直至原生土，等于是挖了一个10000多平方米的大坑，有的地方深度达3米以上；然后将所有低洼地块用成捆的木棍逐层（每层仅厚约5～8厘米）填土夯实，平整地面；最后夯筑出高出地面的台基。 有学者推测，面积达10000平方米的1号宫殿基址，其夯土的土方总量达2万立方米以上。仅就夯筑这一项计算，如果每人每天夯筑0.1立方米的话，就需要20万个劳动日。也就是说，如果每天安排1000个劳力，也要200天才能完成。它的建筑工程应包括从设计、测量到下挖基槽、取土、运土、人工夯筑、垫石、筑墙到盖房等多种工序，再加上管理和... 查看全部[ 规模浩大的“凝聚力工程” ]

前已述及，在1号宫殿和2号宫殿南大门的正前方，各有一座同时期的建筑，组成两组拥有共同中轴线的建筑群。 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正前方，二者相距30余米。它与1号宫殿的主殿、南大门共享同一中轴线，构成宫城西路建筑群。有的学者推测它应是宫城南门的门塾遗迹，而且最有可能是宫城正门，相当于明清紫禁城的午门。... 查看全部[ 宏伟的宫城南大门 ]

东路建筑群的核心建筑2号宫殿，位于宫城东部偏北，它依托宫城东墙而建。使用时间与宫城和1号宫殿大体同时。 主体殿堂位于2号宫殿庭院的北部正中，殿堂基址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3米，较当时庭院地面略高。其上残留有木骨墙和廊柱柱础遗迹，可复原为面阔3间、四周有回廊的木构建筑。殿堂前有供上下出入用的台阶或坡道。殿旁有两个较大的烧土坑，可能与“燎祭”（用火烧燎牺牲、贡品的祭祀行为）或“庭燎”（燃柴照明）有关。主殿前庭院的面积近2000平方米。 庭院内发现有两处地下排水设施。一处位于庭院东北部，由11节陶水管连接而成，安装在预先挖好的沟槽内。另一处位于庭院的东南部，是一条用石板砌成的地下排水沟。 宫殿正... 查看全部[ 东路建筑群：宗庙与祭祖场所？ ]

当我们比较上述5个大的夯土建筑台基即1号基址主殿和南门，2号、4号基址主殿，以及7号基址的尺寸，就会发现它们有大体相近的长宽比例，柱子的间距也都在3～4米之间。这是否暗示着当时的宫室建筑工程，已经有了类似于宋代《营造法式》（中国现存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建筑学著作）中所描述的、明确的营造规制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二里头文化晚期大型建筑基本数据比较（长度单位：米） 建筑编号 长×宽 面积 单排柱础数 1号基址主殿 30.4×11.4 358平方米 9 1号基址南门 28×13 364平方米 8 7号基址（宫城南门？） 31.5×(10.5～11) 339平方米 8（？） 2号基址主殿 (32.... 查看全部[ 宫室建筑的“营造法式” ]

上面我们介绍的，都是和宫城大体同时，兴建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宫室建筑。那么，它们是二里头遗址最早的宫室建筑吗？不是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2号宫殿基址的发掘中，就发现了压在它下面的更早的大面积的夯土遗存。近年，我们循着这一线索又加以勘查，确认了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群的存在。 现已查明，在宫殿区东部，宫城城墙兴建之前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就已存在大规模的建筑群。已进行了考古工作的3号基址长150米以上，宽50米左右，该宫殿至少由3进院落组成，已发掘的各庭院的西庑经统一规划。中院和南院内发现有成组的贵族墓和石砌渗水井等遗迹。 贵族墓呈东西向成排分布。墓室均为南北向竖穴，多数铺撒朱砂，使用木棺，出有铜... 查看全部[ 早期宫室的冰山一角 ]

如前所述，带有明确中轴线的建筑群格局，以及大型宫殿建筑的规模和结构，都显现出王都中枢所特有的气势。宫室建筑上巨大的用工量，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 在古代中国，“祭”、“政”不分，或者可以说是祭政一体。这样的王权体制在古代东亚是长期存在的。它的规范就是“礼”。“礼”字本来写作“禮”，表示用“醴（酒）”来举行仪式。依《周礼·大宗伯》的记载，礼仪分为吉礼（与祭祀有关之礼）、凶礼（与丧葬有关的礼）、宾礼（与王和贵族会面有关的礼）、军（与军旅有关的礼）、嘉（与婚冠、宴会等有关的礼）五种。礼是各个族团以血缘秩序为基础，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整合出的社会规范。这种礼当然不会把庶民包括在内，也就是说，礼... 查看全部[ “朝廷”与“礼制”的形成 ]

十九世纪，丹麦学者汤姆森根据历史上各阶段以生产工具为主的遗物的材质变化，将古代史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著名的时代划分法至今仍为学界所普遍采用。其后，又有英国学者将石器时代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也有学者认为在某些地区，从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化的过程中，还存在着“铜石并用”的过渡阶段。 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主张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因已有零星的小件铜工具、装饰品等的出现而可以称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这一时代也正是东亚大陆多个区域迈向社会复杂化的时代。因这一阶段青铜、红铜和黄铜制品并存，合金铸造技术原始，铜器尚未发挥较大的社会作用，尚不具有权力身份标志物的意... 查看全部[ 礼器：中国青铜时代的徽标 ]

