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小才算美？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的经典著作《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是上世纪70年代的畅销书。该书在1973年甫一推出便以其切中时弊和颇具争议的观点激起读者的热烈反响，1973年到1979年的6年间再版12次，形成了广泛的影响。“Small Is Beautiful”这个书名本身已经成为经典，在舒马赫之后，有许多文章著作要么直接以这句话为题目，要么以“用典”的方式套用这句话的格式，象“Small Is Powerful”（小的是有力的），“Small Is Possible”（小的是可能的）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舒马赫本人享受这种荣誉的时间却很短暂，1977年9月6日，这位年仅66岁的思想者因为心脏病发作在瑞士溘然逝去。

如今重温这本30多年前的著作，依然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根本原因就在于舒马赫指出的“现代社会三大危机”依然在困扰着我们：非人性的科技、组织和政治型态在减弱和扼杀人性；人类生存环境正在发出痛苦的呻吟；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面临严重的瓶颈。舒马赫对这些危机的分析和提出的应对之道在当初就引起了大家的争论；时至今日，这些争论依然存在。

需要放弃大船登上救生艇吗
上世纪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引发了学界对资源瓶颈、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问题、城市犯罪等全球性发展问题的关注，出现了以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大批对发展前景的悲观分析。舒马赫把对传统发展模式批判的眼光指向了现代技术和大型组织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提醒人们体会卡夫卡的《城堡》中荒唐故事的警醒意义。总体上他认为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人类应该在价值观、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上做全面的变革，转入一条以人为中心的，与人的天性和大自然相配合的发展道路上来。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的生产方式应当以人为主要的资源，发展“能够重新将人和灵巧的双手以及有创造力的大脑与生产程序整合在一起的、依靠大众生产而非大量生产”的中间技术；同时要认识到小规模的优越性和必要性，“人只有在包容力大的小团体中才能成就自我，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以一个能处理小规模单位多样性的精简机构来思考问题”，果断进行产业、行政和组织变革。同时，新的消费方式应当像佛教徒那样以精神价值为首要诉求，放弃对财富的执着和对物质享受的奢求，聆听甘地的教诲：“地球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

舒马赫的观点是对传统发展道路的彻底颠覆。正如他的挚友、经济学家利奥波德·科尔（Leopold Kohr）所说的，面对一艘即将失事的大船，舒马赫没有像普通经济学家那样去修修补补，而是呼吁大家放弃无可救药的大船，登上小的救生艇。这是一条更加美好的道路吗？我们看到，从“小的是美好的”的观念提出至今，并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全面地实践这一充满人性光辉的观念，但是世界经济依然在不断发展。大国、大企业依然在不断强大，小国、小企业仍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到底多大才算太大，多小才算美好呢？

也许，这种对资源和环境对发展限制的分析过于悲观，提出的应对之道也过于消极了。从晚近的发展经验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技术进步仍然可以带来新的方法和机会。几十年前，一些环保人士担心主要用于制造电线的铜会被过度使用，现在，通信已经主要利用由砂子制造的光纤，铜的供给不再是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我们使用资源的方法也得到了改进，更好的石油开采技术和装备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浪费，资源回收使一些不可再生资源得以重复利用，可替代能源的开发（例如乙醇替代石油）使我们能够用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

其次，中间技术和小规模虽然看上去更加人性化，似乎是美好的，但这是以牺牲生产率和竞争力为代价的。在经济发展中，各国还是愿意首先遵循这样一条经济学常识：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也就是生产率；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就需要让工人受到良好的教育，拥有最好的技术和装备。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推进工业化、发展制造业是不可避免的。要发展制造业必须以技术进步为中心，就要有作为技术进步领头羊的大型甚至特大型企业，此时大的也是美好的。

