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
从密室到集中营……
■赵蘅
2002年9月7日上午，我站在通向安妮密室的人群中。一次从柏林开往巴黎的列车临时停运，把我骤然抛进了阿姆斯特丹漆黑的夜幕里。下一班火车，还要等上一个白天，我选择了去参观安妮·弗兰克博物馆。这座位于运河畔的古朴建筑因在二战中藏匿两家犹太人而著名，令它后来震撼全世界的，则是其中一家姓弗兰克的小女儿安妮的密室日记。她离开人间时还不到十六岁。
队伍绕着建筑正缓缓地向正门涌进，我是惟一的中国人。天阴，间有蒙蒙雨丝，这并不妨碍河面上依然有白色游艇和男女青年们健康快乐的身影，更不会丝毫影响我身边的表情肃然、撑着伞或头发淋湿了的慕名造访者。此刻，疲惫紧张衣着单薄的我瑟瑟发抖着，这种感觉一直带进那幽暗的门厅里。
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国的空陆军在毫无宣战的迹象下突然一起扑向荷兰。好容易从法兰克福到阿姆斯特丹落脚的奥托·弗兰克一家，和所有逃出来的德国犹太人一样顿时如惊弓之鸟。接着，5月15日荷兰投降。能走的，都想法出走，但是火车和公共汽车停运了。坐船吗？《船已满员》（1）。“一些人———有时是全家———视自杀为惟一出路。他们吃下过量的安眠药，上吊，或者———如果希望在睡梦中死亡的话———关紧窗户，打开煤气。”（2）
弗兰克本来可以把两个女儿送到英国，可他和太太受不了一家人的分离。若是全家都离开荷兰呢，他们又没有车。
这扇两人高的厚重大门见证过1944年8月4日上午10时30分党卫军大队长希尔伯保尔带人闯入的吓人情景。在这天之前，天天偷运进普林森葛拉赫特236号的，是东凑西凑超定量的面包、土豆、莴苣等食品。这一切都是蜜普·吉斯在操办，她是奥托·弗兰克公司的秘书，弗兰克为大女儿被征劳役弄得惶惶然，她果断地答应了他的求助。1942年7月6日清早大雨如注，蜜普领着奥托·弗兰克一家人悄悄离开了默威德普兰街区，包括凡·佩尔斯的一家，一起藏进了其实是公司所在地的“密室”里，从此自己也陷入极度危险、随时牺牲的处境。
你想想这密室不足五十平方米，两家人，五个大人，三个正在长大的孩子，八个男男女女挤在一起会怎样的不便。只有一处视野开阔：“下抵地板、上顶天花板的落地窗外面，”可以欣赏到“阳光在运河的水面上跳跃。”（3）最令藏匿者痛苦的是，密室虽有柜、炉、水池，使用它们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走路要脱掉鞋，蹑手蹑脚，连咳嗽放屁打喷嚏都不行。无论是用餐、排泄、洗漱，所有的个人料理事情都必须在早上八点半之前结束。八点半之后，谁要不小心掉地任何一样东西，哪怕是把牙刷，所有的人都会吓得丢魂丧胆。因为不知情的仓库工人就要来上班了，万一让他们生疑可不得了。
如此情形也好景不长，两年零一个月后的这天，欧忒耳珀街盖世太保四局B4犹太分处收到了一个举报的匿名电话。
现在我已经通过走廊，爬上了狭窄的楼梯。楼梯一直朝右环形上升，到第16阶，被一个高高的三层书架挡住了去处。可以想象，当年穿着盖世太保制服的人荷枪实弹地抵住它并喝令把它挪开时，空气都要凝固了。谁也不清楚，美国传记女作家梅莉沙·缪勒也没向读者交代，躲在密室里的人们在那一刻是否听见了这嘈杂的不祥动静。我这会儿迈过去只一步之遥，而在那天，书架后裸露的又一段窄台阶，是通向一扇生命攸关的门！看过无数的反映二战法西斯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影片，那些手无寸铁的可怜人，当鞭子枪托棍棒、甚至是皮靴砍来时，总是一副令人吃惊的平静表情。奥托·弗兰克一家，在门被踹开的那一刹那，何尝不如此。先是他太太，而后是安妮姐妹俩顺从地把双手举过头顶。她们正在读书，也许尚未从书本里的情节反应过来。奥托本人是从顶楼上赶下来的，这天早上的突发事件，打断了他辅导彼得的英语听写练习。彼得，另一人家凡·佩尔斯之子，一个十七岁漂亮的青年，也是安妮在日记里倾吐的爱慕对象。从楼顶下来的还有彼得的双亲，及一位后来躲进来的牙医弗里茨·普费弗先生。我开始哆嗦了，像一片树叶，和这八个无辜的犹太人一样……