酒的麻醉致幻作用，使得世界上不少古代人群都把它当作通神的手段。在号称“礼仪之邦”的古代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所谓“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如前所述，“礼（礼）”字的本意就是以“醴（酒）”举行的仪式。古代的社交礼仪中一定要伴有饮酒礼，酒就像是维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所以有学者把肇始于龙山时代、兴盛于夏商时代的礼制概括为“酒礼”。 当时的酒系使谷物发酵而制成的酿造酒，属粘稠的浊酒，可以加入香草以提味，一般是加热后饮用。 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是酒文化乃至它背后的礼仪制度的重要载体。在二里头文化中，陶制酒器有温酒和注酒用的盉、鬶、爵，以及饮酒用的觚等。这些酒器当是用于神圣的祭祀仪式，因此都是用经... 查看全部[ 从陶酒器到铜酒器 ]

以成套酒器入葬来表现墓主人身份地位的随葬习俗，最早见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中的鬶、盉、斝、爵都可以溯源自这一文化系统中盛行的陶酒器--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二里头文化的烹饪饮食等日常生活用器基本上继承了中原腹心地带当地龙山文化的风格。因为与祭祀或礼仪相关连，在王朝祭礼的形成与整合的过程中，各种酒器也就被作为新的礼器而加以采用。 《礼记》记载三代用于祭祀的酒器，“夏后氏以鸡夷，殷以斝，周以黄目”。夷读为彝，彝器即礼器。其中提到的三种祭器究竟为何物，斝比较明确，但对于鸡夷（彝）和黄目，自汉代以后即歧说纷纭，不乏望文附会者。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经过比照研究，认为“鸡夷... 查看全部[ 陶鬶与“鸡彝” ]

爵是一种小型温酒和注酒器。关于爵的起源，从整体形制和用途看，它与鬶或盉似乎有关，但大小、把手的位置和足的形状都不相同，应该为二里头文化所独创。我们在古装戏中经常可以看到王公贵族们举爵干杯的场面，但爵是否是直接用来饮酒的，却仍存疑问。陶爵中一直有夹砂陶（为使受火器物不致爆裂而在陶器胎土中羼入砂粒，是炊器的主要特征）存在，且在有些陶爵的底部发现烟炱的痕迹，说明它具有温酒的功能。把温好的酒由爵倒入觚中饮用，可能是较为合理的解释。 铜爵应是模仿陶爵制成，器高在10～20厘米之间，这是二里头都邑最先制造出的一种青铜酒器。在二里头遗址，青铜爵迄今已出土了10余件，都属二里头文化晚期。铜爵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得... 查看全部[ 第一青铜酒器爵的发明 ]

最初，人们把质地温润、色泽赏心悦目的玉石当作装饰品，又逐渐赋予其神秘的色彩，把玉石看作是具有神性的灵物。中国最早的玉器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000多年前的东北兴隆洼文化。随着公元前3000年左右社会复杂化程度的加深，在东亚大陆多个史前文化中，先是出现了在祭祀活动中用作神灵替代物的“祭玉”；在国家产生后的宫廷礼仪中，玉器又作为社交礼仪中的“礼玉”而受到特别的重视。 在古典文献中，舜把“玉圭”赐给治水成功的禹，西周时代的册命（赏赐任命）仪式也使用玉器。而在即位仪式或朝见仪式上，诸侯要献上“玉圭”。依王、诸侯及其他贵族身份的不同，其手持玉器也分为多个类别，《周礼》中就有“六瑞”之说。作为昭示君臣关系的礼... 查看全部[ 从祭玉到礼玉 ]

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这与二里头都邑出现成组大型玉礼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作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其中，钺、璋、刀和圭应都源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到以后的二里冈文化趋于衰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柄形玉器和玉戈在此后得以传承。 石质的钺类器最早见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后来逐渐成为东亚大陆东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石器的一种重要器形。二里头的玉石钺，也具有显著的东方和东南方的传统。譬如在钺身上穿... 查看全部[ 东风西渐：大型有刃玉礼器群 ]

与上述大型有刃玉器形成对比的，是常见于二里头贵族墓的小型柄形玉器。这类呈扁平或棒状的玉器一般长20厘米以下，最早零星地见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一些区域。自二里头文化早期开始在二里头遗址出现，又为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所继承。在西周时代的一些墓葬中，柄形器的末端一般有短小的榫和玉石片粘嵌而成的附饰，可知它是与其他器物组合使用的。到东周时期，这类器物就基本上不见了。 在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玉柄形器仅见于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到商代晚期时，有些仅随葬陶器的小型墓也有出土。但总体上看，直到西周时期，制作精良的柄形器还是集中见于规格较高的贵族墓，因此，可以肯定它是贵族的专用品。 从柄形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看，最... 查看全部[ 柄形器之谜 ]

如上所述，大型有刃玉器都应是贵族手持之物，从其宽片状的形制看，应相当于日后的“玉圭”，也即衣冠束带的贵族在朝廷上所持的“笏”。玉器的种类，可能昭示着持有者的出身与职位的差异，其中的详细已不得而知。但它们都属于宫廷礼仪所用礼玉，则是可以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二里头文化玉器中，有刃器受到高度的重视。 从出土玉器的墓葬中随葬品组合情况看，大型有刃器中的玉钺见于所有的墓，玉刀也较多。较大的墓中都随葬三件有刃器，但各自的组合则不一致。小型柄形器的使用则较为普遍，可知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中，柄形器是不可或缺的，可能是一种祭器。 在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中，装饰品极少，二期开始出现柄形器，三期则有各类大型有刃礼器出... 查看全部[ 昭示等级秩序的玉器 ]

