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经济学的诞生

临床经济学的诞生：2007年下半年经济类书籍回顾

【读品】http://www.douban.com/group/dp/ 李华芳

1凯恩斯的预言

1930年的一天，大萧条肆虐使得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忧心忡忡，他对未来经济的可能结果做了一番推测，把乐观的因素写在一张纸的左边，把悲观的因素写在右边。日益萧条的街景和日渐消沉的人影迫使凯恩斯无法停止思考，他将这个话题不断深入下去。冬天来了，凯恩斯的思索却走入了春天。在《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一书中，凯恩斯最终将乐观情绪留给了后代。他指出到20世纪末，也就是他的子孙们所处的年代，英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贫困现象能够终结，其原因是巨大的技术进步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惠及贫困人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凯恩斯后来在《和平的经济结果》中写道：这一结束于1914 年8月的时代是人类经济史上多么辉煌的时代！伦敦的居民可以惬意地坐在床上喝早茶，电话订购全世界他们想要的不同商品，等着送到自己的家门口……

 

不过好景不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对全球化的憧憬彻底击溃，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全球经济复苏也相当缓慢。依靠战争发了财的美国在布雷顿森林召集会议，谋求战后繁荣的梦想促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的诞生，两个机构都设在华盛顿，隔街相望。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一部分的还有世贸组织（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IMF监督国际金融体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向战后欧洲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关贸总协定监督国际贸易，全球化在三驾马车的驱动下卷土重来，进入第二阶段。自1960年以来，全球人均年收入增长速度为2%。凯恩斯的预言也成真了，今天我们有了亚马逊这样的购物网站，使得世界在网络面前呈现了另外一幅图景。

 
2维基经济学

“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为我们展示了他对全球化的乐观态度。“大规模协作将改变这个世界”，《维基经济学》的登堂入室提供了全球化的绝佳注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制针为例，生动阐释了由于专业分工所致的产量急剧提升，专业化或者分工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不懈动力。在《维基经济学》中黄金公司（Goldcorp Inc.）的首席执行官罗伯·麦克欧文（Rob McEwen）却感到专业化不那么令人满意，尽管资深的地质学家们发现了可能贮藏金矿的区域，但没人能告诉他金子到底在哪？加拿大的冬天充满了寒意，专业化的困境也像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麦克欧文的面前。怎么办？

 

在麦克欧文苦思冥想之际，网络的应用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是，网络使得人们可以不受时空限制，更方便快捷地交流思想，这为大规模的合作提供了条件。比如说Linux操作系统，这一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完全不同于微软的windows和Vista操作系统，Linux是开放的，任何人，甚至不是代码工程师，都可以为这个系统添砖加瓦；而且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你只贡献了两行代码，贡献了四行代码的人就会瞧不起你，因为缺少你的两行代码，整个系统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所有的贡献可以立刻被其他人共享，这一切成果大家都能有目共睹；最重要的是，这种合作模式是全球性运作的。这与微软的封闭性、等级制、专利保护和技术垄断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麦克欧文从Linux的例子中得到了启发。他意识到如果凭地质学家们的专业知识不能找到金子，那么集结全球智慧或许有可能。所以他公开了所有先前的材料，举行了一个“黄金公司挑战赛”，能够提出最优估计和最佳方法的参赛者可以获得高达57.5万美元的奖金。参赛者包括大学本科生、咨询顾问、数学家和军事人员，方案也稀奇古怪，但比赛结果令人欣慰。自挑战赛开始以来，黄金公司已经发现了8百万盎司的黄金。这次比赛不但得到了大量的黄金，而且还把一个价值1亿美元的低绩效公司改造成具有价值 90亿美元的大企业，同时将北安大略省一个落后的采矿点转变成采矿业最具创新和最有利可图的矿产地之一。麦克欧文成功了。

 

