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市场经济佑我中华

由于出差忘记带纸质书，在机场的书店随手买到这本李子旸的《经济学思维》，没想到阅读时一气呵成，收货颇大。李子旸是罗辑思维的核心撰稿人，这本书也可算上是对罗辑思维这个栏目，特别是《为什么看好中国经济》这个系列灵魂更加系统深刻地诠释。其中有些日常现象背后阐释的经济学原理，并不是特别新鲜，但对中国经济的特性和优越性的见解，独特而精辟。毕竟，一个高速发展3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全世界人民包括欧美都在学习的典范，很难简单地用一两个好词和坏词来概括，而这种“制度自信”的经济学解释需要李子旸这样的人来书写。

改革开放的成就是知识引入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真正进步是知识的进步。这个社会的真正变化，使知识总量的大幅增加和知识普及程度的大幅增加。持续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已经取得了某种不可逆转的进步，无论政治层面发生什么，中国都不可能走回头路，退回到曾经的可悲境地。

关于上世纪90年代姓资还是姓社的知识讨论，现在看根本就是闹剧，没有任何意义。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知道，当时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低水平的争论，而是虚心向外学习。

朱锡庆有一个原创观点：知识是活动的副产品。大量的知识，都是无法用文字的形式表达和传递的。人们习得这种知识的唯一办法就是参与相应的活动。所以，旧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传统的积累的丰富的农业知识，在工业化时代没用了，而不是所谓的政治问题、革命问题、教育问题等。

中国繁荣是自由探索的“意外”结果

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建立在“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之上，起作用的是客观规律而不是主观愿望，社会的改变往往并不是由那些想要改变社会的人推动的——无论他们是革命牌，还是改良派。

被压制的文人即使抗议斗争，也不会获得像微博那样给上亿人提供自由交流空间的能力；大声疾呼政府减税的经济学家，也不会让民众通过淘宝获得事实上的豁免。经营者通过市场，才可以帮助人们高效地分配资源，从而拓展个人自由；珠长三角没有关心时势的政客，只有贪财的老板和急于摆脱贫困、愿意努力工作的劳工。

计划经济根本是不成立的假说

1. 价格信号不存在，人们就不知道什么样的生产才是合理的，什么才是符合消费者需要的。
2. 只有市场体系才能有效利用存在于不同人的头脑里的分散知识。
3. 除了很短的时间以外，计划经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现实中存在的只能是分散的、非中央的、多中心的、自我条件的管理方式和秩序。
第2、3两点更加振聋发聩。

企业家应具备与政府合作性改变的能力

1. 要遵守政府法规，即使那个法规是不合理的，是干预市场影响企业经营的。
2. 遵守明显不合理的政府法规，目的在于保持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沟通。
3. 保持和官员的良好关系，维持彼此的信任和沟通，目的在于展开对话。
市场经济有一个先天优势——符合经济规律的方案，一定是双赢或者多赢的。在妥协中求进步、深入关注问题本身而不是纠缠于意气之争的思想观念，不把对方妖魔化，也不把问题简单化，而是在合作的背景下寻求改变，称之为“合作性改变”。

反改革者促进了改革的进行

89之后，反改革者在经济决策中占了主导地位，其主要观点是停滞甚至扼杀改革，具体手段就是毫不留情地执行紧缩政策。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政策的经济后果，你无法用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抑制来督促他们放手。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其实很需要这样严格的紧缩政策。主观目的是为了反改革，但客观结果却很有利于改革，为中国经济日后的发展打下了相当理想的基础。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反改革者在这两年主导了中国政治，但对外开放并没有终止。

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坐上了开往南方的专列。这次南巡以近乎事变的方式从政治上给了反改革者雷霆一击，彻底扭转了整个局面。中国重新走上了经济发展之路。