在古代中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和其他礼仪活动时，往往离不开乐器。所以常有学者以礼乐文明来概括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确是一语中的的。 乐器与等级身份相关连的例子，在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中即有所见。晋南陶寺文化超大型中心聚落陶寺遗址的墓地中，鼍鼓（以鳄鱼皮作鼓面的陶鼓）和打制的石磬两种乐器，仅见于最高规格的墓葬。这类墓葬规模较大，都有丰富的随葬品，墓主人应当是处于金字塔塔尖的社会上层人物。与作为礼器的彩绘陶器和漆木器一样，这些乐器也是彰显其社会权威的标志物。 在二里头遗址的一座贵族墓中也发现了一件石磬。磬体略呈折曲状，顶部有一悬孔以穿绳。形体较大而厚重，长50多厘米，厚近5厘米。正面磨制较精，其余保留有打... 查看全部[ 无乐不成礼：乐器一瞥 ]

把动物骨骼的某一部分加以烧灼，使其产生龟裂从而占卜吉凶的习俗，从公元前3000多年开始出现，到商代达于极盛。这一习俗最早可能起源于西北地区，在龙山时代分布于长城地带及与其邻近的华北地区，二里头时代扩展至黄河中游和辽西地区。从占卜未来的行为看，它应当属于一种祭祀活动，而且与家畜养殖和畜牧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据研究，“卜”字的字形就是模仿占卜时的裂痕，其读音也是从爆裂时的声响而来。占卜时用的兽骨，主要是肩胛骨。由于这个部位有既宽且薄的平面，受火后容易爆裂，最适合做占卜的材料。但一头动物只有前肩上的两块肩胛骨，不杀掉则无法得到，所以也来之不易。它作为传达神意的媒介被人们精心选出，而供奉给神作为牺牲的... 查看全部[ 有骨无甲的占卜习俗 ]

为维持与扩大王权、对抗外敌，保有相应的军事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古代王朝文明形成中，青铜兵器的出现及其普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里头时代，青铜兵器的出现，远射用武器镞的激增，暴力加害的人牺和人牲的多见，都暗寓着当时社会集团之间战争的频发与激化，构成了王朝形成期社会矛盾加剧所特有的图景。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青铜兵器有戈、钺、斧和镞（箭头）等。其中，属于近战兵器的戈、钺、斧总共出土了4件，应当都是墓葬的随葬品。从铜钺的材质成分及刃部较钝等特征分析，应非实用性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另外几件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可知这类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应是用来表现威权的仪仗用器，或可称为礼兵器，它们在当时并未普遍使用。... 查看全部[ 中国最早的礼兵器 ]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钺，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它的前身石钺应是从斧类生产工具演变而来，最初也被称为“有孔石斧”。后来作为武器使用，并逐渐演变为象征军事权威的仪仗用器，也是一种用于 “大辟之刑”的刑具。在西周金文和《尚书》、《左传》、《史记》等文献中，分别记载商周时期的君王以弓矢斧钺赐与大臣或诸侯，以此象征授予其征伐大权。其中，钺又是最受重视的。它作为仪仗用器，代表着持有者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应当是反映了对传承已久的某种制度的继承。 对于古文字中“王”字的字源本义，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其中，认为“王”字象斧钺之形，应较接近本义。早于甲骨文时代数百年的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 查看全部[ 钺·军事统帅权·王权 ]

弓箭本来是狩猎工具，在箭杆前端安有石制或骨制的镞。在二里头文化崛起前夜的龙山时代，各个地域不同群团间的战争日益激烈，镞的数量也急剧增多。为提高杀伤力，镞也在不断地变大变重。原来的镞两翼较宽，呈扁平状，份量轻而射程较远，适于狩猎；现在则变得重而细长，能达到深刺的效果，杀伤力大幅度增强。 二里头遗址出土有铜、石、骨、蚌等多种质料的镞，基本上出土于生活区，此外还见有箭头刺入人骨的例子，说明它们应是实战用器。 这些制作规范的镞的后端往往有细窄的铤，使用时需将镞铤插入箭杆。有的学者注意到，大致以河西走廊为界，以东地区基本上为有铤镞，以西地区则基本为镞底或铤部带銎孔者，可以将箭杆插入銎孔内。这一空间差异或... 查看全部[ 小箭头的大启示 ]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汉字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曾经生活在中国文明核心地区的各族群精英之间交流的主要工具。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得以延续至今，汉字的发明、使用与普及功莫大焉。它增强了各族群间的文化认同，维护和增强了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持久的生命力。那么，汉字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二里头时代是否就有了成熟的文字呢？这是学术界讨论已久的话题。 在二里头都邑，被认为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仅见于陶器和骨器。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的刻符，总计达数十例。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学者们见仁见智，尚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而众所周知的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是较为成熟完善的文字系统，有... 查看全部[ 二里头有文字吗？ ]

前文曾提及甲骨文和金文中“酒”字中的“酉”应是对大口尊这一实物的摹写。我们知道，象形字的创造者只能是模仿他们亲眼看见、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使用的器物形态。甲骨文金文中“酉”字所描绘的肩部突出的大口尊，只流行于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早期，到殷墟时期已完全绝迹。“爵”字所摹写的器形，显然也与二里头至二里冈时期流行的爵相近，而不见于商代晚期。从甲骨文到小篆中“壶”字，也与二里头文化的陶壶形状相近。 因此，这些字很可能是在二里头时代就被创造出来，而一直延续至后代。甲骨文和金文虽出自晚商甚至其后的人们之手，却为我们留下了汉字初步发展时期的物证。... 查看全部[ 蛛丝马迹：甲骨金文中的早期器物 ]

2002年春，我们在宫殿区的一座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的院内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已如前述。这是二里头遗址发掘50年来首次在宫殿区内发现的成组贵族墓。最令人瞩目的是，其中的一座墓（编为3号墓）中出土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 3号墓的长宽分别超过了2米和1米，也就是说面积2平方米多。不要小看了这墓的规模，如果与后世的达官显贵的墓葬相比，它实在是小得可怜，但在二里头时代，它可是属于迄今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墓。这座墓又是宫殿院内这些贵族墓中最接近建筑中轴线的一座，它的面积和位置已表明其规格之高。 墓主人是一名成年男子，年龄在30～35岁之间，墓内出土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白陶器、漆器、... 查看全部[ 碧龙惊现“第一都” ]