这是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D·威廉姆斯(Anthony D. Williams)在《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一书开始为我们讲述的故事。这一故事蕴含的一个简单但强大的思想是：大规模合作将彻底改变我们的商业世界，乃至全球社会。而这正是“维基”所做的：利用互联网进行全球协作，形成更多的创新内容、产品和服务，从而惠及集生产者与消费者于一身的“参与者”（prosumer）。唐·泰普斯科特在《维基经济学》中揭示了维基模式之所以能扩展市场的四个要素：开放、对等、共享和全球运作。在全球化的今天，由于技术、人口、商业、经济和世界的深刻变革，我们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众共同参与经济活动的新时代。而新的大规模协作的形式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发明、生产、销售和分配商品和服务的方式。这种变革对每个参与其中的公司和个人来说都是个难得的机会。这是激动人心的叙述，这本书用简洁有力的语言描绘了网络时代波澜壮阔的蓝图，充满了灵感四溅的火花，给人智慧的启迪。按照一位web2.0时代的评论者的话说：最重要的是它不仅仅属于IT世界的圈子，它属于任何一个企图理解自己的发展存在状态的现代人。

 
3起火的世界

从上述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成功的。但伴随全球化的阴影从未消退，从欧罗巴到亚细亚，到处都有反对的声音。全球化这个词语诞生之时，批评就与之随行了。最大的批评是全球化造成了穷国与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公平的情绪造成了国际间的敌视。价值观不同酿成的“文明的冲突”与因为收入差距拉大造成不公带来的矛盾相互缠绕，形成了新的对抗。这与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一致。

 

那么如何看待全球化？沃勒斯坦曾经以“中心-边缘”的空间论述部分取代通常关于全球化的“现代-后现代”的时间论述。沃勒斯坦认为所有社会都处于现代之中，不同的是处于中心区还是边缘区，而不发达国家必然被边缘化。罗伯森（R. 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与“现代-后现代”的论述紧密相关。但“全球化”的概念遭到了布迪厄的痛斥，布迪厄认为这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尤其是对自由贸易与新经济的所谓乐观展望，掩盖了更为实质性的冲突，包括国家间与民族间的冲突。这正是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过的冲突，也是丹尼尔·贝尔所指出过的冲突。

 

与布迪厄不同的是，贝尔宣称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已经终结。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一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在世界范围内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人类意识形态的终结点。福山延续了黑格尔的观点，自豪得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但沃勒斯坦和布迪厄等人显然并不接受这一结论。安东尼·吉登斯后来在《超越左与右》中萌生了他的“第三条道路”的设想，第三条道路尽管也不被所有人接受，尤其是在宏观的层面抵触更多。但在具体的议题上，这种超越的观点却给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可能与选择。

 

以上基本概况了围绕全球化展开的三种典型思想路径：支持、反对及超越。乐观的凯恩斯只对了一半。发达国家的确消灭了赤贫现象，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有拉大的趋势，而且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成两极分化的趋势。技术进步和制度上的改善，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富裕起来的人群开始利用制度上的便利进一步攫取资源，使得贫困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加上亨廷顿阐释的“文明的冲突”，导致全球化并没有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而是互相冲突的世界观在竞争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造成的将是分崩离析，是蔡爱美所谓的《起火的世界》，而不是“平的世界”或者“合作的世界”。同时，在落后国家内部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构成的三位并不一体的框架，在给穷国贷款的同时，附加开放贸易、政治改革等一系列条件，结果并没有使得穷国最基层的人民获益，反而是政治家攫取了其中的大部分利益，普通民众的境况改善不多。尤其是在拉美政权频繁更迭，对民众福利产生严重损害。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提到赞比亚的例子，援助使得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600美元，比赞比亚刚刚独立时低了三分之一。这种落后国家内部的困局，也让人对全球化充满了怀疑。除此之外，卡瓦纳和曼德尔对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益、并且用金钱购买民主的行径也进行了谴责。

 

经济学家内部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开始南辕北辙。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也猛烈抨击了全球化，他认为在国内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向外国资本开放金融市场会造成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至今还让人心有余悸。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种族暴力事件；而受此风波累及的阿尔及利亚有2500人丧生。对于IMF、世界银行和WTO推动的各项看起来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开放金融体系、以便从全球化中受益的政策，可能也是导致穷国内部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斯蒂格利茨由此评论到：假如凯恩斯知道现在IMF是这么运作的话，他一定会从坟墓里面跳出来。

