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徒劳，也要让徒劳发生！
——读王小妮的《上课记》随笔
诗人首先是个“人”，诗人往往携带着自己的话语乌托邦介入现实的心跳。从2005年到2011年，诗人王小妮“变身”为教授王小妮。青年评论家曾念长认为，“教师身份（不但）拓展了诗人王小妮的意识边界，也赋予了‘记’不同于‘诗’的写作伦理维度。”在《上课记》中，王小妮用特别质朴的语言把一些关于上课中的片段，连同授课中的一些感受用非常平实的文字讲述出来。其中，不仅收录了教授王小妮的教学笔记，还摘选了部分学生的作业和邮件。在再版序中，王小妮希望《上课记》能给初入校门的人们提供另一种视角，因为“总有年轻的生命带着小动物的纯真和热情，手里握着最未知又最不愿荒废的四年好时光”。
“诗意常常待在最没诗意的地方，因为真正的诗意必须是新鲜的。”王小妮的《上课记》，撤销了诗的虚构要素，局部保留了诗的形式和结构。诚如著名作家、《钱江晚报》首席编辑孙雯所言，王小妮比较强调每一个独自的个人，也更愿意理性地倾听。“王小妮的《上课记》写的是90后的孩子，但很多年轻人能从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无论是出身，还是其中的躁动和茫然；以及，那些在残酷现实中并未全部沦陷的纯真与思考。”一千零几个学生的名字，在王小妮的眼中，不单单是花名册上的一个个符号，而是独特的生命个体，其背后更有不同的经历，欢乐和痛苦。用学者崔卫平的话说，“由她的笔下描绘出来的那些同学，各显各的神通。这是我们时代最好的灵性教育读本。”所以，与其说《上课记》记录的是王小妮在授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想，不如说揭示了一位大学教授对教育的态度和反思。
《上课记》不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个性化写作范例，更是一本社会学的大学生心灵调查报告。“我是/我狭隘房间里/固执的制作者。”王小妮在《应该做一个制造者》中用诗歌发出自己“固执”的声音，“我让我的意义只发生在我的家里”（《工作》）。尽管“教的痛心，学的反胃”，“教的和学的之间，有些完全不对接，完全的隔阂，完全的不信任……传授方式、接受态度都有问题。”比如，“教师不再认真诚挚地承担传承解惑的使命，年轻的学生们又需要足够的快乐，足够的娱乐性，足够的轻松”，“双方（均）忽略了比知识积累和谋一份职业更深厚沉重的东西。”但是，“一个人的力量（再）过于渺小，却不等于什么都不能做。”王小妮认为，即使“它完全是徒劳，也要让这徒劳发生”，因为“一个自认的好人总不能什么也不做”。
王小妮，一个大学校园里的“极少数者”。课内课外，她经常有意识地为学生打开自由想像与表达的空间，不管他们能否接受，王小妮还是在独自坚持，因为“这些孩子必须为自己争取未来”。“面对现实，批评今天的大学生太急功近利是最无力和最不人性的。如果他们不焦急，不知道养活自己和改变父母的生活，反而有问题。”王小妮认为，“在生活的角落，每一个孩子都在发光。”作为一位教授，诗人王小妮反对学生使用僵化的“好词好句”，而是让他们用自己的方言去朗读诗歌、表演小品，唤醒最亲切鲜活也最原初的感觉。她尤其关注那些出身底层和农村的学生，提醒他们自己的经历就是一个宝库，不必急于洗去自己身上的“土气”。用她的话说，这出自“一个写诗的人本能的抵御和挣扎”。
作为教授，王小妮不但以一种“飞蛾扑火”的姿态，“从一节课的准备开始到一个学期的终止……”，“卖力气地”上好每一堂课；还有更为敏锐的心思，“从一个传统施教者的角色渐变成一个讲述倾听讨论观察者的角色”（耐心观察着青年学生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我愿意把我最后一滴眼泪，最后一个白血球都献给你。”正如俄裔美籍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评价的，“哪怕多数人都在侧目观望，认为我做的这些全无意义”，王小妮也尝试着在大学课堂播撒理想主义的种子。在《上课记》中，王小妮不但记载了李亚驹、晏恒瑶、邓伯超、梁毅麟、田舒夏、卢小平、何超、余青娥“那些‘90后’的人生片段，在她百感交集的书写中，（还）承载着时代的巨大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