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以百年照前路

老牧对《跌荡一百年》（上、下）（全二册）的书评发表时间：2011-05-23 09:05:29

      经济学有一个分支叫”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经济学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导的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第一本标志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为１８世纪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强调分工与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即市场经济主导的生产资料及商品的自由流通，通过“看不见的手”达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化。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前，鲜有自由市场概念一说，国家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往往占据了决定性作用，国营垄断和行业寡头即便在如今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以后依然顽固不化地主导中国的大宗生产资料市场和商品流通环节－地产，金融，电力，通信，粮食，能源。

     所以吴晓波在本书的序言里说，“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门外。他们已经被这个曾经热爱的国家遗忘。”媒体如今常提及的一个危险的事实便是现代中国社会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我爸是李刚＂，“药家鑫案”等特权阶级与普通百姓的势力对抗，从中可以窥见的便是普通百姓阶层对财富特权的憎恨和仇视。

     本书在致谢里说此书“向中国的商业推动者致敬”。从１８７２年轮船招商局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的雏形，到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为现代中国的基本国策，“推动”，我理解为“变革”，是推进中国商业不断前行，被暴力撕裂又痛苦重组的荆棘道路。企业家，或者说商业者，都被历史的车轮碾在了路上。

     我没有能力去对宏大的中国近代商业史下任何肆意妄为的评断，却只敢透过吴晓波这本《跌荡一百年》，拉起历史厚重的大幕，以窥前进路上不断倒下的企业家们，看这些“和中国一起老去，长廊贯穿春秋”并且“正砸响大门的”陌生人。期望从他们身上，捡到沉在湖底的碎片，寻找启迪。

     改革。Adapt to change(适应能力),这是我常对他人做的要求。哲学上强调唯有变化才是静止不变的。不管世界经济，劳动市场，政治格局，还是简单到街口菜市场的鸡蛋价格，都是在瞬息变化的。清政府下的中国失去了变革的勇气，闭关锁国政策规定连一片浮木也不准流出国门。作者提到的的中日两国修建铁路就可看到“中日百年之国运异途，显非天数，而尽为人算。”如何在面对新事物与格局时，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快速反应以适应最新的环境从而避免出局的下场，这种如变色龙皮肤响应的能力，不是说人云亦云，而需依靠自己的经验，以及天生的冒险精神。所以我常认为，好的领导者，好的企业家，是实干家，也是冒险家。

    然而中国近代商业史多少有点苍凉沉重的味道，总因“变革”太晚-中国和印度是亚洲最晚加入金本位制的成员国。昨日看新闻称上海证券市场推出国际板已经放上议程，开放国际板是近几年政府金融的重心-一方面是欣喜，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一次这样的排名是一百多年前，开放国际板说明了政府的看到了潜在的巨大市场和进一步改革金融市场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担忧，所谓“改革”，便要先改后革，大陆的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对冲基金尚未打开，期货市场尚未成熟，股市指数完全依靠小道消息脱离基本面，如要“革”必先“改”，割肉刮骨止痛方能给予希望。金融创新的核心便是金融衍生品，如何把握创新和冒险甚至投机之间的博弈，是值得决策层反复商议的。改革面对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有时也会阻断我自己寻求变化的决心，好在经历的事情不断变得复杂和不确定，在决策和执行的过程中也找到了平衡点-看清所有人想要的利益，平衡立场，服从自己内心最坚定的目标，剩下就是执行力。会有快刀斩乱麻之痛，也会有凌迟缓慢之钻心，在恰当的时候做自己不后悔的事情，敢于去“改”去“革”。

       自古英雄出少年。这句话和张爱玲说的“出名要趁早”有异曲同工之妙。詹天佑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由中央政府送美留学的公派留学生，而当时“四大买办”唯一富贵百年的东山席家的席正甫，19岁到上海的钱庄跑腿，6年后25岁便成为买办，时任汇丰洋行买办年薪10万两白银及15%贷款佣金回扣。追至郑观应、徐润及唐廷枢，无一不是年少出来独自闯荡江湖，其魄力、远见、决断力，对官场及市场的预见性，都与其年纪不服；然后或许正是因为这与年龄不符的早熟，才让这批走在近代中国商业最前沿的少年有了犯错的机会，这种错误的代价在年轻时不会过高，因此站下去再爬起来的“机会成本”也不至于太高。张海鹏(冯唐)只用了六年时间成为麦肯锡全球合伙人（亚太地区晋升速度最快的员工），之前的亚太老板用了也只用了6年的时间从普通职员一跃成为全球VP，再之前的同事5年时间爬到全球HR总监，交谈下来，除了对自己设立较高的目标之外，坚持自己的目标，曲线救国也好，峰回路转也罢地克服困难去完成，才是关键。感情亦如此。其实我看来，无论是职业经理人还是商业的先锋，成功的秘诀不过两个字-“坚持”。

      吴晓波到底是个悲悯天怀的作家，难能可贵的是保持了新闻从业者敏锐乐观的审计的目光，因此文字即冷静，且激情。

     中国的近代商业史无疑是悲怆的。不仅因为政府，或者说权力机构对于市场经济的过分强烈干预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配置，还因为“企业家”，这三个字之前曾被称呼过“地主”、“反革命份子”、“资本家”、“投机倒把分子”等一系列尖酸刻薄的恶毒绰号，且背后的代价和辛酸，唯有知者可以默晓之，所以才对敢于乘风破浪探夜路的千万个陈光甫、梁士诒、简照南式的企业家们，致以敬意。

    不是书评的评论。借此文以自省。