在“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汇报会上，这件两年多以前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引起了与会专家和公众的极大兴趣。那么，这条碧龙是如何出土的，又为什么迟至2004年才“浮出水面”呢？ 在3号墓的清理过程中，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细小的绿松石片开始露头。我们对此并不惊奇，根据以往的经验，它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70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中原周边地区发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镶嵌牌饰仅10余件，其绝大部分长度都... 查看全部[ 超级国宝“难产”问世 ]

有学者认为这应是一个在红漆木板上粘嵌绿松石片而形成的“龙牌”，它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视觉冲击效果。龙牌上的龙图像，表现的是龙的俯视图。而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的高级贵族，应系宗庙管理人员，“龙牌”则应是祭祀场合使用的仪仗器具。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和日本学者把它直接称为“龙杖”或“龙形杖”，一种特殊的权杖。的确，在此后的殷墟和西周时代，用绿松石镶嵌龙图案的器具，也都是罕见的珍品，而绝非一般人可以享用的普通器物。 有学者则认为这是早期的旌旗，其上装饰升龙的形象。以死者生前所用旌旗履盖于尸体之上，应是早期旌旗制度的反映。《诗经》中记述周王祭祀于宗庙，有“龙旗阳阳，和铃央央”的场景描写，其中“龙旗”与... 查看全部[ 龙牌，龙杖还是龙旗？ ]

早于二里头，且与这件龙形器有密切关系的纹饰主题，见于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盖上的刻划兽面纹，发掘者称其为饕餮纹。 新砦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之间的相似性，还有更深一层意义。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以新砦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是由中原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演进的过渡期文化，可以看作是二里头文化的前身。当然这一认识主要是来源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因素的比较。而陶器盖上的兽面纹与绿松石龙表现手法的高度一致，则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彰显了二者密切的亲缘关系。也可以说给绿松石龙找到了最直接的渊源与祖型。... 查看全部[ 绿松石龙祖型探秘 ]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一种极具二里头文化特色的艺术品，也属于礼器的范畴。以青铜铸出的圆角凹腰状的牌体正面弧凸，其上铸出兽面纹，再以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其中。目前已出土了3件，都是贵族墓的随葬品。这类器物一般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附近，两侧各有两个穿孔的纽，或许是缝于衣服上的。兽面纹铜牌饰表现的究竟是何种动物，是龙，是虎，是鸟，是狐，是熊，还是犬？学者们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在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发现之后，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知道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上的图案，大部分应当是龙尤其是其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其中一件铜牌饰上还装饰有鳞纹。而位于宫殿区内、最接近所在建筑的中轴线，且出土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3号墓的墓... 查看全部[ 诡异的兽面纹铜牌饰 ]

龙形象文物在二里头遗址中多有发现，除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还有陶塑龙（蛇）、刻划在陶器上的龙图像以及陶器上图案化的龙纹装饰等。这些蛇纹装饰，有学者认为表现的就是龙的形象。祭祀遗存区一带还出土有陶塑龙头，额部刻菱形纹，应是某种器物上的装饰部件。 刻划于陶器上的龙图像，最生动的要算遗址中心区出土的两件陶透底器残片上的阴刻龙纹。类似的刻于陶器上的龙形象还有不少。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龙形象大多饰于透底器上，这种器物造型奇异，广肩直腹平底，底部有中空的圆孔，因而可以肯定它们不是容器。在二里头遗址尚没有发现完整器，洛阳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中曾出土有类似的器形，其上部有高高的捉手。联... 查看全部[ 陶器上的龙形象 ]

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末期新砦文化刻于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指出它与二里头文化的龙形象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已如前述；陶寺文化绘于陶盘上的彩绘蛇形蟠龙纹，早已享誉中外，也有学者指出其形态特征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龙纹相类。而玉柄形器和铜牌饰所见兽面纹，应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有关，其远源甚至可上溯至东南沿海地区的良渚文化。显然，二里头文化所见以龙为主的神秘动物形象要较此前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复杂得多，龙的形象也被增添了更多想象或虚拟的成分，呈现出多个系统的文化因素整合的态势。这类由其他区域引进的信仰与祭祀方式，有可能暗示了与上述史前文化相同的神权崇拜理念被吸纳进来，... 查看全部[ 从众龙并起到“饕餮”归一 ]

在官营作坊区南部临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型青铜器冶铸作坊遗址。遗址的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使用时间自二里头文化早期直至最末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有学者推测，统治者把铸铜作坊安排在都邑中心区的最南部，一则是因为这里靠近伊洛河故道，可以为青铜器生产提供充足的水源；二则可以避免冶铸行为对宫殿区造成的污染。 遗迹主要包括浇铸工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浇铸工场还发现若干墓葬，死者可能是铸铜工匠，或铸器过程中举行某种仪式的牺牲。作坊遗址内发现的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物有陶范、石范、坩埚、炉壁、炼渣、铜矿石、铅片、木炭和小件铜器。数量最多的是陶范，多为铸器后废弃的破碎外范... 查看全部[ 最早的铸铜作坊 ]