反对自由化深化改革的三种阻力

1. 来自于执政者内部，主要来自极左势力。他们曾经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但现在不足以成为现实的政治力量。但中国正在大力推行政府主导的福利政策也很可能会成为市场化、自由化改革的障碍。福利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政客本身，而生产能力会被压抑。
2. “以社会良心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的知识分子，正在大量产出。他们有意无意中所做的，是通过激发人性中的阴暗面——损人利己、占便宜、不劳而获、以多欺少，甚至赤裸裸地劫掠他人——来谋求自身的利益。
3. 国家干预市场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出现，他们天生离全力很近，甚至彼此交融。市场化自由化的改革，多半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很有动力说服权力帮助他们维持特权地位。

垄断是垄断者的掘墓人

中国的既得利益者固然可以通过幕后操作来维持特权，但这种行为是不光彩和不得人心的。即使是特权者，也要千方百计地加以掩饰和修饰，而不敢公然拿出来示众，更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当中争取和捍卫。这种局面的好处是，如果能通过合适的利益梳理和妥协，既得利益者会愿意放弃不光彩的特权，换取合法的、光明正大的可持续利益。而这种可持续的合法利益，只存在于自由交易的市场中。实现这种利益妥协，并不容易，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实际经验，但在垄断特权没有取得道义制高点的情况下，毕竟还是有可能解决的。

新技术的发展，让破除利益集团有了更多的办法。技术进步常常让特权者盘踞的地盘变得无足轻重。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很可能帮助我们以较平稳的方式解决特权问题。以中国长期存在的盐业为例，其垄断的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恰恰是垄断集团自身。政府的垄断保护，可以帮助他们独占行业，但却无法让人们吃下更多的盐，无法让行业规模持续扩大。

当今世界擎自由贸易大旗者中国也

美国通过TPP倡导的贸易“黄金标准”，实际是是用非常强的非关税壁垒阻碍自由贸易，里面关于劳工等的标准，实际上正式拖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19世纪英国发展处英式自由贸易，所谓即使对方妨碍自由贸易，比如设立高关税，自己也应该坚持实行自由贸易。后来美式自由贸易则认为自由贸易是对他人的让步，如果不能换来对方同样的让步，就无异于吃亏。有意思的是，自我封闭的中国，现在却成了自由贸易强有力的支持者，尽管出发点不同，但中国的对外贸易反而更接近英式古典自由贸易。

历史上的大国很多，但伟大国家很少。区别在于，伟大的国家不仅能开疆拓土，创造财富，还能凭借自身实力给世界带来巨大的观念进步。现在谈论中国成为伟大国家，会被人耻笑为妄想。但几十年前说中国会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不也同样无人相信吗？

行政垄断的底层逻辑

首先需要把行业按照政府干预行业的难易度进行划分，这种可以被称为行业的“政府性”。如果对政府性高的行业进行私有化，社会实际得到的，是服从市场纪律、愿意参与自由竞争的真正意义上的私人企业，还是官商勾结、利用政府权力掠夺社会的政商利益集团？往往是后者，比如当今的俄罗斯。

反观中国，虽然有不少行政垄断的巨型央企，虽然这些企业规模巨大收入丰厚，但不带偏见的人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政府保持了中兴地位，没有被任何利益集团所控制。在制定政策时，中国政府根据的是社会整体长远的利益，而不是利益集团的好恶。虽然会犯错，但政府毕竟没有沦为利益集团对工具。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做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到的事情。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秘籍之一。中国政府的中性地位是如何保住的呢？

1. 保持基础行业的国有状态。相比乱七八糟、很有可能绑架政府的政商利益集团，政府中性、规则明确、逐步改进的行政垄断，显然是最优的选择，至少是可以接受的。
2. 中央政府拥有雄厚财力。简单说：老子有的是钱，你那点小钱儿，我根本看不上。想收买我，你也配！
为了避免更恶劣的政商利益集团把持政府的局面，中性政府管理下的行政垄断可以接受，但肯定不是值得追求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当代中国的很多问题，不是黑白分明的简单问题，而是复杂的技术问题。靠表态、站队、三招两式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投射到个人

最简单的道理值得一再重复。努力工作、克勤克俭、投资未来是宝贵的优点，而不是什么已经过时的缺点，更不是低人权的表现，相反，那是真正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充满乐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