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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Yumi的评论

  • 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
    尼采辛辣地讽刺了学者。他极端反对学院哲学,可除非哲学的对象只有生命且确如尼采认为的联系如此紧密,否则学院哲学是不可能消失的,相反它还是哲学仅存的栖息地。自康德后,民哲彻底而正式地等同于“不入流”了。如果没有学院,尼采也不可能成为尼采。
  • 现象学的观念
    和英文版对照了一下,以第二讲为例一些地方有出入:1,第二节大意差不多,但句子形式大相径庭;2,第八节英文是Examine the essence,中文是“直观到本质”;3,第十节的那个括号中说的完全是两个东西了;4,第八节,中文说“不仅仅是在”,而英文中没有“仅仅”一词,有没有这个意思就完全不同了;5,中文中“对象”、”客体“、”客观性“不分的地方,英文中大多都是objectivity。6,第20节最后一句,中文为“而不是更普遍地将一般认识的本质问题看作认识批判的主题”,英文翻译过来似为“而不是给予像这样的认识的本质的问题作为它的主题的一个更普遍的描述”;还有附录三的第二段中“不处在叫作超越的客体的客体领域中”,英文翻译过来只是“处在超越的客体领域中”。
  •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此书是我读的第一本现代西方哲学作品。胡塞尔意思似乎是:科学和技术这对孪生子从诞生之时起便是共在的,但从近代伽利略起,技术正吞没着科学,具体表现就是人们迷失在符号化的世界中--尽管科学与符号是不可分离的。休谟被胡塞尔称为“是天才但缺乏大哲学家的气质”,而康德哲学被称为“第一个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当胡塞尔开始回溯历史并寻找目的时,我想他会开始理解康德之后的德国唯心论,尤其是黑格尔--虽然即便是在这本晚年之作中,他对德国唯心论也只是一笔带过。即使他开始理解黑格尔了,上帝却已没多少时间留给他了。当其他“现象学家”们只是保留了现象学的态度、方法或其他之类的东西,却运用于超出把意识活动与意识结构作为研究对象的领域时,似乎与胡塞尔现象学的目的背道而驰了,他的要求是无超越地阐明意识的本质,而一旦跨过那
  • 论学者的使命 人的使命
    “国家的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共产主义的目的一定程度上在德国古典唯心论的运动中被表达了。想起马克思的“使所有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为之感动。许多中国人居然能把共产主义理想理解为使所有人有钱的理想,却忘了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更愚蠢与肤浅之处在于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来乐此不疲地追求。如果那样,就不要再假以“共产主义”之名,那只是中国人自己内心的追求。
  •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一读文章就知道是尼采早期的作品--因为还是比较有研究风格的作品,可惜只写到前苏格拉底各派。尼采已显露出对“存在”的关心,但不充分;愚以为尼采不如直截了当地面对“存在”,去掉那些关于一与多、运动与无限、思有之类的传统命题,因为对这些命题作思辨,没人会比黑格尔做得更好了。所以在此类问题上,包括后来罗素写的《西方的智慧》,彼此间都显得大同小异,那就意义不大了。
  • 命名与必然性
    我读的第一本分析哲学的书。重剑无峰 大巧不工 廿五岁时 年少英锐 持此书折冲宇内 所向无前 虎步关右
  • 后哲学文化
    其实我只钟情于德国哲学,但不忍有所偏废,故不得不看。此书第7,9章最为重要。英美哲学作品语言较明快,而欧陆,尤其是德国哲学语言以艰深晦涩著称。我依然处于尴尬的境地:英美作品语言文字容易理解,可分析哲学,逻辑学的传统我陌生;欧陆传统我相对熟悉,可语言太过晦涩。
  • 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取材上有待斟酌。要用300多页把现代西哲讲清楚,估计谁写都不会好太多,问题是不该这么写,这依然是一本简史。对德里达,福柯等人的一些概念和意图的讲解似有问题。海德格尔的“畏”和“烦”怎么能自说自话地去联系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中国古代文人精神上去,如果这样,海德格尔不但叫屈,海德格尔的理性主义反对者,比如胡塞尔也该叫好了:典型的人类学,活该被我批。还有后分析哲学中讲到塞尔时,简略得几乎看不出什么东西,只一小段话含混地就过了,那还不如不写塞尔了,这样写有什么意思呢?
  • 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
    作为简要介绍还不错,特别是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部分。但依然有因课堂语音整理而成的随意性,邓晓芒这些整理而成的书中只有两本没随意性。
  • 逻辑研究(第二卷 第一部分)
    在对抽象观念的看法上,初看起来胡塞尔的观点和温和唯名论差别不大,其实共同之处只有认为共相是为理智所把握的,区别:1,概念论断言共相是个相中产生的,但在H那里根本不是所谓产生的问题;2,所以概念论这里共相产生之诸如相似之类的原因在H看来就是没搞清心理学和哲学的区别。3,个相和共相的关系不是后者被蕴涵于前者中。所谓的“共相”仅仅是观念对象而已,一定不是“形式”,否则就成了表象构成的内容,这样又回到亚里斯多德的“形式”的困境中:在反对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同时却又无力撇清两者的关系。 《逻辑研究》的第三研究似乎因其作为——至少就此书中的胡塞尔的意图来看——作用上显得最为薄弱,仅为第四研究的前奏。在第四研究中可以看到胡塞尔对语言分析时与分析哲学的不同做派:他对康德的关于概念和直观的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