人工合金技术的掌握，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突破。在东亚大陆，铸铜技术及铜器的使用可上溯到仰韶-龙山时代，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所见只有刀、锥之类小型工具和装饰品等。从更广阔的时空角度看，西亚及中亚地区在更早的阶段即已掌握了青铜器制造技术，东亚大陆的早期铜器也以与其邻近的西北甘青地区及新疆东部较为集中，且年代较早，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铜器的出现要晚到龙山时代。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的青铜和纯铜制造技术，应是通过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自西向东传播而来。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但上述青铜器制造技术，限于锻造或石范铸造的范畴，这也就决定了这类青铜文化只能制作一些简单工具、兵器、小件乐器和... 查看全部[ 礼制需求刺激冶铸业“黑马”跃起 ]

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是用锤碟法锻造或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的。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内范和外范合成的复合范。即在泥质阴文范中放入型芯，再将铜汁灌入外范与型芯之间的空隙。只是到了这一阶段，中国青铜时代才真正发端，显现出原创性与独特性。在世界青铜器文化中，中国古代青铜容器的铸造堪称一支奇葩。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青铜容器有爵、斝、盉、鼎；兵器有戈、钺、斧、刀、镞等；乐器有铃；礼仪性饰品有嵌绿松石兽面纹牌饰、圆盘形器；工具则有锛、凿、刀、锥、和鱼钩等。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以... 查看全部[ 独特而复杂的青铜工艺 ]

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数件小型陶方鼎。它们都是口稍大于底，方体深腹，四足。其中一件还饰有弦纹和曲折纹，并有铆钉形的装饰。这与郑州商城出土的二里冈期大型铜方鼎在形制上非常相近的。它本身可能是模型或玩具，但这种有悖于快轮制陶原则的造型，最大的可能是在模仿铜方鼎。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应当已经有铜方鼎存在了。 在铸铜作坊发现的容器陶范中，有的还刻画着精美的花纹；所铸圆形铜器直径最大者可达30厘米以上。这都是我们在目前出土的铜器中还没有看到的。如前所述，出土这些青铜礼器的墓葬的规模都不大，我们也还没有发现王陵级的大墓。因而，可以相信二里头文化青铜铸造技术的发达程度，远较我们现在知道的要高得多。... 查看全部[ 陶方鼎透露出的惊人信息 ]

玉器和玉文化的兴盛，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征，古代中国也因此而被称为“玉的国度”。敬玉和爱玉，成了玉石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数千年的实践中，先民们摸索出了一系列的治玉经验，形成了高度发达的治玉传统。据研究，玉石原料的开片技术，就包含了线切割、片切割和砣切割三种技术手段。其中线切割和片切割技术，最早出现于距今8000多年前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 在王朝礼制整合的过程中，二里头文化选择了海岱地区起源的大型有刃玉礼器群，它们与以琮、璧、璜等为代表的良渚系玉器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从治玉技术上看，二里头文化也同时继承了兴盛于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片切割工艺，而有别于达到线切割技术高峰的良渚文化的治玉风格。 ... 查看全部[ 承上启下的治玉技术 ]

绿松石，一般以蓝绿两色为基调，有蜡状光泽。因色彩艳丽，古今中外都被用作装饰品。在学术界，绿松石一直被作为文化意义上的“玉”而受到关注。在二里头时代，它也的确与玉器一样，作为高端消费品为贵族阶层所使用，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 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制品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小型管、珠之类人体装饰品，如耳饰和项饰等，其二是用于玉器、漆木器和铜器上的镶嵌。镶嵌绿松石使得这些贵族奢侈品作为礼器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即使是装饰用的绿松石制品，在二里头文化中也仅见于贵族墓，而与殷墟时期普通人即可随意佩戴绿松石饰品的情况有所不同。可见在二里头时代，无论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各类镶嵌绿松石制品，还是工艺相对简单的装饰品，... 查看全部[ 绿松石制品及作坊的发现 ]

在骨器、象牙器和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技法，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中就较为流行；在玉器上镶嵌绿松石的做法，也见于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上述两地也都发现了拼嵌或粘嵌绿松石于有机质物品之上的线索。二里头文化不仅有镶嵌绿松石的玉器，更有镶嵌绿松石的铜器和粘嵌在漆木类有机质托架上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工艺精美绝伦，已如前述。从其表现主题和技术传统上看，可能更多地继承了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作风。 二里头遗址贵族墓中出土了多件圆盘状铜器，大多镶嵌着绿松石。 前文述及遗址上出土的3件铜牌饰，分别用200～300多片形状各异的绿松石，镶拼成兽面纹的图案，向人们展示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高超的玉石工艺水平。那些小小的绿松... 查看全部[ 高超的绿松石镶嵌工艺 ]

顾名思义，漆器是用漆涂在器物表面制成的物品。东亚大陆使用漆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7000多年以前。龙山时代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中，都有漆器出土。由于北方土壤干燥而偏碱性，所以漆器的保存状况往往较差。 二里头文化的漆器主要出土于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已发现了数十件。其中器形明确者以觚最多，另外还有匣、豆、盒、钵、匕、勺、瓢状器，以及漆鼓和漆棺。漆器上髹红、黑、褐、白四色漆，而以红色最为多见。 出土漆器的10余座墓葬，绝大部分是规格较高的墓。漆器一般与铜、玉、陶礼器等共存，且数量和器类组合一般与墓葬等级相对应。作为酒器的漆觚，多与铜（陶）爵、陶盉相配，形成完整的礼器组合。有的漆觚在朱红地... 查看全部[ 漆器：另一重要的礼器品类 ]

