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版笔记

Chapter One 中国需要供给侧改革，即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
1.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选择——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三期叠加的挑战：“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增速下行”，“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内外部失衡（投资率畸高和消费率过低，外汇结余的大幅度增加引发货币超发和市场泡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大规模投资导致企业负债迅速积累）”。
讨论两种经济增长的分析方法和应对措施：一是需求侧因素分析法——凯恩斯分析方法（四架马车），提出需求是短期调控经济的手段，但是供给是长期可持续调节经济的手段。扩大需求所施行的投资刺激政策所带来的投资回报递减规律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债务的过度增加和杠杆率（负债总额对一年GDP总额的比率）的迅速升高，其中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高达125%，超过欧盟90%的红线。二是供给侧因素分析方法，哈罗德多马模型及其悖论，索洛余值A即TFP。增长有三个基本的动力：劳动力增量，资本增量和全要素生产率（TFP）。
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度增速原因：大规模投资；人口红利；效率的提高（城市化和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However，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城镇化和模仿技术效应不断下降。因此中国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率，才能走出三期叠加。引出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避免系统性风险，措施：停止无效投资；妥善处理政府债券；动用国有资本偿还隐性负债和或有负债；停止对僵尸企业供血；对资不抵债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盘或者重组；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粗放增长方式。
全面改革的阻力：旧的意识形态；权力寻租特殊利益者；不利的经济环境；现代市场经济的巨型系统。应对规划：防止回潮和纵向深化发展；两率改革配套金融体系改革的变化；财政改革配套地方政权的处理；建立竞争有序市场；N+1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市场化商品价格体系，自由贸易区的试验。
2.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钱颖一：清华大学经管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摆脱贫困陷阱后，资本存量的增加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融资结构的扭曲造成大面积产能过剩，纠正扭曲必然影响增速；激励机制的变化，中间状态，政府权力尚未全面减少但是做事积极性下降。
How to do？一是不应该出台大幅度刺激需求的政策，不应该过度依赖央行的政策，应该配套相应的结构调整；二是留给市场和企业内生调整和发展空间；三是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减少行政审批加快财政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民企松绑，促进金融创新和创业：四是重新定义政府奖励机制，建立新行政商关系，由参与型变为服务型。
3.供给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的变化——白重恩：清华经管院副院长、经济系主任，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三个和挤出效应相关的现象：一是经济增速下降但是没有明显的失业问题出现；二是实际工资增长速度快于GDP增速；三是实际利率不断上升。
如何解决？政府简政放权，加强国有企业二改革；降低劳动力成本，利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降低社保缴费率；利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应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是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结构相吻合
4.没有产业支撑的增长都是空谈——黄益平：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稳定增长速度的是产业和创新升级，产业政策应集中在教育、科研、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
供给侧改革，更多地考虑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可持续的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是一种长期性政策，解决目前国内生产中的低效益、资源配置不当、技术进步缓慢、企业创新能力不足。
僵尸国企的推出障碍：工人失业、不良资产、经济增速放缓——长痛不如短痛。
真正能够支持经济增速触底反弹后稳定增长的在于我国又没有形成新的、有竞争力的企业。
5.从制造到服务：经验理论与中国问题——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一是迈入一定人均收入门槛值后，一个经济体会经历从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驱动转型力量是更高水平上对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偏好的上升，以及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业部门更高的生产率。
二是人均收入、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消费份额等多方面证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典型的从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拐点是2008-2010年。
三是市场力量作用下的经济转型会伴随部门加总生产率（生产率差异和非同质偏好引起）、资本积累、劳动参与时间等多方面的变化，影响经济增速，违背经济转型方向的政策会加剧资源配置扭曲，降低TFP，进一步加剧经济下滑。
四是从维持较高经济增长潜力角度看，应对结构转型压力的关键是释放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潜力，依靠对服务业的规制政策调整和改善公共服务，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部门内部的产业升级是互补关系。缩小发展中国家服务业部门和发达国家之间服务业部门之间生产率差距比缩小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差距更有助于提高加总生产率，全国范围内，高端制造业国家一定配备发达的服务业，说明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比较而言，中国的制造业与国际市场高度接轨且具有强的规模经济优势，面临的政策环境扭曲是部分上游企业及生产要素处于高度管制和事实上的寡头垄断局面，带来了对工业部门和整体经济的负面效应。