 

另外一个批评来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在《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书中卢卡斯指出一个明显的悖论。通常而言，穷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富国的劳动力成本高，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话，就会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但统计却表明资本主要仍旧在富国之间流动，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尽管数量不少，但与富国之间流动的资本相比，仍旧是小巫见大巫。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但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全心全意拥抱穷国。

 

克劳斯·科赫在《市场的贪欲：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无奈》中则重点强调了欧洲福利国家在全球化冲击下，失业大潮席卷而来造成的福利政策失效，而国家在面对市场贪欲吞噬一切都情形没有任何作为。尽管科赫最后的建议认为需要重组欧洲福利国家，并且为了维持重组过程中的社会互助和团结，需要“文化”革命，这种观点潜在的危险比全球化本身恐怕更甚。

 
4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米什金在《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为全球化进行了辩护。他含蓄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和卢卡斯的观点，他指出当下的经济已经是一个开放经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并非全球化本身的过错，而是由于一些国家不能或者不愿意参与全球化进程所致。或者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面临过多的全球化压力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事实上，当下那些实行开放的经济政策、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减少，而那些没有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并非如此。米什金认为全球化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也有助于降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

 

摆在米什金面前的现实挑战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造成的贫富差距是赤裸裸的伤口，不容忽视。米什金考察了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额危机和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指出当新兴市场国家的不当金融政策给金融机构带来过多风险时，金融的全球化会造成这些国家的金融危机。但这个罪名不应该由“全球化”来承担，而是该国的金融治理不善所致。

 

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实施的往往是使他们短期受益，而对整个国家经济可能有害的金融政策。更糟糕的是，金融危机的梦魇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误以为“全球化是魔鬼”，开始拒绝全球化，对其敬而远之，从而错过了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在米什金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要大得多，如果穷国能在产权保护、法制建设、消除腐败等方面有所改善，那么穷国将会分享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如果穷国的财产得不到保护、地区冲突不断和政府腐败严重，那么将很难吸引到投资，贫穷会依旧维持。

 

当然米什金进一步指出，拿到了投资并不意味着资本就能得到有效配置。单纯把资金仍给穷国并不能使其发挥作用，甚至在腐败盛行的国家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这也是全球化备受指责的原因所在。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提到赞比亚的例子，援助使得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600美元，比赞比亚刚刚独立时低了三分之一。因此必须建立一套机制使得资本流向边际效益最高的领域，米什金的建议并没有出奇之处，只是重重弹了亚当·斯密时代的老调：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应该开放自己的市场，同时鼓励穷国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这将有助于穷国改进金融系统，促使经济更有效的运行。

 

米什金由此认为全球化本身并无过错，只要完善制度，不论穷国富国都能从中获益。于是他用乐观而又充满希望的笔调写下：贸易，而不是援助，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美好、更安全而且政治经济更稳定的世界。
5贫穷的终结

触目惊心的贫富差距问题在多年以后，深深震动了杰弗里·萨克斯，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萨克斯曾经为东欧尤其是俄罗斯和波兰的改革提出了著名的“休克疗法”。这种清晰界定产权的方式，这种一步到位的设想，这种大规模的制度转变，是萨克斯学术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产物，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笃信使得萨克斯开出了这一药方。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经济在短期内大有起色，但随后由于法律缺失制度不完善等一系列配套改革未能及时跟进，寡头攫取大量财富，民众生活普遍疾苦的“两极分化”开始在俄罗斯大地蔓延。时至今日，围绕“休克疗法”依旧充满了争议。这让萨克斯充满了困惑。

 

更令萨克斯困惑的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发动了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这使得美国2005年的军事开支达到了4500亿元。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萨克斯马上意识到，如果不用于战争，而将军费开支的十三分之一用于帮助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问题，恐怕这150亿，美元带来的收益会大大超过“战争胜利的果实”。更何况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旷日持久的战争也造成了数量惊人的浪费。

 