中国古代的陶器，从陶色上可以分为红陶、黑陶、灰陶和白陶等。无论哪类陶器都需要放入窑内，在10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下烧制而成。在最后的阶段将窑温缓慢降下，胎土中所含铁的成分氧化可以烧成红陶；将陶窑加以密封从而阻止氧气外溢，铁被还原，就烧成了灰陶；用一定的方式渗碳，则可以烧成黑陶。 与上述这三种用普通粘土烧成的陶器不同，白陶是用富含氧化铝而铁的成分较少的高岭土（或瓷土）烧制而成。高岭土中铁的成分越少，器物越显得白净，因而成为日后陶瓷器的原料，备受青睐。二里头所在的洛阳盆地以东的巩义，就是高岭土的重要产地，著名的唐三彩的原料即开采于此，二里头的白陶所用高岭土很可能也来自巩义。 二里头陶器以酒器和食器... 查看全部[ 精制陶器、白陶与原始瓷 ]

在二里头时代以前，纺织品已有较悠久的历史。 二里头遗址屡屡发现纺织品的实物或痕迹，主要见于贵族墓中出土的铜器和玉器上，由此可知当时有用纺织品包裹铜、玉器下葬的习俗，最多的包有6层纺织品，厚达数毫米。 据鉴定，这些纺织品绝大部分是平纹织物（绢），个别织物是斜纹，似为“绞经”织法。组织纤维较粗的可能为麻布，较细的应属丝织品。麻布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在8×8根至10×10根之间；丝织品每平方厘米的经纬线则在30至50根之间。... 查看全部[ 丝麻溢采：纺织品的发现 ]

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古代文明形成的必要前提之一。在东亚大陆多元的农业体系中，以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主的旱地农业是中原地区的主要生业。粟富含蛋白质和脂肪，且易于消化。在现代中国北方，妇女怀孕生产期间，以及人们每天的早餐，都还经常喝小米粥。黍（脱壳后称黄米）有黏性，营养价值高，在中国古代多用于酿酒。粟和黍也是二里头文化时期最主要的两种农作物。 在包括二里头遗址在内的中原地区多个遗址的二里头时代堆积中发现了水稻、小麦和大豆。其中二里头遗址炭化稻谷的数量约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炭化粟粒的数量，说明稻谷在当时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小麦可能是由西亚经中亚传入中国的，在龙山时代的黄河流域即有发现，二... 查看全部[ “五谷”齐备 ]

遗址出土的动物种属鉴定表明，二里头人获取的肉食资源以家畜为主，其中家猪一直占大宗，绵羊和黄牛从早期到晚期有大致增多的趋势，狗则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其中，家犬和家猪的饲养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六七千年前；而中原地区家养黄牛和绵羊的起源时间则大致在公元前2500年～2000年之间。由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里已发现了家养的绵羊，因此家养绵羊随后出现在中原地区，很可能与文化的传播有关。 考虑到家养黄牛和绵羊在当时和日后的宗教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为何驯养这两种动物就十分耐人寻味。在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就发现有将数条牛整齐摆放、将绵羊捆绑后埋葬的现象。这些很可能都是与宗教相关的活动留... 查看全部[ 家畜饲养与渔猎 ]

粟、黍和稻等作物，都需要脱粒和精碾，然后将粒状的米或煮或蒸，才能食用。与小麦加工成粉状然后做成面包、馒头、面条等“面食”不同，它是呈粒状就被直接做成米饭或粥，所以称为“粒食”。用于蒸煮的器具是陶器。 为提高烹调用器的耐火性，要在胎土中羼入砂粒，考古学上称这类器物为夹砂陶，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炊器的代名词。炊器一般要做得薄些，以便于热量的传导。由于每天都要使用，所以炊器比盛物用的食器或盛贮器皿都更易于破碎，因此生产量也比较大。在二里头遗址，炊器占出土陶器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左右。 日本京都大学冈村秀典教授对二里头文化的炊食器有较深入的研究，这里列举一下他的分析。 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主要是罐和鼎。罐在... 查看全部[ 烹调用器看庖厨 ]

吃喝行为都属“进口”活动，因此饮、食用器也应当一起谈才是。但饮器尤其是其中居于大宗的酒器，在前文我们讲了不少，这里就不赘述了。在二里头都邑，人们进餐时盛饭菜的器皿有盆、盘和豆等，都用质地细密的粘土制成，表面经过精心地打磨。与烹调用器一样，二里头的这类器具大多由当地龙山文化的同类器演化而来。 在中国，桌椅的使用要晚到唐代以后，此前进餐都是席地而坐。筷子的普及是汉代以后的事，汉代以前则以手进食。食物和器皿分别使用的分餐制也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所以在家都是全家一起吃饭，所用食器也与此相应。《礼记·曲礼上》中就言及共餐时用一个大器皿盛菜肴大家分食，教人用手抓饭时手指要并拢以防米粒掉下，吃肉干时不能用牙... 查看全部[ 盛食用器看吃法 ]

大家知道，在几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东亚大陆上的先民就开始用火，烤肉恐怕是学会用火以来最早的食肉方法。陶器发明以后，人们可能学会把肉煮着吃。日本学者冈村秀典教授认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烤肉仍然比较盛行。在二里头遗址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都发现不少烧焦了的兽骨，猪骨和牛骨居多，构成其食文化的一大特征。位于郑州以西的荥阳竖河遗址中，被烧过的动物骨头以猪骨和牛骨居多。据统计，龙山文化时期的烧骨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烧烤时把骨头都烤焦的情况应当比较少，所以当时烤肉的比例恐怕还要高些。可知那时无论王都还是农村，烤肉和煮肉一样，是一种较普遍的食用方法。 到了稍后的二... 查看全部[ 二里头人喜食“烧烤” ]