五是服务业规制政策调整和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背后的决定因素是慢变量，是政府和社会公众从物质文明价值观到后物质文明价值观的代际价值观转换，价值观转换提高了社会资本和民众问责积极性。社会资本提高了有助于减少管制需求，民主问责有志于纠正管制供给，提供了对公共服务的激励机制，反映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信息。由此激发的政治权力再分配，政府如果能够调整代际价值观，就能与市场形成合力，保障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面临两个难题：激励机制扭曲，各地政府只看重GDP和税收增长，提供公共服务更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不足，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信息扭曲，基于何种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服务，基层群众的需求难以充分、有效地传递到政府。
6.久违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释放什么信号？——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朱振鑫：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员
中财办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并没有变弱。
中国供给主义思路愈发清晰：适度扩大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重上升）；货币政策上继续降息降准是必然，如果CPI，PPI持续下跌，将会有降息来对冲实际利率的攀升，外汇占款下滑导致基础货币缺口将需要降准来对冲，盯紧银行间利率；财政政策：扩大发债+结构性减税；房地产定位常态化，短期核心去库存；注重对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股票共给不足和资金过剩导致的“堰塞湖”，进行股市改革。
7.从国际经验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源泉——
需求因素向供给因素的转变是有限制的条件：封闭经济，无国外竞争者；不存在产能过剩。
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意味着必须容忍能够淘汰落后产业和落后产能的增长速度下降。例如推动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转移，防止制造业过早、过快，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形成国内版飞雁模式，赢得调整的时间从而延长人口红利；继而在部分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实施“一带一路”推动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实现生产能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中国政府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把握互联网革命的机遇进行改善，政府从挑选赢家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让生产要素充分流动，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实行优胜劣汰。
Chapter Two 供给侧改革的前世今生
1.供给侧的源头——“萨伊定律”——许小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萨伊定律是指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凯恩斯认为供给方创造的收入没有全部转化为需求。
“供给经济学”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泛指里根政府推行的以减税为中心的一套政策，加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统称“里根经济学”。
财政开支通常向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倾斜，央行减息降低资金成本，同样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投资。就业的大部分集中在工资增长慢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重资本轻劳动的生产结构导致了类似的国民收入（GDP）分配结构，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企业的资本收益以及政府税收比重不断上升。政府和企业主要用于投资，结果居民的消费需求跟不上产能增加，过剩产能就这样出现和积累。
政府采用两种方式压低资金成本：一是国家的主权信用在市场上发行低成本的国债，替代高成本的企业债和银行贷款，用财政投资替代企业的商业投资；二是中央银行放松银根，直接降低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
Q：处于破裂边缘的资产泡沫，难以承受的政府和企业债券，以及不可避免的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
Key：研发的规模经济效益：对于即将倒闭或被兼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出手相救，而要把宝贵的公共资源用在失业人员与家庭的生活保障上。
作者认为如果生产能力确实由于提高技术水平A和改善生产组织方式F改进而提高，供给将自动创造需求。
2.论从供给方面发力——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供给方面调控是中期的调控，主要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产业政策的调整、技术政策的调整、资源配置的调整。供给侧的发力，通常是指增加供给而不是关停企业。
难点：一是资本不足；二是专业人员和技工不足；三是土地和淡水供给不足，营销力量不足。解决需求问题的方式之一就是把顾客留在国内，这样增加的就是国内的税收，而不是国外的税收。
How to do：一是通过定向调控，以定向减税、免税手段来鼓励现有生产能力；二是鼓励高新企业的成长，扶持短板行业；三是大力发展新产品；四是加强职业技术培训；五是继续简政放权，明确三个清单（负面清单、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六是调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加快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促使民企加快转型。
增加供给和增加需求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要将供给的发力和人力资源升级结合——创新创业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3.鼓励内供远盛鼓励内需——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
内供是指私营的工业转向为供给国内的市场而产出。
How to do：一是立刻撤销所有原料进口税，撤销来料加工这项工业安排，欢迎任何人在中国投资建厂和经营企业。鼓励专才进行再做厂；简化税制。