舒马赫本人也承认，“小的是美好的”只有在离开国际竞争的相对封闭的社会里才是有可能实施的。印度在独立之后，在甘地思想的影响下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小型工业和农村工业的政策措施，例如税收减免、政府采购、划定小型企业专营大中型企业不得进入的领域等等，同时由于长期国门关闭，让小型企业不仅免于面对国内大企业的竞争，而且远离国际市场的冲击。这样的政策安排，虽然取得了扩大就业等成绩，但是也造成了多数小型企业过分依赖政策保护和扶持措施，不思进取，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同时大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的后果。20世纪90年代印度启动市场化和全球化改革时，这些弊端迅速显现出来。不过，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印度“悬浮议会”的政治环境中，减少对小型企业的保护会让执政党担心丧失选票，所以尽管改革小型企业政策是政府和学界的共识，历届政府却都难有大的作为。

在全球化大潮席卷世界每个角落的今天，舒马赫设想的中间技术和小规模似乎越来越缺少了付诸实践的可能。在目前的经济技术环境下，特别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大发展的背景下，类似外包等全球产业转移给了小企业甚至个人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大企业也在运用新技术改进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规模不经济和非人性化的问题。无论是从面临的机遇还是为发展所作的贡献来看，小的是美好的，大的也不错，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才是重要的。

工具理性缺陷如何克服
在分析发展道路存在的问题时，舒马赫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在塑造现代世界中扮演了举足轻重角色的经济学。他痛切地指出，在面临发展的困境时，人们已经习惯于首先向经济学求助，但是经济学却一再让人们失望，“在为这个时代最具压力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上完全没有贡献。”

舒马赫认为，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在于其判断是基于成本的定义，而所谓成本又排除了所有“免费物质”，也就是自然环境，这样就导致了片面性和短期性。经济学过分强调市场的核心作用，“假装每件东西都有一个价格”，这种极度简化的处理把个人主义和“无负责”制度化，把神圣性从生活中抽离，让金钱成为所有价值的最高境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在于高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实现最大化产出；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在政府干预下把落后于供给水平的需求刺激起来。舒马赫认为，这样的眼界都太狭隘了，经济学的目的应是增进人类的幸福。而幸福的内涵太丰富了，物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也不是越多越好。基于此，舒马赫试图提出“元经济学”的概念，元经济学“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处理人类的问题，另一部分处理环境的问题。经济学必须从对人类的研究中衍生出其他的目的和目标，从对大自然的研究中衍生出大部分的方法论。”

舒马赫所设想的元经济学几乎变成了一个类似“人文科学”的范畴。其实，经济学毕竟只是一门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稀缺资源的学科而已，让它来承担人类幸福的重担恐怕是过于勉强了，人类的幸福与科技、宗教、法律、道德等很多方面相关，没有一个学科能够单独承担起如此艰巨的任务。

当然，舒马赫提出的经济学甚至科学局限性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且无法回避的。从根本上来说，他对经济学的批评是与20世纪中期以来对科学技术及其内在的工具理性批判一脉相承的，而他所设想的元经济学概念框架则是力图弥合支配社会行动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鸿沟的一种尝试。他所谓的“从对人类的研究中衍生出的目的和目标”，无非就是他在向人们推介“佛教经济学”时所阐发的一些伦理规范或者宗教感觉——恰恰是被强大的技术社会所摧毁的东西。舒马赫的观念找不到用武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工具理性的简单否定，正应了海德格尔那句话：“否定只把否定者自己抛在了一边。”

那么如何克服工具理性和科学思维的内在缺陷呢？我们欣慰地看到，科学界本身正做着构建整体论的世界图景的努力，科学家期待着以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为代表的数理科学与生态科学联手，将能够弥平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物理科学与生命科学的鸿沟、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鸿沟、人与自然的鸿沟。具体到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就融合了一定的价值理性要素，它实际上对如何通过公共政策来弥补由于市场外部性和市场势力导致的市场失灵，以及如何管理公共物品和公有资源很早就开始关注和研究并且有一些深刻的见解。当然，尽管如此，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应当是各门学科和社会各界协同努力的结果，经济学在其中不可过于僭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