而与此同时，贫困的恶果正侵袭着那些可怜的人。萨克斯引用了一串触目惊心的数据。在一天之中，有8000个儿童死于疟疾，7500个年轻成人死于艾滋病， 500个已婚成人死于肺结核，还有数千人死于非致命性的疾病，例如呼吸系统感染等。何以这些非致命的疾病就能吞噬人们的生命，答案只有一个。因为那些躯体已经饱受饥饿的折磨，没有足够的医疗设备和服务、缺乏安全的饮用水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原因——“贫困”，这才是生命的头号杀手。如果福柯在世，恐怕也不能为这些死去的人续编另一本《无名者的生活》，因为这些人死得悄无声息，没有任何记录显示他们曾经活过。

 

这些默默而死的生命，这些消失不见的历史，在凯恩斯主义者眼里，是无法容忍的。不管是凯恩斯思想的继承者萨克斯还是凯恩斯本人，都不能无动于衷。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就提到了政府在处理失业与通胀之间关系上大有可为，背后的意思是政府应该积极干预市场，帮助那些弱者。同样的逻辑也被萨克斯推广到对贫困问题的治理上，富国应该通过某些手段来帮助贫穷的国家，这正是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表达出的强烈信号。

 

萨克斯坚持美国对贫穷国家的责任是因为9·11事件的刺激，这让他认识到全球化如果不能消除贫困，和平就是个无法企及的梦想。而美国在全球化中获益，有责任担负起富国的责任，否则类似9·11这样的事件将会使美国损失惨重，甚至掩盖了全球化的收益。这是因为贫困与和平紧密相连，贫困会带来不确定性。

 

与米什金强调自由贸易的态度有所不同，萨克斯作为联合国反贫困千年计划的参与者，并没有放弃“援助”的思路，只是萨克斯认为应该将援助用于提高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和公共制度上，由此可以解决贫困问题。这些被萨克斯认为是“为结束贫困而作的必要投资”。萨克斯尽管在书中也提到了孟加拉的“格莱珉银行”，但仅限于指出其在孟加拉实践的“移动电话革命”，而没有意识到小额贷款机制带来的金融体系变革，将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贫困的局面。

 

尤努斯及其格莱珉银行则更多是从“本土力量动员”的视角来考虑消除贫困的。在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中，他提出了格莱珉银行第一代的工作准则，贷款给穷人，尤其是贫穷的妇女，相信她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能发现赢利的机会。但第一代格莱珉银行中最重要的是分成贷款小组，5人一组相互之间有监督，这就相当于是一种“连坐”制度，整个小组的信誉会受到组内每一个人的影响。尽管格莱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这一“连坐”制度也在事实上限制了更为贫穷的人获得小额贷款以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面对新的形势，扩展更多的小额贷款，让更多的穷人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从而彻底抛弃贫穷，这是格莱珉银行面临的新挑战。尤努斯的学生阿西夫·道拉和迪帕尔·巴鲁阿在最近的新书《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中为我们讲述了“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直接贷款给穷人个人而不是5人小组；不要担保；采用更为灵活的贷款方式，甚至为每一个穷人量身定制其贷款计划；配以更加灵活的还款方式，比如说一旦当期还款困难可以延期；为穷人赚来的钱提供更具吸引力的存款方式和保险产品，比如为了吸引穷人存钱，提供子女教育存款或者养老及医疗保险存款等，这样穷人存款将是用于他自己而不是其他，这大大提高了穷人的存款积极性，也顺带的提高了还款率。

 

尤努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始终对穷人充满信心，并且相信穷人的诚信不比富人差，因为这些工作在孟加拉这个贫困国度里的人深深知道：在穷困的绝境中挣扎的人们，对现实的机会有更深刻的体察，只要辅以相关的金融服务——小额贷款，穷人就能抓住机会。这与所谓的诚信并没有什么关联，并不是说穷人和富人的诚信有高下之分，而是说在恰当的利益刺激下人们总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第二代格莱珉银行比第一代增强了各方面的灵活性，其带给我们的启示是：首先，在最贫困的人群中也隐藏着商业机会，因为最贫穷的人迫切需要生存下去，这种压力会迫使他们去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其次，穷人身上也有熊彼特所谓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同样富有创新能力，在恶劣的环境中把握商机；最后，格莱珉银行的成功表明市场手段可以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在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也为增进和平贡献良多。格莱珉模式的成功不仅是商业上的创新，真正重要的是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而公平恰是和平的“垫脚石”。所以，让世界一起努力，将贫穷抛进历史。正如尤努斯说的：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