近年，在二里头宫殿区南侧的大路上，我们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它的时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双轮车的使用痕迹。无独有偶，上世纪90年代，在二里头遗址的西北部也曾发现过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的车辙痕，辙距为1.2米。稍晚于此的，还有偃师商城发现的二里冈文化时期的车辙，辙距也为1.2米。在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还分别发现了小型的青铜车軎（轴头）及铸造车軎的陶范。但这些是马车的蛛丝马迹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到目前为止，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轨距一般为2.2～2.4米。而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车辙的轨距仅为1～1.2米，显然比马车的车体窄... 查看全部[ 最早的双轮车与马车起源之谜 ]

前已述及，二里头文化中存在少量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这类器物及其制造技术与南方的印纹陶有密切的关系，是学界所普遍认同的。但学术界对两地间究竟哪处是最初的发源地还有不同的看法。即便是认同江浙地区为始源地，二里头遗址中的这类器物是直接来自东南，还是受东南同期文化的影响仿制而成，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对硬陶与原始瓷的成分分析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这类器物胎土中氧化硅含量较高，氧化铝含量较低，与我国南方硬陶、原始瓷的组成特征相同，而且其组成点与浙江、上海和江苏的硬陶及部分原始瓷胎比较接近。因此，二里头文化硬陶和原始瓷的产地在南方的可能性较大。二里头文化的几何印纹大多装饰在上述精制陶器、硬陶和原始瓷上，数... 查看全部[ 江南熏风：硬陶·云雷纹·鸭形器 ]

史前时代的黄河上游青海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隆背具齿的海贝（或称“货贝”、“子安贝”、“宝贝”等）及其石、骨质仿制品。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时代陶寺文化中，也出土有海贝。分布于黄河上游，与二里头文化大体同时或稍早的齐家文化中，也发现有骨贝。物以稀为贵。显然，作为外来品，海贝及其仿制品是这些区域社会中的贵重品。在此后的商周时代，海贝又曾被用来作为原始货币大量而广泛地使用，汉代以后逐渐淡出社会生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用作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前述随葬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男性贵族的颈上，就戴着海贝项饰，总数达90余枚。海贝绝不属于王畿本地出产，一般认为应是自远方交换而来，也可能是由近海之方国... 查看全部[ “来路”不明的热带海贝 ]

读中国古代史，我们知道农耕与游牧两大文化系统的交融与折冲，构成了壮阔的中国古代史的一条重要主线。甚至可以说，如果抛开西北与北方草原地带，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的中国北方应是草原及其邻近地区，而黄河流域一带则是中国的中部。“中国”的形成，与中部的粟作与南方的稻作农业文化的整合密切相关，已如前述；它是否也与农耕与畜牧（游牧）这两大板块的碰撞与交流这一历史大势有关，则是我们所特别关心的。 从全球范围看，西亚是冶金术最早出现的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前。在此后的数千年间，随着西亚文化的扩散，冶金术随之外传，进入东南欧的多瑙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乃... 查看全部[ 欧亚草原文化的冲击波 ]

吉林大学林沄教授，指出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青铜战斧与环首刀，应属于早期北方系青铜器。这里的北方，指的是草原地带及其邻近地区。 二里头出土的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由于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这样的器形，学者们称呼起来就五花八门。发掘者就先后称其为“戚”和“钺”，其他学者在论及这件兵器时，也都从其中一说。林沄教授认为，戚是两侧有装饰性扉棱的钺，而这件器物窄刃长身的特征，和早期北方系战斧的斧身很相近。而且在斧身和装柄部之间，有两个向外伸出的尖齿，和一部分早期北方系刀子在刀身和刀柄之间的尖齿形状相同。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件北方系的战斧，只是在安柄方式上接受了中原系的影响而改为扁平的内（音na，第四声）而... 查看全部[ 游牧文明的讯息：战斧与环首刀 ]

前文我们已经提到，从二里头文化陶礼器的渊源看，用于饮酒礼仪的鬶、盉甚至爵都应是以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鬶为原型创造出来的。大型有刃玉礼器如璋、刀和钺等也源自山东龙山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器物中，有的具有鲜明的同时代邻近地区其他文化的特征。 如器表带有篦状刮痕的夹砂褐陶器，以及半月形双孔石刀等，都与二里头文化传统器物风格迥异，而同海岱地区岳石文化的同类遗物相似。对带有岳石文化风格的陶器胎土所做中子活化分析表明，它们应是受岳石文化影响而生产于二里头当地的。二里头文化出土的罐类器口沿上常饰有捺压的花边装饰。这种装饰作风最早见于龙山时代晚期中原以西以北的黄土高原地带，在与二里头同时代的朱开沟文化（分... 查看全部[ 邻近文化因素的汇聚 ]

用于冶铸青铜器的铜、锡等原料在中国各地分布普遍。在二里头文化的周边，从河南北部到山西南部就分布着铜矿，尤其是山西最南部的中条山一带，是历史上有名的高产量铜产地。此外，中条山北麓运城盆地的河东盐池自古以来盛产食盐，供应内陆相当大的区域内的人民用盐。位于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垣曲盆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分布区，这里与二里头遗址的直线距离仅100多公里。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器越过黄河向这一地区扩散，应与二里头人来此获取早期国家所必需的重要青铜原料和食盐有关。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和江西一带，是中国铜矿储藏量最为丰富的地区。这里已发现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一带应当已是二... 查看全部[ 铜原料来源之谜 ]

水运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手段。黄河、济水、泗水、淮河等河流，为中原和周围地区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通道。但早期王朝时代的河流走向与今天有所不同。在西汉以前，黄河于河南武陟转向东北，经河北平原，最后在天津附近注入渤海。而作为黄河重要支流的济水，原本是大致沿着现在的黄河下游及小清河流入渤海的。鲁西南的泗水，曾经南北连通淮河与济水。 在东周时期一件铜器上长达90字的铭文中，曾记载周代为了得到铸造青铜器所需合金原料，开辟了通往淮河下游的金（铜）锡之路，即所谓“金道锡行”。这条道路经过繁汤（河南东南部新蔡县境内），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道。繁汤似乎是通往铜矿资源的重要据点，因此在东周时期铜器铭文中反复出现。这一... 查看全部[ “金道锡行”：交通网的蠡测 ]