我知道自己太神经过敏了，人去楼空都快六十年了，你怎么还沉浸在那场恐怖的灾难中？我并非多有想像力，只因在我十一岁那年，真的目睹过纳粹集中营暴行的遗址。它的名字是布痕瓦尔德，另一座设在德国境内的最大集中营。1957年春天，我和小弟跟随双亲，跟随中国大使馆秘书胡守鑫先生，一同驱车去魏玛城西北郊，幽长的山毛榉森林公路把我们引入一道森严的大门。请让我重复十年前写的一段回忆吧：
“旷野里做苦役的场所，被折磨死的人就埋在这里。从各个战区运来的男女老幼也在这里被强行分开，再赤身露体被撵进一个一个毒气室。
我见到了灭绝人性的淋浴喷头。
还有对着量身高的人秘密射击的枪洞，所谓保健室的房间是拿妇女儿童做试验的魔窟。到处血污斑斑，地板漆成了暗红色。我还见到了一座座巨大的焚尸炉。
那些狭窄阴暗的营房里陈列着许多图片，党卫军拍下了这些瘦骨嶙峋的活尸。奄奄一息的人仍有勇敢者，他们逃出了营房，但没能躲过层层密布的高压电网。有一张照片记录了这个悲惨的瞬间。
最后我走进了一个大仓库。刹那间我用双手捂住了眼睛。房子里堆得像小山一样多的人的头发，是连头皮整个地撕下来的小孩头发，红色的、金色的、亚麻色的，也有和我一样的黑发。另一边还堆满了各种样式各种质地的小鞋。头发干枯了，鞋子发着霉味，它们的小主人早就离开人世。可是我分明听见了他们在呼喊妈妈，那弱小无助的绝望哭声撕裂了我年幼的心。”
毫无疑问，1944年那个罪恶的八月天，等待安妮·弗兰克一家和彼得·佩尔斯一家的，是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受难者们同样的命运！
安妮博物馆的最后参观地是阅览室，我不清楚这间改造过的宽敞大厅处于当年什么位置。但我了解抓捕那天，当囚车开走后，惊魂未定的蜜普立刻返回密室。党卫军大队长锁了门，但她另配了一把钥匙。门开了，她被这场大洗劫震惊，掀翻在地的物件里有数百张散页纸和一个笔记本，这便是安妮的日记。她迅速拾起了它们并放进办公室的抽屉里，蜜普原以为有一天安妮回来，能还给本人。
五十五种文字版本的安妮日记现陈列在厅中央的立式玻璃架上。自从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作为家人中惟一的幸存者回来后，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将女儿的日记传世天下，这也是安妮本人的夙愿。1947年3月，荷兰语的安妮日记以《后面的房子》为书名出版，印数1500册。1950年，德、法文版出版，书名为《安妮：一个少女的日记》。1952年英文版发行。1955年10月5日，根据日记改编的剧本在纽约首演并获普利策奖。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版的安妮日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南京女作家刘舒女士。
1957年5月3日，阿姆斯特丹建立安妮·弗兰克基金会。1960年5月3日安妮博物馆在密室原址正式向公众开放，每年有五十万来访者，我是2002年中的一员。
日记本原件正摆放在同样透明的台桌里：暖灰和红色格粗布封面，金属搭扣，配着小插杆和一把小锁。这是奥托送给小女儿的十三岁的生日礼物，安妮写日记正是从这天开始。可她没能等到1945年6月12日十六岁的生日，她和姐姐玛各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转到贝尔森集中营之后，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在1944年春全营的斑疹伤寒大爆发中未能幸免于难。
谁也不知道她的准确死期。谁又能辨清在那堆满17000具死尸的乱葬岗里，哪一个是安妮，而安妮又是谁？
我生于1945年4月5日，在我出世的前一年，1944年也是4月5日，安妮在日记里写道：“我要有用，或者带给所有人喜悦，即使是我不认识的人。我希望在我死后，仍能活着，因此，我非常感激上帝给了我这个天赋，我利用这天赋长进，并且表达我内心的一切！”
我想这也是所有真心愿意、用文字表述生命意义和谴责不公正的人们共同心声。
写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胜利60周年之际
评价“一个少女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