4.对“三驾马车”需求理论的再认识——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从债务杠杆率的角度来看，社会间接融资存量与GDP之比上升幅度更大，意味着货币供应日益趋向于宽松，杠杆率越来越高。
凯恩斯理论的缺失是：只考虑短期经济问题，而不是经济系统中长期运行的动态过程的观察；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之间的替代性是不完全的。
从动态过程审视刺激政策的有效性：在此意义上，应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因为财政政策可以局限在基础设施领域，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则不分对象地刺激全社会投资，因而导致产能扩张和下一轮的供求失衡。
基础设施上：首先基础设施如果超过了实际需要和经济合理性，也是产能过剩；投资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为拉动需求而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扩张也必须进行下去，否则会造成生产部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重现，有可能引发进一步投资和产能继续膨胀；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不可能无限持续，需要以增税和扩大负债及赤字来支撑。
我国的通货紧缩现象原因在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过度投资，从而促进供给过度扩张，在中长期恰恰加剧内需不足。原因在于货币宽松导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价格走向转而与货币供应负相关。
在均衡状态下的“资本积累黄金律”，储蓄率和投资率偏离这个增长点，均会导致某种低效率。
初步发现我国的消费率在65%左右是一个最佳临界点。
消费-储蓄结构失衡现象的原因：一是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上升，居民收入下降，企业收入分配不能实现收入扩散效应；二是政府收入偏重于投资，公共服务相对缺失，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
How to do：一是改革财政体制，减少不必要的investing和expense，完善社保和公共服务；二是税制改革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收入再分配制度来调整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以及竞争性行业与资源性垄断型行业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以国有资金来弥补社保基金缺口，减轻企业的社保缴费负担；三是推进简政放权，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过多干预，清理各种特惠政策和限制性政策，提倡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就业；四是加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城乡一体化；五是推行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六是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清理不良债务，防范资产泡沫，扩大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对小微企业减税为主。
5.供给经济学的前世今生——方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拉弗曲线：由于高税率严重的抑制经济活动，一旦进行相当程度的减税，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力。
总结：在短期内，经济是凯恩斯式的，由于经济主体错觉，粘性工资和价格的存在，减税将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和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长期内，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无效，只有通过影响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经济。
6.供给侧改革：里根的教训与朱镕基的经验——徐朝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里根的“供给革命”本意是希望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渡干涉以改善微观效率，进而解决供需失衡的短期宏观经济问题。然而中间还有漫长的传导过程，因此，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朱镕基的供给侧改革：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完整结束城镇住房制度改革。
7.供给侧改革的宏微观角度——赵幼力：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经济分析师
强调解放生产力，强调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可以预见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长水平也会随着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继续下行。
微观视角下的供给侧改革：供大于需，供小于需，供需错位（中国制造的廉价和低端已经满足不了中国消费者对于品质的要求了。对此应该依次采用不同的措施，压缩供给，增加供给，品质革命。
8.重读撒切尔主义——戴险峰：芝加哥宏观策略分析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撒切尔主义所代表的经济主张，如货币主义（低通胀）、市场经济（小政府）及私有化。
撒切尔采取货币的紧缩政策，私有化，减税，放松管制以鼓励竞争，削弱工会力量。
中国企业在撒切尔主义中可以学到的：将原国企的股份注入社保体系，从而解决社会保障的基金问题；小企业减税可以促进投资，减税造成的财政收入空缺，可以从国企上市中获得补偿；房地产市场，在供给市场受到严重制约，而在需求方面又有强大的投资需求；政府的限购政策是个必须的次优方案，比如征收房地产税，针对投机性需求征收重税。
Chapter Three 供给侧改革改什么
1.中国供给侧至少存在六大问题——杨伟民：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十三五规划：“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
《建议》中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国际：我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增长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处于较快增长期，我国处于经济体量不断变大的处境，从贸易和需求来看，过去全球市场一定程度上是靠一些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来支撑，我国一直是外向型，然而现在发达国家在去债务化，我国的一部分产能变成了过剩产能，出口对我们的拉动作用减弱。从投资来看，过去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分工从产业分工走向了提供需求、供给、资源这种大分工。