 
6临床经济学的诞生

福柯写过一本《临床医学的诞生》，旨在阐释医学知识是如何在现实中转变为政治力量的，“专业化”最终成为了政治的工具，但知识分子却与之合谋而不自觉。福柯在后来的一系列论著中对此进行了反思。无独有偶，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其《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宣告了“临床经济学的诞生”，从经济学角度作出了反思。尽管与福柯关心的“知识与权力”议题不同，萨克斯更加关心的是一系列经济学知识背景下出台的政策对现实生活产生的影响。由于“休克疗法”的后续影响显然超过了萨克斯的想象，其中最严重的当属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这一问题又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一个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第二，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刺痛了阿马蒂亚·森，刺痛了尤努斯，也刺痛了萨克斯。这迫使萨克斯进行反思。

 

萨克斯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发展经济学就像是18世纪的医学，那时候医生用水蛭为病人止血，这常常使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死去。而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当贫穷国家向发达国家寻求帮助时，贫穷国家往往被推给IMF，提出的药房就是要求他们勒紧裤带。但穷国如此之穷以至于连裤带都没有。于是此类政策往往导致穷国出现骚乱、政变或者公共体系的崩盘，就像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就因为方法不当而死去一样。萨克斯说他自己也是花了20多年才弄清楚什么是好的发展经济学。好的发展经济学必须是“临床经济学”。

 

而临床经济学必须意识到如下几点。首先经济体就像人体一样是一个复杂系统。其次经济学家应该像临床医生一样学习区别诊断的技艺，要因时因地制宜。再次必须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大家庭，家庭中贫穷成员总是越少越好。再次要对发展实践进行监督和评估。最后萨克斯甚至要求发展经济学家承担道义上的责任，认为发展经济学家这一共同体需要建立职业伦理和职业标准，就像临床医生要遵守的职业伦理及标准一样。

 

撇开萨克斯的道义号召不谈，其“临床经济学”隐含着必须要尊重“地方性知识”的要求。人类学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概念，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值得强调。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正是基于对孟加拉的传统、制度以及一系列地方性知识的了解才取得了成功。

 

卡瓦纳和曼德尔跳出了在面对全球化的“支持、反对和超越”选择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中提到了可能的替代方案。这也许和他们所在的机构是智库而非单纯学术机构有关，因此他们的书中更多提出了“替代性方案的纲领和细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卡瓦纳和曼德尔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的十项核心原则，包括：新民主，辅从性，生态的可持续性，共同的遗产，多样性，人权，工作、谋生及就业，粮食与食品安全，平等和预警原则。他们提出了能源、农业及交通等具体方面的替代性方案。

 

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由该地方作出选择，而输出自由民主的“方式”与当地的传统之间如果存在较大的鸿沟，就可能在现实层面造成冲突和矛盾。卡瓦纳和曼德尔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名为《从全球到地方你能够做什么》，正体现这样一种对地方性知识的尊重。所以不妨倾听卡瓦纳和曼德尔的建议，全球化完成的方式可能更需要依靠“本土动员”，而民主和自由的呈现也更多需要依赖地方性知识的扩展，而不是依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这或许也正是值得萨克斯的“临床经济学”关注的。

 

萨克斯著：《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1版1印，28元。

泰普斯科特、威廉姆斯著：《维基经济学：大规模协作如何改变一切》，林季红、何帆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0月1版1印，43.8元。

米什金著：《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金融体系与落后国家的发展》，姜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11月1版1印，38元。

阿西夫·道拉，迪帕尔·巴鲁阿著：《穷人的诚信：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朱民等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8月1版1印，35元。

约翰·卡瓦纳，杰瑞·曼德尔编：《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童小溪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1版1印，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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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思想库报告》主编，【读品】出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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