无论古今中外，扩张都是一个集团内部兴盛的外延。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的交流，是以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为主，而以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的。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盉（鬶）、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有学者指出，这些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并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 查看全部[ 酒器扩散的历史背景 ]

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见于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这是一处地处长城以外辽河流域的农耕聚落，夯土城垣外分布着公共墓地。 这里的墓葬中出土陶器，大体可以分为风格迥异的两群，一群以筒腹鬲和彩绘陶器为代表，主要体现了当地土著文化的风格，另一群则是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陶爵、鬶、盉，属于外来文化因素。在大甸子墓地已发掘的800多座墓葬中，陶爵、鬶、盉只见于13座规模较大、规格较高的贵族墓中，墓主多为男性。它们相对集中于墓地北部的四个家族茔域内。在大甸子墓地出土的彩绘陶礼器中，以兽面纹器最珍贵，共见于16座墓中，其中15座是规模较大的高等级墓葬。而这些高等级的墓葬，有一半与随葬陶爵、鬶、盉... 查看全部[ 长城外惊现二里头式“酒礼” ]

公元前第二千纪，马桥文化出现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马桥文化陶器的来源颇为复杂。其中，浙江和上海等地出土的陶酒器如管流鬶和觚显然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出现的器物。这是该文化选择性地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的结果。在安徽境内的江淮地区也曾发现过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青铜器如铜斝、铜铃，陶礼器如爵、鬶、觚等。 大体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境内江汉和峡江地区也发现了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礼器如盉、鬶、觚等。盉、鬶的数量较少，形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器身细长，应是以二里头酒器为原型在当地制成的“仿品”。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在闻名于世的三星堆文化中，源于二里头文化的数种玉器、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陶酒器盉，与大量... 查看全部[ 长江上中下游刮起二里头风 ]

在二里头文化出现前夜的龙山时代，起源于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数种大型有刃玉器如璋、斧、刀等向西传播。在地处黄土高原的陕北地区大量出现，又从那儿扩散至黄河上游。进入二里头时代，玉璋又从中原地区向长江中上游，甚至岭南一带传播。 始见于龙山时代、持续兴盛至二里头时代的玉璋，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因最早见于龙山时代的海岱地区而被命名为龙山式，一般器形简单、无纹饰，有一组（一对）对称的扉齿或扉齿低矮；一类习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已如前述，器形和纹饰趋于复杂，一般有多组扉齿，刻有细线纹（平行线纹和网格纹），这类璋被命名为二里头式。从考古发现的情况看，由龙山式演变为二里头式的时间，大概在二里头文化的早、晚期之际... 查看全部[ 以璋为首的玉器的扩散 ]

如前所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具有极高工艺水平和审美价值的铜嵌玉珍品。目前见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者，总计达十余件。经发掘出土的这类铜牌饰，仅见于二里头遗址的几座贵族墓，而不见于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可见它与二里头文化的铜容器一样，也是为二里头都邑的贵族所独占的宝物。 在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的中心聚落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处祭祀坑中，出土了3件铜牌饰，与其共出的还有大量玉石器。3件牌饰中有一件系在变形的兽面纹铜牌上镶嵌绿松石，另外两件是饰有镂空的变形藤蔓纹的铜牌。在三星堆遗址西北10公里处，也采集到了变形的兽面纹铜牌饰。研究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铜牌饰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 另外，在黄... 查看全部[ 二里头以外的兽面纹铜牌饰 ]

如果不考虑考古学并不擅长的族属国别问题，仅从文化面貌上看，设若二里冈文化是商王朝的早期阶段，那么二里头文化就应当是最大、最主要的“先商文化”了。换言之，二里头文化是二里冈文化的直接前身，二者在礼制文化的内涵与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上都一脉相承，且续有发展。 二里冈期和殷墟期商王朝继承发展了二里头文化以来的社会统驭方式，吸纳了更广大的区域内的宗教祭祀形式，从而确立了具有华夏文明特色的礼制。这包括宫室制度、墓葬制度和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器用制度的整合，因祭祀祖先而盛行的动物殉牲和人殉人牲，王权在神的名义下实施的占卜行为，以及记录占卜结果的文字的出现，等等。仅就青铜礼器而言，器物组合所标示的等级... 查看全部[ 从二里头到二里冈 ]

二里头文化影响的大幅度扩展，首先与其自身的扩张密切相关。这种扩张应当是中原王朝政治意图的外在体现，除了军事目的以外，或许还与获得关系王朝命脉的重要资源，以及确保广大地域内政治经济联系网的畅通有关。另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文明带来力量与昌盛，在其他文明受其影响或者有意模仿其成就的时候，文明有向外扩展的倾向”。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东亚大陆，秦汉帝国问世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式直刃青铜剑的分布基本上可代表文化意义上“中国”的扩展范围。其北、南、西界分别及于长城、岭南和四川成都平原。这一范围，与上述二里头文化陶、玉礼器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合，意味深长。 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 查看全部[ “中国”世界的雏形 ]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指出：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天候-地理-人事，赈灾-治水-边防，构成了数千年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的主线。换言之，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地理大势决定了古代中国的走向。这些着眼于历史时期的论述，在早期王朝形成的探索中应当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自万年左右原始农业产生以来，广袤的中国大陆上的先民们，上演了一幕幕具有连续进化特色的历史剧。其中国家... 查看全部[ 最后的问题：何以“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