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祭[试读]
自序
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五月四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但若不想每年例行吆喝几句"五四万岁"的客套话,却要打着"学术"旗号来赶集就有很大难处,难在这集市须是以新鲜产品示人,如不识趣,一脚踏入其中就如赶科举考场的士子,很容易做出倒人胃口的八股文章来。 既然有此自警的意识,就该拿出个有资格赶此大集的理由来。详细的表白都在后面的行文中,读者自会品评,不用我在此嗦。不过,既然赶集的人历来如过江之鲫,近年名门正派和各路草野神仙均喜混迹其中,还是得先辨明... 查看全部[ 自序 ]
目录
自 序1 第一章 导论:"五四解释学"反思 1.1 引 言3 1.2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6 1.3 修正途径:"五四"叙事的"社会史化"14 1.4 对"社会"的认知与"五四"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19 1.5 余论:"社会革命"得失谈27 第二章 "五四"前奏:从国家崇拜到政治疏离 2.1 "文化普遍主义&quo... 查看全部[ 目录 ]
1.1 引言
2009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的年份，也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多年来，史学界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不过祭台上下想移情换景的呼声也越来越大，大概是已难忍祭典演出的仪规陈旧乏味，拜辞俗腔滥调，因每次祭拜的程式和颂辞无外乎是照旧祭出“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两尊神位，尤以“赛先生”的位置最为尊崇，故神位甫一出场，难免让人顿生厌倦，不是这两位“先生”不好，而是演员的演技太差，出场频率过高反而会倒了观赏者的... 查看全部[ 1.1 引言 ]
1.2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说到"五四"的整体叙事格局,我在前面已简单勾勒出了一个轮廓,这一画面显示出,九十年来史学界构筑"五四叙事学",除少数讲法一如既往地飙扬乐观的高调外,大多已流露出悲观抑郁的腔调。起因无非是说"五四"的反传统反过了头,造成了"自由主义"前途的黯淡与"科学主义"猖獗的谬误,于是"五四叙事学"的旋律充满了忧郁感伤,音调悲怆地反复谴责假借现代话语暴力群殴传统,造成权威流失的惨象;或者慨叹个人自由之身殒丧于挽救危亡的圣战之途,分别把"五四"的悲剧归罪于内外两种因缘的伤... 查看全部[ 1.2 “五四叙事学”的缺陷：过度依赖“思想史”分析 ]
2.1 “文化普遍主义”如何收缩为局部的政治建设问题
“五四”运动的发生并非破空出世、毫无征兆，而是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动荡和由此引起的思想探索有关。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界受到西方乃至近邻日本的冲击，日益改变着对自身与周边世界关系的认识。其中最为紧迫的认知变化是从一种茫阔无际的“天下”意识，收缩到一种拥有固定界域的现代国家地理观念之中，慢慢习惯用均等互动的态度看待“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而非用“中心—边陲”的目光审视周边的世界。通过民主政体的完善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成为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精神诉求。但是经过短暂的尝试之后，人们发现，民初政局的腐烂使得原来设想的计划无法从容实施，必须改弦更张，变化思路，尝试其他途径，才能挽救皇权倒... 查看全部[ 2.1 “文化普遍主义”如何收缩为局部的政治建设问题 ]
2.2 “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
在晚清生存竞争的总体背景下，知识分子的“中心话语”几乎大多集中于对形构国家形象与西方列强角逐这一主题上。换言之，也就是如何把古代的天下一统的文化普遍性问题转换为一个现实的局部政治建构的问题，一切文化伦理和道德问题的解决都围绕此一轴心旋转。梁启超在界分“部民”与“国民”的身份区别和道德精神的再培育时，就是把“公德”、“私德”、“自尊”、“合群”、“民气”等属于文化范畴的概念，当做一种广义的政治问题来加以解决，或者是作为培养政治意识的一部分进行认知和统摄的。任公认为，这一解决路径的选择是所谓“势使然也”。在论述“部民”意识形成的历史根源时，任公认为：“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 查看全部[ 2.2 “民族”与“国家”概念如何相互分离 ]
4.1 地方自治的含义
历史意识的重构与地方资源的利用，对于湖南新知识阶层而言并不是理想设计的一种结果，也不完全是一个孤立的地区性现象，而是与“五四”时期中心话题由国家→文化→社会转移的下降曲线密切相关。“五四”前后，近代世界体系的危机通过“一战”的结束而日益彰显。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被泛化成了一个全球性意识，反映在中国知识界中，任何国家、地方与个人的境遇，均有被卷入这一问题意识框架之内加以衡量的趋向。无政府主义改造社会的思想由备受冷落到风靡一时，即昭显着这一潮流发生的普遍性。“五四”后期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敏感力重新被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衰竭之象激活了，陈独秀等人纷纷丢弃自己莫谈政治的早期承诺，而... 查看全部[ 4.1 地方自治的含义 ]
4.2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如果继续身份认同的角色观察，“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基本上不认同于“五四”核心圈中有欧美训练或世家背景的教授们所构成的新“士林哲学”，这套“士林哲学”大致由以胡适为代表的强调原子式个人价值的自由主义传统，和与文化托命为目的的新保守主义为基本构造。毛泽东终其一生几乎都在拒绝认同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专门化精英教育，顽强抵抗着现代化机器制造出来的各种肢解中国基层区域传统的制度化体系。毛泽东始终认为，中国知识传统是一种公共社群的产物，教育是整个社会实践程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应该被精英化的。与之相关，学校教育如果不与家庭、社会的改造相勾连，就会产生两种问题，一是由于家庭之人无知识，学生在学校所得到的... 查看全部[ 4.2 个人修养为什么不是自足性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