需要做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5+4+3：宏观、产业、微观、改革、社会政策；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化解房地产库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2.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PPI超过40个月的负增长，最新已达-5.9%
中国经济到达中高速增长平衡点，将会有“两个底”，一个是需求底：房地产投资增速由以往的高增长回落到新的月度同比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速有负转正，将是房地产投资乃至中国经济从需求侧来看经济增速触底反弹的信号；一个是效益底，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由负转正，并保持可持续的增长。如果效益底滞后于需求底不能出现，经济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风险的特殊困难时期。
优先改革的重点领域：一是减产能要采取果断管用措施，由国家层面确定减产能的总量，按现有产能将减产配额分配到各地，并允许配额交易，将部分国有资本转入社保基金，解决职工安置问题，对相关银行坏账允许核销，推动优势企业主导的市场化的兼并重组。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将孤岛型城市转变为网络型城市。加快产业升级，环境创新。
最后注意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互动。
3.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楼继伟：财务部部长、党组书记
推行企业集体谈判，但是反对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
当前经济阶段特征：三期叠加：补充吴敬琏先生的部分
在其他约束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下降，需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才能推动增长，否则工资增长长期超过劳动生产率就会带来通货膨胀或“滞胀”。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停滞陷阱，1050美元到1247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
保持中高速增长，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途径：
第一个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减少对价格的干预性补贴，可以对勉强耕作的农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湿等生态恢复的活动给予补贴。实行后补助，就是设定一些标准。第二是户籍制度，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第四是社会保险体系必须改革。
4.供给侧改革的正确打开方式——朱海就：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供给主体正当性”，合格的供给主体拿自己的钱为市场供给，不合格的供给主体拿别人的钱“供给”。实际上，政府自己生产又自己评价的“供给”，根本不是“供给，而是”转移支付“，所以无效的供给必然伴随严重的分配不公正和败德问题。产能过剩源于大量不合格的供给主体。
How to do：一是让合法的主体都有权利供给，而是把不合格的供给主体改造成合格的供给主体。减税确实是很有必要的，金融机构本身成为合格的资金供给主体也是关键。
5.新供给改革改什么——王戴黎
存量和增量
从增量上：供给面改革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以及资本边际产出下降进行应对。年内利率市场化的基本是解决资本错配、投资效率低下的必要，其他方面的必要调整包括允许私有资本进入金融行业以更好地对中小企业融资需求进行定价。从存量上：供给面改革应提升现有资源利用效率，理顺资源错配造成的损失。，例如大学生就业难及农民工用工荒问题；钢铁、水泥、制造业等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
政府认为“稳定的经济增长”是推进结构改革的必要条件，更早对制造业进行改革将是就“以时间换时间”智慧更有效，将经济波动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通缩的结果是：企业不愿意投资，因为企业的库存会增加，经济很容易陷入衰退。通缩的另外一个表征是：资本外流，这意味着资本需要避险。逻辑：央行不断降息-刺激投资-总需求上升-紧缩缓解-价格指数回升。信贷资产抵押贷款。财政部将地方政府欠商业银行的债务转化成商业银行持有财政部发行的债券。
6.供给侧改革的五大要点与三大误区——
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高税收成本约束。解除对五大财富源泉的供给抑制，提高中国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人口与劳动、土地与资源、资本与金融、技术与创新、制度与管理。
收入分配改革的六大核心主张：遏制公共权力直接或间接参与财富分配；减少垄断对财富的瓜分；控制利用公共资源过度获取个体收入的现象；对于创业企业雇员人数、销售收入较少的小微企业应大范围免税；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调节重点是严重偏离要素边际报酬的收入；减少公共支出和转移支付。
避免三个误区：不能把供给侧和结构性改革停留在概念和理论层面；不能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到计划经济或产业政策的老路上；不能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管理对立。
Chapter Four：供给侧改革进行时
1.国企改革的新范式和政策挑战——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国企的中国范式：长期遵循实用主义思维，长时间的激进控制权改革自发地走进渐进的产权改革，使产权改革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特性，导致国企改革较多的对内部人依赖和有内部人主导；产权改革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和不确定性，并与企业的业务、资产、债务重组交互推进；母子型结构和集团化的国企选择碎片化、各自突围的产权改革；借助非国有企业崛起带来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国企改革；激进的控制权改革和渐进的产权改革导致了巨大的企业改革成本。
新范式的核心内容：主动推行、有时间表的总体性产权改革。
三项挑战：防止和界定国有资产流失；把握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尺度；确定国有股的持有和股权行使政策。
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一是企业办社会，企业长期以来为职工所提供的医疗、学校、后勤等服务；二是职工福利尚未或无法实行社会化，包括离退退休职工的管理和统筹外费用、内退职工的各种费用、“三供一业”；模糊地带。
简政放权仍需添柴加压
财政改革：一是改革预算管理体制，硬化预算约束，确实强化立法机关对政府的约束和监督。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政府间的指责分工；完善税制，规范非税收收入，进一步理政府间收入，改进转移支付制度
土地供给侧改革在于体现市场化内涵——P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